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

  在此國家社會繼續震盪與不斷損傷中，過激思想亦逐步成長。

  康有為的「速變、全變」兩語，可算是海通以來中國過激思想之最扼要的標語。

  同、光之際，所變在船炮器械。戊戌以後，所變在法律政制。民國以來，則又有「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之呼號與活動。

  文化與歷史之特徵，曰「連綿」，曰「持續」。惟其連綿與持續，故以形成個性而見為不可移易。惟其有個性而不可移易，故亦謂之有生命、有精神。一民族文化輿歷史之生命與精神，皆由其民族所處特殊之環境、所遭特殊之問題、所用特殊之努力、所得特殊之成績，而成一種特殊之機構。一民族所自有之政治制度，亦包融於其民族之全部文化機構中而自有其歷史性。所謂「歷史性」者，正謂其依事實上問題之繼續而演進。問題則依地域、人事種種實際情況而各異。因此各民族各自有其連綿的努力，與其特殊的創建。一民族政治制度之眞革新，在能就其自有問題得新處決，辟新路徑。不管自身問題，強效他人創制，冒昧推行，此乃一種「假革命」，以與自己歷史文化生命無關，終不可久。中國辛亥革命，頗有一切推翻故常而陷於「假革命」之嫌。辛亥革命之易於成功，一部分由於以排滿為號召，此在我民族自身歷史中有生命、有淵源。至於民主共和之新政體，以理論言之，與我先民以往政治理論及政制精神靡不合。然就實際政情言之，一國政制，有其一國之軌道。即以王室而論，如英、如日，至今猶有王室。如德、如俄，當時王室亦存在。中國以滿族堅持其狹義的部族政權之故而不得不推翻王室，而為推翻王室之故，不免將舊傳政制一切推翻。當時似誤認以為中國自秦以來，即自有王室以來，一切政制習慣多是要不得。於是乃全棄我故常之傳統，以追效他邦政制之為我所素不習者，此則當時一大錯也。即如考試與銓選，乃中國政制上傳襲甚久之一種客觀用人標準，民國以來亦棄去不惜。如是則民治未達，官方已壞，政局烏得不亂？政制旣已一切非我之故常，其政制背後支撐政制之理論，亦必相隨動搖，則一變而俱不能不變。而所以猶謂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問題，猶是我民族特有之問題，卻不能亦隨別人之政制與理論而俱變也。故於辛亥革命之後，而繼之有文化革命、社會革命之發動，亦勢之所必趨也。然而離題愈遠，失卻解決眞問題之癥結所在矣。

  文化革命之口號則有「禮教吃人」、「非孝」、「打倒孔家店」、「線裝書扔毛廁裡」、「廢止漢字」、「全盤西化」等。

  社會革命則以組織工、農無產階級攘奪政權，創建蘇維埃政府為職志。

  以上四步驟，最先為武備革命，牽涉範圍最狹。進一步則為政治革命，其對象始徧及政治之全部。又進一步則為文化革命，其對象又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中層讀書識字之智識分子。更進一步為社會革命，則其對象更擴大及於全體社會下層工、農大眾無產階級。又武備革命之呼號則曰「自強」，政治革命之呼號則曰「救亡」，文化革命則主推翻中國以往自己傳統文化、歷史教訓，而社會革命更進而主張推翻經濟組織，與相隨而有之一切文化制度。其意態愈奮昂，其對象愈廣廓。而此四步驟，同可以康氏「變」之一字包括之，同可以康氏「全變、速變」之要求說明之也。

  政治不安定，則社會一切無出路。社會一切無出路，則過激思想愈易傳播流行，愈易趨向極端。要對此加以糾正與遏止，又不知費卻國家民族多少元氣與精力。

  繼續此種國內政治之不安定，社會之無出路，而引起更嚴重的外患。其時歐西則以自己大戰而對我放鬆，日本則以獨收漁人之利而對我加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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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民國四年「五九」對日屈服，直至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瀋陽事變，東四省被佔，以至民國二十六年「七七」蘆溝橋事變，開始全國一致之對日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