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猶憶幼年入小學，無錫顧子重先生授國文。一日薄暮，先生舉酒微酌，諸學童環集案頭。余最稚，方十二歲。先生忽撫余頂，告諸童曰：「此兒文氣浩暢，將來可學韓文公，汝輩弗及也。」諸童競問：「韓文公何如人？」顧先生曰：「韓文公，唐代人，文起八代之衰，為唐宋八大家鼻祖。」余懵無知，然自是時憶韓文公其人。越兩載入中學，遂窺韓文，旁及柳、歐諸家，因是而得見姚惜抱《古文辭類纂》及曾滌生《經史百家雜鈔》。民國元年，餘十八歲，以家貧輟學，亦為鄉里小學師。既失師友，孤陋自負，以為天下學術，無踰乎姚、曾二氏也。同校秦君仲立，年近五十，亦嗜姚、曾書，與余為忘年交。一日，忽問余：「吾鄉浦二田先生，有《古文眉詮》，亦巨著，顧治古文者獨稱姚、曾，不及浦。同是選鈔古文，其高下得失何在？」余請問，秦君曰：「我固不知，故舉以問君耳。」嗣是遂知留心於文章分類選纂之義法。因念非讀諸家全集，終不足以窺姚、曾取捨之標的，遂決意先讀唐宋八家。韓、柳方畢，繼及歐、王。讀《臨川集》論議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選錄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韓文公所謂「因文見道」者，其道別有在。於是轉治晦翁、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遂看《傳習錄》、《近思錄》及黃、全兩《學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經》，治先秦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訂訓詁。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顧余自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昵，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鑊，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顧三十以後，雖亦粗有撰述，終於宋明理學，未敢輕有所論著。偶及者，惟民國十七年寫《國學概論》，十九年寫《王守仁》一小冊，兩書而已。平居於兩《學案》最所潛心，而常念所見未切，所悟未深，輕率妄談，不僅獲罪於前儒，亦且貽害於當代。故雖私奉以為潛修之準繩，而未敢形之筆墨，為著作之題材也。民國二十二年春，在成都華西規，患胃潰瘍甚劇，樓居數月，足不履平地，時時偃臥褸廊，讀《朱子語類》一百三十卷，未敢遺忽一字，歷春至夏始竟。自覺於宋明理學，又薄有長進。是年夏，避暑灌縣靈岩山，向寺僧借《指月錄》，山居兩月，竟體細翫，於是遂通禪學；因之於宋明儒所論，續有窺悟。病中半歲，盡屏人事，心氣平澹，聰明凝聚，自幸晚年，重獲新知。民國三十七年冬，在江南大學，赤氛方熾，濱居太湖，注《莊子》，感觸時變，益多會心。三十八年再度流亡，去歲寫《中國思想史》，今年續成此書。此皆十年來大病大亂中所得。雖自問智慮短淺，修養工疏，而寢饋宋明理學，前後已逾三十載。聊示學者以門徑，雖或詮釋未當，衡評失理，當可見諒於古人，見諒於來者。一九五二年[1]十月，創始屬草，越年，書既竟，因拉雜述其所感以為序。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日錢穆識於九龍新亞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