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這本來是一個戲劇故事，我寫了很長時間，也改了很長時間，搬上舞台後，演出效果連我自己都沒想到，能贏得那麼多掌聲和熱評，甚至包括時尚的網絡，也都跟著加熱、傳熱，確實讓一個寫作者受到了堪稱熱切的鼓舞。在短短兩年多、二十幾個省市的數百場巡演中，最大的觀眾群是當代大學生。他們利用微信、微博隨看隨發的即興評論，為這個戲奠定了「民間」認同的基礎，這種認同與主流聲音匯合後，更顯出讓人放心的評價真實來。

  我之所以要把這個故事寫成長篇小說，是因為在這部戲的構思剪裁中，十分不舍地割去了很多有意味和有價值的東西，因為戲劇的長度總是被控制在兩個小時多一點，過了這個時間段，再文明的觀眾，也得考慮脊柱和屁股的物理抗議，因而，在戲劇文本尚未完成之時，我就一直有伺弄小說彌補缺憾的衝動。

  我不知多少次說過，寫這個故事，源自我居住的西安文藝路的那個農民工群體。他們也可能天天都不是昨天的那幫人，但那種形態，在我眼中，又分明是好多年都沒有改變的一個古舊群落。這是一個自發的勞務市場，所謂自發，就是政府並不希望他們這樣一日一兩千人發散式地占據著半邊街道，任喇叭喊、人驅趕地揮之不去。有時下硬手，也見驅趕者把現場能清理得一乾二淨，可過幾小時，那地方又會人頭攢動，聚成一個又一個渦流，在與驅趕者躲貓貓，捉迷藏，打巷戰、游擊戰。久而久之，這個市場也就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鐵杵磨成針地頑強生存下來了。

  我開始細心關注他們的生活，應該是在這個市場存活十幾年後的事了。我家也請他們幹過活兒，話都不多，很難問出點什麼來。城市人對他們在儘量封鎖著很多秘密，其實他們對城市人也從不想敞開信任的胸懷。埋頭幹活，低頭吃飯，餃子一人能吃一斤六兩，幹完活拿錢走人。動作都很機械、畏縮，哪怕是瞞著年齡的十幾歲的打工孩子，幾乎都感覺不到一顆活蹦亂跳的心的搏動，這是我對他們最初的印象。但我總覺得他們有故事，有很多鮮活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對我的戲劇創作生命有所破題和幫助。何況自己近二十年來每天從他們身邊走過，總有一些情結，想弄懂一點他們的心思。這樣，我放下了手頭正研究的司馬遷、唐玄奘，他們都是我準備搬上舞台的歷史人物，端直走進當下，在西安好幾個農民工集散地，開始了可以叫作深入生活的採訪工作。

  

  在西安西八里村，我先後訪問過數十戶人家，有些是當地的安排，有些是私下串訪。只有深入進去，觸摸到了那一家一戶、一攤一店地形複雜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實感受到這個特殊群落的人性溫度與生命冷暖。很難想像，一個當地居民僅三千多口的東、西八里村，竟然居住著近十萬農民工和在附近上學的大學生。還有一個叫木塔寨的村子，一千五百多口所謂土著，卻容納了五萬多農民工的密集充塞。每到上下班時，所有進出口，都有一種面臨出海與入海口的感覺。人流放膽恣肆地汪洋著，永遠也無法測出廣度與深度，就像在一張張木訥表情背後，永遠也測不出他們內心的廣度與深度一樣。在巷內，人與人之間的進退避讓，是需要提氣收腹、側身打轉的。有些租房，床是錯落無序的疊加狀態，一家幾口擠在一個四面不透風的也叫房的密室中，即使外面陽光當頂，進房不開燈，也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我曾經問過幾個農民工的性生活問題，他們總是羞於開口，問得多了，也會抖摟兩句：累得要死半活的，哪還有心思朝那兒想。其實更多的，我覺得是沒有條件，不是集體租房，就是舉家遷徙而來，在一間房裡，胡亂疊架幾張板床，哪裡還容許弄出那種「失卻人倫」的響動來呢。

  我的故事主人公羅天福，帶著一家四口，就住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開始了他們的西京故事。羅天福進城打工，完全是為一雙兒女上大學的學費在勞碌奔波。當兒子由信心滿滿進城，到徹底絕望，自沉數千米深的礦井，意欲逃離現實，自毀人生長城後，這個故事的殘破，就拽起了一嘟嚕一嘟嚕的家庭與社會難題。而像羅天福這樣的家庭故事，還帶有很大的普遍性，這就是我要反覆講述這個故事的原因。

  我在寫城市農民工，隨之與他們產生對應關係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來與他們搭腔、交流，共同編織一種叫生活的密網。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五年，到現在也不敢說就融入了這個城市，但我在努力與他們交往。我把這種交往認知，也都付與了這裡面的故事和人物。這部作品因為涉及教育問題，因此，大學校園也就成了不得不反覆涉足的地方。我那在大學讀研的女兒，總是會在我寫出的這些段落裡面，增添進她認為更真實的資料，並且提供了大量屬於他們這個年齡段的時尚語彙與生活細節。妻子也會在城市平民生活狀態中，幫忙找到更真實的生命情感鋪陳。

  城市與鄉村，永遠都是兩個相互充滿了神秘感的「不粘鍋」營壘，城市人偶爾會嚮往田園風光，但終究是去轉一圈，對鄉村的親戚發幾聲嗲、拍幾張照片、發幾條微信就拍屁股走人了事，那種驀然回首，那種驚詫和愛憐，始終充滿了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鄉村人對城市既充滿好奇，又充滿了恐懼、茫然與不安，幾乎不知道攤得那麼大的煎餅，該從哪裡下口。上了年歲的人，轉一圈，新鮮一下，就能找到一百條理由急於逃離，只唯恐撤退的速度慢過了心理與生理的最後承受能力。唯有年輕人，才染了紅髮、黃髮、綠髮和彩色指甲，穿了迷你裙，背了假名牌包，儘量嘗試著外表的時尚、接近與亂真，一次次向城市的中心地帶抑或主流舞台衝去，但最終還是被心理與實際距離，阻擋在了一個又一個城市的邊緣，甚至灰色地帶，做著一個又一個欲罷不能的夢。羅天福與他的兒女，都面臨著這樣的生存與精神困境，其實，我們誰又不面臨這樣走向各自的現代的困境呢？他們在努力往出走，並且不希望以變形的人格獲取幸福，因而，他們便付出了更大的人生艱辛，以持守做人的本分與尊嚴。

  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二元結構」的打破與融會貫通，將是一個長久的話題，因此，鄉村的羅天福們，包括他們的後代，還無法迴避這種融合中的精神撕裂甚至肉體的植皮、切腹、換肝……

  故事沒有結尾。

  感謝太白文藝出版社的黨靖社長，是他兩三年來，無數次要我把我的戲劇《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三部曲」改寫成長篇小說，並且十分信任地提前簽了合同。在寫作過程中，又幾次探訪、敦促。還有他們的總編韓霽虹女士，不僅帶著她的編輯隊伍組稿來訪，而且在我寫作的幾個月中，幾次三番地發信息、打電話，詢問進度，噓寒問暖。我每天白天正常上班，一到下午六點，即進入私人空間，一直寫到凌晨一兩點。周末與節假日，一寫就是十幾個小時，應該說完全是靠業餘時間完成作品的。初稿出來後，他們即時給予了熱切鼓勵，讓我感到近兩百個日夜的勞作有了價值。編輯申亞妮、閆瑛，更是一遍遍地看稿，每每為幾個字的更動，反覆徵求意見，讓我學會了敬業精神的重心在注重細節。如果沒有他們的信任、幫助、鼓舞，很難想像，我能在心緒與事情都特別繁雜的2012年，拿出這部拙作。無論如何，我都得給他們深深鞠一躬。

  尤其要感謝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管士光先生，還有文學界大名鼎鼎的大編輯腳印老師，能夠不棄拙作，給予審讀、鼓勵、編輯、提升與出版支持，甚至讓我對於手頭正創作著的另外一部長篇，都有了蠻大的「日攻一卒」的信心。

  一件事結束了，夾雜著這件事的事情有很多，好在好天氣、好心情總是占了多數，這是我對生活始終抱有信心的原因。

  陳彥

  2013年4月30日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