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插隊不久就遇到了這樣一件事：有一天，軍代表把我們召集起來，聲色俱厲地呵斥道：你們這些人，口口聲聲要保衛毛主席，現在卻是毛主席保衛了你們，還保衛了紅色江山，等等。然後就向我們傳達說，出了林彪事件，要我們注意盤查行人（我們在邊境上）。散了會後，我有好一段時間心中不快——像每個同齡人一樣，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我是喊過的。當然，軍代表比我們年長，又是軍人理當在這件事上有更多的責任，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知青娃子實在難管，出了事先要詐唬我們一頓，這也是軍代表政治經驗老到之處。但是這些事已經不能安慰我了，因為我一向以為自己是個老實人，原來是這樣的不堪信任——我是一個說了不算的反覆小人！說了要保衛毛主席，結果卻沒有保衛。我對自己要求很嚴，起碼在年輕時是這樣的。經過痛苦的反思，我認為自己在這件事上是無能為力的，假如不是當初說了不負責任的話，現在就可以說是清白無辜了。我說過自己正在尋找積極的結論，現在就找到了一個。假設我們說話要守信義，辦事情要有始有終，健全的理性實在是必不可少。

  有關理性，哲學家有很多討論，但根據我的切身體會，它的關鍵是：凡不可信的東西就不信，像我姥姥當年對待畝產30萬斤糧的態度，就叫做有理性。但這一點有時候不容易做到，因為會導致悲觀和消極，從理性和樂觀兩樣東西里選擇理性頗不容易。理性就像貞操，失去了就不會再有；只要碰上了開心的事，樂觀還會回來的。不過這一點很少有人注意到。從邏輯上說，從一個錯誤的前提什麼都能推出來；從實際上看，一個扯謊的人什麼都能編出來。所以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會遇到大量令人詫異的新鮮事物，從此迷失在萬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釘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還以為自己真能保衛毛主席哩。

  我保持著樂觀、積極的態度，起碼在插隊時是這樣的。直到有一天患上了重病，加上食不果腹，病得要死。因此我就向領導要求回城養病。領導不批准，還說我的情緒有問題。這使我猛省到，當時的情緒很是悲傷。不過我以為人生了病就該這樣。舊版《水滸傳》上，李逵從梁山上下去接母親，路遇不測，老母被老虎吃了。他回到山寨，對宋江講述了這個悲慘的故事之後，書上寫著：「宋江大笑。」你可以認為宋江保持了積極和樂觀的態度，不過金聖歎有不同的意見，他把那句改成了「李逵大哭」。我同意金聖歎的意見，因為人遇到了不幸的事件就應該悲傷，哪有一天到晚呵呵傻笑的。當時的情形是這樣的：雖然形勢一片大好（這一點現在頗有疑問），但我病得要死，所以我覺得自己有理由悲傷。這個故事這樣講，顯得有點突兀，應當補充些緣由：伴隨著悲傷的情緒，我提出要回城去養病；領導不批准，還讓我高興一點，「多想想大好形勢」。現在想起來情況是這樣：「四人幫」倒行逆施，國民經濟行將崩潰，我個人又病到奄奄一息，簡直該悲傷死才好。不過我認為，當年那種程度的悲傷就夠了。

  我認為，一個人快樂或悲傷，只要不是裝出來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樂，同情他的悲傷，卻不可以命令他怎樣怎樣，因為這是違背人類的天性的。眾所周知，人可以令驢和馬交配，這是違背這兩種動物的天性的，結果生出騾子來，但騾子沒有生殖力，這說明違背天性的事不能長久。我個人的一個秘密是在需要極大快樂和悲傷的公眾場合卻達不到這種快樂和悲傷應有的水平，因而內心驚恐萬狀，汗下如雨。1968年國慶時，我和一批同學擁到了金水橋畔，別人歡呼雀躍，流下了幸福的眼淚，我卻恨不能找個地縫鑽下去。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那就是作為一個男性，我很不容易暈厥，這更加重了我的不幸。我不知道這些話有沒有積極意義，但我知道，按當年的標準，我在內心裡也是好的、積極向上的，或者說，是「忠」的，否則也不會有勇氣把這些事坦白出來。我至今堅信，毛主席他老人家知道了我，一個17歲的中學生的種種心事，必定會拍拍我的腦袋說：好啦，你能做到什麼樣就做到什麼樣吧，不要勉強了。但是這樣的事沒有發生（恐怕主要的原因是我怕別人知道這些卑鄙的心事，把它們隱藏得很深，故而沒人知道），所以我一直活得很緊張。西洋人說，人人衣櫃裡有一具骷髏，我的骷髏就是我自己；我從不敢想像自己當了演員，走上舞台，除非在做噩夢時。這當然不是影射什麼，我只是在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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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感情問題，我的結論如下，在這方面我們有一點適應能力。但是不可誇大這種能力，自以為想笑就能笑、想哭就能哭。假如你扣我些工資，我可以不抱怨；無緣無故打我個右派，我肯定要懷恨在心。別人在這方面比我強，我很佩服，但我不能自吹說達到了他的程度。我們不能欺騙上級，誤導他們。這是老百姓應盡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