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站著的靈魂

  前面我已經說到，「野生動物」就是在體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場上覓食的文化人。他們有的借船出海，空降航空母艦；有的折騰灘涂，弄得一身污泥；有的駕駛一葉扁舟，出沒于波濤洶湧的大海；有的投身於各種各樣的企業，「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有的修成正果，有的折戟沉沙；有的風骨猶存，有的人格嚴重分裂。

  兩年之前，我在南方一座城市打高爾夫球時偶遇一老兄，初見覺得該人面熟，寒暄之後，才知此君原來就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名動中華的一位報告文學作家，其時，他那一篇篇充滿激情、筆鋒犀利、鞭辟入裡的作品是熱血青年們的最愛。當時在一起打球的是一群當地的老闆，這些剛從「流氓」變成「紳士」的老闆們自然不知此君原為何方神聖，只有我知道他是誰。不過非常奇怪的是，他完全沒有「他鄉遇故知」的驚喜——這麼多年過去了，還有人記得他。從他的眼睛裡，我讀到的只有冷漠與拒絕，就像一個混跡於人群的特工突然被人識破了身份一樣，尷尬異常。

  之後我們又碰見過幾次，但因話不投機，未能成為朋友，卻反倒比陌生人更陌生。後來，從朋友處得知，這位昔日曾寫過諸多頗有正義感、責任感及社會良知作品的作家，不知是看破紅塵還是備感失望，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通過關係移民海外。其間，他與一位太子黨結為了夫妻，搖身一變成了海外商人，投資房地產。當然，不管他的背景如何，他這個老闆在我的眼中，是無法與當地的房地產巨鱷們相提並論的。

  不過，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一位非常有才華的人，一位優秀的知識分子，其人生軌跡為什麼會發生180度的大轉彎，而且將之前的東西丟得乾乾淨淨，不留一點痕跡？他與過去的決裂是因為他對變化的現實不滿卻又力不從心，還是因為他對中國乃至世界、人類的前景極其悲觀，而讓「虛無主義」占據了靈魂？在巨變的社會中，這是不是部分知識分子必然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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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段時間，工作室的策劃人員自惠州回來，商談項目之餘，他們談及在當地有個大師級的策劃人很有名，說此君不但擁有博士頭銜，而且還精通陰陽八卦，實踐經驗也非常豐富。我一聽就笑了，這個人我認識，並且我們二人的關係還不錯。

  此君乃湖南農村人，既聰明，又勤奮。大學畢業後，去了廣州的一家報社，兩年之後覺得沒有意思，又重回大學讀了研究生，學哲學。畢業後，他再次到廣州的另一家媒體去當記者，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後，他毅然辭去公職下海，到了惠州。不想運氣不佳，折騰了很多年，依舊是兩手空空。

  一日，偶遇一群廣東老闆，不知為何，他們聊起了風水。我的這位年輕朋友不知是家傳，還是自學成材，總之是對風水頗有研究，於是，他順勢大談「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沒想到一下子就征服了老闆們。仿佛靈光一現，他突然意識到這就是商機。自此，這個飽讀哲學著作的碩士，為了「稻粱謀」，拼命地鑽研長期以來被斥為封建迷信的風水學，並且為了提高業務水平，他還幾次前往風水學極為昌盛的香港拜師學藝。不曾想，幾年下來，這位頭腦靈活的小老弟居然成為了房地產界小有名氣的風水先生，經常可以在塵土飛揚的工地上看見他矮小、敦實、敏捷的身影。

  解決了生存問題之後，這位小兄弟見策划行業因不少策劃人的垮台而有過街老鼠之嫌，便非常敏感地與他人一起搞了一個國際×師的認證活動，即只要通過他們的培訓、考核，就可以獲得一個國際×師的資格證書。於是，他這個風水先生搖身一變又成為了認證國際×師的重量級培訓師，並且理論實踐皆有之。

  對於這位小伙子，有一點我非常欣賞，那就是他能夠順應環境的變化，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專業方向，以適應市場日益複雜多樣的需求。近幾年，他發現城市經營是一個熱門話題，便毅然地就近讀了廣州一所大學的在職博士，研究方向據說是粵港經濟一體化。試想，他在廣東這麼多年，長期在市場上打拼，且又學貫中西——既懂西方哲學、又精通東方風水，知識結構較為全面，口才也不錯，於是，很多中小城市的政府部門便邀請他去作報告，時間一長，自然就獲得了一定的口碑。

  時空轉換，幾年之後，商海中吃香的似乎已不再是風水師、策劃人，而是到處打著各名牌大學牌子與知名教授之名的專家組、研究團，這位小伙子又很快地修了一個博士招牌，真可謂與時俱進。

  歌德曾說過：一切理論都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長青。如果我們生活在封閉的書齋之中，可能永遠也不會想通——一個飽讀東、西方大師著作的現代哲學碩士，怎麼會是靠風水起家的，因為兩者並不兼容；但如果我們處在市場經濟的叢林當中，對此就不會有太多的疑問了，因為我們知道，生存才是發展的基礎，不論用什麼手段，生存是第一位的。另外，這也說明了我們這個古老的社會已悄悄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過去不能講的現在可以講；過去不能說的現在可以說；過去不能做的現在可以做；過去看似大逆不道的事情，現在的人們也是見慣不驚。其實，在今日之社會，只要你不公開地與當局宣戰，不觸犯法律，那麼，你幾乎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這種自由的選擇權，中國的知識分子幾千年來似乎從未獲得過。

  今日的知識分子無論以什麼方式安身立命，我認為都是無可厚非的，但有一個最低限度，即至少要是社會的無公害植物。也就是說，不危害社會，不傷害他人，不為虎作倀，不坑蒙拐騙。也許有人會說：「風水學難道不是封建迷信，不是坑蒙拐騙嗎？」我認為這是一個認識、解讀現實的角度問題。在廣東，絕大多數的老闆都非常相信風水，買樓的人也關心房屋的朝向、布局等風水格局。這就像在中國，如果你往他人臉上吐唾沫，他一定會認為你是侮辱他，會與你大動干戈，嚴重者甚至會與你拼命；而在非洲的一些部落，往他人臉上吐口水，則是表示歡迎與尊重，其中並沒有簡單的對錯、是非之分，而是長期形成的社會文化心理的問題。

  作為一個受過良好教育與訓練的知識分子，我認為，知識分子在市場的搏擊中，應該是社會前進的正推動力而非負推動力，即小則能幫助一個企業調整航向、與時俱進、更好地適應巨變的市場環境，可以通過一個特定的項目獲得長足的發展；大則能通過企業運作的成功，為拉動一方的經濟貢獻一己之力。

  現實生活中，我們也會碰到一些文化人比流氓更流氓、比土匪更土匪。而因為他有文化、有知識，做起壞事來其破壞性會更大，社會影響也會更加惡劣。

  20世紀90年代末，我去北京做項目時，幾個重量級的老闆邀請我與他們一同去參加一個高檔次的飯局。汽車七拐八拐之後，來到一個鬧中取靜的所在。如果不是親眼所見，我很難相信在喧鬧的皇城之中居然有如此幽靜的深宅大院。院牆很高，約五六丈，青磚砌就，靜穆、森然。按了門鈴之後不久，出來一位滿頭銀髮、很有風度的人，約六十多歲，我最初以為他是房屋的主人，後來才知他是管家，以前是某省的廳級幹部。這家主人的派頭十足，這是我的第一印象。

  進門之後，我發現院落很大，可以停十幾輛車。一行人下了車，走了十幾米，便進入了第二個院門，真有曲徑通幽、廊腰縵回的意境。進入第三道門，眼前豁然開朗。我想，走了這麼久，這裡應該是正房了。進了門，只見一個年約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可能不是這個年齡，但看起來非常年輕），穿著對襟大褂、老頭鞋，笑眯眯地從沙發上站起來與大家寒暄，舉止似乎隨意而安詳，看起來他們彼此之間很熟，沒有太多的禮節。開始我認為這年輕人是闊氣主人的公子，不曾想，他就是這座大院的主人。我是初次到訪，經朋友介紹之後，他客氣了一番，說了「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之類的客套話，大家就坐了下來。

  就餐非常正式，恐怕比國宴還要規範，有非常到位的背景音樂。大家坐下後，主人拍了幾下掌，旋即，最早應門的老先生像正統的英國貴族管家一樣，率領衣著整齊的侍者魚貫而入，動作瀟灑、流暢。我走南闖北已經多年，真正的億萬富翁亦見識不少，卻未見過有人敢擺這樣的譜兒。這位神秘的年輕人到底是靠什麼起家的？他這樣做的目的又何在？

  在座的還有一位級別很高的領導，身邊有一靚女，千嬌百媚，小鳥依人。可能是因為朋友的面子很大，我身邊也有一位光彩照人的美眉。朋友打趣地問我：「可知身旁的美女是誰？」我茫然地說：「對不起，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影視明星，王老師都不認識？」我只好慚愧地說：「電影幾乎沒有時間看，電視也只看經濟類或歷史類的，我實在不知道小姐是何方神聖。」主人見狀，便很優雅地打了圓場，並對我說，她是他的女友。回來後，問手下，他們告訴我那個美女的名聲的確很大。

  於就餐閒聊中，我得知這座非常氣派的大院以前是林彪手下一員大將的家宅，幾經輾轉，才到了這位年輕人的手上。價錢是6000萬元，不是買而是租，租了20年，每年租金300萬元。

  回去之後，受好奇心驅使，通過一些渠道我粗淺地了解了這位神秘年輕人的發家經過。20世紀80年代末，他去了海南，恰逢房地產泡沫狂吹之時，他沒有目前北京房地產大佬潘石屹、馮侖等人幸運，沒賺到什麼錢，但他卻建立起了一些人脈關係，最重要的是，他發現了在中國這塊神奇的土地上，要想迅速地致富，就必須「劍走偏峰，兵行險道」，也就是說目光要准、出手要狠、平台要高、派頭要大。

  20世紀90年代初，他從海南到了北京，雖囊中空空，但卻氣傲王公，因為一個宏偉的藍圖已在他的頭腦中成型。中國歷史上有一種說法叫做「盛世修志」，即編撰地方志，當時全國的兩千餘縣都在激情滿懷地修編地方志。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說法，叫做「盛世編典」，就是整理、編輯國粹，如明朝的《永樂大典》、清朝的《四庫全書》。所以，這位年輕人的「宏偉藍圖」很受國粹級專家們的歡迎。其實，年輕人在布局時首先拉攏的就是這幫德高望重、操守嚴謹、名動中華但又比較寂寞的老頭子們。而他們也深知，要從事這一類似於《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的偉大工程，僅憑他們老朽之力是萬萬不可想像的，現在有一位年輕的儒商發財且不忘回報社會，實在難得。既然名高風清的老頭子們力薦這個偉大的文化工程，有關部門自然表示全力支持。於是，聰明的年輕人再靠個人的頭腦花了點兒小錢後，一下貸了上億元。其中的一小部分用於整合中國最高學府的「老朽」們，其實學界泰斗們都很天真，往往會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毛病，以為人人都像他們一樣以振興中華為己任、以弘揚民族文化為目標，但實際上，商人的眼中只有錢——尤其是那些急於從「蝌蚪」變成「青蛙」的老闆。在拉攏、整合純潔的老頭子們時，這位年輕人真是一點兒都不浪費資源，他把自己順帶打包進去，於是搖身一變，成為了中國國學大師的嫡傳弟子、中國最高學府的博士生。

  貸款到手後，他又花了上千萬元作為租賃深宅大院5年的費用。難怪排場如此之大，原來這都是他手中的符號、道具。只有這樣，他才能高舉高打，先聲奪人，一下子征服對手。接著，他又花了幾千萬元投資印刷廠。布局完成，這位野心勃勃的年輕人就乘風破浪，腳踏泡沫，一舉上市。在銀行的支持之下，他頭腦中的宏大文化工程的結晶、皇皇巨著出來之後，價格極其昂貴，好像不如此就無法顯示出我們正躬逢千古之盛世，不過書並沒有賣出多少，但他並不擔心，因為款是從銀行貸的。最後銀行只得將這些偉大的著作搭配給向他們貸款的老闆，尤其是房地產老闆們。我在許多房地產商的書櫃裡都見過這些皇皇大著，老闆們自然是不會讀的，但他們很高興，因為至少可以裝點門面。

  上市之後，年輕老闆及其公司備受關注，許多人都把他看成是中國傳媒帝國冉冉升起的一顆巨星，他的雄心開始膨脹。想想也是，以前空手都可以套住白狼，現在有了一個超級證券平台，怎可不大幹一番？於是，他拼命地擴張。步子越大，鏈條越長，風險也就越高。終於，他在股市上被ST（特別處理）了。這時，一位廣東老闆為了實現自己買殼上市、迅速擴張的夢想，斥巨資買下了他的殼，沒想到一接管，打開帳本就傻眼了——一個又一個的財務黑洞，重複抵押，關聯擔保，猶如鐵達尼號，處處冒煙、到處漏水。全國幾十家銀行跑來要求還貸，大大小小的債主跑來要求還款，廣東老闆本來就是房地產界的新聞人物，媒體一曝光，立刻天下大亂。見勢不妙，年輕老闆還沒來得及慶祝，便匆匆扔下手中的燙手山芋，躲起來了。

  在這一時期，一個號稱「中國最有前途的金融家、銀行家」也在香港地區落馬，據江湖傳聞，這個可以與國際接軌的上海籍銀行家就曾貸款給這個亡命海外的年輕億萬富翁，他年輕、貌美的明星女友在其中功不可沒。

  在這些野心勃勃的老闆們心目中，高牆深院、香車寶馬、美女俊男，甚至自己的老婆，都成了商場上的一顆棋子、一個砝碼。

  那麼，這類人還是不是文化人或知識分子？按《辭海》的說法，他們當然是，但在這類文化人前必須加上一個定語——「反文化」，即他們是反文化的文化人。文化人最本質的特點是追求真理、堅守社會良心，而以上這類文化人卻只相信權謀、陰謀甚至欺詐。一位哲人說得好：文化如果不能與真理同在，註定是要被毀滅的。以此推論，文化人如果不與真理同在，同樣是要被毀滅的。

  這些人雖是文化人，但現在他們既然已從商，並且徹底地商業化了，所以衡量他們的指標更多的是市場法則——成者為王或者敗者為寇，成龍上天或者成蛇鑽草。

  接下來，我要探討的是那些屬於「圈養」的、但偶爾會出來「打點野食」的傳統文化人。

  在中央電視台《對話易中天》的節目中，當我談到關於文化人的三種動物生存形態——「野生動物」（自己找食，完全靠市場生存）、「放養動物」（人還在體制內，但吃不飽，要常到圈外打點野食）和「圈養動物」（完全靠政府供養）的比喻，並打趣地對易中天說，他現在終於從「圈養動物」變為「野生動物」時，易中天很認真地說：「我還算不上『野生動物』，只是偶爾出來『打點野食』。」目前採取這種生存方式的文人不在少數。正是由於他們這種腳踩兩隻船的試水行為，使得他們在獲得圈外一片歡呼與喝彩之聲的同時，也招來了圈內同類的一片討伐之聲。

  他們為什麼會引來非議呢？一是因為他們兩頭賺錢，這讓許多人眼紅和認為不公平；二是因為他們名利雙收，一個都不少的討巧。但他們確是最先敢於放下身段，與世俗結合的。所以，他們也最先嘗到了甜頭，假以時日，「王八吃秤砣鐵了心」，就有可能從偶爾「打野食」變為絕對的「野生」。如果他們真有真才實學，那他們自然可以享受到圈外豐美的水草，從而一花引來萬花開。從余秋雨到易中天，再到于丹，他們在電視上頻頻露面的時候，人們已經開始漸漸地習慣了。

  現代生活需要通俗，但是沒有根底的通俗也越來越短命，這時，有文化的人願意介入其間，對大眾加以引導當然是一件好事。經濟在發展，社會在前進，文化也必然將從通俗走向高雅。而文化人切入市場的最有效途徑，往往都是先由通俗入手，在取得大眾的信任與話語權之後，再將高雅的東西推向市場。從這個意義上講，更多的圈內文化人能夠出來「打野食」，也說明了社會的進步與市場經濟力量的日益強大。在人們還在為文化人的這種行為爭論不休時，我卻相信文化人很快都要靠自我而生存了。所以，文化人在指責同類的行為時，倒不如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之路，並從這些先行者身上吸取些有用的經驗。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越來越發現，當今世界已不是文化人應如何生存的問題，而是沒有文化的人無法生存的問題。「文化人下海」也將很快成為一個過時的說法，因為我們就處於一個市場經濟的海洋，所有人都必須學會在市場中生存，文化人也不例外（除了少數國寶，像大熊貓一樣由國家保護起來）。

  中國加入WTO的最大意義恐怕就是中國從此走上了市場經濟的「不歸路」，所有的一切都將與國際接軌。隨著各種保護性行業的逐步放開，銀行已經逐步實現了商業化，文化、藝術及教育領域的變革也將是遲早的事。更重要的是，當社會經濟形態發生變革、知識經濟和文化創意產業在社會上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時，文化人的生存甚至存在的形式也會隨之發生改變。如果說在農耕文明時代和工業革命初期，舞文弄墨的人算是文化人，那麼，在網絡時代，那些靠網絡、電視等傳媒創造和傳播文化的人算不算文化人呢？人們在為文化的日益淺薄和庸俗而感嘆的同時，卻也發現文化與人們的生活正結合得越來越緊密；而在文化產業的隊伍越來越龐大的同時，傳統意義上的文化人卻似乎越來越少。於是，我們不得不回到開場時的話題，再次追問：究竟誰才是新時代的文化人？這的確是一個見仁見智的棘手問題——不是我們不明白，而是這世界變化太快！

  儘管一時間無法找出一個統一的答案，但通過分析這些年來備受關注的文化人所引發的社會現象，我們也許能看出其中的一些端倪。

  附：90年代讓傳統知識分子面目全非（鳳凰網專訪王志綱）

  九十年代，中國經濟面臨難關，一時間，文人下海，國企改制，有能力的人紛紛下海謀發展。一邊是被裁掉的人苦苦掙扎在貧困線上，另一方面，一些體制內的人通過下海充分釋放了自己的能力，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甚至「92派」也成為了榮譽的標籤。

  知識分子下海無疑是90年代最引人關注的話題之一，而在種種不同類型的下海知識分子中，王志綱是具有標本性意義的一員。

  他曾經是甘肅社科院從事經濟研究的學者，更熟為人知的身份是新華社的名記者，他的下海曾被新聞界的同行嘆為「南中國首席社會經濟評論家從此缺席」。在此後的十七年裡，他以戰略家的身份帶出了一個民間智庫團隊，深入參與到眾多極具社會影響力的項目之中，並且不斷推出研究著作，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第三種生存」之路。

  那麼，他如何看待90年代，如何看待知識分子下海這一話題，為此，鳳凰網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鳳凰網：我們的話題是萬人書寫九十年代之知識分子下海，您專門有一本書《第三種生存》講述90年代知識分子下海，其中這樣寫道「回首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十多年的社會變遷，知識分子下海，可以說是這段風起雲湧、潮漲潮落的歲月中情節最為精彩、最富有戲劇性、也是最耐人尋味的時代樂章之一了。」 您在書中也說自己也是闖入市場經濟的其中一員。原來在新華社工作，1994年選擇下海。當初為何選擇離開新華社這樣穩定的體制內單位，而選擇下海呢？

  王志綱：我離開體制，從一般意義上說可以叫下海。什麼叫下海？就是扔掉鐵飯碗，自己找飯吃，而不是組織給飯票。形象地說就是從圈養動物變成野生動物，從這一點講，我的確算是下海了。

  但是，我跟大多數下海者又有不同，下海的人給人的印象就是當商人掙錢，我到現在也還不算是個地道的商人，因為掙錢對我來說從來不是第一目的，而只是順帶的結果。

  第三，由於我採取第三種生存的態度，所以相對超脫。所以我既是下海大潮中的一員，但同時我又像達爾文研究生物進化一樣，是潛入商海中的觀察者、研究者。因此，今天我來談90年代下海潮流這個話題時，應該是比較有發言權的。

  鳳凰網：90年代下海的這批人有什麼不同？

  王志綱：剛才為什麼我跟你講80年代的大學生呢？因為90年代下海的主力軍團就是77級、78級參加高考的那批人，這批人82年陸續大學畢業，到了90年代的時候，這些人不少已經到了處長一級。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不久，開始興起下海狂潮。

  這批人跟今天的北漂、今天的大學生完全不一樣，他們擁有社會資源，加之把持自我的能力很強，他們是在已經成為社會骨幹、棟樑之材之後下海的，這些人一旦脫離體制的束縛，下海後的能量是不可小看，是可以倒海翻江的。

  90年代下海的人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種人是被迫下海。這是由90年代的格局所決定的。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從好的方面來說，是一個激情燃燒的歲月，是一個理想主義色彩濃厚的年代，幾乎所有有志向的年輕人，都把從政作為自己最大的抱負，將推動國家的改革開放和重振國家當成自己人生的最大目標。這些理念上的東西最後總要歸成一種實實在在的結果，所以這些人把這種追求寄予在出將入相——當官層面上去。但1989年政治風波以後，這些人的追求成為昨夜幽夢、一枕黃粱，這條路走死了。包括馮侖、郭凡生這一批人，其實他們都是在政治上有想法的一批人，但最後走不通了，最後被迫下海。這是第一撥人，占了很大一部分。

  第二種人是體制內主動下海的，像陳東升、馬明哲等。他們懂得將體制內的資源轉化為財富。下海之前，他們已經掌握了很多資源，但這些資源在體制內並沒有用好。他們看出了商機，就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先在體制外打造好一艘船，然後再跳到船上，外面已經做好了接應。但他們利用體制內這些沒有用好的資源，這個不違法，因為他們做的是增量，不是存量。比如民營航空，再比如很多金融的衍生業務，保險、期貨等。

  但這群人里也不乏內外勾結、巧取豪奪、無所不為的人。知識分子下海，如果沒有操守，沒有道德底線，是很可怕，比沒有知識的人對社會的破壞和腐蝕更大。因為當他們有了一定的積累回來，他們當年的同事、朋友已經升到更高的位置。北京為什麼有幾十萬一桌的飯菜？有所謂的紅樓和會所？就是為那些搞勾兌的人準備的。所以對知識分子下海，不能只是一味的歌頌。他們中有很多人是在挖祖宗的墳墓，在吃子孫的飯，就像當年國民黨的四大家族一樣。

  第三種人下海是真正想在商界干出點名堂，後來也的確成為了成功的企業家。像柳傳志、王石都是80年代就下海了，但是80年代還是摸索期，什麼賺錢做那麼，到了90年代，才為他們這一批人創造了展現才華的舞台。像柳傳志，從在傳達室開始創業，倒電視、倒冰箱、做買賣開始原始積累，在一般科學家看來這簡直是不務正業，到90年代才慢慢有了主動權。

  為什麼90年代他們能發展起來？因為在中國，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走上市場經濟的不歸路，一個商人的時代到來了，一個企業家的時代到來了。像柳傳志、王石、李東生，都是天生的商人，正好趕上這麼一個好時代，儘管出身是科研人員、知識分子，但並不能夠掩飾他們作為商人的天賦，他們最後走向大舞台是必然的。

  還有第四種，傻乎乎的一批書呆子也去下海，包括新聞界也有一批人。看見別人下海他們也想到海里弄點小魚小蝦，於是就懵里懵懂、不知深淺地往裡跳。

  鳳凰網：這些人可能是看到之前下海的那批人成功，內心深處蠢蠢欲動。

  王志綱：不平衡嘛，也跟著下海。但出現一個很尷尬的問題，沒下海之前他們是無冕之王，當他們跟這些商人、有錢人打交道的時候，別人都把他們放大了，久而久之，自己也將自己放大了。心想現在做生意傻瓜都能賺大錢，我能量這麼大，怎麼賺不了大錢？就跟著往下跳，但當他們頭上的光環消失了的時候，在海里現出了原形，最後很多人嗆了幾口水以後，逃回岸上，有些人則屍沉大海，成為時代的祭品。

  當然如果再廣義一點，還有一種是下大西洋的海，跑到美國、歐洲的那批人，其實也算是下海。我在美國遇到好多那個年代出去的，教授當計程車司機，藝術家拉大提琴，畫家在紐約街頭賣藝，被警察追得滿街跑。到了國外生存問題必須自己解決，沒了單位和依靠，要靠自己的本事找飯吃，那也是一種地道的下海。

  什麼叫潮流？大馬哈魚往這兒游，沙丁魚也往這兒游，人有一種從眾心理就是潮流。

  從90年代下海到現在將近二十年，今天再回頭看中國，已經無所謂下不下海了。現在倒過來，體制內有金飯碗的人變成了少數，這時候不是爭著下海，而是成千上萬的人排隊考公務員。多數人都是在海里，必需自己解決自己的生存問題。人們不得不去適應市場經濟的選擇，盡力學會在海里游泳而不被淹死。人們已經沒有單位的概念了，認為自己找食，養活自己是天經地義的，這說明大家已經接受主流是海洋了，大家都在海里生活，每個人在解決自己的生存，沒有什麼神仙皇帝，要創造自己的幸福，必需靠自己打拼，這是這個社會最大的進步。這是第一。

  第二，今天整個社會最活躍的，大多還是體制外的。我們看當年下海的那批人，包括你們鳳凰的老闆劉長樂，他是不是下海？肯定是下海，他跑到新加坡海里去了，而且帶動了體制內的一大批人都過去了，一個人的下海搭建好平台又帶動一大批人下海，他們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力量，可以代表這個社會的聲音；再比如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哪一個不是在海里？都是在海里的。社會在進步，這個時代在發生很深刻的變化。

  鳳凰網：那您認為這場大變局與知識分子下海有什麼聯繫？您在《第三種生存》一書中也提到，「值此數千年一遇之變局，知識分子可以自己安排自己的命運了，可以憑藉自己的智慧和學識，按照自己的意願去選擇生存方式了」，這個具體怎麼來講？

  王志綱：這場大變局徹底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為什麼這麼說呢？

  這裡要從經濟史講起，如果沿用馬克思主義，人類社會經歷過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未來就是所謂的社會主義。如果不按照這種方式劃分，人類社會可分成遊獵時代、農耕時代、工業時代、現在的資訊時代。不管如何劃分，都有一個不變的東西，就是生產力的問題。

  什麼叫知識分子？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勞心者就是知識分子，勞力的就是勞動人民，勞動人民是被知識分子管理的。縱觀整個東西方歷史，有一個規則，當人類生產財富有限時，只能養活有限人口的時候，肯定是原始共產主義，你多吃一口他就得死，所以必須實行平均主義，這時談不上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誰的力氣大誰是就是大王。伴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提高，有了剩餘產品，這些剩餘產品能夠支撐一批人不勞動來統治和管理，而這些統治者又有了剩餘的錢，就可以養知識分子了，比如樂工、畫工，這時就開始出現了最早的知識分子，作為門人、食客。他們身懷絕技，但他們不能下海，因為那時的社會經濟水平，商品是自給為主，頂多就是倒騰點小買賣，他們沒有優勢，搞不好還得餓飯，所以只能是寄生於一些貴族家裡，這是最早的知識分子雛形。

  後來到了封建時代，自古華山一條路——「學而優則仕」，「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一切都是為了皇帝的認可。這就決定了無論文人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都只是一種依附階層、一種官僚體制的點綴。毛澤東曾經說「他是一根毛，多多少少要附在一張皮上」。他的說法有道理，但有局限性，因為站在農民的角度上來看他是對的，這也是知識分子的悲劇。正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讀書人求仕失敗之後，結局往往十分淒涼。

  陶淵明能歸去來兮，「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那是因為他是員外，家裡有幾百畝地，有僕人替他勞動，一回家有「僮僕迎門，稚子候門」。李白就歸不去兮，「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杜甫更可憐，茅屋為秋風所破，「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後來越過越慘。那個時代知識分子只能是依附，無法體現獨立價值。

  西方怎樣呢？莫扎特，包括文藝復興時期的米開朗琪羅、達文西等也一樣，要麼被貴婦養起來，要麼被教會養起來，要麼是銀行家，那個時代沒有他們獨立的存在。

  直到今天才有可能，為什麼？因為市場經濟。馬克思說過貨幣是天生的平等派，沒有市場經濟，沒有貨幣，就沒有這個空間。現在我精神上是自由的，因為我是獨立的，我不依附於別人，我為什麼敢說這個話？因為今天是一個財智時代，是市場經濟時代，智力資源被定價了，也就有了獨立存在的可能。

  鳳凰網：自晚清以來，以張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就懷抱實業救國的理想而選擇棄官從商，那麼您覺得九十年代那一批下海的知識分子，有沒有這樣的理想？作為下海的親歷者和觀察者，你認為當時真實情況是怎樣的？

  王志綱：我敢肯定的說，九十年代的知識分子下海時絕對不敢提實業報國這個口號。當時張騫為什麼敢提實業報國？是李鴻章給了他很大的平台。包括今天中糧喊實業報國，那也是國家給他了一個幾千億的平台。九十年代下海的人，要麼政治上失意，要麼就是為了改變命運，要麼就是窮途末路。一條破船下海，能開到哪裡都不清楚，搞什麼實業報國？

  90年代下海的人只能這樣講，另闢蹊徑，政治走不通換一條路。另闢蹊徑以後一不小心發現，原來到了體制外，可以施展的空間更大，發現自己比那些土老帽、那些暴發戶更有才華，更有經商才能，一不小心就做大了，幾十億、幾百億就做到了。這時就成為船長，有抱負的人終於回歸，把自己的願景拎出來，喊出實業報國，這就有條件了。原本試圖在政治上實現的抱負星火還在肚子裡藏著，今天有條件喊出來是名至實歸了。

  鳳凰網：聽您剛才講述的這幾種下海人，我想其實成功的可能只是少數，那麼在您看來，那些成功的知識分子有什麼共同的品質？

  王志綱：應該是具備以下幾個東西：

  第一，他們有理想，這個很重要。如果沒有理想，就會淪為純粹的商人。像柳傳志、李東生、王石，他們是有理想的。如果沒有理想，最後窮得只剩錢了，有什麼意義呢？他們的財富也許不比其他暴發戶多，但他們的影響和社會地位，是那些人是無法望其項背的。甚至他們將當初在傳統體制內以及政治舞台上沒有實現的抱負，帶到了現在所擁有的平台上來，最後形成主流的聲音和主流的價值觀，並放大一百倍、一千倍，最後自己獲得了一種額外的成功，體制內都不可能給的成功。

  沒有理想的人喜歡投機，他們可能積攢了很多錢，我在歐洲、美國遇到過不少這樣的人，曾經也是知識分子，但現在他們窮得只剩錢了，成為這個社會既得利益者，甚至成為破壞正常遊戲規則的人。這樣的人不值得稱道，更不值得尊敬。但有理想的一批人不一樣，君子慎獨，會約束自己，並且有更高的目標。

  第二點，堅韌不拔，有了理想還要堅持。許多人的失敗不是因為沒有抓住機會，而是因為沒有能拒絕誘惑。今天炒股票，明天倒地皮，後天再倒煤炭，什麼來錢做什麼。而像柳傳志，20年一直堅持。包括王石登山那也是一種堅持，起碼給社會鮮活的一面，提到商人、老闆，好像只會喝酒、吃肉，王石這些人給外界一種全新的形象。

  第三點，勇於學習、善於學習，學習能力強，能夠與時俱進，也是90年代下海，至今還能站得住的成功者，所必備的能力。

  鳳凰網： 80年代下海的知識分子可能也有這種特質，但為什麼他們沒有形成翻江倒海、蔚然大觀之勢？

  王志綱：在80年代根本沒有形成大海嘛，怎麼翻江倒海？這裡面有兩個大的背景：第一，從1978到1992年，改革先是在農村，最後到城裡。但在這個時候，即使是柳傳志等人下海，也是翻不起大浪的，因為那時只是一種權宜之計，頂多賣個大碗茶，賣個羊肉串，都是解決生計的平民所為，並不是精英所期盼的。

  真正的大海到92年才初步形成，面對西方的經濟制裁，和國內一些人想走回頭路的傾向，鄧小平開始了第二次南巡，並發表了石破天驚的講話，宣告中國至此走向市場經濟的不歸路。到這個時候，改革開放已經有了14年的積澱，水比較深了，潮已經開始漲了，所謂「海是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這個時候才真正有了下海，知識分子也才有了用武之地。

  所以我們在談這個話題的時候，有一點可以肯定：中國的知識分子下海，不是從90年代開始，但是在90年代成為一個話題，一個現象。為什麼？中國已經走向市場經濟的不歸路，沒有這一條就沒有大海，沒有大海就沒有船，沒有船就沒有船長，沒有船長就談不上下海。同時，中國經過了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有了一定的積累，使下海具備條件。如果說八十年代的下海只是趕小海、只在灘涂和沼澤地里撿個打滾的小魚小蝦，那麼到了90年代已經漲潮了，可以倒海翻江了。沒有這個前提下海只能是小打小鬧。

  還有一點要說明，隨著市場競爭的激烈，光靠投機已經不行了，企業需要藉助知識和智慧的力量，這時知識分子的價值也就顯現出來了。在這以前，有錢的老闆們根本就看不起知識分子，認識不到知識價值的。有個大學老師下海，辦了個GG公司，為商場寫了個策劃案，老闆掂量了一下列印出來的文案，問多少錢啊？當時他戰戰兢兢地報了個價：三千塊錢。沒想到老闆把這個東西往桌子上一砸，就罵開了：「你不就是一個寫字的嘛！三千塊在街上可以買多少紙啊？這幾張紙三百塊都不值！」。到90年代，知識的價值開始顯現，知識分子的大腦也成為了可待開發的金礦。

  鳳凰網：有人認為正是90年代這一批下海的知識分子，逐漸建立起了中國的商業秩序。您認同這種觀點嗎？在您看來九十年代的商業秩序有沒有？如果有是怎麼樣的？

  王志綱：這個話題不能這麼表述。主流社會的發展其實是一個博弈的過程，鄧小平講摸著石頭過河，沒有路，大家可以摸索。按照廣東人的話說，就是凡是中央沒有說不讓做的，都可以去嘗試。有了這個尚方寶劍以後才有了博弈，體制外和體制內、新生和傳統、增量和存量之間的博弈，最後的結果是優勝劣汰，體制內效率越來越很低，體制外越來越生猛。政府就順應大勢不斷退讓，先讓出了私營經濟的空間，允許小攤小販，後來讓出集體空間，比如鄉鎮企業改制，最後讓出了一些行業，國有企業改制。另一方面，就民間而言也是一個不斷的試錯過程。有很多東西大家不知道是對還是錯，如果走錯了就會導致民怨沸騰，自己最後被淘汰也是正常的。

  這種不斷的博弈，最後共同構成了今天中國的遊戲規則，遊戲規則是一種平衡。它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可以達到一種微妙的平衡。把握住的人就可以「直掛雲帆濟滄海」，把握不住的人就會大海翻船。像牟其中翻船是必然的，因為他破壞了這個規則，不處理難以平天下。馮侖、王石很聰明，會適當「踩線不越線」，不會給體製造成一種危機。所以在中國，一個好的商人也是一個政治家，必須要懂政治，要與時俱進。

  鳳凰網：您曾提到知識分子是追求「自由之精神，獨立之思想」的，有理想情結；但商業社會註定是一個狼性社會，要追求利益。這二者之間難免會有矛盾，就您而言，您是如何平衡的？

  王志綱：這是一個很深刻的問題。

  在中國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前進，唱主角的是過去我們看不起的商人們。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都必須要跟他們打交道，也就是所謂的「與狼共舞」。這個狼是什麼呢？是指老闆、企業家、商人，他們是狼。那我是誰呢？我是一隻披著狼皮的羊。要跟狼共舞啊，如果不能變成狼，就要被狼給吃掉的。但是如果你也變成狼，你就失去了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東西。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我的處理方式就是做一隻披著狼皮的羊。市場經濟大潮中的知識分子必須要能「與狼共舞」。只有敢於進入狼群，被市場接納，才能學會與狼共舞，也只有善於與狼共舞，才能在市場中兌現知識和智慧的價值。但在與狼共舞的過程中又難免被狼群所同化，有沒有一條既達成財智雙贏，又不扭曲自身人格的道路呢？其實是有的，我將這種既不依附於商，也不依附於官，靠知識智慧立世的生存狀態稱為「第三種生存」。

  這十多年來，我跟無數老闆打交道，都秉承「同流而不合污」的原則，堅持建立在獨立人格上的第三種生存。當然我也不是不食人間煙火，我們這些文化人作為知識的載體，必須獲得一種內在價值的認可，贏得對方對知識的尊重，同時兌現知識的價值，從而不僅可以解決溫飽，還能過一種體面的生活，不然怎麼叫知識經濟時代？可以說這十多年走下來，這條路我們走通了。

  鳳凰網：90年代對您個人來說，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呢？

  王志綱：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可以說90年代讓傳統知識分子面目全非。為什麼這麼說，90年代是一個傳統價值體系徹底受到衝擊的年代，今天可能感覺不到，但是那個時候，尤其是逐漸壯大起來的市場經濟力量已經讓所有人不可能對之視而不見，不管是懷抱治國理想，還是為生計所迫，甚至是受到誘惑，都紛紛走向市場這個風雲莫測的海洋之中。原有的傳統式的知識分子的道路選擇、形象等等全被打破，到海里人是要靠真實的生命能量去搏鬥的，所以說90年代讓傳統知識分子面目全非。

  對於我個人來說90年代也是一個彷徨的時代。我應該算是一個典型的知識分子。我們家幾代人都是知識分子，在我的血管裡面流淌的就是傳統的教化，從爺爺到我父親，我從小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傳統的教育，比如風雅頌，比如家國理想、忠孝節義，全是文化的東西，我是非常討厭商人的。

  後來當記者，責任感也是非常強的。對物質要求並不高，一直到1992年都沒有自己的房子，已經是主任記者了還住辦公室，工資收入養兩個雙胞胎都不夠，但即使這樣我從來沒有感到痛苦，覺得是為事業。那個年代恐怕現在的年輕人都無法理解，現在想起來很好玩。看到現今的年輕人沒房子、沒車子就不能嫁，覺得不可思議。那個年代完全是事業第一，老婆也很支持。

  1994年我離開體制，動機並不是想掙大錢，而是對記者職業前途的絕望。對搞新聞的人來說，八十年代是春天、非常好的時代，特別是新華社的記者可以直指社會弊端，可以建言共產黨的改革，上面從善如流，我當時甚至寫了一組報導，對整個中國的出口經濟、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都講了。所以那時候是非常富有理想和責任感的。

  但90年代初，特別是1992年、1993年，這時候整個新聞界，被盯著、管著，接下來是一片蕭條，一下子進入了萬馬齊喑的時代，甚至連內參也要主旋律。之前我為什麼願意在新華社干呢？儘管公開報導受到很多控制，但可以寫內參，可以揭露社會的很多矛盾，可以為民請命，推動改革。但是後來不准了，內參也要主旋律，不能講真話。在這種背景下面，當記者只能是混飯吃，我曾經把記者這個職業當事業來干，既然變為僅僅是一個混飯的職業，就沒必要再混下去了。最好的前途就是混個官當，組織上也曾找我當第三梯隊，但我既不想管人也不想被人管。

  我也曾想另闢條路，對當時新華社穆青社長建議，新華社應該搞電視，社長很支持，我也摩拳擦掌做準備。在廣東先嘗試拍了幾部電視專題片，一部叫《大潮湧珠江》，專門講鄧小平南巡後廣東市場經濟的，中央台黃金時間播出了；第二部是在山東拍的片子，《北方的躁動—膠東紀事》，拍山東農村的商品化改革；第三部《南方的河》是講廣東的全面改革。這些雖然都不掙錢，但是拿了大獎。但後來換了新的中宣部領導，電視台籌辦計劃也就流產了。

  這時我就想離開體制了，準備下海。下海做什麼？我自知我的性格不適於經商，但下海之後首先要解決吃飯問題，我就給自己印了一個名片，獨立撰稿人、獨立策劃人、獨立製片人。獨立撰稿還是想以文為生，但那時候這個市場還沒形成，接著主持拍了一個片子《老闆你好嘢！》，講述十個老闆的故事，我自己當評論員、總策劃。最後缺一個主持人，新周刊的總編封新城給我推薦了當時還在做電台主持的竇文濤，這個片子非常轟動，後來竇文濤也因此去了鳳凰台。

  在下海初期的一段時間，也是在找路，但我骨子裡還是想搞文化，自信憑自己的能力，解決生存問題應該不難。彷徨了將近一年時間，由於市場力量的推涌，把我推到了策劃這個行業的浪尖上。而我這個人喜歡挑戰，這個行業使我可以不斷衝浪，同時能夠做一些對得起社會、對得起歷史的事情。就這樣歪打正著，從我一個人開辦王志綱工作室，到現在北京、上海、廣東、西南幾十人的戰略諮詢團隊，一路走下來，已經走了17年，從開始產品營銷策劃，到現在的區域城市戰略，再到民間戰略思想庫，至少還需要20年、30年，這不是一個短暫的過程，這也是我下海之初沒料到的。

  鳳凰網：非常感謝您為我們分享了那麼多，我想問您最後一個問題，我看到這些年來，您的工作室一直不斷的出版很多著作，將你們的經驗和案例和盤托出，這是非常花精力的事情，而且效益肯定不如你們多做一個策劃案，那麼您做這些事是不是還是一個知識分子情節的緣故，還有您的名片上是「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這也是您一直的追求麼？

  王志綱：現在我們的名片上寫的就是「打造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這是我們的願景，我們懷抱著這樣的理想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走到現在已經17年了。我相信再過10年、20年、30年肯定會成為一個當之無愧的代表中國的戰略思想庫。現在一說起思想庫人們就想起美國，今天中國的經濟崛起為世界所矚目，我相信，再過一二十年，等到中國和美國等量齊觀的時候，人們會真正關注中國，探討中國發展的經驗。到那個時候，我們作為中國最好的戰略思想庫，應該是當之無愧的，因為我們擁有成百上千的案例，我們參與了整個中國的天地之變，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希望作為一種形而上的思想上的代表。

  所以當年我曾講：知識分子下海，不要怨天尤人，只要你有能力，市場最終會為你落實政策，兌現知識的價值。而對於現在來說，選擇太多不一定是好事，有點亂花漸欲迷人眼，成功往往不在於如何撲捉機會，而在於如何拒絕誘惑。只有那些有理想，有堅守，有追求，看準一個方向堅定不移走下去的人，才能走得堅實，走得長遠。但是現在有很多人不相信這個簡單的道理，把精力全放在怎麼走捷徑上，這樣肯定走不遠。

  鳳凰網：好，非常謝謝您接受採訪。

  形形色色的文化人——經濟學家一瞥

  說起文化人，經濟學家們應該算是一個不小的群體。但近年來，這個群體在備受大眾和輿論關注、熱捧之後，曾一度出現不少責難和圍攻，核心是對經濟學家的誠信提出質疑，指責他們已淪為商人的工具，濫用話語權，應該為改革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和失誤承擔責任。雖有人稱他們是忍辱負重，不應當背這個黑鍋，但經濟學家群體內卻鮮有人回應，以致媒體指責經濟學家集體失語。為什麼經濟學家這一群本來在高樓深院中做學問的人們，卻受到大眾輿論的格外關注甚至圍攻呢？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矛盾和衝突，需要經濟學家們拿出對策和解決方案，需要他們預測走向、指點迷津。

  由此，經濟學家經常被政府、媒體、企業等各方面捧為座上客。大大小小的經濟學家們忙著在全國各地跑場，爭著在各種熱鬧場合和媒體上亮相，對各行各業發表看法和觀點。按他們自己的說法是：對政府政策層影響有限，但對輿論的影響卻不小。不少老百姓炒股、買房都以他們的話為參考，「受益匪淺」。但根據有心人整理出來的各種「經濟學家語錄」，常有今天打昨天嘴巴的事情發生，讓人啼笑皆非。

  歌德曾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歌喉，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鳥兒。同樣的道理：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英雄，每一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備受追捧的顯學。

  何謂顯學？顧名思義，就是顯赫一時的學說、學派。一位知名的經濟學家曾總結道：原始社會的顯學是巫術，所以巫師在那時擁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其實即便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代，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一些封閉的部落里依然如此；歐洲中世紀的顯學則是神學，羅馬教廷擁有生殺予奪之大權，布魯諾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燒死的；而在中國的帝制時代，顯學則是孔孟的儒家學說，國家選賢任能的科舉考試使用的也是其經典的「四書」、「五經」；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顯學則是哲學，物理學家牛頓、笛卡爾，數學家萊布尼茲等都以哲學家自居，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更是公認的哲學大師；到了20世紀，尤其是進入70年代後，歐洲的顯學是經濟學；而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異軍突起的顯學也是經濟學。

  從1840年的鴉片戰爭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一百多年的時間，高懸於國人頭上的兩把利劍就是「亡國滅種」，與之相對應的顯學就是探討、研究中國如何「救亡圖存」的學說、理論，如哲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傳統國粹自然也是研究和實踐的一大方向。蔡元培、章太炎、梁啓超、王國維、陳獨秀、陳垣、魯迅、熊十力、陳寅恪、胡適、梁漱溟、馮有蘭、金岳霖、郁達夫、徐志摩、老舍、沈從文、梁實秋、巴金、錢鍾書等人就是代表，其中沒有一個是經濟學家。

  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中國知識分子的顯學也是文學、史學、哲學、社會學等學科，主流地位中仍沒有經濟學的立足之地。

  經濟學在中國成為社會的顯學，認真算起來只是從1992年確立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以後，所以，目前經濟學家的異常火暴就像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糧食、商業及供銷系統的唯我獨尊一樣，都是「時也，命也」，跟個人的努力、才華沒有多大關係。與經濟學家打交道多了，我經常在恍惚中看見他們的神色——矜持，儒雅中遮掩不住的自傲，就像在物質極度匱乏的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賣食品、賣生活物質，尤其是賣肉的人臉上顯露出的自得神態一樣，當然他們畢竟是文化人，外表還是溫文爾雅的。

  一個行業的催生靠的是天時與地利。經濟學成為顯學，天時就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千年未遇之變局，是市場經濟框架之確立，今天經濟發展的水平已經成為決定一個國家在國際上地位高低、價值大小、有沒有話語權的最重要因素。地利，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進入「深水區」，靠「摸著石頭過河」完全無法適應殘酷的市場競爭環境，也無法有效地提升一個區域、一個城市，乃至一個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大則國家的發展戰略與走向，中則區域經濟與城市經營的提升，小則一個企業的生死存亡，都離不開經濟理論的指導，加之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不僅登堂入室，而且紛紛進入政府成為國家的行政首腦，更大大地推動了這一波浪潮。

  柯林頓是美國歷史上在經濟方面最有作為的總統，兩任財政部長魯賓、薩默斯及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號稱「三駕馬車」，為美國重執世界新經濟的牛耳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三人都是頗負盛名的經濟學家。2004年，在黨派混戰中脫穎而出的印度總理也是國內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

  學者從高牆深院中介入火熱的生活，本來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但目前的隱憂是許多顯學大師經常「越界飛行」，並且樂於成為大眾傳媒追逐的明星。

  在不同行業的許多商業性演講場合，常常會看到一些經濟學家熟悉的身影,他們講的多半是泛泛的東西，大道理多而接觸實際少，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多,而有針對性的內容少，往往讓台下的老闆們感到摸不著頭腦。但他可是拿了主辦方給的勞務費就走人，管不了那麼多。據圈內人說，有的人最高紀錄是一天跑五場。演講似乎已經成為他們賺取外快的一個主業。

  有一位名氣不小的學者，經常被邀參加各種論壇。他的一個最重要特點就是唱反調——如果大家都說經濟「過熱」，他必定說「過冷」；反之，如果大家都說經濟「過冷」，他必說「過熱」。不少人說「地產泡沫嚴重」，他就說「根據世界主要城市的發展經驗來看，沒有泡沫或泡沫很少，無傷大雅」。

  學者從書齋走向社會，用自己的專業知識與市場對接，本無可厚非，但卻不能成為四處逐利、搏名的商人，更不能違背自己的學術精神。一位嚴肅的學者不管他怎樣活躍，總要保持自己學術研究的一貫性，也就是說他的一切社會實踐都應圍繞著自己的學術研究，絕對不能為了成為媒體眼中的明星或者為了區區幾個孔方兄，就隨便追逐熱點，越界飛行，今天說「熱」、明天說「冷」，今天打自己昨天的嘴巴。如此，中國這些精英級的知識分子不就成了遊走於四方的托缽僧、到處化緣的遊方和尚，或者是某些拼命走穴的通俗歌星了嗎？

  過去我們常說「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殊不知社會發展速度驚人，已經成了「各領風騷三五年」。目前的中國，年老的顯學大師們仍然「老驥伏櫪，志在千里」，中年的則正欲「乘長風破萬里浪」，而新近崛起的年輕一代顯學大師們已經喊出了「今日長纓在手，何時縛住蒼龍」，或者「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聽這些年輕的學者縱論天下風雲，感覺到他們身上的確有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的氣勢，就其年齡、經歷而言，客觀地說非常難能可貴。不過「聽其言，觀其行」，我始終有種印象揮之不去。什麼印象呢？打個比方，就像一幢房子，一般而言應有三個層次：框架結構，外牆及裝修。他們給我的印象就像房子的裝飾、裝修一樣，遠遠一看，色彩、線條、圖案非常漂亮，工藝也不錯，但是往近處看，就不難發現他們對自己所裝飾、裝修房屋的框架結構、功能用途知之甚少。

  這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幾件事。有學者向當時的國家領導人提出價格雙軌制的建議，原本之意是想在計劃經濟的框架之下，尋求改革的突破點，不想這一建議推行的結果是產生了大批的「官倒」，腐敗盛行，使改革開放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其後，這個價格雙軌制的發明者借用恩格斯引用過的德國大詩人海涅的話說：「我播下的是龍種，收穫的卻是跳蚤。」

  經濟學是一門實踐性、經驗性都極強的科學，而中國的一些「經濟學大師」們最大的缺陷就是普遍脫離實踐，閉門造車，關在書齋中潛心研究西方大師們的理論，當他們所知、所感的現象與這些大師們的理論有某種程度的吻合時，便興奮得像發現了真理，馬上在媒體上傳播。所以，他們對中國經濟社會的判斷、看法與見解，更多的是一種一時、一地的感悟，缺乏的是系統、理性、戰略的思考。

  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一位領導人曾不無感慨地說：經濟學家總希望他們的建議被政治家接受，從而揚名天下，但政治家卻要對實驗的結果負責。

  中國的經濟學家什麼時候才算成熟？什麼時候才能夠對中國的經濟現象及走勢有長期、穩定、成熟、理性的認識，並因此在世界學術論壇上有一席之地，而不是成為大眾傳媒的明星？正如美國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所說的那樣：如果誰能將中國的經濟現象解釋清楚，一定能獲諾貝爾獎。我們期待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