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彌生文化與大陸文化

  彌生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徵

  日本的石器時代分為前後兩期，前期是所謂無土器文化時代，屬於舊石器時代，其基本特徵是使用打制石器，還沒有土器，生活的主要手段是狩獵和捕魚。後期所謂繩紋文化時代（公元前七八千年至公元前300年），屬於新石器時代，其基本特徵是採集經濟（至末期才出現原始農業），使用土器和磨製石器，種類逐漸增多，居住建築簡單，有植物質衣料、圓木舟和家犬，流行拔齒的風俗，社會處於母系氏族共同體的階段。這個繩紋文化於一百多年前被一個外籍學者發現。

  1877年6月18日東京大學動物學教授美國人莫斯（Morse，Edward$ Sylvester 1838—1925）從橫濱登陸乘火車到東京時，從車窗發現了大森區的貝冢，不久進行發掘。從大森貝冢出土的，以土器為首，有首飾、骨針、骨角器、石器、人骨及大量貝殼。特別在土器上呈現繩索的紋樣，因而叫作「繩紋土器」，這個時代叫作繩紋時代。大森貝冢的發現，揭開了日本原始時代的帷幕。

  1936年和1943年先後發現了奈良唐古遺蹟與靜岡登呂遺蹟（1949年正式有計劃發掘），證實彌生時代是一個進行水稻耕作的金石並用時代。其年代相當於公元前3世紀至公元後3世紀，上承繩紋時代（石器時代）下接古墳時代（鐵器時代）。

  彌生文化和繩紋文化之間有密切聯繫。大約伊勢灣沿岸以東即東日本的彌生土器，與該地區的晚期繩紋土器比較，燒成、土質、圖案、整形法及一部分器形相類似，有直接間接的關係。中部山區、南關東、仙台平原雖有個性的圖案和器形，但與先行的晚期繩紋土器的地域色彩比較，大致是重複的。在西日本，以北九州為中心的板付式土器（一種前期彌生土器）往往與該地區晚期繩紋土器系統的夜臼式土器伴隨出土，兩者相比較，器形有明顯差異，但成形、整形、技法、圖案構思和施紋法、燒成法、土質等有一部分相同。所以即使在彌生土器的發祥地西日本，彌生土器也是在繩紋土器的傳統上形成的。由此可知，彌生土器是在日本形成的，它作為生活用具與生活有密切關係。同樣，彌生文化是在日本形成的文化，但彌生文化是在大陸文化強烈影響下，在昔日生活變革過程中誕生的。[13]

  彌生文化從成立一開始就具備了水稻耕作、金屬器、大陸系磨製石器、紡織技術等新的文化要素，顯然是受大陸文化強烈影響。再者，我們若從彌生文化最初是在北九州形成，彌生時代初期流行的支石墓和韓國的支石墓是同一系統以及彌生時代前半期舶載的青銅利器也在朝鮮廣泛出土等事實來看，新文化的直接移入途徑是朝鮮，特別是一衣帶水的韓國。

  彌生文化是農耕金屬文化，水稻耕作這一新的生產形態是彌生時代人們的生活基礎。金屬的使用，促進了彌生文化的發達，也就是說，賦予彌生文化特徵的各種要素都與農耕生活有關聯，支持其存在，助長其發展。若具體舉出其特徵，則有如下幾點。

  （1）彌生時代儘管還不能忽視狩獵捕魚的重要性，但水稻耕作一貫是其經濟基礎。它從利用低濕地的簡單的前期水田經營發展到投入大量勞動力建立人工灌溉設施的後期登呂型水田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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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簡樸劃一的彌生式土器為土器生產的分工創造條件。又由於糧食的剩餘，使社會分工成為可能。共同體之間的分工有一定的發達。造船技術的發展，促進了與大陸文化的交流及國際分工，這點從族長階層舶載物資的豐富可以證明。

  （3）石制、土製紡錘及木製織機的出現（唐古、登呂等遺蹟出土）以及男勞動集中於農業，使繩紋時代的性分工得以進一步強化。

  （4）青銅器（如作為寶器的銅矛、銅戈、銅劍和銅鐸等）、鐵製工具及作為武器的鐵劍、鐵戈、鐵鏃等的使用，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但這個時代木製農具被廣泛使用，石器至末期才被淘汰。

  （5）由於生產力的發展，農業生產穩定，人們確立了定居生活。又由於土地開墾、人口增加和剩餘產品增多，使部分的階級分化成為可能，終於出現了部落、部落聯盟甚至像邪馬台那樣的雛形國家。

  大陸文化的要素

  水稻究竟通過什麼路線傳入日本，這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過去濱田耕作主張北來說，即中國→朝鮮→韓國→日本九州；柳田國男則主張南來說，即中國→南島→九州。現在這些說法已成過去，從長江下游傳到日本的東進說比較有說服力。東進說又分為直接渡來說和間接渡來說二種。前者是從長江下游直接傳到朝鮮和日本，為安藤廣太郎所提倡；後者是從山東半島一帶經由朝鮮西部到達日本，為岡崎敬、坪井清足、佐藤敏也所提倡。直接東進說在考古學上的線索是石庖丁（一種類似石鐮刀的摘稻穗的工具），因為九州發現的石庖丁與長江下游的石庖丁形狀一致，但東亞使用石庖丁長達數千年，無法確定正確的時間幅度，不能壓倒間接東進說。而且長江下游出土的古代米有日本型（粳米）和印度型（秈米）兩種，若從中國直接傳來，彌生時代的米也應當是粳秈兩種，但北九州沒有發現過印度型的秈米，不僅彌生初期，整個彌生期都是如此。[14]這可以解釋為印度型秈米傳到朝鮮因不適應氣候而枯死，只保存著日本型粳米。[15]

  我們認為水稻從山東半島經由朝鮮南部到達日本這條路線比較合理。據李江浙的《大費育稻考》[16]，山東棲霞楊家圈遺址證明五千多年前該地已盛產稻米。再者「日本之倭人本是中國大費禺京之倭人的移民及其後裔。在這個基礎上，聯繫燕齊移民於朝鮮半島以及燕昭王時遠路由海上至燕都薊城獻『龍膏』的海島居民和久居朝鮮半島東南端的燕齊移民及其後裔稱『秦韓』之事，可知經朝鮮南端海域通往日本的航路，在徐福以前很久便早已經開通。」[17]這樣看來，水稻從山東半島經朝鮮南部至日本是可能的。

  大正九年（1920）在韓國慶尚南道金海郡會峴里的金海貝冢第七B層發現了炭化米。[18]這是韓國有關水稻的考古資料。這粒炭化米現由九州大學農學部育種學教室保管，它的年代推定為公元1世紀，正當彌生中期。[19]可見朝鮮水稻耕作在彌生時代就已進行了，從而從韓國傳入日本完全有了可能。再者金海貝冢石棺群、瓮棺群北側有變形支石墓（沒有支石的支石墓），而北九州一帶的變形支石墓也是和石棺、瓮棺在一起的，所以北九州的變形支石墓當然是隨同水稻由韓國傳入日本的。[20]還有石庖丁，從彌生前期末到中期在北九州往往伴隨板付式土器出土。這種石庖丁用輝綠凝灰岩製成，比較大型，從正反兩面穿孔，其原型也可在朝鮮南部求得。朝鮮南部出土的石庖丁儘管與華中的一樣是割稻穗的，而日本彌生文化的石庖丁不僅割稻，還割大小麥等。再從其他磨製石器的配套來考慮，彌生前期的石器系統與其認為是華中的，不如認為是經由朝鮮半島傳來的。[21]

  還有一個線索可能證明水稻經由朝鮮南部傳入日本。韓國釜山西郊發現的槐亭洞遺蹟中有塗以丹彩的體長的瓮形土器出土，把它稱為槐亭洞I式土器，而日本福岡縣板付遺蹟有一種夜臼式土器（最後的一種繩紋土器）與板付式土器（最早的一種彌生土器）一起出土。這種夜臼式土器的B型中有塗丹的體長的瓮形土器，它與槐亭洞遺蹟的瓮形土器一致。這種丹彩長形瓮，實在是運稻的容器。夜臼式土器不能理解為繼承繩紋土器的傳統，應考慮其為外來品。若夜臼式B型土器是從槐亭洞I式土器移入的，則槐亭洞I文化才是日本農耕文化的母體。[22]再者，朝鮮半島初期農業社會所使用的磨製石器（包括農具），在北九州彌生時代當初的石器群中也能看到，而這些同類的磨製石器繩紋時代完全不存在，故兩者之間的關係更為明了。[23]

  中國殷、周時代青銅器文化發達，至戰國時代已進入鐵器時代，此時日本尚處於繩紋時代（新石器時代）末期。中國先進的青銅器文化首先傳到朝鮮，然後與水稻一起傳入日本，產生了彌生文化。這裡要注意的是雖然青銅器傳入日本比鐵器早，但日本沒有經過青銅器時代，而是從石器時代躍入鐵器時代，所以青銅沒有對朝鮮和日本產生有效的影響。

  當初傳入日本的青銅製品有銅鏡、銅鐸、銅戈、銅劍、貨泉等，但這些都是非實用的。因為後來傳入的鐵作為利器比青銅優秀，所以青銅傳入日本後沒有廣泛使用在生產上，大部分用於生產祭祀品和奢侈品。

  據統計，全日本出土的青銅鏡有三千多面，其中的1/3是中國製造的，因渡海而來，所以叫作「舶載鏡」（中國鏡）；約2/3是日本製造的，叫作「倭鏡」（模仿鏡）。在中國鏡中，有前漢時代製造的重圈清白鏡、重圈素紋鏡，內行花紋清白鏡、四乳雷紋鏡等。這些鏡的出土地方只限於北九州，是經朝鮮的樂浪郡傳來的。後漢時代製造的方格規矩四神鏡和內行花紋鏡等，傳遍全日本。三國時代製造的三角緣神獸鏡有270面以上。[24]中國鏡大量流入日本的背景是公元前108年漢武帝在朝鮮設置樂浪、真蕃、玄菟、臨屯四郡，中國勢力進入朝鮮，從而銅鏡也隨著在朝鮮的中國移民帶到日本。

  銅鐸也是傳入日本的銅器之一。它好像中國的編鐘，上圓下扁，最大的有168厘米，最小的不到30厘米，其上鑄有各種圖案，如人物、鳥獸、房屋、流水等，周代的編鐘是其祖型。銅鐸是一種祭器，不實用。流行的年代，上限在公元前3世紀，下限在公元4世紀。流行地區是畿內一帶。1977年宇佐市別府遺蹟發現朝鮮式小銅鐸（11.8厘米），[25]可見它是從朝鮮帶來的。朝鮮的小銅鐸高9—14厘米，共有11個遺蹟，出土35個以上，分布於平壤附近及慶州一帶。[26]

  傳入日本的青銅器中還有銅劍、銅戈、銅矛等，這些是在北九州一帶的瓮棺中發現的，其來源和其他金屬器一樣也是朝鮮。青銅武器都不是實用的，它是權力的象徵，證明了族長權力的擴大和私有財產的增多。

  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發明鐵，但還不普遍使用，直到漢代設置鐵官48處，鐵才被廣泛使用。由於漢勢力向朝鮮伸展，鐵首先傳入朝鮮半島，朝鮮比日本較早使用鐵器和學會鐵的冶煉，日本是通過朝鮮接受鐵的。鐵首先傳到日本九州，九州福岡絲島郡前原町前原溝遺址就是日本最早發現鐵的地方。此外鹿兒島縣高橋遺蹟出土的鐵器和熊本縣齋藤山遺蹟出土的斧狀小鐵器也是日本最古的鐵器。[27]

  彌生時代前期和中期日本還不產鐵，主要從朝鮮南部輸入鐵材。《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弁辰條說：「國出鐵，韓、、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28]朝鮮古代的產鐵地是百濟的谷那鐵山，谷那是臨津江和禮成江上游地區的谷山郡的古名。[29]

  朝鮮的鐵文化是由燕齊的中國移民帶去的，所以很好地反映了華北地區鐵生產的特色，當初傳入朝鮮是以鑄鐵為中心，至樂浪時代則以鍛造為中心，因為漢代盛行鍛造。日本的情況也是一樣，初期是輸入鐵製品，後來制鐵技術經由朝鮮傳來，自己用粗朴的方法進行極小量的生產，還不能想像當時漢代的鼓風機、礦石事前處理、燃料的選擇等先進技術已經照樣引進。[30]熊本縣齋藤山遺蹟出土的鐵斧，經科學鑑定是用鍛造過的鐵製造的。這大概是從中國經由朝鮮傳入的，因為那時日本還不會鍛造技術。在奈良市西北部通稱佐紀盾列古墳群中發現大型鐵板282塊、小型鐵板590塊、鐵斧102把、鐵製農具313件、鐵製工具293件，[31]這些東西與古代著名鐵產地韓國的新羅古墳出土的鐵原材料相似。但是奈良古墳的建造是在公元400年前後，說明到古墳時代日本自己還不生產鐵。彌生時代前期中期鐵還沒有普遍使用，尚處於金石並用的狀態，石器到後期才滅跡。不過從尼崎市上之島、奈良縣唐古、大阪府瓜破、靜岡縣登呂，大分縣安國寺等遺蹟出土大量木製農具來看，彌生前、中期已用鐵工具加工木材了。

  彌生時代北九州流行支石墓，其分布地區是長崎、佐賀二縣的唐津灣沿岸和博多灣沿岸，南面是熊本縣。支石墓是使用巨石建成的墳墓，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地上樹立數個平行的支石（撐石），其上蓋以一塊巨大的石板作為蓋石，即所謂桌子形支石墓或北方式支石墓；另一種是支石埋在地下，其上蓋以大石塊或石板，即所謂棋盤形支石墓或南方式支石墓。此外將埋在地下的支石換成石棺或瓮棺，即所謂變形支石墓。這種支石墓從山東半島到遼寧東部的山嶽地帶都有發現，特別山東榮成、文登一帶發現的支石墓，與朝鮮全羅道和遼東半島的支石墓幾乎一致。可見山東沿海氏族社會的先民通過廟島列島，用逐島漂流的方式將文化帶到朝鮮，再傳到日本。

  還有一種瓮棺葬在北九州流行，特別是福岡縣須玖、岡本遺蹟的特大瓮棺群。瓮棺在中國本來是埋葬幼兒的，日本卻是埋葬成人，而且從大量細形銅劍、銅矛、銅戈、銅鏡等副葬品來看，是埋葬族長之類的氏族領袖。福岡縣絲島郡前原町三雲遺蹟的瓮棺群內發現了約30面前漢鏡、璧、細形銅劍、細形銅矛（文政五年即1822年發掘）；福岡縣岡本D地點的瓮棺群內發現了30面前後漢鏡、璧、細形銅劍、細形銅戈等（明治三十二年即1900年發掘）。這些瓮棺都是屬於彌生時代後期的。[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