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這些小伙子們建立必要的士氣

  珍珠港事件之後不久，羅伯特?伍德拉夫就發布了一條特別命令：「不管我國的軍隊在什麼地方，也不管本公司的代價有多大，我們一定保證每個軍人只花5分錢就能買到一瓶可口可樂。」毫無疑問，伍德拉夫具有真正的愛國主義精神。然而，他敏銳的商業眼光和判斷力也是促使他做出如此慷慨舉動的原因之一。他當然知道，這些年輕的士兵對啤酒和可樂有著難以抑制的渴望。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他指派喬治?唐寧（後來在歐洲前線設立了瓶裝廠）在軍事演習期間向士兵們提供可口可樂。珍珠港事件之前的那年夏末，部隊在酷熱的路易斯安那州進行軍事演習，可口可樂廣受歡迎，這一切都在預料之中。唐寧回憶道：「一支隊伍到當地一家小型瓶裝廠購買可樂。他們已經沒有存貨了，士兵們就把生產線上還沒有來得及加蓋密封的飲料撤了下來。」甚至在美國加入二戰之前，軍隊就迫切地需要可口可樂，這從可口可樂檔案中的大量信件可以得到證明。例如，1941年9月，一位基地外科醫生請求保證足夠的供給，他解釋道：「我不能想像，有什麼災難比停止供應可口可樂更可怕。」

  珍珠港事件爆發之後，食糖配給制度導致大量的信件猶如洪水一樣湧入可口可樂公司的郵件收發室。1942年1月，一位軍需官寫給當地的瓶裝商：

  很少有人靜下心來思考可口可樂在激發和維持士兵士氣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坦白地說，我們無法找到一個提神的、令人滿意的飲料來取代可口可樂。

  

  因此，我們真誠地希望，在這個非常時刻，您的公司能繼續為我們供應可口可樂。在我們看來，可口可樂是最能激發現役軍人士氣的重要產品之一。

  作為可口可樂在華盛頓的說客，本?奧勒特在國會和FDA早已建立起廣泛的人脈關係，因此，他現在毫不費力地穿梭於政治叢林之中，圓潤並且堅持不懈地為可口可樂公司遊說。他力勸公司將23000袋庫存的食糖賣給軍隊，與軍隊建立友好的關係，這能夠使公司處於「更好的心理和公共關係的位置上」。同時，奧勒特提議幫助戰時生產管理委員會的食糖部「制定政策」，通過「制定合適的政策」來管理可以得到的物品。他轉交的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在軍事基地有很多人喝可口可樂。他隨後又拿出上百封來自陸軍、海軍、勞軍聯合組織分部、紅十字分會和國防行業的信件，這些信件都「強調我們的產品對他們的重要性」。奧勒特補充說：「在這一特殊時間，有一種欠考慮的傾向，那就是不重視軟飲料行業……」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和公司於1942年撰寫了一本偽科學的書，書名叫作《休息-暫停對戰爭收益最大化的重要性》。書的前八頁簡單地引用了很多權威人士的觀點，說明給予工人和戰士定時的休息時間，他們的勞動生產率會更高，但其中並沒有提及可口可樂。當然，在第九頁就展示了一副巨大的插圖，圖上是一個傾斜的可樂瓶子，旁邊用醒目的字體寫道：「體力恢復之後，人們的工作更有效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有效率。一個處於戰爭緊張狀態的國家會以新的速度更加努力地生產……在眼下這個非常時刻，可口可樂公司正是這樣，他們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作為奧勒特「援助計劃」的一部分，他設法讓可口可樂高級管理者埃德?福里奧就職於軍方食糖配給部；公司批准這位軟飲料高級管理者延長假期，以便他能夠更好地為祖國喜好甜食的那些人服務。在此期間，可口可樂出口公司新的領導者詹姆斯?法利在秘密的專用暗室里參與政治活動，他與華盛頓稅務律師馬克思?加德納一起，受人慫恿實施「順從的、便於接受的、易於管教的、溫順的」官僚政治。

  所有的遊說工作均取得了成效。到1942年年初，凡是銷售給軍隊或者為士兵服務的零售商的可口可樂使用的食糖均不受定額限制。六月份，陸軍總軍需官薩默維爾特別點名可口可樂，要求食糖部主管領導延長可口可樂公司的豁免權期限。自從35年前軍事基地禁止使用可口可樂以來，軍方對待這種軟飲料的態度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哈里森?瓊斯欣喜若狂。正當其他軟飲料企業不得不忍受80%的限額（基於戰前數據）規定時，可口可樂則準備甩開胳臂大幹一場，盡其所能地讓所有美國士兵都喝上他們冒著氣泡的甜飲料。形勢最惡劣的時候，美國食糖配額下降了50%，附近沒有軍事基地的那些國內瓶裝商非常不幸，他們受到了嚴重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