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君主體制的新政及對後世的影響(197年)

  專制君主符合國家整體的利益，要把臣民的數量、財產、秩序和安全視為最重要的基礎，這樣才能凸顯君主的真正偉大。再無所作為的帝王，謹慎也可以補才能之不足，能夠制定與天資卓絕的帝王相同的行為準則。塞維魯把羅馬帝國視為他的資財，上位後刻意培植和改良如此珍貴的產業，制定有益的法律，並剛直堅定地執行，不久以後就矯正了自馬可去世以來，政府各部門的濫權惡習。依法行政的程序，皇帝的判決以詳察、明理和正直為特色，即使有時會稍稍偏離公平的嚴格分際，通常也是為了幫助窮苦和深受壓迫的人民。他的做法與其說是基於人道的情感作用，還不如說是專制的自然趨向，使得權貴和豪門收斂驕縱的氣焰，所有的臣民都處於絕對隸屬的同一水平。他興建公共紀念物和壯觀的劇場完全不惜成本，經常發放大量糧食和穀物，這些都是獲得羅馬人民愛戴的有效手段。內訌的災害已經清除乾淨，行省再度感受到和平繁榮的寧靜，許多城市因塞維魯的慷慨施捨而恢復生機，新創立的殖民地以他的頭銜，用大興土木對他表示感激和幸福。羅馬的軍威因皇帝崇尚武德和戰無不勝而恢復原有的名聲。他有資格大肆誇耀自己的成就——即位於帝國蒙受內憂外患的危亡時刻，後來卻建立了深遠而光榮的全面和平。

  雖然內戰的創傷好像已經完全痊癒，但專制政體仍藏匿著致命的毒藥。塞維魯文武兼備，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即使具有首任愷撒的英武或奧古斯都的智謀，也還是無法控制戰功輝煌的軍團驕縱傲慢的氣焰。塞維魯出於感激的心情、錯誤的政策和表面的需要，終於放鬆了對軍紀的嚴格要求。虛榮的士兵講究戴金戒指作為裝飾，獲准攜帶家眷無所事事地住在軍營，助長了懶散成性的風氣。皇帝給他們史無前例地加薪，以致養成動輒需索的習性，擔任危險的任務或參加公開的慶典，均要求額外的賞賜。軍隊因勝利而得意忘形，因奢華而萎靡衰弱，因擁戴而享受特權，過著高於人民一般水平的生活；長此以往，士兵便無法忍受軍務的辛勞，不願接受國法的約束，更對成為謹守本分的部屬而不耐煩。各級軍官要用極度揮霍和無限奢侈來維持階級的優越。現在還保存著塞維魯的一封私函，他對於軍隊表現的放縱和失職的情況有很大的感慨，信中告誡出任要職的將領，要從軍團主將自身開始進行必要的改革。如同他所說，軍官要是失去士兵的尊敬，就會得不到他們的服從。皇帝如果肯正本清源，就會發現普遍腐化的主要原因，雖然不能說是最高統帥缺乏言傳身教，但以其帝王之尊，對他們的惡意放縱，卻難辭其咎。

  禁衛軍謀害皇帝出賣帝國，以叛國罪名得到懲處，但難以取代的軍勤制度雖然危險卻有必要，塞維魯很快用新的形式加以恢復，而且將人數增加了4倍。這支軍隊以往都在義大利徵召，但由於鄰近行省逐漸感染了羅馬柔弱嬌貴的習氣，募兵範圍便延伸到馬其頓、諾里庫姆和西班牙。原來舉止優雅的軍隊只適合華麗的宮廷，無法用來作戰。塞維魯以新血接替，規定從所有邊疆的軍團中挑選最為健壯、勇敢和忠誠的士兵，調到禁衛軍服役，並以此當作榮譽和獎勵。等到新制度實施以後，義大利青年不再熱衷練習武藝，羅馬街頭出現的奇裝異服的蠻族，使人驚駭不已。塞維魯對此深表滿意，軍團勢必會將經過挑選的禁衛軍看成維護軍中秩序的代理人；現有5萬人的兵力，兵器和配備方面均優於任何武裝力量，可以隨時開入戰場，從此粉碎一切叛變的希望，使他能夠保有帝國並傳之子孫。

  指揮這支受寵的強大軍隊的指揮官，不久就位居帝國的最高官職。禁衛軍統領在最初只是衛隊的隊長，現在不僅統率大軍，還握有財政和司法的大權。其行政部門代表皇帝本人並行使皇帝的權力，這樣的政府自然墮落成為軍事獨裁政治。普勞提阿努斯是塞維魯寵信的大臣，成為第一任享有並濫用大權的禁衛軍統領，拱衛中樞的時間長達10年之久。等到他的女兒和皇帝的長子結婚，看上去可以長保榮華富貴了，誰知卻成為覆亡的原因。宮廷之間相互傾軋激起普勞提阿努斯的野心，但同時也令皇帝產生恐懼。皇帝感受到革命的威脅，即使寵愛一如昔日，迫於形勢也不得不將他處死。待普勞提阿努斯垮台，聲名顯赫的優秀法學家帕皮尼安，奉派出任禁衛軍統領這一繁重的職務。

  歷代皇帝對於元老院不論是真誠尊敬，還是表面應付，至少都能細心呵護奧古斯都建立的文官體制，彰顯君王的德行和睿智。塞維魯即位以後，由於他自年輕起就在軍營接受絕對服從的訓練，壯年又習慣於專制獨裁的軍事指揮，因此他那剛愎而倔強的個性不可能發現或者承認，皇帝和軍隊之間存在一個中介的力量；須知元老院即使是拿來擺樣子，但還是有很大的用處。他們即使憎恨掌權君王，但針對他的不悅表現也會驚惶戰慄。塞維魯不屑向議員聲言自己是公僕。他擺出君主和征服者的姿態下達命令，毫不避諱行使全部立法權和行政權。

  制伏元老院可謂輕而易舉，但並不光彩。要知道握有國家軍事和財政大權的最高長官，一言一行都受到萬民的注視和關懷。元老院既不是由人民選出，沒有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武力，更不能激起公眾愛戴的情緒，只是把逐漸消失的權勢，完全寄望於自古以來的輿論基礎，然而其處境不僅脆弱，還隨時有倒塌的可能。共和國成效良好的理論在不知不覺中消失，轉而讓位給順乎自然而又貨真價實的君主政體。就像羅馬的自由和榮譽相繼傳到行省，不論是否有意或所得成果如何，共和國曆久不變的傳統也逐漸產生變化。安東尼時代的希臘史學家，抱著幸災樂禍的心態在一邊說風涼話，雖然羅馬的君主忌諱使用帝王的稱號，卻握有帝王的全權。塞維魯在位時期，元老院充斥著來自東方的奴隸，他們受過教育且辯才無礙，用奴化理論解釋個人的諂媚和奉承是正當行為。新來的特權擁護者，他們一邊灌輸絕對服從的理念，一邊詳述過度自由將引起無可避免的災難。宮廷樂意傾聽，人民只有忍耐。法學家和史學家一致認為，帝國的權力並非由推派的委員會掌握，而是基於元老院最後的順從得以維持。皇帝不受民法約束，對臣民的生命和財產擁有生殺予奪大權，處理帝國如同處理私人財產。知名的民法學家諸如帕皮尼安、保盧斯和烏爾比安，在塞維魯家族當政時期全都飛黃騰達，羅馬的法律體系和君主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可說已達到極為成熟而完美的地步。

  塞維魯在位期間，人們享有強勢治理的和平與光榮，也就原諒因他引起的殘酷和暴虐。但其後代子孫身受惡法和特例產生的變局，無不斥責他是使羅馬帝國衰亡的罪魁禍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