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分享經濟、市場經濟和禮物經濟

  許多人將「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消極面和積極面對立起來而引起爭論。

  然而，此類爭端由來已久，因為這是部分與整體、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基本矛盾點。每個時代都在兩者之間找平衡，在一方占主導地位時總是又會喚起另一方的崛起。

  ——劉易斯·海德，詩人、作家

  2015年5月，我正在參加OuiShare Fest，思考著資本主義的未來。OuiShare Fest是巴黎的一個毫無資本主義氛圍的集會[13]，超過一千名分享經濟愛好者聚集在主會場及周邊。主會場是一個被稱為Cabaret Sauvage的巨大紅色帳篷。這場聚會有點像TED，有點像反傳統狂歡節「火人節」（Burning Man），還有點像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 Rock Festival）。那時我與OuiShare的兩個創始人坐在室外享受著春天的陽光，吃著會議提供的午餐——一碗有機小扁豆和甜菜。在我身後，「愛的盛會」（Love Fest）的準備工作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中。這是一場持續通宵的狂歡，它標誌著為期三天的活動的結束。志願者輪流使用腳踏式發電機為與之相連的大型音箱充電，音箱不時放著的背景音樂與附近一支現場表演樂隊的熱情歌聲相映成趣。順著我的方向穿過院子，一位母親照料著她的嬰兒，參會人員正用各種語言討論著一系列引人入勝的主題。紐約的聯合廣場投資公司最新的投資是皮亞·曼奇尼（Pia Mancini）的Democracy OS，它是美國著名創業孵化器Y Combinator支持的一個協同決策平台[14]，幫助普通選民討論並傳播政治思想。它還屬於非營利的文化與社區中心92nd Street Y執行長亨利·蒂姆斯（Henry Timms）和公益組織Purpose聯合創始人傑里米·海曼斯（Jeremy Heimans）所推崇的「新勢力」概念。另外會議注重環保，廁所均使用回收的木屑而不是水或化學物質。

  2011年由安東尼·倫納德（Antonin Léonard）、班傑明·汀克（Benjamin Tincq）、埃德溫·木圖薩米（Edwin Mootoosamy）和弗洛爾·貝爾林根（Flore Berlingen）聯合創立了OuiShare，2015年時OuiShare已成為不斷湧現的關於分享經濟各種觀念中越來越有影響力的「仲裁者」。年輕有魅力同時具有政治野心的倫納德認為，OuiShare的意義不僅在於促進未來的思潮和對話。他告訴我：「我們認為自己創造著有意義的事情，它會試著改變我們的社會，變成一個更好的、有更多正義的社會。」

  OuiShare的起源可以追溯到consocollaborative.com，它是倫納德2010年創立的博客。一年後，一群「分享經濟」的倡導者每月都在巴黎舉行自帶飯菜的聚會。這些討論的結果就演變成了現在這個全球化實體，包含了一個諮詢部門、一個新興項目孵化器和一個創造者的網絡。OuiShare已延伸到20多個國家，主要在歐洲，也包括了智利、黎巴嫩、摩洛哥、加拿大等多個不同類型的國家，每個OuiShare社區都被一個民主提名產生的「連接者」所監管。

  OuiShare試著展現它一直推動的對話機制，有誠意地嘗試創建一個具備合作決策機制的協作組織，這樣的決策過程更重視意見一致性而不是決策速度。[15]作為OuiShare聯合主席，弗朗西斯卡·皮克（Francesca Pick）在2015年的一篇博文中解釋說：「這就是為什麼不稱它為智庫、非營利組織或者別的，我喜歡把OuiShare看作一個『人』的孵化器：一個進行實驗的分享平台。在這些實驗中，連接者及其成員都可以連接到分享的知識、工具以及全球化的可以從中學習和汲取靈感的人際網絡中。」

  我和倫納德、汀克聊天時談到，我感到分享經濟中利益驅動和目標導向兩種認知很難融合，一種觀點認為分享經濟即市場經濟，另一種觀點則更願意將分享經濟視為「禮物經濟」。

  

  「我認為這樣的困惑是因為人們對這些平台寄予厚望，希望它能真正改變世界。但正因為有太多的希望，那些曾經充滿希望的人現在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失望。」倫納德說，「也許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有多少投資，而在於為什麼我們有這個希望。」

  關於「希望」，倫納德在2015年接受尼爾·格蘭弗洛（Neal Gorenflo）的採訪時做了很清晰的解釋。尼爾·格蘭弗洛是一名前華爾街股票分析師，他在2009年開始了一個旨在促進「在生產、消費、管理和解決社會問題中實現民主化」的可分享項目。格蘭弗洛指出，工業革命本應該擴大物質豐富性和人的自由性，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社會的焦點轉移到私人積累而不是廣泛的繁榮和自由。他認為分享經濟正好可以糾正這種不平衡，在這個過程中，還有助於解決其他的全球性挑戰，比如環境惡化等。[16]汀克性格低調慎重，同時是個深刻的思想家。他告訴我，他參與創建OuiShare只是為了離開一個他極度厭煩的公司。在他看來，一個人想將分享經濟市場化，風險資本幾乎是唯一的選擇。汀克說：「現在，對於想利用這第一筆資金去建立一個平台，尤其是社區平台，並發展到一個可觀規模的人來說，並沒有多少有實踐意義的選擇，因為你需要大量的資源。現在，我們都認為『我們應該試著找到一種價值觀和方法論，使分享行為更民主和公平』是一個很好的目標。但要做到這點，你需要找到一個方法來消除初期存在的差距。你會怎麼做呢？現在似乎只有風險資本可以做到這一點。」

  前一天早晨，作為品牌委員會Crowd Companies的創始人和一個活躍作家的傑瑞米·歐陽（Jeremiah Owyang）談到，分享經濟企業獲得的巨額注資已經遠遠超過所有社交媒體（包括Facebook）上市前所獲得的融資總額。[17]歐陽首先將這種經濟現象命名為「協作經濟」（collaborative economy），他看到了分享經濟每一個進化階段和過去幾年裡社交媒體經歷的相應階段之間的緊密聯繫。在大多數時候，他是對的。但我認為，這種聯繫的影響比歐陽認識到的更深遠。如果沒有社交媒體，分享經濟可能不會以現在的面貌存在。在某些方面上，它奠定了目前平台所依賴的數字路徑。我在下一章會詳細探討這些情況。

  由於以下這三家分享經濟巨頭獲得了巨額的風險投資和其他上市前的融資，許多企業高管已毫不遲疑地開始關注分享經濟，這三家企業包括Uber（截至2015年年底超過80億美元）、中國的滴滴出行（超過40億美元），以及Airbnb（接近30億美元）。現在這些高管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類似OuiShare Fest的活動上（我的朋友查理·斯特魯姆[Charly Strum]在當天早些時候用諷刺的語氣對我說：「今年『高跟鞋』比『平底鞋』要多得多啊！」）。活躍的投資者類型多樣，從紐約聯合廣場投資公司、矽谷的安德森·霍洛維茨基金公司（Andreessen Horowitz）到黑石投資公司（Black Rock）、老虎環球基金（Tiger Global Management）等對沖基金公司，再到高盛（Goldman Sachs）等投資銀行、商業大亨卡爾·伊坎（Carl Icahn）、通用汽車（General Motors）、貝內特·科爾曼有限公司（Bennett and Coleman）等。其中表現出最大興趣的是由克雷格·夏皮羅（Craig Shapiro）在2011年創立的聯合基金（Collaborative Fund），它幾乎只向分享經濟領域投資。

  風投資本的大量注入和大公司投資平台的大量湧現讓許多人相信，任何2010年以前關於分享經濟的想法都是難以持續的。OuiShare雜誌的編輯亞瑟·德·格雷夫（Arthur De Grave）在2014年的一個公告中說：「簡單地說，在現代資本主義的心態下，股東不再是與我們平等的夥伴（peer，來自拉丁語par，意思為「平等」），而變成了大君主。如果你的商業模式是基於你的能力來維持一個社區，不難想像，在為投資者帶來高回報和保持點對點服務的平等精神的兩項責任之間存在巨大矛盾。但最後，你不得不從中選擇一個。」做出這個選擇時，固有的緊張局勢也許就導致倫納德所謂的失望。由此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黛安娜·菲力波娃（Diana Filippova）在她2014年的一篇名為《協作經濟的模擬試驗》（The Mock Trial of the Collaborative Economy）文章中的觀點：「當然，與科技一樣，問題不在於協作經濟本身，但至少一部分在於我們對它的定義和我們投入的無限希望。」在OuiShare內部以及在聚會活動中進行的這個討論，反映了「分享經濟」這個詞彙用法的發展變化以及它所描繪的交換的本質。2015年我剛開始寫這本書時，我發現分享經濟的部分商業活動類似於相當標準的市場經濟活動。但我也看到一些交易更適合被歸於「禮物經濟」（gift economy），因為其不僅僅為了商業目的，還有著其他的社會和文化上的作用。然而有趣的是，大部分的交易看起來都像是市場經濟和禮物經濟的結合。

  正如我在本章後面會提出的，分享經濟自然地跨越了市場經濟和禮物經濟，成為了它們之間的過渡態。但那之前，我首先要給「分享經濟」的定義劃定一個範圍，再討論一下最近思潮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