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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經濟的數字決定因素

2024-10-09 12:12:38 作者: (印)阿魯·薩丹拉徹

  上面的例子說明,儘管分享經濟的產生可以追溯到20年前,而且一些先驅者,比如eBay和Craigslist仍然存在,但在經濟足夠數位化之前分享經濟的美好前景並不能完全實現。

  我們今天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數位化經濟的基礎是什麼?它和分享經濟的爆發有什麼關係?2007年,我和我的同事瓦森特·達哈(Vasant Dhar)發表了一篇研究文章,試圖解釋什麼才是促進數字經濟進化的根本力量、這些力量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從中我們可以了解到關於商業預期和信息科技的社會影響的什麼樣的情況。我們認為,在它們的核心,將數字科技與過去革命性的通用技術區別開的是三個不變的因素,這些因素在過去的40年裡決定了科技的進化並解釋了它帶來結果的千差萬別;這些力量成為了我們思考未來數字科技的基礎,同樣也闡明了部分分享經濟的可預見的數字決定因素。

  三個基本力量

  我們從三個基本力量開始,這三個力量將數字科技與之前的其他影響經濟的「通用」技術區別開來。

  第一種力量是事物的信息呈現方式,特別是以數字形式來傳達信息。越來越多的重要的經濟、社會事物「被數位化」。比如,你的錢是關於財富的信息,它儲存於銀行電腦中、PayPal(全球最大的電子即時支付工具,美國eBay公司的全資子公司)伺服器中,或是比特幣區塊鏈中,偶爾也會變成真實的貨幣——紙幣和硬幣。音樂、聲音和錄像在今天都表現為數字信息,體現在頻率、音高、顏色以及它們的變化。今天的貿易策略是一系列基於信息的原則和算法。一個商用藥品最開始是一段信息,然後才變成膠囊里的化學物質。越來越多的真實物品最開始只是數位化的設計,這些設計通過製造工藝變成實物——一張椅子、一個電話機、一件珠寶或是一架飛機——供人們消費。這些信息都可以數位化,並且在今天已經實現了。一旦數位化,這些信息就可以適應各種形式的加工和移動。

  第二種力量是硬體能力、帶寬、硬碟以及伴隨著的數字設備微型化的持續指數級增長。20世紀60年代,戈登·摩爾(Gordon Moore)預測,晶片上的電晶體的數量大約每兩年就會翻一番。如今,這個預測經常被引申為電腦價格每兩年減一半的「摩爾定律」,就是第二種力量的經驗體現。儘管幾年前有證據表示摩爾定律開始變慢,但大規模並行處理以及軟體功能性和可靠性的提升在基礎的數字運算能力上繼續維持了這個指數級增長。集中表現在谷歌公司在此方面領軍式的推動,同時這些做法也被包括Facebook在內的公司廣泛接受,建立了大規模計算使用的硬體以及類似Hadoop和 Hive等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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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力量很小,卻是前兩個的增強和補充力量。這就是持續增長的模塊化編程能力,它使不斷增加的複雜性得到聚合、編纂,最終整合成標準化的軟體平台。換句話說,數字「機器」與之前的其他所有機器有根本不同,因為你可以讓這些「機器」做全新的事情而不需要重新造一個,只需要簡單地告訴它一個新的編輯好的指令。你要給一個現有的數字設備增加新功能,只需要增加一個軟體即可。比如,你的智慧型手機每下載一個應用,它的功能就增強一點,而它的物理設備還是原來的樣子。電腦、智慧型手機和平板設備等硬體的不斷增長的編程能力和模塊化能力已經對商業和社會起到了強大的變革作用。添加和改進的模塊化層能帶來原本不存在的功能和商業模式。

  我們已經能夠觀察到大量關於這三個因素直接帶來的影響:信息從其物理構件中分離出來,比如音樂、視頻以及出版業推出的純電子出版物,可以通過 iTunes(蘋果公司最熱門音樂軟體)、Netflix(在線影片租賃提供平台)和亞馬遜的Kindle來呈現;強大的分享數字平台的創建,從谷歌地圖到亞馬遜;以及越來越豐富的數字空間的出現,比如Facebook、Snapchat(提供「閱後即焚」功能的社交平台)和微信帶來的人與人之間交流的複雜性增加。[32]

  我列出了這三種力量帶來的四種額外的影響結果,這四種結果對分享經濟的出現和不斷進化起著關鍵作用。它們是:

  (1)數位技術消費化;

  (2)物理數位化;

  (3)去中心化的點對點模式的出現;

  (4)信用的數位化。

  數位技術消費化

  20世紀80年代晚期至90年代早期,工作場所個人電腦的集中出現、伺服器技術和企業接入乙太網帶來組織內部大規模工作流程的重新設計,伴隨著80年代紙質文件不斷被純電子文件所代替。今天,消費者關注數位技術,不斷裝備自己的數字設備,智慧型手機就是其中最強大的通用電腦。另外,快速的通信網絡,包括居民寬帶和移動網際網路,都為他們建立起來。似乎接下來我們要講這次再造工程的第二階段;但我們先來看看日常生活的重新建造。

  雖然數位技術源於20世紀40年代戰爭時期的情報處理技術,但不到20世紀60年代,它的商業用途就出現了。在20世紀的60-90年代,出現了IBM、惠普、蘋果和微軟等信息技術巨頭公司。除了蘋果,這些公司的主要用戶都不是個人,而是私有企業和政府機關。儘管這些公司創造的硬體和軟體偶爾也適合消費者,它們生產的所謂家用電腦就是在為企業和政府設計的技術基礎上生產的個人化產品,比如20世紀90年代由企業電腦改裝來的家用電腦曾風靡一時。同樣,微軟的軟體都是用於商業用途,作為後來的補充,有時也設計了個人版本。

  之後非常快,數位技術的指數級增長到了足夠水平,可以生產出價格划算、大眾化、人們負擔得起的數字設備了。幾年後,音樂也可以以數位化形式儲存於CD中了。20世紀90年代,歌曲信息從其物理構件中分離出來,變成了人們儲存在家用電腦中的MP3文件。再加上個人對網絡的足夠廣泛的接受,使個人數位音樂設備具備了商業可行性。

  蘋果公司一直以來非常專注於消費者,但不幸的是,它超前了20年。如今它專注於即時使用的外觀漂亮的產品,並用iPod這個產品抓住了市場。然而,iPod並不只是一個非常受歡迎的消費產品。作為一個成功的專為個人,而非企業、政府開發的大眾化產品,它代表了一個拐點,數位化發展重心變化的拐點。

  在接下來的十年裡,許多最重要最有創造力的新數字產品——如智慧型手機、數字平板、類似YouTube和Facebook的社交平台,以及像谷歌地圖這樣的應用——都是先為個人消費者開發,然後再改造為適應企業和政府使用的產品,與過去正好相反。這個趨勢仍在繼續,我和我的許多同行都將此稱為數位技術的「消費化」。人們不再宣稱硬體和軟體的開發必須首先考慮企業和政府的需求了。事實上,今天IT行業的發展動力來自於個人消費者產品的開發。

  因此,今天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概念,比如所有權、購買大品牌產品,將不再通用。企業開始重新思考它們能為數位化的消費基礎帶來什麼——想想如果Uber離開了有GPS功能的智慧型手機,它至少不能實現規模化了——在裝備了智慧型手機的獨立勞動者能自由進出勞動市場的時代,什麼樣的勞動模式是可行的呢?

  物質的數位化

  伴隨著數字消費化,我們還見證了一個同時發生且同樣重要的變化:物質的數位化。這兩個正在發生的變化說明了前面提到的三個不變力量,在促進數字消費化的同一個經濟背景下,會怎樣重新塑造我們日常的實體對象——物聯網和疊層製造技術的萌芽。

  物聯網。就在不久的將來,每個「實物」都會具備數位化和網絡化的潛力。比如這樣一個標誌性的例子(也許並不是最省錢的)。當牛奶接近或到達保質期時,牛奶盒子就會告訴冰箱,冰箱會將牛奶增加到你的FreshDirect(提供生鮮食品購買送達服務的平台)購物清單里。接著幾箱新鮮的牛奶就會送到你家,你可以不用費心這些瑣事而將精力用於更重要的事情。這就是物聯網——這個世界裡的所有東西,包括從盒裝牛奶到家用電器再到服裝,都被植入了小小的數位化智能,成為了網際網路的一部分。牛奶盒子不會占用一個電腦而只是簡單地裝上了一個傳感器,通過它就能讓同樣已經網絡化的冰箱知道牛奶的保質期快到了。冰箱會提交這個信息,然後在網上的快遞服務中把牛奶納入購貨清單。[33]

  換句話說,在不久的將來,更多平凡的物體能通過網絡相互傳遞信息進行對話。需要明白的是,這不是科幻小說里的情節。畢竟,物聯網並不能幫助我們與冰箱和牛奶箱進行智能性的對話(至少現在不行)。幽默作家道格拉斯·亞當斯(Douglas Adams)寫道,智能電梯不會對枯燥的每日上上下下的工作感到厭煩,而在地下室生悶氣。雖然還沒有表現出明顯的應用前景或者設備蕭條情況,但是物聯網必定將促進分享經濟的擴增。

  因為這種智能雖小,但它能更低廉、更容易地植入實體中,從而提高跟蹤這些物體的能力。同樣地,也會提高對它們的管理能力。隨著無人機技術的發展和接受度的提高,點與點之間物品傳遞的成本將下降。換句話說,一個物體將會知道它在哪裡、它的使用程度是多少,它還能安排自動化、數位化的運輸設備將自己運送到客戶處而不需要人的干預。[34]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實體物變得像一個智能的iTunes電影文件。

  因此,物體的「可租借性」也在提升。所有種類的按需服務在物聯網下變得越來越可行、有效和普及。

  3D列印技術和疊層製造。直到現在,如果你想進入實體的製造業和銷售業,你都必須具有生產能力和銷售渠道(比如通過批發和零售網)。我們將要進入一個不再需要工廠、倉庫和分銷網絡就可以從事實體銷售的世界。你也不再需要通過各種渠道從世界各地購買機器零件。你只需要設計。

  改變這一切規則的技術就是3D列印技術。工業時代——典型的生產方式就是削減法;它從實體材料開始——木材、金屬、熱加工樹脂——然後通過工具、機器和模具削減部分材料得到最終的產品。而疊層製造法正好相反。它從設計開始,然後利用「印表機」一層一層構建起一個實體物。

  這將如何重新塑造經濟?我們來看看數字模擬(把數字和模擬兩個詞放到一起我感到很舒服)。20年前,大部分的城鎮都有許多從事唱片零售的實體店面,集中生產再分銷到這些店裡的唱片和CD,用箱子送來,放在貨架上,再被銷售出去。如果你想成為一個成功的音樂家,你必須成為為數不多的幾個其唱片能在這些店面中銷售的音樂人之一。同樣地,要成功地辦一間報社,你需要進行大規模列印的技術和報紙實體分銷的基礎設施。去年一年裡你去過唱片店嗎?你知道還有幾個人現在還在訂閱實體報紙?你是在Kindle上閱讀這本書的嗎?

  音樂和出版的數位化已經劇烈地改變了這兩個行業的經濟模式,將競爭優勢轉移到了能控制「交互界面」的實體上:比如蘋果公司的 iTunes、亞馬遜的Kindle,以及YouTube的視頻平台。它同樣促進了更多小眾音樂家、作家、博主和網絡明星的出現。正如羅切斯特大學的拉維·曼特那(Ravi Mantena)教授在2004年紐約大學的博士論文中預測道:即將到來的疊層製造時代同樣能極大地改變許多實體工業的經濟模式。

  例如,你想像一下,你想要一個新手機套。現在,我們當中絕大多數人都局限於在蘋果專賣店、BestBuy(百思買,全球最大家用電器和電子產品零售集團)、街頭小販的手推車裡進行選擇,或者取決於亞馬遜的倉庫里有什麼。但是,有了3D列印技術,你就能購買一個設計而不是一個手機套。換句話說,過去你需要購買一個物品,而現在你可以輕鬆地購買一個在某種意義上能被自己製造出來的設計,不管是通過自有的3D印表機或是附近3D列印店的機器。如果你自己及附近都沒有3D印表機,你還可以輕鬆地通過3DHubs等服務平台找到能幫你列印的人,或者在Shapeways(在線3D列印設計銷售商)中搜索一個類似物品。

  因此,點對點交互式商業潛力正在飛速增長。交易的是純數據而不是實物,也不再需要傳統的批發商和零售商。微型創業者(比如那些在Etsy等平台上出售3D列印的手工藝品的人)構成的小批量生產經濟將發展迅猛。

  去中心化點對點結構和區塊鏈

  第4章,將討論去中心化點對點商業活動的新模式,它的出現可能會降低對中心化的中介機構的需求。為了讓你對此類去中心化發展的潛在革命性影響有一個感性認識,我將Napster(第一個真正流行的基於網絡的點對點文件分享網站)和之後出現的「純點對點」文件分享網絡做一個對比。

  Napster由肖恩·范寧(Shawn Fanning)創立並於1999年6月對外運營,當時他還是西北大學一名19歲的學生,聯合創始人還包括他的朋友肖恩·帕克(Sean Parker)和他的叔叔約翰·范寧(John Fanning)。Napster使所有網絡中的用戶都可以搜索其他用戶電腦中儲存的文件(主要是MP3格式的音樂文件),然後直接從別人電腦里下載下來,沒有數量限制。這項服務迅速流行,很快用戶人數就達到了8000萬。

  在Napster出現並迅速發展一年之後的2000年,它惹怒了重金屬搖滾樂隊金屬樂隊(Metallica),因為一位樂隊成員發現一首他們正要發行的單曲竟已經在歌迷之間被傳播,甚至通過電台在整個美國播出。金屬樂隊對Napster提起上訴。不久後,說唱歌手Dr.Dre也提起了上訴。直到2000年7月,反盜版藝術家聯盟(Artists Against Piracy)在《今日美國》《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以及十多家其他國家級報刊上發表整版公告,表達了他們對Napster平台上日益突出的「盜用」音樂問題的關注。

  並不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後不到一年的時間,Napster——至少8000萬用戶賴以分享音樂的那個Napster——事實上已經死掉了。由於受到美國唱片工業協會的指控和禁令,它在2001年完全關閉了其網絡服務。

  和eDonkey一起,Napster被認為是第一代點對點服務平台的代表。雖然Napster倒閉的原因很大部分來自唱片行業的反對,但它的「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heel,意為致命弱點)是它的技術設計。它是一個音樂的集中式索引,配合一系列規則,通過這些規則使點與點之間能直接傳送文件。這個集中式索引意味著它有一個中央故障點。如果這個索引被關閉了,即使兩個點之間想分享音樂,他們也找不到彼此。

  Napster之後最受歡迎的後繼者是Gnutella,通過拆散這個索引並把每個內容的多個副本分發到網絡中的多個點上,從而在某種意義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不再有中央資料庫,索引設計成分布式的。或者說,連接入網的電腦可以直接查詢網絡中的其他電腦哪些音樂可以下載。如果遇到Napster的情況,也不會出現網絡停運,因為這裡沒有中央故障點。「群體」——表現為一個分布式和部分重複的索引,而不是一個中心化的伺服器——將需要某首歌的一端與有這首歌的一端匹配起來。

  每個後來成功了的點對點文件分享網絡平台都使用了在這個去中心化、重複索引方式之上的一些變體。2009年,電子貨幣比特幣的出現體現了邁向去中心化點對點技術的重要一步,不僅將索引去中心、分布式化,而且將區塊鏈這個具有匿名帳目的金融交易也同樣實現了去中心化和分布式化。當與點對點文件分享技術、加密技術和新的激勵機制結合起來,比特幣展現了以區塊鏈為基礎的系統可以作為相互信任的點對點交易的基礎,不需要第三方中介,而是利用社群——一個「驗證人」組成的去中心化網絡——去明確每筆交易。

  以比特幣為代表、以區塊鏈為基礎的系統的前景被2014年1月《紐約時報》上的一篇文章很好地概括出來,這篇文章的作者是風投資本家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他是一個資深網際網路創業者,並在1993年創造出了第一個網絡瀏覽器「馬賽克」(Mosaic)。

  比特幣第一次讓我們有了相互傳遞數字財富的方法,而這些傳遞又有安全保障,每個人都知道交易發生了,沒有人可以挑戰它的權威性。這個突破性技術的影響怎麼誇張都不為過。

  什麼樣的數字財富會通過這種形式被傳遞呢?想想數字簽名、數字合同、(物理鎖、在線鎖)數字密碼、汽車、房產等實物的數字所有權,數字股票和債券,以及數字貨幣,等等。

  本書前面談到的相關例子形成了新供應者的「群體」——他們提供了臨時出租屋、錢、時間及勞動力等財物。區塊鏈技術有望從邊緣到核心都扮演好社群的角色。分散的點成為市場的創造者。我將在第4章繼續這個話題。

  信用數位化

  分享經濟使我們彼此的信任程度達到了令人驚訝的水平。《連線》雜誌的編輯詹森·坦茨(Jason Tanz)在2014年的封面故事《Airbnb和Lyft是如何提高人們之間的信任感的》(How Airbnb and Lyft Finally Got Americans to Trust Each Other)中寫道:

  但有一個結果已經很清楚:許多公司使我們可以去做很多事,而這些事就在短短5年前還會被認為是不可思議和愚蠢的。我們將希望坐上陌生人的車(通過Lyft、Sidecar、Uber),歡迎他們住進我們的房間(通過Airbnb),將我們的寵物狗寄養在他們家裡(通過DogVacay、Rover),去他們家裡分享美食(通過Feastly)。

  除了我們前面討論過的單純數位化工具,過去幾年裡分享經濟的爆發應該歸功於我們與陌生人之間迅速發展起來的信任關係。這種關係是通過不同的系統產生可靠的數位化信息建立起來的,這些信息組成了所謂的「數位化信用基礎設施」。

  然而準確地說,什麼是信任呢?在很多時候,答案取決於前後背景。戀愛關係中的信任與商業交易中的信任可能代表了不同的意義(我當然希望它們是一樣的)。在分享經濟的發展史中,一個特別有實用意義的定義來自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James Coleman)1990年所著的書中,作者將信任定義為:在知道別人的行動前願意致力於合作。

  建立信用關係似乎意味著需要投入時間,還取決於多重因素。在不碰面(偶爾碰面)的情況下,第一需要確定真實性。這個人是真的嗎?他們就是他們說的那個誰嗎?第二,需要評估意圖。這個人是否出於好意?這些人是真的想在Airbnb中找住處還是想打劫我?第三,需要評估專業性和能力。這個人是一個好的水管工嗎?這些人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社區的情況嗎?他們對人有禮貌嗎?那個客廳像看起來一樣通風嗎?汽車像照片顯示的一樣有那麼大的腳下空間嗎?

  在一些交易中,最重要的是判斷一個人是否擅長他的專業,比如當你想要請某人粉刷護欄時。而對於一些風險較高的互動,比如搭乘陌生人的車,意圖比專業能力更重要;你可能更在意這個人是不是犯罪分子,而不會介意他是否是這個平台上最好的駕駛員。在一些風險更高的交流中,比如請保姆照顧小孩,你不會在三個因素上都滿意:只要他能保證真實性,不懷惡意,能知道這些事情怎麼做就夠了。

  你如果和某人反覆互動,隨著時間的推移你就會加深對他各個方面的了解。但是如果你想和一個半匿名的人進行交易,第一次時你該如何判斷他的身份、意圖和能力呢?在很多時候,交易風險越低,越容易建立足夠的信任。這就是為什麼eBay等平台會在網絡發展的初期就發展到了很大規模,而其他如BlaBlaCar等平台花了15年的時間才達到人口規模上的成功。

  我認為在半匿名的基於點對點網絡的背景下,信任是從下面五個因素中發展來的:

  (1)來自之前的互動;

  (2)通過學習別人的經驗;

  (3)通過品牌認知;

  (4)依靠數位化的社交資本;

  (5)通過外部機構或實體的認證,數字或非數字,政府或非政府。

  在過去某個時間我們已經具備了獲得信任的前三個途徑——一個有爭議的說法認為是從1995年eBay創立開始——但是其他兩個途徑的數位化、規模化是僅僅最近才出現的。

  親密感是一個可以培養的過程,隨時間建立起來的。因此,信任是隨著每個正面的經歷逐步累積的。比如,你在eBay的拍賣中中標,標的物正是你期望的樣子,你就會更願意以後再次回到這個平台進行購物。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史蒂夫·塔德利斯(Steve Tadelis)和芝加哥大學的克里斯·諾斯克(Chris Nosko)曾對eBay上的這些「外部名譽效應」進行量化,這樣的外部效應在現今的分享經濟平台上同樣存在。比如,如果你與某個特別的供應者有過很好的交易經歷,你會更願意跟他再次交易。當然,你在eBay上的正面經歷可能會讓你更容易信任這一代新平台。Airbnb的早期使用者可能已經在之前的分享經濟平台上有過很多不錯的體驗了。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們已經在通過數字形式學習他人經驗中獲益良多。比如,在eBay上採用了賣家和買家互評的功能。長期不按期發貨的賣家將會得到差評。同樣,沒有如約交付貨款的中標人也會有同樣待遇。當其他人的交易歷史被數位化,並通過在線信用系統進行公開,我們對陌生人的信任度就得到提高。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能從過去與他交往的人身上學到經驗。在過去的20年,我們深入理解了這種互評模式信用系統的潛力和局限。[35]

  之後還出現了建立在品牌認知上的信任。正如我將在第4章、第6章里討論的,在西方經濟里我們仍舊在這樣一個消費階段,我們的信任來自於對品牌名的信任;eBay在早期就認識到這一點,推出了「Power Sellers」(實力賣家)專欄,以此告訴潛在客戶這些賣家在某種意義上是經過平台審核過的,因此更加值得信任。並且,eBay這個名字本身就能讓許多消費者感到安心。

  品牌和平台認證在今天的分享經濟中仍舊扮演著重要角色,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雖然有其他提供短期分享住宿服務的平台(類似Airbnb),或者提供城市交通的平台(類似Lyft和Uber),但是平台的品牌效應仍然對其發展有著巨大影響。

  從這一方面來說,這樣的品牌功能與其在傳統經濟中非常相似,但只有一點不同。平台建立起一個連接著數十萬(甚至百萬)的供應者的品牌,這意味著現在更小的供應者能更容易地將自己與大品牌相關聯。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加入平台的一個不那么正式的特權。他們通過利用已經建立起來的品牌同時以符合分享經濟的方式來賺錢,儘管需要交少量的費用。

  歷史交易、評價和品牌認知在eBay的世界裡發揮了作用,但是數位化的社交資本和外部認證的數字渠道這兩個重要的信用來源是最近才發展起來的。

  社交資本定義為,一個人通過人際關係網絡可能獲得的資源的總和。這些關係可能是友誼、一面之緣或者僅僅是賞識。這樣的關係將為你帶來大量資源,不管是現在還是未來。總的來說,這些關係和它們連接的現在和潛在的資源代表了你的社交資本。[36]由此,你的社交資本也是當你做交易時你的可信任度、可依賴度的一個指標。擁有更多社交資本的人更為人所知、社會地位更高,因此更可靠,做得更符合你的期望。如果你和某人有共同的朋友,你就會更加信任他們,也許是因為你認為他們和你的關係更「接近」了,也許是因為你認識到分享的友誼可能會阻止不良行為。

  的確,比如Facebook、LinkedIn(領英)等在線社交網絡平台增強了我們以數位化的方式建立新社交資本的能力,但是這僅僅是它們促進點對點在線交流能力的一小部分。最重要的是這些平台包含了我們真實物理世界的社交資本的數位化表現。可能我們在Facebook平台上建立的友誼只存在於Facebook平台本身。一些朋友可能是你在一些聚會和大型活動中遇到的對你有吸引力的陌生人。但是更重要的朋友是真實世界中的關係:童年的朋友、親戚、同學和同事。正如肖恩·莫菲特(Sean Moffitt)和邁克·多佛(Mike Dover)的《維基品牌》(Wikibrands)一書,這本書用生動的語言敘述了品牌是怎樣被社交媒體重新塑造的:「連接家庭、朋友、同事和興趣團體的協作技術和社交媒體並不僅僅是一時流行,它們是未來市場的流通貨幣。」

  真實世界的社交資本實現數位化為我們提供了真實性、意圖和可靠性的有力依據。它與eBay過去獲得信任感的來源不一樣。正如我在前言中提到的,它是投身於今天數量眾多的分享經濟平台的前置條件,它有助於提高半匿名的點與點之間的在線交流。

  最後,信任經常來自於外部機構的認證,而外部機構往往與交易沒有關係。政府通過頒發給你一個身份證來證實你就是你。一個汽車俱樂部也能做到,同時還能反映你的駕駛能力。你綁定包月套餐的手機號碼在篩選誰辦理了這種套餐的時候就顯示了你的真實性。一個公司開展的背景調查能證明你沒有犯罪前科。

  再次說明,許多這樣的服務已經存在幾十年了。但是,只有在最近某些技術的出現,使你可以將這些證明數位化,從而變成你網上名片的一部分。你可以將你的駕駛證在網絡攝像頭前晃一晃,只需幾分鐘,由在線支付公司Jumio提供的一項功能就能認證你的身份[37](Jumio還可以鑑定你的信用卡的真假)。Airbnb將這項技術作為其「身份鑑定」項目的一部分。一旦這些真實世界形成的認證被數位化,它們就通過將原來僅在真實世界有效的信息運用到網絡上,從而拓展信用基礎設施。

  2015年的分享經濟里,這些信用基礎設施大體上都是各自孤立的。如果你是一個eBay上信用好的賣家,卻不能將這個名聲運用到Airbnb上去:你必須從頭開始重新建立。Uber上4.9的得分卻不能幫助你在Lyft上獲得顧客。

  但是這種狀況在未來幾年裡可能會發生變化。比如,一個建立在馬德里的創業公司Traity正在建立一個通用的可移植的信用平台,有望助力於更大範圍的點對點交流,不管是在線還是離線。[38]你在Traity上信用的一小部分來自你在比如Uber、eBay等平台上用戶的反饋和打分。[39]Traity還會驗證你的身份證,連接到你在Facebook和LinkedIn上的數字社交信息上。

  然而,你的資料遠遠超出你的市場活動和身份資料。Traity收集種類繁多的其他資料並將其數位化,包括性格種類、是否獻過血、在什麼機構做過志願者。我在2015年和這個平台的創始人胡安·卡塔赫納(Juan Cartagena)、何塞·伊格納西奧·費爾南德斯(José Ignacio Fernández)、博爾雅·馬丁(Borja Martín)在皇家馬德里的伯納烏球場吃飯時了解到,這樣能促進信任的各項指標表現得更完整。任何讓陌生人相信你會言出必行的事情——或者回到科爾曼的定義,任何能讓你在知道別人的行動前願意致力於協作的事情——都可以可靠地被數位化,然後增加到你的在線Traity信用里。

  圖 2.2 Traity的網頁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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