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思想界之無出路

  舊政權必然沒落，新政權不能穩定，而作為當時社會中堅的智識分子，所謂「名士」之流，反映在他們思想上者，亦只是東漢黨錮獄以後的幾許觀念，反動回惑，消沉無生路。所以謂之「反動」者，以其自身無積極之目的，只對前期思想有所逆反。

  

  過分重視名教，其弊為空洞，為虛偽。於是有兩派的反動產生：

  一、因尚交遊、重品藻，反動而為循名責實，歸於申、韓。

  抱樸子名實篇謂：「品藻乖類，名不准責。」審舉篇謂：「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淸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正郭篇云：「廢職待客，比之周公。養徒避役，擬之仲尼。棄親依豪，同之游、夏。」此皆當時風氣。故劉梁有破羣論，謂：「仲尼作春秋，亂臣賊子懼；此論之作，俗士豈不媿心也？」

  二、因尚名節、務虛偽，反動而為自然率眞，歸於莊、老。

  青州人趙宣居墓行服二十餘年，生五子；陳蕃致之罪。孔融為北海相，有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者，融殺之。又有母病思食新麥，盜而進者，融特賞，曰：「無有來討，勿複盜也。」路粹奏孔融與白衣禰衡跌盪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慾發耳。子之於母，亦複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此等狂論，皆下開魏晉風氣。惟孔融尚未正式棄孔孟歸莊老，正式主張莊老者，為王弼、何晏。然何晏尚務實幹，王弼則早死。以莊老為玄虛者，乃阮籍、嵇康。然阮、嵇皆別具苦心。此下則又自玄虛轉成放誕矣。

  這兩個趨勢，早起於漢末。崔寔政論代表前一個，仲長統樂志論代表後一個。

  但要提倡法治，起碼的先決條件，在上應有一個較穩定的政權。政權不穩定，法治精神無所倚依而生根。政權之穩定，亦應依附於此政權者先有一番較正義，至少較不背乎人情的裡想或事實。東漢末年乃至曹魏、司馬晉的政權，全是腐化黑暗，不正義、不光明、不穩定，法治精神如何培植成長？於是崔琰、毛玠之反激，變為阮籍、嵇康。此乃從積極轉入消極也。

  崔、毛二人皆仕魏，典選舉，任法課能，以淸節自勵，土大夫至故汙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餐以入官市。然試問仕魏者舍為私家幸福外，複有何公共理想乎？何晏、夏侯玄自與魏廷有私關係，故欲為魏盡力。阮籍浮沉仕宦而持身至慎，史稱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由是不與世事，酣飲為常。曹爽輔政，召為參軍，籍以疾辭，屏於田裡，歲餘而爽誅。晉文王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罪六十日，不得言而止。」蓋既不願為何晏、夏侯玄，亦不肯為賈充、王沈也。又籍父瑀避瑰武辟，逃山中，魏帝使人焚山得之。（見文選注引文士傳。）籍諸父武，為正論，深嫉交遊朋黨，則阮氏家風有自矣。出言玄遠，絕不臧否人物。嵇康隱淪，然自謂：「非湯武薄周孔，會顯世教所不容」，果以殺身。世語：「毋丘儉反晉，康有力焉，且欲起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止之，儉亦已改：呂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故康與同禍。」

  他們不願為黑暗政權有所盡力，然他們自身亦多半是門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脫身世外。

  以市朝顯達而講莊老，其勢不得不變為虛無，為浮沉，為不負責任。最先只是自謹慎，保全門第，而以後不免於為汰侈驕逸，如何曾、石崇、王愷之徒皆是。否則為優遊淸談。如王戎、王衍之徒皆是。風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時代之頹波，而門第自身終亦同受其禍。

  何曾侍晉武帝宴，退告其子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汝等猶可獲免」；指諸孫曰：「此輩當遇亂亡也。」然曾既曆魏晉，且為晉重臣。日食萬錢，猶雲「無下箸處」。平居奢汰如此，曾父燮，史稱：「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則曾亦承其家風。而不聞為國事有獻替。永嘉之亂，何氏滅亡無遺。傅玄著論盛推何曾、荀顗，謂：「能以文王之道事其親」，家門私德，何補於大局？王衍為石勒所執，臨死乃曰：「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至今日。」然而晚矣。又按：王濟以人乳蒸豚。王顗使妓吹笛，小失聲韻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在朝，而貴戚敢於汰縱如此，晉室奈何不亂！東坡謂：「晉病由於士大夫自處太高，而不習天下之辱亊。」如此等，又豈僅如東坡所云而已耶！

  西漢初年，由黃、老淸淨漢初「黃老」，代表純粹的平民觀念，故能淸淨無擾，與魏晉「莊老」之代表名士門第者氣脈本不同。變而為申、韓刑法。漢初刑法，要摧抑封建反動勢力，集權中央，其意氣亦與崔琰、毛玠之助逆成篡，賈充、荀勖助晉為逆者不同。再由申、韓刑法變而為經學懦術。西漢儒術，在通經致用，亦與東漢名士之訓詁、淸談不同。一步踏實一步，亦是一步積極一步。法家目光只在治權階級，儒家目光較大，放及全社會，故較法家猶為積極也。現在是從儒術轉而為法家，再由法家轉而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狹窄，逐步消沉，恰與世運升降成為正比。

  在此時期，似乎找不出光明來，長期的分崩禍亂，終於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