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王安石

  覯之後又有王安石，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封荊國公。歐陽、李、王都是江西人，我們可稱此三人為江西派。他們都注重在政治制度上，而覯與安石更注意到經濟制度之重要。但覯論學近荀卿，而安石則尊孟子。他蚤負盛譽，曾著《淮南雜說》，見者以為孟子復生。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於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後相神宗，力主行新法。這是范仲淹以後，第二個要奮起改革當時政治的人物。

  他在思想上，亦是有重要關係的傑出人。他對「王霸」之辨，有一套新穎而深刻的見解。他說：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同，而其所以名者異，蓋以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則其名亦不得不異。王者之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霸者則不然，其心未嘗仁，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於義禮信亦若是。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王霸論》。

  這一分辨，撇開了政治，直論其心術，於是辨王霸成為辨義利。他把心術政術綰合到一起，修身正心與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這一說，遂為以後學者所遵循。這是他在宋儒思想進展上一大貢獻。本此乃有他的《大人論》。他說：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此三者，皆聖人之名。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故神之所為，當在乎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主乎？故曰：神非聖不顯，聖非大不形。此天地之大，古人之全體也。《大人論》。

  在孟子，明明分開「大」與「聖」與「神」之三階段，他乃會合釋之，只有德業始見神，而德必於業見。於是撇開神而專重聖，又把聖著重在事業上。天下只有聖人，更無神。也只有成大事業的聖，沒有不成事業的聖。惟其有大事業，始為真道德，始為真神聖。這又是一種極新辟的意見！佛家有「法報應三身」說，依於「法身」始有「報身」與「應身」，是謂由真轉俗。他的說法，則由大而始見其為聖與神，由事業而始見其德性與神聖，則是由俗顯真。和佛家理論，正成顛倒相反。他這一番見解，實在比歐陽修《本論》更轉進一層。歐、王兩家，都學韓愈，但他們在闢佛理論上，實是愈轉愈深了。

  安石思想的另一貢獻，則為他的性情論。心性之學，隋唐以來，幾乎成為釋家的擅場。韓愈闢佛，而對心性理論所涉實不深。本於儒學而來談心性的，最先是李翱《復性書》。翱說：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上篇。

  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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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昏久矣，將復其性必有漸，弗思弗慮，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

  這是一種「性善情惡」論。果主性善情惡，必成為陽儒陰釋。歐陽修偏重於人事，故主探本人情。但人情果惡，則其勢必趨於厭世。修乃一史學家，不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探討。安石則偏近於為哲學家，故能對此問題獨標新義。他說：

  喜怒哀樂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一也。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

  這裡他以未發存中為性，已發見行為情，而善惡之辨只在中不中。他提出《中庸》上「未發、已發」一問題，遂為此後宋明六百年理學家集中討論爭辨的一項大題目。而他自己意見，也大體與同時周敦頤，稍後程頤之說都相通。

  安石又對如何研讀經籍，有一番深辟通明的見解。他說：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惟其不能亂，故有所去取者，凡以明吾道而已。《答曾子固書》。

  此處所重，在致我之知以盡聖，然後於經籍能有所去取。此見解，竟可謂是宋人開創新儒學的一條大原則。

  這一風氣，遠溯還自歐陽修。葉適有言：「以經為正，而不汨於章讀箋詁，此歐陽氏讀書法。」安石遂著《詩》、《書》、《周禮三經新義》，時人稱其「不憑註疏，欲修聖人之經」。當時列於學官，懸為功令，至南宋而始廢。朱熹對於諸《經》與《四書》的新注釋，也可謂由安石啟其端。

  所以安石雖是宋學初期的人物，但他實已探到此後宋學之驪珠。程顥說：

  介甫談道，正如對塔說相輪，某則直入塔中，辛勤登攀。雖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

  這因安石此後置身政治漩渦中，想實踐他從大人事業來證實到聖人神人的地位，不免在德性修養精微處忽略了。而後人遂也只認他是一文學家，與韓歐並列，至於他的政治措施，則永遠成為後代爭論毀譽之焦點，而他在學術思想史上的成績，則大部給人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