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明末諸遺老

  思想史上劃時期的大轉變，這不是件易於出現的事。宋明理學發展到朱熹與王守仁，可謂已攀登上相反方面之兩極峰，把宋明理學家所要窺探的全領域，早已豁露無遺了。再循著兩路線前進的，自然會逐漸轉成下坡路。但只要繼續地向前，必然會踏上新原野，遇見新高峰。這是思想史演進的自然趨勢。明末諸遺老，在北方有孫奇逢，有張爾岐，有李顒，有顏元。南方有黃宗羲，有陳確，有顧炎武，有王夫之，有張履祥，有陸世儀，有胡承諾。還有數不盡的在學術思想史上傑出的人物。較之宋初、明初一片荒涼，是天淵相隔了。這便已告訴了我們，宋明七百年理學所積累所蘊蓄的大力量。但他們面貌上雖沿襲前軌，精神上已另闢新蹊。有一部分，我已在二十年前的另一書，《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里敘述過。但那書主要在敘述清代的經學與考據。其實有清一代，承接宋明理學的，還成一伏流，雖不能與經學考據相抗衡，依然有其相當的流量與流力，始終沒有斷。這又告訴我們，宋明七百年理學，在清代仍有其生命。這是下半部中國思想史里不可磨滅的一番大集業。關於這一部分的材料，我在十年前，避日寇，流寓成都，曾廣為搜集，另成一部《清儒學案》，交與國立編譯館。不幸遲遲未出版，而在勝利回都時，此稿拋落在長江里。我手邊並未存一底稿，只留《序目》一篇，還可約略推見此書纂編之大概。但若我們真能了解了宋明兩代的理學，有清一代對此方面之造詣，其實則精華已竭，無法再超越宋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