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2024-10-09 21:24:12
作者: 陳彥
這本來是一個戲劇故事,我寫了很長時間,也改了很長時間,搬上舞台後,演出效果連我自己都沒想到,能贏得那麼多掌聲和熱評,甚至包括時尚的網絡,也都跟著加熱、傳熱,確實讓一個寫作者受到了堪稱熱切的鼓舞。在短短兩年多、二十幾個省市的數百場巡演中,最大的觀眾群是當代大學生。他們利用微信、微博隨看隨發的即興評論,為這個戲奠定了「民間」認同的基礎,這種認同與主流聲音匯合後,更顯出讓人放心的評價真實來。
我之所以要把這個故事寫成長篇小說,是因為在這部戲的構思剪裁中,十分不舍地割去了很多有意味和有價值的東西,因為戲劇的長度總是被控制在兩個小時多一點,過了這個時間段,再文明的觀眾,也得考慮脊柱和屁股的物理抗議,因而,在戲劇文本尚未完成之時,我就一直有伺弄小說彌補缺憾的衝動。
我不知多少次說過,寫這個故事,源自我居住的西安文藝路的那個農民工群體。他們也可能天天都不是昨天的那幫人,但那種形態,在我眼中,又分明是好多年都沒有改變的一個古舊群落。這是一個自發的勞務市場,所謂自發,就是政府並不希望他們這樣一日一兩千人發散式地占據著半邊街道,任喇叭喊、人驅趕地揮之不去。有時下硬手,也見驅趕者把現場能清理得一乾二淨,可過幾小時,那地方又會人頭攢動,聚成一個又一個渦流,在與驅趕者躲貓貓,捉迷藏,打巷戰、游擊戰。久而久之,這個市場也就繩鋸木斷、水滴石穿、鐵杵磨成針地頑強生存下來了。
我開始細心關注他們的生活,應該是在這個市場存活十幾年後的事了。我家也請他們幹過活兒,話都不多,很難問出點什麼來。城市人對他們在儘量封鎖著很多秘密,其實他們對城市人也從不想敞開信任的胸懷。埋頭幹活,低頭吃飯,餃子一人能吃一斤六兩,幹完活拿錢走人。動作都很機械、畏縮,哪怕是瞞著年齡的十幾歲的打工孩子,幾乎都感覺不到一顆活蹦亂跳的心的搏動,這是我對他們最初的印象。但我總覺得他們有故事,有很多鮮活的、感人至深的故事,能對我的戲劇創作生命有所破題和幫助。何況自己近二十年來每天從他們身邊走過,總有一些情結,想弄懂一點他們的心思。這樣,我放下了手頭正研究的司馬遷、唐玄奘,他們都是我準備搬上舞台的歷史人物,端直走進當下,在西安好幾個農民工集散地,開始了可以叫作深入生活的採訪工作。
在西安西八里村,我先後訪問過數十戶人家,有些是當地的安排,有些是私下串訪。只有深入進去,觸摸到了那一家一戶、一攤一店地形複雜的生存河床,才能真實感受到這個特殊群落的人性溫度與生命冷暖。很難想像,一個當地居民僅三千多口的東、西八里村,竟然居住著近十萬農民工和在附近上學的大學生。還有一個叫木塔寨的村子,一千五百多口所謂土著,卻容納了五萬多農民工的密集充塞。每到上下班時,所有進出口,都有一種面臨出海與入海口的感覺。人流放膽恣肆地汪洋著,永遠也無法測出廣度與深度,就像在一張張木訥表情背後,永遠也測不出他們內心的廣度與深度一樣。在巷內,人與人之間的進退避讓,是需要提氣收腹、側身打轉的。有些租房,床是錯落無序的疊加狀態,一家幾口擠在一個四面不透風的也叫房的密室中,即使外面陽光當頂,進房不開燈,也是伸手不見五指的。我曾經問過幾個農民工的性生活問題,他們總是羞於開口,問得多了,也會抖摟兩句:累得要死半活的,哪還有心思朝那兒想。其實更多的,我覺得是沒有條件,不是集體租房,就是舉家遷徙而來,在一間房裡,胡亂疊架幾張板床,哪裡還容許弄出那種「失卻人倫」的響動來呢。
我的故事主人公羅天福,帶著一家四口,就住在這樣一個環境中,開始了他們的西京故事。羅天福進城打工,完全是為一雙兒女上大學的學費在勞碌奔波。當兒子由信心滿滿進城,到徹底絕望,自沉數千米深的礦井,意欲逃離現實,自毀人生長城後,這個故事的殘破,就拽起了一嘟嚕一嘟嚕的家庭與社會難題。而像羅天福這樣的家庭故事,還帶有很大的普遍性,這就是我要反覆講述這個故事的原因。
我在寫城市農民工,隨之與他們產生對應關係的各色人等,也就不免要出來與他們搭腔、交流,共同編織一種叫生活的密網。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二十五年,到現在也不敢說就融入了這個城市,但我在努力與他們交往。我把這種交往認知,也都付與了這裡面的故事和人物。這部作品因為涉及教育問題,因此,大學校園也就成了不得不反覆涉足的地方。我那在大學讀研的女兒,總是會在我寫出的這些段落裡面,增添進她認為更真實的資料,並且提供了大量屬於他們這個年齡段的時尚語彙與生活細節。妻子也會在城市平民生活狀態中,幫忙找到更真實的生命情感鋪陳。
城市與鄉村,永遠都是兩個相互充滿了神秘感的「不粘鍋」營壘,城市人偶爾會嚮往田園風光,但終究是去轉一圈,對鄉村的親戚發幾聲嗲、拍幾張照片、發幾條微信就拍屁股走人了事,那種驀然回首,那種驚詫和愛憐,始終充滿了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鄉村人對城市既充滿好奇,又充滿了恐懼、茫然與不安,幾乎不知道攤得那麼大的煎餅,該從哪裡下口。上了年歲的人,轉一圈,新鮮一下,就能找到一百條理由急於逃離,只唯恐撤退的速度慢過了心理與生理的最後承受能力。唯有年輕人,才染了紅髮、黃髮、綠髮和彩色指甲,穿了迷你裙,背了假名牌包,儘量嘗試著外表的時尚、接近與亂真,一次次向城市的中心地帶抑或主流舞台衝去,但最終還是被心理與實際距離,阻擋在了一個又一個城市的邊緣,甚至灰色地帶,做著一個又一個欲罷不能的夢。羅天福與他的兒女,都面臨著這樣的生存與精神困境,其實,我們誰又不面臨這樣走向各自的現代的困境呢?他們在努力往出走,並且不希望以變形的人格獲取幸福,因而,他們便付出了更大的人生艱辛,以持守做人的本分與尊嚴。
在現代化進程中,城市與鄉村「二元結構」的打破與融會貫通,將是一個長久的話題,因此,鄉村的羅天福們,包括他們的後代,還無法迴避這種融合中的精神撕裂甚至肉體的植皮、切腹、換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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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沒有結尾。
感謝太白文藝出版社的黨靖社長,是他兩三年來,無數次要我把我的戲劇《遲開的玫瑰》《大樹西遷》《西京故事》「三部曲」改寫成長篇小說,並且十分信任地提前簽了合同。在寫作過程中,又幾次探訪、敦促。還有他們的總編韓霽虹女士,不僅帶著她的編輯隊伍組稿來訪,而且在我寫作的幾個月中,幾次三番地發信息、打電話,詢問進度,噓寒問暖。我每天白天正常上班,一到下午六點,即進入私人空間,一直寫到凌晨一兩點。周末與節假日,一寫就是十幾個小時,應該說完全是靠業餘時間完成作品的。初稿出來後,他們即時給予了熱切鼓勵,讓我感到近兩百個日夜的勞作有了價值。編輯申亞妮、閆瑛,更是一遍遍地看稿,每每為幾個字的更動,反覆徵求意見,讓我學會了敬業精神的重心在注重細節。如果沒有他們的信任、幫助、鼓舞,很難想像,我能在心緒與事情都特別繁雜的2012年,拿出這部拙作。無論如何,我都得給他們深深鞠一躬。
尤其要感謝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管士光先生,還有文學界大名鼎鼎的大編輯腳印老師,能夠不棄拙作,給予審讀、鼓勵、編輯、提升與出版支持,甚至讓我對於手頭正創作著的另外一部長篇,都有了蠻大的「日攻一卒」的信心。
一件事結束了,夾雜著這件事的事情有很多,好在好天氣、好心情總是占了多數,這是我對生活始終抱有信心的原因。
陳彥
2013年4月30日於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