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

  二十年前，有一個冬天的早上，我騎車去找一個人。當時北京的上空飄著一層混了煤煙的髒霧，好像一口黏痰；我的自行車咔咔作響，好像一隻鐵皮玩具鴨子；我穿了一件油膩膩的棉襖，頭上戴了一頂舊氈帽。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的。

  北京城的中心是紫禁城，繞著紫禁城有一些街道名和紫禁城有些關係，比方說，太僕寺街，光祿寺街，內務府街等等。有條胡同叫餑餑房，大概那裡過去是專給皇宮大內蒸餑餑的；有條胡同叫奶子府，過去大概住了一些為大內服務的奶媽。那些胡同里的房子都不怎麼樣。七三年到七四年，我經常到那一帶去，對那一帶的情形知之甚詳。當時那一帶的胡同里都鋪了柏油，但是胡同還是那麼窄。有些破房子拆掉了，但是沒有好好翻蓋。新蓋的房子都是用燒得很次的紅磚砌的，背面甚至是空心的煤渣磚。沒有翻蓋的房子都是又矮又破的四合院，和過去完全一樣。和過去不一樣的還有每條胡同里都多了一間灰渣磚砌的小房子，那就是公共廁所。過去這種房子也有，但是不那麼多，這是因為院裡的茅房都被填死了，大家都得上公共廁所。自從有了這種小房子，每一條街都臭得厲害。冬天裡我騎一輛自行車，從那些胡同里經過，路兩邊都結了薄冰。我看到那些房子上都噴上了青灰，好像死了爹又死了娘的模樣。過去北京城裡，只有煤鋪牆上才噴青灰。但是尼克森來北京時，到處都噴了青灰，像煤鋪一樣。大概覺得這樣比較美。我小的時候就沒看出煤鋪怎麼美。我是清晨路過那些胡同的。北京城裡當時有一層薄霧，所以沒有風。天氣很冷，但是並沒有冷到凍鼻子的程度。那時候除了上早班的人，都還沒起來。在胡同口碰見一位少婦，正在倒尿盆。她的頭髮還能看出一點理髮館的模樣，身上裹了一件緞子的（或者是線綈的，這兩種東西我分不清楚）的絲綿小棉襖，下面穿一件粉紅的棉毛褲，腳下踩著兩個毛窩（就是那種氈面鬆緊口的棉鞋），睡眼惺忪，手提一個搪瓷痰桶迎面走來。棉襖和痰桶都是嶄新的，這些跡象表明，她結婚還不到一個禮拜。當時我正盯著她領口看，因為她的脖子和胸口像雪一樣白。我記得她是很漂亮的，但是現在想不起她的模樣。就我當時的年齡來說，記性本不該這麼壞。這是因為她走到了下水道口上，就把痰桶一倒。不僅是嘩啦一聲，裡面還滾出兩截屎來。所以我就沒記住她的模樣，只記住了屎的模樣，那屎橛子無比之粗，無比之壯。那東西就凍在了鐵箅子上，大概要凍一冬天。在那上面還要凍上剩麵條、剩米飯，好像一塊奇形怪狀的薩其馬。這件事情好像馬路上凍結的一口黏痰，凍進了我的腦子裡，大概要到我死後，才會釋放吧。

  時隔二十年，我又想起了那天早上的事。那天我到奶子府去，是要找李先生。不知道現在李先生上哪裡去了。現在他大概不會是過去那個模樣。但是假如你在七三年看到他，就會說他是個狗頭貓臉的玩意兒。狗頭是指他的臉形，像個哈巴狗的模樣，貓臉是指他的眼睛有點黃，瞳孔也有點窄長，他的頭當時就歇了一半頂，現在大概全歇光了。此人身材不高，但是身上還算有肉。有一點雞胸，又有一點駝背。我不但認識他的臉，還認識他的屁股，這是因為我那一天早上把他叫起來後，他只好當著我的面穿褲子。他的內褲太破了，就背朝著我。但是後面更破，和沒有是一樣的。那時我坐下來，一面欣賞他的屁股，一面找到了他的菸葉子，給自己卷一支煙。當時我看見他的屁股，就像個風乾的蘋果，皺皺巴巴的，還有無數小的黑痣、息肉等等，我想任何狗急跳牆的同性戀者見了都不會動情。李先生背著臉說：給我也卷一根。這個笨蛋，窮到了抽菸葉的地步，卻不會捲菸。於是他只好用菸斗來抽，那味道就像狗屁一樣。抽到嘴裡像狗屁，別人聞著也像狗屁。

  有關菸葉子也有很多學問，現在眼看要失傳。這種東西二兩一包，外觀像簡裝洗衣粉。有一種是白紙上印紅字，那是曬煙，抽起來還可以，假如是特級，就是關東煙，比香菸還好。還有一種是綠字，那是烤菸，抽起來就像狗屁。但是狗屁也分級，二級以下菸葉里有草棍、席箔、秫秸稈，不是純狗屁。李先生的菸葉子是五級的，抽到一半，菸頭里掉出一個黑球來，經仔細辨認，是個燒糊了的死蒼蠅。為此我還噁心了好半天。

  我還能想起不少有關李先生的事情。李先生出門時騎一輛自行車，那輛車可不是一般的自行車，而是一輛匈牙利的倒輪閘。這種車非常少見，甚至比日本鬼子留下的老富士還少見，因為它是五二年匈牙利在北京開博覽會時送來的樣品。自從到了李先生手裡，他就再沒有修理過，任憑車上的零件一樣樣脫落下來。據說有一次車座不見了，李先生就在座管上騎了一段時間，其狀就如在受樁刑：疼得齜牙咧嘴、手舞足蹈。後來他痔瘡大發，才不得不買了一個舊車座。李先生上車的樣子也是十分奇特，他總是推著車向前奔跑，在奔跑中彎下腰，把腳蹬子轉到一個特定的角度，然後踏著腳蹬騎上自行車。那種奔跑中矮身轉腳蹬的身法，酷似狗撒尿。

  李先生和我一樣，專幹些不能幹的事。我幹的事是想寫小說，經常往刊物投稿，但是總是被退回來，並且不是退給我本人，而是退到黨委辦公室，附有一封公函，建議對投稿人加強思想教育。但是很少有人真來教育我，因為我是小神經。李先生幹的事倒不是寫有維多利亞時期風格的小說，而是要研究西夏文。這件事並沒有思想意識方面的問題，但他本職工作是個俄文翻譯，一研究起西夏文就看不進俄文了。而且他在研究西夏文時，你就是在他眼前放鞭炮他也聽不見，這個樣子完全不能上班。因此他早早退了職，靠偶爾翻些稿子為生。誰知後來碰見了「文化革命」，取消了稿費，差一點就把他餓死了。李先生因此氣急敗壞，說過好多大逆不道的話。我聽見了這樣的話，就這樣安慰他：其實這件事也是蠻公平的——為什麼只許老天不下雨，餓死非洲的遊牧民，就不許中國搞「文化革命」，餓死你這搞翻譯的遊牧民？何況從現在的情形來看，你到底餓得死餓不死還不一定。但是他還是要繼續說些反動話：要是天不下雨，餓死我認了。現在的事是，我又沒招了誰惹了誰，有人非要逼我跳火坑。李先生的情形就是這樣，我到今天還記得。人活在世界上就像一海綿，生活在海底。海底還飄蕩著各種各樣的事件，遇上了就被吸附到海綿里，因此我會記得各種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