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時期的糖供應

  1918年夏，公司被迫做出了其他一些重大的調整。美國參加一戰，導致糖的限量供應。可口可樂打出GG宣稱「白糖應徵參戰」，請求公眾對糖供給的減少保持耐心。另外一則愛國主義的GG刻畫了一雙捧著可口可樂飲料杯的手，背景是舉著火把的自由女神像。公司有史以來第一次發覺，這實際是在懇求瓶裝商不要去開拓新的市場，因為公司已經不能保證供應足夠的糖漿。

  迄今為止，白糖一直是可口可樂中最貴的成分。多年以來，白糖的批發價一直在每磅5美分左右徘徊。到1917年5月的時候，價格上漲到8美分，這就需要給每加侖糖漿加價5美分。薩姆?多布斯「命令」瓶裝公司多支付一些，但哈羅德?赫希不同意，因為裝瓶合同上規定了固定價格不變。赫希建議採用靈活的外交策略，而非強硬的軍事命令。於是，薩姆?多布斯飛到查塔努加，同喬治?亨特商討這個問題。自從1914年亨特的舅舅班傑明去世之後，亨特就接掌了托馬斯公司。鑑於戰時的「特殊情況」，亨特同意在必要的時候暫時漲價。

  次年1月，霍華德?坎德勒決定終止回扣方案，一方面是想阻止大量購買，另一方面是想躲避他預感即將來臨的聯邦貿易委員會的起訴。（1918年2月15日，聯邦貿易委員會案件最終開始審判。就連聯邦貿易委員會的委員們都缺乏十分有力的證據反對可口可樂公司。1919年11月17日，案件被迫撤銷。）同月，他發表聲明說，工廠開始停產，直到新的糖原料送到為止。應政府的要求，軟飲料生產商把產量都減少了一半。「但是，我們連減半供給的糖都弄不到。」他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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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這一切對可口可樂生意的影響並沒有預想的那麼大。1916年，糖漿銷量接近1000萬加侖。1917年，這個數字上升到1200多萬加侖。第二年，又下降到1000萬加侖。雖然可口可樂總的需求量在穩步上升，但由於不能獲得足夠的糖，可口可樂明顯失去許多生意。冷飲櫃檯前貼出了這樣的告示：「可口可樂供不應求，我們提供質量稍差一點的非洲可樂。」許多其他冷飲櫃檯和瓶裝商沒有那麼誠實，由此滋生了大量冒牌貨。

  戰爭也意味著徵稅更多。約翰?坎德勒在美國參議院財政委員會作證時聲明，反對向軟飲料徵收10%的特別稅。他說：「我的客戶都願意付稅，他們也希望付稅，並無意逃稅。」但是經營利潤如此之低，使得可口可樂公司不能接受這項稅收提議。「我們所要求的僅僅是我們不被摧毀。」坎德勒請求政客們網開一面。他向他們解釋說，公司不可能讓瓶裝商負擔這個稅，因為他們簽訂的是固定價格合同；瓶裝商和冷飲櫃店主的提價也不會超過慣常的5美分，否則會引發公眾的抗議。簡而言之，在坎德勒看來，軟飲料業將會被傷害，政府只會得到更少而不是更多的稅收。

  最終，參議員們還是通過了這項徵收10%的稅法。但一點也不奇怪的是，軟飲料行業仍然存活了下來。可口可樂公司讓瓶裝公司支付了部分稅金，瓶裝公司又把稅賦轉嫁到瓶裝廠身上，從而引起了巨大的不滿。面臨坎德勒家族和瓶裝公司要求保持5美分零售價不變的強大壓力，許多瓶裝商認為這是商業自殺，於是紛紛向批發商要高價，最後導致零售價漲到6美分或7美分。一位瓶裝商寫道：「今年我必須賺錢，否則我的處境堪虞。我購置製冰機花了3000美元，買卡車用了6000美元，還有去年的所得稅6000美元未付。」

  在絕望之中，其他瓶裝商為了延續糖漿供應，採用白糖的類似替代品，比如玉米糖漿、蜂蜜糖和糖精。1918年11月戰爭結束後，可口可樂公司自豪地吹噓說：「成分沒有改變，質量沒有降低，濃度沒有稀釋，可口可樂從戰爭開始到結束一直保持不變。」但是這很顯然歪曲了事實。

  一戰之後的1919年註定是可口可樂公司特別興旺的一年。「那些回國的士兵會很饑渴，」一位瓶裝商預言說，「他們會記起當年最合心意的東西是什麼。」可口可樂糖漿的需求量迅速超出了供應能力。在2月12日的董事會上，霍華德?坎德勒建議，在北大街購買一塊地，建造一座新型的生產工廠，包括一幢辦公大樓、廠房、制桶廠和糖加工廠，總共耗資近85萬美元。

  這個新工廠計劃其實是自信心持續膨脹的結果。兩周後的2月24日，上訴法庭引證「不清白的手」說法，裁定J.C.梅菲爾德勝訴。這個判決表示，因為可口可樂中曾經含有「致命的藥物古柯鹼」，所以它根本沒有權利可言。此外，飲料中的大部分咖啡因都來自茶樹葉，而不是可樂果。因此，法庭認為，可口可樂公司涉嫌阻止法院提供任何法律救助的做法是一種欺騙、造假、愚弄和不道德的行為。正如一位作家在《全國瓶裝商公報》上指出的那樣：「在這種裁決下，不管仿冒者有多麼大膽，可口可樂公司都不能徹底防禦他們。」他還補充說，這把公司置於一個非常尷尬甚至可能是「毀滅性」的境地。可口可樂公司立刻把「Koke」案上訴到最高法院，但對審判結果依然毫無把握，因為三年前正是這家法院在大小桶案中裁決可口可樂公司敗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