2.引進、消化與創新

  日本就是積極向先進鄰國學習的一個國家。從大化改新到和銅三年遷都平城的白風時代（645—710），以及從和銅三年到延曆三年遷都長岡的奈良時代（710—784），是日本急速封建化的時代。當時日本全面模仿唐朝，上從天皇的年號，下至百姓的衣冠服飾及風俗習慣，無一不從唐朝學來，現簡述如下。

  政府機構方面。日本的中央機構是兩官八省制，即神祇官和太政官，下轄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八省。唐朝是三省六部制，即尚書、中書和門下三省，下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日本的地方機構是國郡兩級制，國設國司，郡設郡司；唐朝則是州縣兩級制，州設刺史，縣設縣令。

  法律方面，日本仿效唐朝的律令制。日本最早的律令是在高向玄理、南淵請安等老留學生指導下，由中臣鐮足等按唐律令起草的，即所謂《近江令》22卷，671年施行。天武天皇時制定《淨御原令》22卷，689年施行。文武天皇時由刑部親王、藤原不比等制定《大寶令》律6卷、令11卷，702年施行。元正天皇時由藤原不比等制定《養老令》律10卷、令10卷，757年施行。這些律令是以唐的武德律令（624年）和貞觀律令格式（637年）為模式的。

  軍事組織方面。當時日本沒有專業的士兵，所有的士兵都是從地方選拔，輪流服務，武器軍糧自辦。律令規定男子21至60歲為正丁，正丁中有1/5或1/8要服兵役。京都設六衛府，各國設軍團部，北九州設防人。小國有士兵100人，大國有士兵500人，這種軍事組織是模仿唐的府兵制。唐沒有專業士兵，平時兵即農民，戰時農民即兵，即所謂「兵農合一，寓兵於農」。唐規定凡民20為兵，60而免，比日本所規定的正丁要小1歲。唐府兵相當於日本各國的軍團部。府兵分成三級，1200人為上府，1000人為中府，800人為下府，而日本的軍團部則分為二級，大國500人，小國100人。在軍事編制名稱上也是學唐朝的，如校尉（團）、旅師（旅）、隊正（隊）等，憑符契發兵的制度也仿自唐朝。

  戶籍和國土規劃方面。為實施班田收授法和徵收賦稅，日本仿唐朝建立戶籍制度。645年檢查畿內人口，造戶籍，校田畝，50戶為里，設里正。16至20里為大郡，12里以上為上郡，8里以上為中郡，4里以上為小郡，戶籍6年一造（唐為3年一造）。670年，畿內、東海、山陽、南海、西海廣大地區編制公民、部民、奴隸的戶籍，即所謂庚午年籍。還模仿長安城造平城京，京師以坊為單位，每坊置長1人，4坊置令1人。在地方實行條里制，60步（每步6尺）4方為坪，各縱橫6坪即36坪為里，橫方向的土地稱條，縱方向的土地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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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幣和度量衡方面。708年（和銅元年）發行銀錢和銅錢二種貨幣。銅錢直徑2.4厘米，圓形中開方孔，背面有「和同開珎」四字，這是模仿唐的「開元通寶」錢的。為了貨幣順利流通，有必要制定統一的度量衡制度。沒有統一以前是高麗尺（即北魏尺35.6厘米）和唐尺（29.67厘米）同時使用。713年（和銅六年）定唐尺為標準尺。又仿照唐頒布田畝計算法，即田一段為360步，每步6尺。702年（大寶二年）公布的量制是石、斗、升（10進位），一石為2800立方寸。權衡單位是斤、兩、銖，一斤16兩，一兩24銖。兩分大兩小兩，大兩1兩相當於小兩的3兩，這也是仿照唐制的。

  教育方面。基本上模仿漢唐的教育制度，大化改新以前日本沒有學校，公卿子弟在學者門下受教。669年（天智二年）設置大學寮，高向玄理、僧旻（日文）為最初的博士，擔任教授。後又設置學頭即校長（後改為大學頭）。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在京城設大學，在地方設國學。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在大寶律中詳細規定了大學、國學的制度。學科是明經、明法、文章、算術、音韶、籀篆等六藝。教科書是《禮記》《左傳》《毛詩》《周禮》《儀禮》《周易》《尚書》等七經，外加《孝經》《論語》，合稱「九經」，完全沿用唐朝的。大學定員400名，五位以上的子弟才有資格入學。國學定員大國50名，上國40名，中國30名，下國20名，對象是郡司子弟。[75]修業年限，大經3年，中經2年，小經1年半。考試有旬試、歲試，成績分上中下三等，3年成績為下等和9年內沒有考上的人都要退學。[76]

  編纂歷史方面。唐朝官修史書風氣影響日本，奈良時代和平安前期完成的史書計有：（1） 《古事記》3卷，太安萬侶撰，712年（和銅五年）完成；（2） 《日本書紀》30卷，舍人親王、太安萬侶合撰，720年（養老四年）完成；（3） 《續日本紀》40卷，石川名足、淡海三船合撰，797年（延曆十六年）完成；（4） 《日本後記》40卷，藤原冬嗣等撰，840年（承和七年）完成；（5） 《續日本後紀》3卷，藤原良房等撰，809年（貞觀十一年）完成；（6） 《文德實錄》10卷，藤原基經等撰，879年（文慶二年）完成，以上通稱「六國史」。此外有《三代實錄》5卷，藤原時平等撰，901年（延喜元年）完成。

  文學藝術方面。留學生、學問僧從唐朝帶去大量經史和詩集，使日本漢文學發達起來，特別白居易的《白氏文集》傳入日本，對漢文學影響很大。756年的《懷風藻》是日本最早的漢詩集。唐樂是留唐學生直接帶回去的，如吉備真備帶回《樂書要錄》，永忠帶回《律呂旋宮圖》。唐樂是日本民族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日本音樂中還保存著唐樂的要素。由於佛教的興盛，天皇及貴族競造寺院，最典型的法隆寺西院伽藍的金堂和五層塔等是模仿隋唐建築式樣，從藤原京遷都平城時，興福寺、元興寺、藥師寺、大安寺等都按唐式重建。744年（天平十六年）各國修建七層塔，是受隋文帝601年（仁壽元年）在全國33個州建塔的影響。稱德天皇（765—770年在位）時造的西大寺是盛唐式樣。雕塑受唐影響更顯著，如藥師寺的觀音像和如來像以及西大寺和唐招提寺等的佛像。752年完成的東大寺盧舍那大佛像是仿照洛陽龍門的盧舍那大石像。奈良時代雕刻的頂點是東大寺三月堂（法華堂）的14尊天平佛，其中吉祥天可以想像到豐滿的唐美人。法隆寺的行信像和唐招提寺的鑒真像是奈良時代的代表作。法隆寺的壁畫和高松塚古墳的壁畫受唐壁畫的強烈影響。正倉院的鳥毛立女屏風畫描繪一個美人佇立樹下的情景，也是豐滿的唐美人型畫。

  其他民間的風俗習慣大部分是在學習唐朝的高潮中傳入日本，如「松之內」就是中國的春節，「田游」相當於中國的踏青，「雛祭」（女孩節或桃花節）相當於中國的上巳（即三月三日），「茅卷」就是中國的粽子，「菖蒲節句」就是中國的端午，「棚機」就是中國的七夕。

  儘管日本在各個領域內全面模仿中國，但並不是說把中國的東西照搬過來。日本在移植中國文化時，往往和固有文化交織在一起，使中國文化發生變形。這種變形程度越大，其特殊性也越顯著，從而其獨立性也越強。日本是單一民族，國土狹小，人口不多，所以從唐朝引進的東西對日本來說，過於龐大複雜，不符合日本國情，這種簡素化就是日本趨向獨立的徵兆。

  從遣唐使停止的894年（寬平六年）到平家滅亡的1185年約300年間，即所謂平安後期或藤原時代，日本封建製得到進一步發展。唐帝國瓦解後，作為唐文化一環的日本文化和中國周邊各民族的文化一樣開始逐漸擺脫中國文化的影響，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土地制度方面。723年（養老七年）政府公認並獎勵開墾土地，規定新開的土地三代不納稅（「三世一身法」）。後來進一步頒布墾田永世私財法，承認土地私有制，徹底放棄土地公有的原則。從大寶令律完成的701年（大寶元年）到墾田永世私財法頒布的743年，土地公有制只實行了42年。

  整個奈良時代以土地公有制為基礎的班田收授法很難實行。初為6年班田一次，801年（延曆十二年）改為12年班田一次。其後801—828年長達19年沒有實行過一次班田，再後828—875年48年沒有班田，902年（延喜二年）完全隱沒，農民已得的口分田或者通過荒蕪，或者由農民自願托給莊園，逐步變成莊園的私有土地。

  政治制度方面。從7世紀中葉到12世紀末日本庄園制正式成立。[77]莊園制的產生，意味著律令制政治的瓦解，代之而起的是以農奴制經濟為基礎的貴族政治。領主和農奴的土地關系所產生的，必然是與此相適應的封建政治制度，日本政治從唐模式中脫出來，建立起一種新的政治制度。這種新制度叫作令外官，即在《大寶律令》官員令以外設置的新官僚機構。最初令外官有內大臣、中納言、參議、權大納言，平安前期又增設勘解由使、藏人所、檢非違使、關白等。藤原氏獨占了一切令外官的職位，並把國政放在自己私邸的政所進行。邸宅變成家司，天皇變成傀儡，一切財力物力集中於以藤原氏為首的中央貴族。

  文字和文學方面。日本語屬於阿爾泰語系，對日本人來說，漢語漢文是外國語外國文。自從漢字傳入以來，日本一直使用這種外國文字來管理國家，並通過文字材料引進大量中國文化，但漢字與日本人的語言習慣不同，使用不方便，同時由於日本文化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有一種能記錄本國語言的文字，於是假名便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產生出來。所謂假名就是將漢字的一部分省略或極端草體化而創造出來的文字，採用漢字偏旁的叫片假名，漢字草體化的叫平假名。假名不是特定的人發明，它是日本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它也不是憑空創造出來的，有它的借鑑和背景。據專家研究，日本的五十音圖是以印度的悉曇學（梵語字母，五音相通，同韻相通的理論）和中國的音韻學為背景而產生的，假名和五十音圖的發明促進了日本思想文化的獨立和發達，它表明日本有能力消化外來文化，把它變成自己的血與肉。

  隨著假名的發明，日本的民族文學也開始登場。905年（延喜五年）紀貫之編了《古今和歌集》20卷，接著《後撰和歌集》被編成，還出現了著名和歌手山上憶良的《貧窮問答歌》。散文方面出現了《伊氏物語》《竹取物語》等，11世紀初出現了宮廷女作家的長篇小說，其代表作是清少納言的《枕草子》和紫式部夫人的《源氏物語》。

  宗教方面。當初佛教傳入日本是作為一種統一國家的思想武器，國家提倡信佛，具有國家主義色彩。至9世紀，佛教的國家主義色彩更加濃厚。由天台、真言兩宗合成的密宗最富有國家主義色彩，最澄、空海以鎮護國家為宗旨，即「為國念誦，為國祈禱，為國傳經，為國講般若」，他們把尊重皇室和孝行作為理想，即所謂「為國忠，在家孝」。佛教日本化的最明顯例子是神佛調和論，即所謂本地垂跡思想。佛為了造福人類，度濟眾生，到處下凡，作為神而出現在人間。日本固有的神祇尋其本源都是佛菩薩，神即佛，佛即神。神佛同體的思想證明日本人已把佛教完全消化為自己的東西了。儒學是被當作倫理道德和政治思想引進的，日本沒有專業的儒學，由僧侶兼學，所以日本的僧佛調和思想特別濃厚，忠孝和般若（智慧）一致是儒佛調和思想的表現。當時日本僧侶中存在著濃厚的皇權主義思想，不過平安時代的經濟基礎不要求儒學作為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所以它還從屬於佛教之下，只作為佛教的一種道德教養而已。

  如上所述，日本的封建化是以中國的社會和文化為模式而進行的，當它脫離中國模式而獨立創造自己的社會和文化時，標誌著日本封建化的完成，從以自由農民為主要生產力的早期封建社會進入了以農奴為主要生產力的中期封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