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金履祥、黃震、王應麟

  朱、陸對峙，已到達了宋代理學展演之最高峰。同時從呂祖謙到葉適，浙東史學已嶄然露頭角。朱、陸以下，理學上沒有更大進步，但史學則繼續有傳人。此下姑舉三人略加述說，這已在宋末元初了。

  金履祥字吉父，蘭溪人，學者稱仁山先生。先事同郡王柏，同登何基之門。基師事黃干，干以「真實心地刻苦工夫」勉之。其為學宗旨，只在熟讀《四書》。晚年嘗謂：「《集注》義理自足，若添入諸家語，反覺緩散。」王柏從受教，基以胡宏語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間。」桕少慕諸葛亮，自號長嘯。年踰三十，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持敬之道。」遂更號魯齋。其學雖篤信朱熹，而時有創見。謂《大學》「格致」之傳未亡，無待添補。謂《漢志》有《中庸說》二篇，當分「誠明」以下別為下篇。謂《太極圖說》「無極」一句，就圖上說，不以無極為無形，太極為有理。於《詩》、《書》亦多有更定。歐陽修嘗言：

  

  《經》非一世之書。傳之謬，非一人之失。刊正補緝，非一人之能。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

  朱熹有此見識，有此氣魄，葉適掎摭，王柏崇信，貌似不同，其實都從此等見識與氣魄來。因此，經學遂透進了史學的範圍，遠為此後新經學開先路。

  履祥則更進一步深入史學範圍里，他於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歷之書，靡不畢究。但宗旨則在濂洛之學。他從王柏及事何基，那時已是南宋末年，國勢阽危，任事者束手罔措。履祥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他敘述洋島險易，歷歷有據。宋亡，屏居金華山中，著書以歿。後人謂何基清介純實似尹焞，王柏高明剛正似謝良佐，履祥則兼得之二者，而並充於一己。尤為明體達用之儒，為浙學之中興。履祥有《通鑑前編》、《論盂考證》諸書，而《論語考證》多發朱熹所未發，於朱說多所牴牾。不默守師承，也和王柏同樣。朱熹素不喜浙學，不喜浙學之治史，不料身後卻由浙學傳其學髓，此所謂金華學派。履祥又傳許謙，直到明初宋濂諸儒，還是遠承這派的余瀾。

  朱熹學派，流傳在閩中與江右者，都無大興發，支離、乖戾、固陋，無不有之。只在浙東有振作。這因朱學已和二程不同，他自己實已轉移到書本考索上。因此默守訓詁傳注者，皆見為不勝任。只有透進史學範圍的，始能再有所光大。這一層，在熹本人卻未悟到。學術思想之轉變，往往當身者不清楚。這是其一例。浙中朱學，一支是金履祥，另一支是黃震。

  震字東發，慈谿人，學者稱于越先生。度宗時，震進言當時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幾獲罪。宋亡，隱居窮餓而卒。他曾師事王文貫，文貫是輔廣學生。輔廣初從呂祖謙，後問學於朱熹，已是閩學與浙學之混血兒。著書散佚不傳，但他的學統則流衍有光。在蜀有魏了翁，在閩有熊禾，在浙則再傳而有震。震之學，則以獨得於遺籍者為多。默識而冥搜，大抵以自求其心之所安而止。有《日鈔》百卷，折衷諸儒，於熹亦不苟同。這一點，和王柏、金履祥近似，但履祥一派，由許謙傳宋濂，皆以文章著，故聲采發越。而震則獨與其弟子唱嘆海隅，不免稍見闇澹。

  他曾說：

  二程先生講明周子之說，以達於孔孟，由性命而歸之躬行，其說未嘗不兼舉。後有學者，宜已不待他求。不幸有佛氏為吾儒之異端，莊列之戲誕，遁入禪學，又為異端之異端。雖其無父無君，喪失本心，正與孝弟相反。奈何程門言心，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心；程門言性，彼亦於此時指虛空而言性，不惟大相反，而適相亂。彼之虛空，反以高廣而易入；此之切實，反以平常而易厭。故二程既沒，門人弟子多潛移於禪學而不自知。雖晦翁朱先生，相年亦幾陷焉，後始一切反而歸之平實。平生用功，多於《論語》，平生說《論語》，多主孝弟忠信。至其言太極性命等說，乃因一時行輩儒先，相與講論而發，亦本非其得已。文公既歿，其學雖盛行，學者乃不於其切實，而獨於其高遠。講學舍《論語》不言、而必先《大易》。說《論語》，舍孝弟忠信不言，而獨講一貫。凡皆文公之所深戒，學者乃自偏徇而莫知返。入耳出口，無關躬行。漢唐老師宿儒，泥於訓詁，多不精義理。近世三尺童子，承襲緒餘，皆能言義理。然能言而不能行，反出漢唐諸儒下。是不痛省而速反之，流弊當何如也。

  這一番呼籲，卻很像晚明顧炎武。炎武《日知錄》，也竭力推尊他。他又說：

  萬事莫不有理，學者當貫通之以理，故夫子謂之一以貫。然必先以學問之功，而後能至於貫通之地，故曾子釋之以忠與恕。蓋理固無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貫通者，己私間之也。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既盡，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貫通。故忠恕者，所能一以貫之者也。聖賢之學，首尾該貫，昭然甚明，初未嘗單出而為一貫之說。奈何異端之學既興，盪空之說肆行，盡《論語》二十篇，無一可借為盪空之證者。始節略忠恕之說，單摘一貫之語，矯誣聖言，自證己說。以為天下之理，自成一貫，初無事於他求。是不從事於博文而徑欲約禮也，不從事於博學詳說而徑欲反說約也，已非聖賢教人本旨矣。甚至挑剔新說，謂不必言貫，此道不必貫而本一。嗚呼！此「有物混成」之說也，而可以亂聖言哉！愚嘗考其故，其端蓋自春秋戰國來矣。夫道即理也。道者大路之名，人之無不由於理，亦猶人之無不由於路。謂理為道者，正以人所當行，欲人之曉然易見，而非超出於人事之外，他有所謂高深之道也。周室既衰，士之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為功名，則為管、晏之功利，為蘇、張之縱橫，為申、韓之法術。不得志於當世者，外此道而為橫議，則為老耼之清虛，為莊、列之寓言，為鄒衍之誣誕。然得志於當世者，其禍雖烈，而禍猶止於一時。不得志於當世者，其說雖高，而禍乃極於萬世。凡今之削髮緇衣，呵佛罵祖者，自以為深於禪學，而不知皆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戲劇之餘談也。凡今之流於高虛，求異一世者，自以為善談聖經，而不知此即禪學，亦戰國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者，展轉之流毒也。

  這一說，仍還像晚明顧炎武乃及清初顏元諸人之意見，但他說來卻別具深趣。他認為聰明智慧之士，不得志於當世，而又沒有深切薰染到孔子的教訓，他們便會捨棄忽忘了世事而論道。他們之所謂道，則只是高虛，求異於人，而因此以為害。

  他又說：

  高者淪空虛，卑者溺功利，不力辨之，則行之者差。周子、程子，始又不得已而詳於言。周、程既沒，學者談虛，借周、程之說，售佛老之私。向也以異端而談禪，世猶知禪學自為禪學。及其以儒者而談禪，世因誤認禪學亦為儒學。以偽易真，是非瞀亂。此而不辟，其誤天下後世之躬行，將又有大於楊、墨以來之患者。文公朱先生，於是力主知行之說，必使先明義理，別白是非，然後見之躬行，可免陷入異端之弊。此其救世之心甚切，析理之說甚精。學者因其言之已明，正其身之所行，為聖為賢，何所不可？顧乃掇拾緒餘，增衍浮說，徒有終身之言論，竟無一日之躬行。甚至藉以文奸，轉以欺世。風俗大壞，甚不忍言。然則今日其將何以救此？亦在明吾夫子之訓，而深以言之輕出為恥。其形於言也，常恐行有不類，惕然愧恥而不敢輕於言。其見於行也，常恐不副所言，惕然愧恥而不敢不勉於行。則言日以精，行日以修，庶幾君子之歸，而不致駸駸陷入虛誕欺妄之域，則可無負文公知行並進之訓矣。

  這一節，上半意在批評如陸學之專務踐履而忽講明，下半則指摘朱學末流之僅有議論而更不躬行。顧炎武激於明學末流之病，特提「博學於文，行己有恥」兩語以為學的，其實震在宋末已早說了。

  上述金履祥，純粹是朱熹傳統。黃震則夾有呂祖謙，王應麟卻兼可追溯於陸九淵。但兩人學術最後歸宿都在朱熹。應麟字伯厚，鄞縣人，學者稱厚齋先生。父溈，為樓昉高弟，昉是呂祖謙學生，後又從游於史彌鞏，彌鞏是楊簡門人。應麟既承家學，又自從師於王埜，埜是真德秀弟子。而德秀則號稱為得朱學之正傳。應麟又和湯漢交遊，漢亦兼治朱、呂、陸三派之學，與應麟鄰牆而居。朝夕講論濂、洛、關、閩、江西之同異，永嘉制度，西蜀史學，沙隨古《易》，蔡氏《圖》《書》，通貫精微，剖析幽眇。漢說：「我閱人良多，惟伯厚乃真儒。」大概呂祖謙本主和齊斟酌，不名一師，浙學都有此風氣。應麟兼師諸家，綜羅文獻，可謂是後起之秀。他中進士後卻說：「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辭科自見，果得中。蒙古滅宋後二十年始卒。自擬志節於司空圖、韓惺。後人說他入元曾應山長聘，其事無可考。縱有之，山長究非命官比，無損大節。他著書極浩博，《困學紀聞》二十卷，尤為後世推重，以與顧炎武《日知錄》相擬。為後來清儒學術開先河。

  他弟子胡三省，宋亡，隱居不仕，著《資治通鑑音注》、《釋文辨誤》百餘卷，亦為史學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