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票才是最高境界

  孔子說過一句話，「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樂之」才是最高境界，就是票友。

  現在人們都在追求時尚、追求表面的東西。影視圈裡遇到的所有投資人都說，什麼都不缺，就缺好劇本。我說既然什麼都不缺就缺劇本，為什麼沒人去做劇本呢？這就是一個悖論，它是一個「下地獄」的活。劇本劇本，一劇之本，劇才是本，為什麼沒有人去做本而是熱衷末呢？因為這個時代太泡沫化了，誰都想取巧，走捷徑，選擇光鮮的生活。

  其實生活就是這樣，當人們都選擇光鮮的生活，生活就不光鮮了。很多人都選光鮮的東西時，一個人只要沉下心來敢於下地獄，那出來了就了不得，就是稀缺資源。

  80後這代人，我也看出來了，他們是痛並快樂著，樂此不疲。我兒子是個記者。春節的時候為了趕一個稿子都虛脫了，累了一兩個晚上。我說既然這樣你還幹這個做什麼？是不是很痛苦啊？他說痛並快樂，我說那就沒辦法了，這是吃飽了撐的。像他們這代人起來以後你別小看，當他們真正對這個樂此不疲的時候，金錢打不倒他。

  當很多人所追求的名利、地位和虛榮都打不倒他的時候，可能中國就開始產生大師了。

  過去很多作家（比如托爾斯泰）都是大地主、大莊園主，這種背景下反而從容淡定，能出傳世之作。早些年中國不少的作家可能就是為了改變命運，寫啊寫啊，寫得滿臉滄桑，甚至為此賠上生命。我曾跟很多作家聊過，包括陳忠實，他們還不接受我的觀點。很多人把文學當作最大的風險投資，後來成為所謂的廳級幹部，房子有了，車也有了。

  陳忠實也罷、路遙也罷，早期都屬於代課老師這個層面，就是社會最底層的知識分子。現在的人已經不可能有那種精神了，就像普羅米修斯盜火種一樣，是用自己的骨頭當作火炬，做不到了。但如果這些人真的不被生活所累，真的到了樂此不疲的時候，反而能真正做到超然、超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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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對於子女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家庭環境。家庭環境當中最真實的還是言傳身教，爹媽是個虛偽的人，可能孩子要麼虛偽，要麼就會變成造反派，就說你是個混蛋，我要當革命者。我也見過一些人，拼命地想當官，當時我就很奇怪，為什麼要對當官如此樂此不疲？後來我才明白，他是小官宦家庭長大的，他爹可能就是一個科長，或者一個處長，在那種環境長大的，對於那種環境的痴迷就是這樣。

  從小我就讓兩個孩子行萬里路。他們十八歲前跟著我在全中國旅行，同齡人里沒有人比他們見識更多。好處是見多識廣、閱歷豐富，壞處就是廣而不精。他們跟著我遇見過華國鋒，見完我說這是華國鋒，他不知道華國鋒是誰，現在長大了才知道，「哦，原來是華主席啊」。包括現在中國的很多商業名人，楊國強、黃文仔、吳亞軍、那些老闆他們小時候就經常見。

  他們爺爺、姥爺兩邊都是文化人，對文化非常看重。這讓他們對商人一直都是不屑的，後來才懂得不要簡單地否定商人。

  要善於「與狼共舞」、與商人打交道，而且要會當「披著狼皮的羊」，你跟狼在一起，但心裡是羊就行了。我就是披著狼皮的羊，雖然跟狼在一起，但是內心裡還是羊的習性。

  我們老家有句話，人在外要「吃得虧，打得堆」，就是一個人能吃得了虧，大家就能夠在一起相處。我跟兒子說，你的家庭條件可能比別人好得多，所以在外面要大度一點，吃飯搶著埋單，這是吃不窮的。

  我同商人無縫對接二十年，應該說對商人有很深刻的了解。第一句話就是「老闆不是人」。他們都嚇了一跳。我說「他們的眼睛是銅錢做的，看到的永遠是白花花的銀子。他們的鼻子像鯊魚一樣，能夠聞到暴利的血腥氣味，當他們聞到哪裡有受傷的獵物就會像鯊魚一樣張開血盆大口撲過去。他們的耳朵是什麼樣的呢？納斯達克和紐約證交所任何一點金屬之聲都逃不過他們的耳朵。他們是最大的實用主義者，他們相信只有永遠的利益沒有永遠的朋友，為了利益就算是祖上的冤家也可以化干戈為玉帛，為了利益就算是再好的朋友也可以撇在一邊」。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一個老闆說，他非常贊同我對老闆的解讀。我說：「這不是罵你們這個階層的嗎？」他說：「罵得太好了，罵得太絕了，罵得我心服口服啊。」這個人是誰呢？原來哇哈哈最大的對手、廣東樂百氏的老闆。

  其實我罵這些商人並不是要徹底否定他們，只是要剝掉他們的外衣，把他們的本質講出來。最後我還是肯定他們的，肯定商人的力量和商業的力量。他們冷酷、他們理性、他們追逐利益、為了利益可以六親不認，但在最後其實是推動了這個社會的前進。你可以不當商人，但你要理解商人，而且你要善於跟商人共處，「與狼共舞」。

  到了一定年齡之後就會改變對於問題的理解。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我快要六十歲了，能聽進去很多意見，現在我看很多問題都是踩在邊緣線上，但肯定不會像一些商人那樣耍奸耍滑。你做什麼事情都要有底線。

  商人是個很功利的群落，你不要指望和他們成為朋友，他們只有到了最困難的時候才會來求你，沒有困難他求你幹什麼？每天有多少人簇擁著他？他們的骨子裡是想當百獸之王的。每個老闆的心裡都有一頭熊在咆哮，都想當獅子王，特別是那些所謂的行業大佬都想稱王稱霸。「萬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大家都圍著他轉，憑什麼他們要拜在你王志綱面前？憑什麼像劉皇叔一樣三顧茅廬？憑什麼把你稱為「王老師」，圍著你轉？因為你能帶來巨大的利益。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他們是會算這個帳的。黃文仔的北京星河灣項目我取了多少？記得項目成功後他請我吃飯，我打趣說：「黃老闆，你真是商人啊，我們辛辛苦苦幫你三年把這個項目做成了，你賺了大錢，而我從你這裡收的錢為買你的房又讓你一把賺回去了，什麼財智時代啊，做夢呢，那是文化人自己寬慰自己的，還是財富時代、商人時代」。然後他就哈哈大笑。

  商人存在的就是追逐利潤，我的價值追求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個票友。黃文仔這個人能幹成事，能把我的智慧變成現實。另外北京缺少好產品，需要一個樣板田，讓那些只會吹牛皮說大話的「大炮」，知道什麼叫做好東西。好房子是會說話的，通過好東西可以推動北京的城市化和人們的居住水平。我也需要通過這樣一個平台告訴北京人我們來了。否則大家認為你在廣東能玩得開，在北京就玩不開了。

  金錢只是一個結果，三百萬、五百萬是無所謂的，那個時候黃文仔天天陪著我打高爾夫球。我把他的公園搞成了迷你高爾夫球場，他成天陪著我。為什麼要陪著我？這就是商人的特點，只要你能給他賺到利潤。但是一旦商人成功以後你趕快走開，他不找你你就別找他。

  過河拆橋是商人的本性。很多人作怨婦之狀，我覺得可笑。如果你有這個本事就繼續前進，走在他的前面不就行了？

  我對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話傳得很廣，「我們是火箭送衛星上軌道」，十五年前我就說過這句話。哪個火箭把衛星送上太空之後還抱著衛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軌道上運轉的？那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務就是自動脫落。

  你知道王健林是怎麼找我的嗎？給我打了好幾次電話。剛開始我不想理這個事的，還跟我攀老鄉。我說：「我們怎麼是老鄉呢？」他說：「我們都是四川人吧」。我回答：「我不是四川人，我是貴州人」。他又說：「聽說你爸是四川人」。我說：「對」。他說：「那就是老鄉嘛！」後來我去了他的萬達廣場。商人是考慮得很周全的。他把幾個大老闆都請來了，黃光裕、郭廣昌、還有泛海的盧志強。

  王健林這個人很厲害。當出現根本性問題的時候就會撇開所有的一切，直接自己來解決。他來找我的時候就說：「志綱兄，我可以先打幾百萬過來，咱們把事情做了，我們以後還希望合作三年五年」。後來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的財務傻乎乎的，天天追我，說是要把發票給人家，不開發票這個錢就是不義之財，沒法做帳。搞得我三次問王健林：「財務怎麼天天追著我說要給發票？」王健林問：「什麼發票？」我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事後才反應過來，王健林為了加快項目節奏，擺脫大企業病的低效，從自己的私人帳號直接打出來的錢。

  這很有意思，商人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平時他可以睜隻眼閉隻眼，但是關鍵問題上自己肯定要把握。

  我從來不指望商人感恩，哪有什麼感恩？我只唱《國際歌》，不唱《東方紅》，這是貫穿我一輩子的哲學。國際歌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東方紅》就要倚仗於「人類的大救星」。

  要不斷地領跑、不斷地超越，慢慢地就會在江湖上形成一個神話。

  我坐在這裡，老闆大多會過來拜訪我，我原則上不會去老闆的公司跟他們見面。他們每次過來都問：「找你們太難了，怎麼像搞地下工作一樣？」；「你們怎麼不把買賣開大一點？是怕錢砸你嗎？」他們就是不明白，我基本上就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你願意來，我經過甄別以後確認你這個人能扶得上牆，大家又很愉快我就跟你合作。如果不是這樣，在商言商我毫無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