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新政權之黑暗

  歷史的演變，並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邏輯。因不斷有人類的新努力參加，可以搖動邏輯之確定性。倘使當時的新政權，能有較高的理想，未嘗不足以把將次成長的離心力重新團結起來，而不幸魏、晉政權亦只代表了一時的黑暗與自私。

  曹操為自己的家世，父嵩為宦官曹騰養子，官至太尉。陳琳為袁紹作檄云：「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對當時門第，似乎有意摧抑。楊、袁皆東漢最著之名族。曹操欲殺太尉楊彪，孔融目：「孔融魯國男子，明日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然孔融與彪子修，卒皆被戮。操與孔融手書曰：「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達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殺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則操之意態可想。有名的魏武三詔令建安十五年下令：「天下未定，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齊桓其何以霸？今天下得無盜嫂受金，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惟才是舉，吾得用之。」十九年令：「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有司明思此義，則士無遺滯，官無廢業矣。」二十二年令：「韓信、陳平，成就王業。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瑰，秦不敢東鄉，在楚，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高才異質，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今按：西京重「賢良」，東京重「孝廉」。魏武三令，亦若有欲返「孝廉」而歸「賢良」之意。此等思想，孔融諸人已早發之。惟此三令之措辭明白破毀道德，益趨偏激，前固無例，後亦少偶。明說「唯才是舉」，雖「不仁不孝」亦所勿遺。他想要用循名責實的法治精神，來建立他的新政權。故云：「喪亂以來，風教凋薄，謗議之言，難用褒貶。」（魏志劉矯傳。）直至魏明帝猶云：「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蓋尚「名」則其權在下，尚「法」則其權在上也。但是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借著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依然仗的是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袁紹借討董卓之名為關東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

  下半期的篡竊，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稱：「天下無有孤，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此不足為篡竊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湯、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權在握，漢獻亦無罪過。必做堯、舜禪讓，種種不光明、不磊落。總之，政權的後面，沒有一個可憑的理論。

  乘隙而起的司馬氏，暗下勾結著當時幾個貴族門第再來篡竊曹氏的天下，更沒有一個光明的理由可說。司馬懿殺曹爽，何晏諸名士同時被戮。晏，魏外戚。何進孫，尚魏太祖女金鄉公主，賜爵列侯。於當時朝政，實欲有所更張。孫資別傳謂：「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蔣濟論丁諡、鄧颺等「輕易法度」。皆其證。傅鹹雲「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眾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據此則董昭所論當時浮偽朋黨之風，似未足專為何晏諸人罪矣。是彼輩於政治上，亦確有成績。荀勖傳謂：「正始中併合郡、縣。」亦當時新政設施之一。及司馬政權既定，此等眞相遂不白於後世。王廣（王淩子）謂：「曹爽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而不治。（此乃指其政治上實濟之才幹。）丁、單（軌）、桓（范）、鄧，並有宿望。變易朝典，政令數改，所存雖髙，事不下接。民習於舊，眾莫之從。同日斬戮，名士減半，失民故也。」（語見魏志卷二十八。）此所謂「民」，實乃當時朝士門第之不樂新政者耳。魏、晉之際，眞眞民意，何嘗能浮現到政治上層來？至史稱何晏「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逮忤者罷退」，傅嘏譏晏「外靜內躁」，此皆晏之解散私門，欲為曹氏厚植人才，以求有所建樹，不足為晏病也。繼晏受禍者有夏侯玄，亦魏宗室。惇、淵之族系。曹操父子本夏侯氏，為曹騰養子。其論政制，上追賈、董，蓋非東漢所逮，其論「中正」利弊亦甚切至。然「中正」足為門第護符，當時自不喜玄論。而亦為司馬氏所忌。曹爽誅，玄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筆研。及司馬懿卒，或曰：「子無憂矣。」玄曰：「子何不見事？此人猶能以年少遇我，子元、子上（師、昭兄弟）不吾容也。」夏侯玄如此韜匿，尚不免禍，則何晏諸人之死固宜。傅嘏謂夏侯玄「能合虛譽，利口覆國」，亦非公允之論。玄、晏諸人，人格自高，所存自正。晉人於玄尤推重，謂其「肅肅如入廊廟中，不修敬而人自敬」。和嶠（玄外孫）「常慕玄為人，於朝士中峨然不羣，眾憚其風節。」何晏論學與王弼同稱「王、何」，皆晉入所師尊也。惟不脫明士淸玄之習，魏略：「何晏粉帛不去手，行步顧影。」傅粉之習，自東漢李固至三國曹植，皆謂有之。世說並謂：「何平叔美姿儀，面白，而明帝疑其傅粉。」則不必眞有「粉帛不去手」事。惟玄、晏諸人自有當時名士氣派，則決然無疑。史稱何晏、王弼謂：「天地萬物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王衍好其說。後人以懷、湣之禍，歸罪王、何，非無由矣。乃不敵司馬父子之權譎狠詐。當時朝士雖慕敬玄、晏風流，此所以成將來所謂之「正始風流」。晉應詹奏：「魏正始之間，蔚為文林。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淸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則正始與晉代風氣，仍有不當相提並論者。要之淸玄之習，開自正始，乃每況而愈下也。而以家門地位私見，於玄、晏政治主張，不能擁護。亦由司馬氏兵權在握。至晉室佐命功臣如賈充、王沈之流，皆代表門第，而私人道德極壞無比。

  司馬氏似乎想提倡名教，來收拾曹氏所不能收拾的人心。然而他們只能提出一「孝」字，所以說司馬氏「以孝治天下」，晉室開國元老如王祥等皆以大孝名。而不能不捨棄「忠」字，依然只為私門張目。

  他們全只是陰謀篡竊。陰謀不足以鎮壓反動，必然繼之以慘毒的淫威。如曹操之對漢獻帝與伏後。伏氏與孔氏，皆兩漢經學名門也。

  曹操迎獻帝都許，帝謂操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以事誅董貴人，帝以貴人有孕，累請不得。又勒兵收伏後，華歆發壁牽後出，後披髮徒跣行泣過帝，曰：「不能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

  

  司馬師、昭兄弟之對曹芳齊王。與曹髭。高貴鄉公。

  司馬師逼魏太后廢齊王芳，時年二十三。太后欲見師有所請說，郭芝曰：「何可見？但當速取璽綏。」太后意折。高貴鄉公自討司馬昭，賈充率眾逆戰南闕下。帝自用劍，昭眾欲退，充謂太子舍人成濟曰：「司馬公畜養汝輩，正為今曰。」濟即抽戈刺帝。

  正惟如此，終不足以得人心之歸向。

  直到五胡時的石勒，尚謂：「曹孟德、司馬仲達以狐媚取人天下於孤兒寡婦之手，大丈夫不為。」

  法治的激變而為名士淸談。東漢淸議尚是擁護政府，魏晉淸談則並置政府之安危於不問。魏武、魏明之深惡名士，僅能使士大夫不復有忠於朝廷之節操，欲不能根本鏟絕社會好名之風，遂釀西晉名士之禍國。要之中央新政權不能攫得人心，離心勢力依然發展，天下只有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