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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晚淸之廢科舉興學校

2024-10-13 07:08:49 作者: 錢穆

  當時興學沿革,略可分為兩期。自同治初年以迄光緒辛丑為第一期,辛丑以後迄淸末為第二期。

  首先創設之學校,大抵不外乎以養成翻譯而研究語言文字。與軍事而連帶及於機械製造。之人才為主。

  如京師同文館、始同治元年,初止教授各國語言文字,六年議於館內添設算學館,京僚謗讟繁興。上海廣方言館、始同治二年,以蘇撫李鴻章請。福建船政學校、始同治五年,左宗棠督閩,創設船廠,並設隨廠學堂。十二年,沈葆楨陳選派學生分赴英、法學習。淸季海軍將領多閩人,由此。天津水師學堂、始光緒八年,北洋大臣李鴻章奏設。天津武備學堂、始光緒十一年,亦李鴻章奏設,規制略仿西國陸軍學堂。廣東水陸師學堂、始光緒十三年,粵督張之洞奏設。湖北武備學堂、始光緒二十一年,張之洞調任鄂督後奏設。湖北自強學堂、亦張之洞創設,初分方言、格致、算學、商務四門,其後專課方言。陝西諸省格致實學書院光緒二十一、二年間,各省學堂未能普設,多以變通整頓書院為請,遂有各省格致實學書院。等。可見當時人對於創建學校之旨趣。且此等學校,十九皆創於外省一、二督撫,非由中樞發動。

  漸次乃有普通學校之創立,其目光亦稍稍擴大及於法政、經濟諸門。然要之仍不脫於為一時之實用,而以學校為附屬於政治之一機構。

  光緒二十三年,盛宣懷始於上海劊設南洋公學。先是光緒二十一年。盛為津海關道,於天津創設頭、二等學堂。頭等學堂課程四年,分工程、電學、礦務、機器、律例五門。二等學堂課程亦四年,遞升至頭等。南洋公學如津學制,分四院:曰師範,曰外、中、上院。外院為附屬小學,上、中院即頭、二等學堂。課程大體分中文、英文兩部,注重法政、經濟。擇尤異者資送出洋。蓋以公學為預備學校,而以外國大學為究竟。中國學校之稍有系統雛形者始此。及光緒二十四年,始有國立京師大學堂之籌辦。庚子政變後,至二十七年,漸有復興學校之議。首創議者山東督撫袁世凱。二十八年,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奏設速成科,分仕學、師範二館。可見其時對學校觀念,仍認為係政治上一種附屬機關,所謂「學而優則仕」,仍脫不了一種科舉傳統思想也。師範教育亦為當時所重,不為官則為師,亦合於中國傳統舊習。學校生命,並非從一種對於學術眞理向上探尋之根本精神中產生;其發動不在學術界自身,嚴格言之,當時已無所謂學術界。而在幾個官僚與政客;則宜乎其浮淺搖動,不能收宏深之效。因此晚淸興學,在政治上,其效力不能與北宋時代之書院講學相比。在接收外來文化上,其成果亦不能與魏晉南北朝時代之佛學寺院相比。

  其時進新式學校乃至於被派出洋的,其目的亦只為在政界乃至於社會上謀一職業、得一地位,因此近人譏之為「洋八股」與「洋翰林」如是則最多僅能學習到別人家的一套方法與智識,而學習不到別人運用此方法以探求此智識之一段精神。因此近人又譏之為「智識之稗販」,以學校為「智識之拍賣場」。

  在此情形下,乃發生學校與科舉之衝突。學校與科舉之衝突,正如科舉輿捐班之衝突,以其同為一種政治上之出身故也。

  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與榮慶、張百熙會商學務,奏稱:「奉旨興辦學堂此所謂辛丑以後之辦學。兩年有餘,至今各省未能多設,以經費難籌。經費所以不能捐集,以科舉未停,天下士林謂朝廷之意並未專重學堂。科舉不變通裁減,人情不免觀望,紳富孰有肯籌捐?按:晚淸捐資興學者,如楊斯盛、葉澄衷、武訓之流,皆非紳富。朝廷以私唱,求國民以公應,豈可得耶?入學堂者,恃有科舉一途為退步,不肯專心嚮學,且不肯恪守學規。」就事理論,必須科舉立時停罷,學堂辦法方有起色,經費方可設籌。光緒三十一年,袁世凱、張之洞會奏:「科舉一日不停,士人有徼倖得第之心。民間相率觀望,私立學堂絕少,擬請立罷科舉。」遂詔自丙午始,停止各省鄉、會試及歲科試。尋諭各省學政,專司考校學堂事務。

  隋、唐以來沿襲千餘年的科舉制度,終於廢絕,而以學校為替代。

  

  二十九年,張之洞等奏定章程:通儒院畢業,予以翰林升階,或分用較優官、外官。大學分科畢業,最優等作為進士出身,用翰林院編修、檢討。優等、中等均作為進士出身,分別用翰林院庶吉土、各部主事。大學預備科及各省高等學堂畢業,最優等作為舉人,以內閣中書、知州用。優等、中等均作為舉人,以中書科中書、部司務、知縣、通判用。

  如是則學校再不能專以造就翻譯輿軍事人才為主。於是乃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理論出現。

  梁啟超擬京師大學章程:光緒二十四年。「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不講義理,絕無根柢,則浮慕西學必無心得。前者各學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由此。」同時張之洞為勸學篇,亦云:「中學為內學,西學為外學;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外篇會通。又兩湖經心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亦云:「大指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旣免迂陋無用之譏,亦杜離經叛道之弊。」光緒定國是詔亦謂:「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迂謬空疏之弊。」

  一個國家,絕非可以一切捨棄其原來歷史文化、政教淵源,而空言改革所能濟事。況中國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已綿歷四、五千年,更無從一旦捨棄以為自新之理。則當時除卻「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亦更無比此再好的意見。惜乎當時已屆學絕道喪之際,根本就拿不出所謂「中學」來。學術之培養輿成熟,非短時間所能期望。學校教育之收效,因此不得不待之十年、二十年之後。而外患之侵逼日緊,內政之腐敗依然,一般人心再不能按捺,於是對全部政治徹底改革之要求蓬勃四起。此即走上變法圖強之根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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