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刺激著我的力量

  我當記者的時候人家叫我「記者王」，當時名聲的確很大。我認識很多那個年代幾乎所有的大佬，比如健力寶的李經緯、白雲山的貝兆漢這些頂級企業大佬。

  離開新華社之後，有兩年是很痛苦的過程。就是高台跳水轉型。

  我決定離開新華社的時候，有段時間天天在廣東從化騎馬蕩舟吃野味。那段時間心裡是很痛苦的，我在尋找我的下一個生活方向。大的方向沒有變，但是具體的方式變了。我的自尊心太強了，我離開新華社的時候很多人都在傳，說了一些很難聽的話，說王志綱原來那麼牛就是靠這個牌子，離開這個牌子他就完了，甚至有人斷言以後我還會用新華社這塊牌子招搖撞騙。

  為什麼叫做「王志綱工作室」？我的自尊心強，特別敏感，既然離開了就一刀切，就用「王志綱」三個字，跟之前沒有關係。到今天為止跟我打交道的百分之九十九老闆，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是幹什麼的，根本就不知道我的歷史，我也不想講。

  當時離開的時候給自己設計了一個頭銜，叫做「自由撰稿人」、「獨立製片人」、「市場策劃人」三位一體。我希望通過撰稿養家餬口，這個本事還是有的吧？還有一個是「獨立製片人」，因為我愛好影視，就想拍片子。第三個是「市場策劃人」。第一個是能夠吃飽飯的；第二個是前進一步的，當時我拍了五六個片子，覺得很有感覺，還想繼續往下走；第三個市場策劃是想探索這個未知的領域。

  有一次我拿名片給一個老闆，那個老闆看了之後就說：「要獨立、要自由、要發財，哈哈，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不當孫子能發財嗎？」但是現在我見到他，他就說「王大師啊，你是對的，要獨立、有自由、得發財，哈哈！」。

  後來無意當中發掘了竇文濤。當時我做片子成本有限，我要扮演評論員，得找一個主持人，說白了就是找個話筒架子。他們給我推薦了中央台一個當時很有名的主持人。我把他的節目調過來看。我說不行，這個是小白臉，而且還牛皮哄哄的要價很高，我成本有限。我這一輩子就願意提攜新人，不願意用那些自以為是的。我認為就像牛初乳一樣，牛最好的奶是牛初乳，奶出多了就不行。這個小孩出場費要一萬塊錢一期，不行，我找新人。找誰呢？後來有人推薦就說，珠江廣播電台有個武漢大學分來的小子不錯。我就把錄音找來聽了聽，結果是講葷段子的，打擦邊球，講一些色而不淫的東西吸引你們收聽。我看這個小子吐字清楚、語調幽默，感覺可以，叫來見見。就是竇文濤。後來就發現這個小子真是厲害，用他用對了。

  這個節目就是《老闆，你好嘢！》，一個晚上可以做五個老闆。這個片子播出之後轟動了整個南中國，創造了一個收視記錄。當時廣東人只看香港台，那段時間全部轉過來看廣東台，那是當時廣東台開台以來的最高收視記錄。

  

  我離開新華社跟碧桂園的楊國強合作三年告別的時候，他說了句話：「王老師，我們兩清了「。這句話的潛台詞是我們誰也不欠誰的了。包括都說好了碧桂園學校給我的孩子是免費的，後來也變卦了。一事一議，決不記情，這就是商人。

  就是這種力量刺激著我，我後來幫助星河灣，楊國強又要重修舊好。我就扔下這麼一句話：「要珍重知識，敬畏智慧」。

  所有的商人都是功利的，昨天你的利用價值是記者，他認識的是「記者王」，你能呼風喚雨，能給他省掉GG費，這是很實際的。他的失誤在於不知你廢了新聞武功後還能再生出其它功夫。

  我這個人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來不相信天上會掉餡餅，從來不揀便宜。當然，還要自身功力強。

  我很感激這個時代，我活一輩子相當於別人的幾輩子。我爺爺以前是大士紳，我爹大學畢業從事文化和教育，其實我是把幾千年承上啟下的都經歷和跨越了。

  說得難聽一點，我們這些人都是過渡性的人物，在為時代承上啟下，通過承上為後來的人啟下，也讓他們少走彎路。說得好聽一點，可能五百年以後我們的故事也是個傳奇。今天單單把自己的故事講給別人聽，別人都不相信，編都編不出來，等到五百年、一千年之後，那是多精彩的故事啊。

  我非常討厭別人把我當商人看，這一點上我很敏感。就是那句話，金錢只是順帶的結果。從這一點講我不是商人。商人應該是利益最大化的，這才是商人，我不是。

  我想做的是戰略思想庫。中國人搞戰略思想庫，一類是純粹照搬美國模式，但在中國沒有市場。因為美國的戰略思想庫是不需要掙錢的，有美國的大資本家支持和國家委託。中國人學的結果就是養不活自己，死掉了。另外一類就是純粹市場化的機構，但是又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純粹得看別人的眼色行事。沒有角色獨立哪有科學決策？

  你可以說我是既想當婊子又要立牌坊，但是我們在探索一條道路。我的興奮點還是在於宏觀和中觀的問題，是比較超前的戰略性問題，要植根於中國的現實。我們肯定要有委託，委託人有可能是商人，也有可能是國家和政府。

  這二十年讓我感覺最自豪的是，前十年我教會了老闆購買知識產品是要交錢的，而且還要交大錢；後十年我教會了政府購買知識產品是要交錢的，而且還要交大錢。我們的委託人包括很多省市一級的政府。全中國都開始懂規矩了，這也是我們做的貢獻。

  我們的戰略研究院也在研究麥可?波特的理論和模式。我就發現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覺得洋人的東西就了不得。我覺得基辛格說得非常好，美國人和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就在於美國人是下西洋棋，中國人是下圍棋。西洋棋每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國人不是，下圍棋只有最後收盤的時候才能看出來勝負。

  中國需要很多創新和創造，直接從國外移過來是不行的。麥可?波特的理論在美國那種定量化的文化下，一個準確的定位是有存在價值的，但變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就會出現問題。波特自己的諮詢公司不是也垮了嗎？

  中國人不是這樣的，中國太複雜了，中國是在一個沒有航標的河流上行駛，有沒有規律？有，但絕對不是美國人的規律，這是我們跟他們最大的差別。

  中國以後真正的奢侈品洗牌就要開始了。中國的奢侈品從哪裡破題呢？陶瓷估計是個重要的突破口。

  我們有句話叫做「非新勿擾」，不是新的你別找我，因為是新的，大家都很陌生，我們反而具備了優勢，因為你總是在準備，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我當記者的時候，很多建議受到了中央的重視，包括關於特區的完善、關於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與衝突是怎麼回事。當時覺得自己是個專家。但是等到二、三十年回頭再看，開句玩笑，演戲的人是瘋子，看戲的人是傻子，寫戲的人是騙子。如果人生是個舞台的話就是這樣。那你是什麼呢？我說我曾經當過寫戲的，也當過傻子，但現在我是一個舞台監督，我站在第三方可以全部看清楚。舞台監督從演員的演出到觀眾的表現再到寫戲人的效果一目了然。原來也不是記者當得不好，而且當時都是很有針對性、很積極的，但那個時候的成就感是很簡單的，只要是被採納、變成中央文件，革命就成功了。但其實離最後的改造還有十萬八千里。

  我的印象很深，當時的總理說過一句話，「學者總想使他的研究成果被政治家採納，從而流芳千古，而政治家卻要為後果負責任」。

  跟商人也罷，跟官員也罷，就是人一走茶就涼，你求我幫你，幫了之後一刀兩斷。不少商人、官員為表示親熱，會主動把手機和家裡電話給我。我就好笑，我從來沒有主動給他們打過電話，從來不主動聯繫他們。這可能是我的一種毛病吧，但也是一種獨特的方式。一輩子都有這麼一個萬事不求人的毛病，特別害怕求人，太敏感了。

  當時我已經在廣東分社三年了，與愛人兩地分居。有一次跟衛生局局長開會，我就講到了這個痛苦，他說可以考慮。後來廣東分社的領導就說：「小王啊，要抓住機會啊，不能答應了就完了。」甚至建議我送禮，我想麻煩了，送什麼禮啊？家徒四壁什麼都沒有，最好的東西是一瓶洋酒，別人送的一瓶藍帶，六百塊錢。當時就穿個短袖短褲，拿個報紙一包就去了。廣東的雷陣雨說來就來，我悶著頭往他家跑。門推開進去一看，一屋子都是人，「手榴彈」拿出來不是，不拿出來也不是。我就往廚房裡面跑，他老婆就追過來：「王記者，怎麼回事？」我滿頭是水地把藍帶拿出來，她說：「什麼意思？什麼意思？」我說：「沒事沒事，這個我也不喝」。放下就跑。

  我的確覺得我有做記者的天分，而且當時我有個人生目標，就是想當中國的李普曼。年輕時我看完《李普曼傳》以後感受很深，覺得一個人作為第三種力量能夠推動社會、推動歷史，連總統都要來拜訪他，很了不起。我覺得我真有這個潛能。但是後來為什麼放棄了這個職業？我走的時候當時《南風窗》總編秦朔跟我做過一個對話，叫「最後的江流」。我最後拍的一部片子叫做「南方的河」，裡面有這麼一句話：「當珠江經過漫長的流淌匯入大海以後，這個江流從此就消失了。」所以是「最後的江流」。其實我講最後的江流就是講我自己。本來我是想把記者當成一個事業來乾的。

  當時我有一個武器，就是內參，可以把中國的很多尖銳問題擺出來。但是到了後來，有一段時間說內參也要遵循主旋律，這時候記者就沒法當了。

  1992年時我還提出過一個建議。當時新華社要提拔我，我堅決不當那個官，在我看來那就是生產隊隊長。但是不當官怎麼辦呢？這是傳統體制，要麼就當官，要麼就當記者，寫那些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東西。當時我對新華社還有點感情和念想，我就跟老社長穆青提出來：「穆青同志，我們要與時俱進，其實平台只是手段，不是內容，新華社應該創辦一個電視台，如果有這個想法的話給我一個授權，我肯定能辦出一個超過中央電視台的台來……」。他說「可以考慮啊」。當時李瑞環管意識形態，李瑞環也說可以考慮，可以從中央電視台劃個頻道出來，為此我還準備了兩年。後來又不行了。沒辦法了，就離開吧。

  我離開新華社的時候提出了「三個不來往」：第一是跟之前認識的企業家不來往，第二是跟採訪過的官員不來往，第三是跟熟悉的媒體不來往。因為我必須要自絕於他們，否則是很尷尬的，等於是落地鳳凰不如雞，跟他們打交道像求施捨一樣。所以需要浴火重生。見到他們的時候原來的王志綱已經不在了，一個新的王志綱出來了。

  一個記者一定要永遠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如果不好奇就幹不了這個行當。現在手機上的微博、微信我也在了解，就是一種好奇。另外要保持一種哲學家的思辨，還要保持一種歷史學家的理性。我們不能聽到風就是雨，嚴謹很重要，所謂大膽想像、小心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