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關鍵的經濟影響
2024-10-09 12:13:21
作者: (印)阿魯·薩丹拉徹
如果一個點對點平台真的在改變我們的心態——以積極的方式改變我們對其他人的態度——我們怎樣抓住這樣的情感影響呢?這個問題的答案不太可能來自經濟學家。然而,毫無疑問,分享經濟的擴張需要我們進一步改善對經濟影響的評估方法,包括一些GDP不能很好捕捉到的指標。
然而,與此同時還存在一些廣泛的、傳統的、可以期待的經濟影響。接下來,我概括了四個最顯著的影響。
改變資本的「影響力」
無論是點對點租賃市場中的資產能力(即波茨曼的「閒置產能價值」)、TaskRabbit、Handy和Spare5等市場上的勞動力供應,還是貸款平台Funding Circle等平台上的金融資本——所有的東西都是平等的——利用「閒置產能」會增加經濟生產力。
例如,擁有一個空房間的房子主人不只是擁有一個空房間——他擁有著未被充分使用的資產。有了Airbnb,房子主人能夠把少量的額外空間變成一個收入來源。在這個意義上說,通過充分使用空間來利用過剩產能。同樣,通過Spare5應用,曾經花在坐公共汽車上下班的時間可以通過使用智慧型手機在Spare5的商業社區中標記圖片或回答調查問捲來獲得收入。當小借款人不再把錢存到個人儲蓄帳戶,而是通過Funding Circle把它借給中小企業,他們可能增加了他們的金融資本的經濟影響。
我認為這些例子都體現了現有資本、資產或勞動的影響力的增加。[56]克萊·舍基(Clay Shirky)於2014年5月在紐約大學舉辦的「協作-對等-分享」(Collaborative-Peer-Sharing)經濟峰會上發表的主題演講中,特別清楚地解釋了在分享經濟平台上展現出這些影響增長的數字前兆。在說明了為什麼說「在數字世界中,分享經濟偉大的先驅是Napster」後,舍基接著解釋道:
在20世紀90年代,美國音樂聽眾的共同目標是能夠使用一個被稱為「天堂自動點唱機」的玩意兒,可以點任意一首歌,一次可以點一首歌。Napster的發明人肖恩·范寧意識到「天堂自動點唱機」的苦差事已經結束了。世界上所有的音樂都已經數位化了,一次可以做成一張CD。有人買了CD,然後他們把音樂拷貝下來並以MP3的形式存在硬碟里。於是大量的工作已經完成了。但固定資本的大量基礎設施還沒有整合起來,它還不是一個集合。網絡中計算機是瞎子,它們還是啞巴和聾子。這些都是未連接起來的節點。
范寧用Napster所做的就是解決這一問題。他沒有解決存儲問題、傳輸問題、數位化問題——他只是解決了索引問題。通過Napster,電腦有了眼睛、嘴巴和耳朵。它可以告訴你:「我的硬碟里有這首歌。」同時還會將這個信息報告給中心索引表,在這裡其他電腦可以相互交流各自擁有的音樂並協商相互傳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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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基接著總結他的觀點:「范寧並沒有增加對音樂基礎設施的資金投入,而是擴大了資本的影響力。」
也許最引人注目的利用不足的資本就是美國的汽車。每年美國人花費約一萬億美元購買新車和二手車,而且車輛的存量資本價值是這個的幾倍(把這個計算在內的話,2015年整個美國經濟的GDP約為17萬億美元)。然而,正如前言中提到的,這些汽車的利用程度低得令人沮喪。如圖5.1顯示了2009年加州居民對他們汽車使用頻率的分布圖。橫軸表示使用強度(例如,使用強度5%意味著你現在有5%的時間使用你的車,或者說每天使用1小時多一點),而縱軸表示該汽車使用強度在加州人群中的比例。正如前面說明的,實際上大多數人擁有一輛汽車,只有不到10%的時間在使用。這意味著,絕大多數汽車超過90%的生命是停在街上或車庫裡(正如前言中指出的,曼哈頓幾乎就是這樣)。而加州人對汽車的使用頻率實際上比美國居民的平均水平更高。
資料來源:截至2009年的全國家庭出行調查(NHTS)。
圖 5.1 美國機動車使用情況
我們可能不需要等到自動駕駛汽車出現後才能看到數位化給汽車和交通行業帶來的經濟革命。新的點對點模式涉及的範圍——Uber可以按需獲得汽車駕乘服務,Lyft可以看誰的車順路,Getaround可以知道你的社區里誰的車可以讓你開走,BlaBlaCar可以搭車到另一個城市——對全球存量汽車的影響開始變得越來越大。在世界增長最快的消費市場上出現的資金雄厚、形式輕盈的區域性平台,如滴滴出行和Ola等,給汽車所有權行為尚未根深蒂固的用戶群帶來了更深遠的影響。正如Ola年輕有為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長波巴維什·阿加沃爾(Bhavish Aggarwal)在2015年向我提到,數百萬新崛起的印度中產階級達到的收入水平允許他們在未來的十年裡考慮購買一輛汽車,但許多人將「跳過」低效的完全所有權階段,而直接作為按需消費者進入汽車使用市場。
在最近的一系列會談中,美國西北大學的經濟學家羅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哀嘆美國生產率增長放緩,特別是,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近20年來的數位化變革對全要素生產力的增長率是否產生了重大影響。這張很出名的幻燈片是從他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複製來的,如圖5.2所示。
隨著時間的推移,平均來看當相同的輸入產生更多的輸出時,全要素生產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就會增加——包括實物資本、金融資本和勞動力。生產力的增加反過來會提高經濟的增速。這些平台不只增加舍基提到的數字產品的「資本影響」,還將繼續擴張並在未來的幾十年裡不斷提高勞動力、金融資本,特別是實物資本的影響。數位技術的這種獨特效應將很有可能擴展到更廣泛的經濟範圍,如房地產、交通、能源、醫療以及各種形式的勞動。
或者正如戈登擔憂的,數位化變革會促進全要素生產力增長可能不是一個神話。相反,在它們出現在國家統計數據里之前,它們可能只是一直在等待促進分享經濟變成可能的那些力量的形成。
圖 5.2 每10年的全要素生產力增長率(1900-2012年)
規模經濟與區域「網絡效應」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裡,由技術驅動的經濟進步不斷重複出現,並逐步創造、完善了規模經濟——即隨著生產量的增長企業獲得的成本優勢。簡而言之,傳統的規模經濟是在隨著生產量增長平均成本下降的情況下產生的。這些優勢可以來源於在一個更大的單位生產量下平攤了「固定成本」(如建設工廠的成本)。它們也來源於勞動不斷細分,這種細分在大公司中是更容易實現的(按照這個邏輯,如果你做的事範圍越窄且不斷重複,那麼你就能更高效地完成,這個理論最好的代表也許就是亨利·福特的流水線)。它們也可能來自「實踐中學習」——效率的提高來自學習如何更好地使用設備,或工人對他們所做的事情變得更精通。
關於規模經濟的記載可以追溯到18世紀亞當·斯密在回形針製造業中關於勞動分工的觀察;幾個世紀之後的今天,規模經濟則通常是由供應側的進步所驅動的。你可以以更大的規模擊敗競爭對手,因為你可以投入更高的固定成本,或者因為你能降低你的單位可變成本。然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家的記錄中有越來越多的證據來證明哈爾·范里安(Hal R.Varian )和卡爾·夏皮羅(Carl Shapiro)命名的「需求面的規模經濟」——即一個產品隨著它的使用量增加其價值也會增長。這個效應——任何用戶對某個產品的使用量增加都會提高其對其他用戶的價值(有時是對所有用戶)——也被稱為「網絡效應」。[57]矽谷投資者在一種商業模式中常常追求「網絡效應」,因為他們通常都相信「贏家通吃」,比如過去的微軟、Facebook等科技巨頭以及當今市場中的成功例子。
接下來,讓我們討論一下分享經濟是如何影響這些類型的規模經濟的。首先,巨頭公司似乎會離我們越來越遠而數以百萬計的小企業家將會出現在我們面前,這樣的變化帶來的後果可能會是失去200年經濟發展形成的規模經濟。畢竟,Airbnb的房主能為短期住宿提供比專業酒店中的由技能嫻熟、高度優化的酒店員工組成的團隊更高效的服務嗎?一個中國的巨頭工廠不會總是相對布魯克林的木製玩具製造商有成本優勢吧?
答案似乎既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我們無疑會失去一些規模生產的好處,以及當我們將經濟活動的組織轉向大眾,我們也會失去專業性。然而,規模化的其中一些好處將不那麼重要,因為擴大固定投資的需要減少。只要你可以利用家裡的閒置房產,你就不需要建一間酒店。在某些情況下,如果你可以使用複雜的3D印表機,你就不需要一間大型工廠。在某種意義上,整個成本曲線可能會降低,儘管斜率增加了。
此外,許多規模經濟將會被平台本身保存並重新分配。「實踐中學習」信條的傳播可能不會發生在一個酒店組織或者工廠里,而是通過在Etsy上制售商品的手工業者形成的人際網絡,或通過Airbnb房主社區和「公會」來傳播,不管是直接通過各種活動、培訓或嵌入到平台的功能等由公司來實施,還是以一種更草根的方式。
實際的變化將在整個行業和整個國家範圍中有所不同,還需要很多年的時間我們才能理解這些相互競爭的力量平衡。但它是吸引人的:這是一個真正的機會,分享經濟的經濟模式可以真的將生產分散到數以百萬計的小供應者那裡,而無須犧牲在20世紀的公司中流行的規模經濟帶來的顯著收益。
相比之下,它似乎清楚地表明,隨著分享經濟的高漲,需求方規模經濟將更加流行。一種特殊的網絡效應——雙向網絡效應——主導著許多平台的經濟問題。正如托馬斯·艾森曼(Thomas R.Eisenmann)、傑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和馬歇爾·阿爾斯丁(Marshall Van Alstyne)在一篇有影響力的《哈佛商業評論》文章中解釋道:
在雙邊網絡效應影響下,平台對於任何給定用戶的價值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網絡的另一端的用戶數量。其價值隨著平台對雙方需求匹配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例如,視頻遊戲開發商只會為有大量的玩家的平台開發遊戲,因為開發人員需要一個足夠大的客戶群來彌補他們的前期編程成本。反過來,玩家會更支持有更多種類遊戲的平台。
由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的全球企業中心所主導,在經濟新興平台上的一個雄心勃勃的項目,正在收集來自數百種不同的規模和互動平台的數據,而且無疑它將會指引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我自己的研究表明,這些雙邊網絡效應的性質在不同的分享經濟平台上的變化情況非常重要。這些差異主要與本書前半部分我們討論的分享經濟的區域性有關。就像eBay,更多賣家讓買家從中獲益,而賣家也更中意表現出有更多買家的平台。買家和賣家在什麼地方並不重要。如果我是一個在紐約的買家,一個位於洛杉磯的賣家和另一個位於明尼阿波利斯的賣家具有差不多相同的價值。
然而,Uber網絡效應正好與之相反。當然,隨著越來越多的司機加入紐約的Uber平台,對紐約的用戶來說平台價值增加了(也會隨著時間下降);相應地,隨著越來越多的乘客用戶,作為一個Uber司機的價值也增加了(你可能每小時能掙更多的錢,因為有更多潛在的客戶)。然而,這些網絡效應帶來的好處是高度本地化的。大多數Uber用戶只關心在他們自己的城市的服務質量。在洛杉磯新增1000名Uber司機對於緩解紐約乘客的等車時間起不到任何作用。因此,新的市場裡製造供應的過程將比原有市場更加艱苦。
這是什麼意思?需求方規模經濟在這樣一個平台不會自然地產生一個全球「贏家」,而相反,在每個本地市場裡可以產生一個或多個贏家。[58]因此每個本地市場更具競爭性。對於Etsy上只賣手機配件或者那些只生活在紐約的賣家來說,很難離開固有的生意去開發自己新的市場而不失去原有的大量潛在需求。相反,完全可以想像,紐約的Uber司機可以集體切換到一個不同的平台(或原創一個自己的平台),而最終獲得所有的市場需求。
現在,讓我們將Uber的網絡效應與Airbnb的網絡效應作一個對比。同樣,這是一個存在於成千上萬的不同城市和城鎮的市場,在其中通過市場本身將供應建設於市場之外。但是,「網絡」從巴黎的房主那裡得到的好處遠遠超出了來自巴黎消費者的。這是因為與本地交通不同,短期住宿的需求者主要是旅行者,而不是當地居民。你會喜歡一個可以讓你在世界任何地方住宿的平台,而不是專注於一個城市的平台。因此,對Airbnb平台而言,它的網絡效應更有彈性。
在某種意義上,在這兩個例子中網絡效應的「不規則」結構使它們的經濟比傳統的雙邊市場更複雜,潛在地使它們變得更強或更弱。正如我將在第6章中討論的,隨著分享經濟的出現,有很多新的監管挑戰被提出。我沒有討論與市場力量有關的問題,這是因為在判斷這些新的規模經濟是否將形成夠得上反壟斷審查的市場力量之前,關鍵的是加深我們對這些新的網絡效應的本質的理解,以及回答由莫里斯·斯圖克(Maurice Stucke)教授在2015年6月聯邦貿易委員會小組上關於經濟調節分享的講話中提出的問題——「我有評估這些影響的分析工具嗎?」[59]
增加多樣性 = 增加消費
分享經濟創造了全新的擁有更高質量和多樣性的消費體驗。因此,新形式的經濟活動將會出現,而不是僅僅在舊形式的商業上啟用新的數位化形式。換句話說,我們要做大蛋糕,而不是簡單地將它做成不同的形狀。
下面以我們熟悉的Airbnb為例。酒店雖然提供了多種住宿選擇;酒店許多不同維度的體驗都是標準化的:比如酒店客房在酒店建築中;除了少數例外,酒店房間一般都有一張床、一台電視機和一個私人浴室;它們在大多數情況下能容納兩人,當然對於更貴的酒店,可能會有更多的設施。相比之下,在一個點對點平台上,住宿可能不一定會被安置在一個建築里(有可能是一頂帳篷或者房車),也不一定會有床(充氣床墊和沙發也可以被出租),價格和設施之間也沒有直接關係。Airbnb之外的平台具有更高的多樣性。Couchsurfing提供空閒的沙發;OneFineStay提供豪華住宅,其中也能提供專業、全面的服務體驗;黛比·瓦斯科(Debbie Waskow)的LoveHomeSwap提供度假租賃;Kozaza提供韓國的傳統房屋;中國的途家網提供酒店式公寓;印度的Oyo提供一系列酒店式的備選房間。
有人可能認為這些多樣性的增加將減少對傳統酒店的需求。一些酒店行業的支持者表示這種情況可能正在發生。在曼哈頓中城有五家Apple Core Hotels連鎖酒店的董事長兼紐約酒店協會領導人的維賈伊·丹達帕尼(Vijay Dandapani)在2015年8月接受美國公共電視台的採訪時稱,Airbnb的影響已經顯現。他斷言:「在金融危機之後,儘管旅遊業出現上升趨勢,但(房間占用率)並沒有回到過去的水平。[60]
但從這種轉變的經驗證據來看,截至2015年,最多可以說是兩方面證據都有的。一項由喬治斯·澤瓦斯(Georgios Zervas)、大衛·普羅塞爾皮奧(Davide Proserpio)和約翰·拜爾斯(John Byers)進行的研究中,Airbnb對德克薩斯州酒店影響的記錄表明,Airbnb對酒店的替換率是相對較低的。Airbnb上出租的房間數量增加10%,酒店房間的月收入僅下降了0.34%,而在奧斯汀該數值稍高一點。澤瓦斯和他的同事還注意到Airbnb訂單在其他方面的差異性,因為它們能在通常沒有酒店的地方發展。
Airbnb在不同城市的數據記錄都反映出了這一點。如圖5.3所示,它展示了曼哈頓的情況,Airbnb在紐約的出租房中大約有5/6在曼哈頓中城之外,而曼哈頓中城聚集了約2/3的酒店房間。
註:「曼哈頓中城」是指曼哈頓14~59街之間的範圍;圖中表示酒店分布的圓點只是估算的數量。
圖 5.3 紐約市的Airbnb出租房的地理分布圖
布萊恩·切斯基總結得很好:「隨著我們的發展,酒店的入住率也會增長。我認為這一定會在酒店行業中發生。我與一些酒店高管也很熟悉,他們似乎並不過分擔心這樣的情況。」的確,正如美國知名網絡雜誌Slate(1996年創刊,以其政治評論、離奇新聞和藝術特寫等內容而聞名)的艾麗森·格列斯伍德(Alison Griswold)所記錄的,2014-2015年的酒店業獲得了它們歷史最高水平的入住率和平均每日房價。
但是,對於Uber和Lyft相對傳統計程車的影響情況並不是這樣。關鍵的區別是,不僅僅是差異化服務,Uber和Lyft在顧客重視的大多數方面上都有著更高的質量,也許只是不能當街揚招。但這並不否定提高多樣性會增加消費。然而,對現有的企業來說,可能是負面影響來得更快。事實上,每天都有計程車司機(大城市中的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的汽車或擁有計程車「徽章」)變成「Uber司機」;已經有證據顯示紐約市的黃色計程車徽章的價格下降了約30%。2015年7月,紐約黃色計程車徽章最大的老闆葉夫根尼·弗里德曼(Evgeny Freidman)提交了一份請願書,申請他旗下多個擁有徽章的公司破產。而按需服務的交通方式可能最終將對機動車行業作為一個整體產生影響,在未來十年內自動駕駛汽車在大眾市場實現商業化將會更大程度加速此影響。很大一部分汽車消費者將轉移到種類越來越多的按需交通服務中。
產業組織經濟學告訴我們,隨著商品種類的增加,人們會消費更多,而不是更少。部分是因為以前沒有消費能力的人現在有消費能力了,或者有能力比以前消費得更多了(在住宿行業,表現出來的就是消費的時間更長、消費的區域範圍更大)。還因為從理論上講,隨著種類的增加,人們的理想之物與市場能提供的商品之間的「匹配度」不斷提高,也使人們願意支付更高的價格。正如安德烈·弗拉德金(Andrey Fradkin)在對Airbnb的研究中向我們說明,搜索和排名技術的進步使房主與房客之間能通過平台進行真正的匹配和交流。作為結果,消費的增長將推動經濟發展,即使以傳統的GDP來衡量。從這方面來說,很明顯分享經濟帶來的品質和種類的快速增長必將加速,而不是減緩經濟增長。
民主化的機會
2014年夏,一本名為《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的書在學術圈和矽谷都成了談論熱點。在書中,作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研究了過去兩個世紀裡持續的不平等。核心觀點是:不平等仍然存在,因為資本回報率r ——無論是投資金融資本、固定資產或者其他類型實物(比如,分享經濟將會增加其影響的資本種類)——持續高於整體經濟增長率g,而工資增長率與整體經濟增長率大致相同。皮凱蒂總結道:「不等式r > g,意味著過去積累的財富比產出和工資的增長快。這個不等式表現了一個基本的邏輯矛盾。企業家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出租人,對那些只有自己勞動力的人越來越占主導地位。這個結論一旦成立,資本自我繁殖的速度將比產出的速度更快。過去將吞噬未來。」
換一種方式來說,即富人發現他們的回報以r的速度增長,而大多數人沒有大量財產和銀行存款,或者說大部分投資人會發現他們的回報以g這個較低的速度在增長。因此,隨著時間的過去,不平等的情況將進一步惡化。有鑑於此,皮凱蒂繼續發問:「你能想像在21世紀,資本主義將被一個更和平、更持久的方式超越嗎?或者我們是不是只能等待下一個危機或下一場戰爭(一次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的到來呢?想像一下,政治制度能對全球範圍的世襲資本主義進行既有效又公正的管理嗎?」
皮凱蒂的解決方案更支持傳統的、可預測的再分配干預措施(比如更高的全球稅)。然而,很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分享經濟已經通過以r的速度增長的人口數扭轉了局面,即使目前這種情況並不明顯。
讓我們回到英國Funding Circle的例子:它使日常投資者——也許是一個只有幾百英鎊的大學生或者是一個有幾千英鎊的退休人員——能夠投資於那些通常只屬於銀行投資範圍的小企業。投資者不需要理解複雜的股市後再進行投資,也不需要任何特殊軟體的幫助。Funding Circle的在線平台和Airbnb或Etsy一樣容易操作,此外用戶社區還能提供一個評估潛在借款人的快速入門培訓。
從某種意義上說,幾乎沒有額外的基礎設施,皮凱蒂的「出租人」就可以開始通過投資或持有而不是勞動去體驗硬幣的另一面了。隨著Etsy的賣家數超過150萬,可以預計會出現一個類似的效果。在非常小的範圍內,人們一旦開始為他人勞動就有了新的角色,以及在經濟方程中占領了新的位置,不再從擁有資本的人那裡獲得工資了。超過100萬的Airbnb房主擁有大部分集中在股東和特許經營的連鎖酒店裡的資本。換句話說,這些變化正在擴大其回報以r,而不是g的人口比例的增長,這樣有利於傳統上不是財富頂端的人群。
總的來說,這個景象是一種包容性增長。然而,雖然有一些例外,但選擇在Airbnb租房、Funding Circle放貸,或RelayRides出租汽車的人一般都是擁有較少而不是較多資本的人。他們可能不屬於貧窮人口,但他們也肯定不是傳說中「占領華爾街」的1%。將來那些在Courser上尋求教育資源的人,可能是那些無法獲得傳統的高質量四年制大學學位的人。阻止人們從工人變成持有者或投資者的傳統門檻機制已經放寬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更多新的「微創業」機會將使曾受到傳統企業限制的個人有可能發展成比獨資企業更大的企業,例如ThreeBirdNest。布萊恩·切斯基告訴我,他和他的聯合創始人喬·吉比亞曾經把在Airbnb上當房主稱為「未來企業家培訓班」。我們將不得不等待幾年後才能知道Airbnb、Etsy、Lyft、Getaround上的供應者是否能更容易開創成功的具有更大規模的公司(儘管Airbnb最早的兩個房主——布萊恩和喬——顯然已經做到了)。但隨著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界限的模糊,擁有可以生錢的資產的人口比例很明顯極有可能將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