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誰，我從哪裡來

  當我說自己是文化人的時候，反對我的人站出來說：「你說你是文化人，可是你下海了，而且是在以商業的方式掙錢。」甚至有人說我是「老闆們的幫凶」、「房地產商的幫閒」、「文人的叛徒」。但支持我的人則說我是「文化大師」，說我是在「用先進的文化改造著老闆、改造著社會」，或者說我是「文化人的榜樣，用自己的行動給中國文化人落實了政策」。多年前，易中天見到我時還感慨地說：「志綱兄，你可是給我們文化人掙了大面子了！」文化人如何賺錢的確是一個問題，時過境遷，現在易中天所面對的各種賺錢機會恐怕已經讓他應接不暇了。

  文化人或知識分子——一個原本不證自明的問題、一個原本十分清晰的概念為什麼變得模糊起來，以致引出了種種糾葛？

  其實，仔細一想，知識分子身份的日益模糊恰恰證明了這個時代的偉大與恢弘。因為只有在這樣的時代，知識分子才有了前所未有的選擇權和發展空間，才有了多姿多彩的生存形態。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作為一個群體，知識分子只能在國家意志規定的軌道上運行，除此之外，幾乎沒有做出任何選擇的可能，所以，那時他們的身份識別起來容易而簡單。用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說知識分子像一個靈魂，過去不管願不願意、喜不喜歡他們只能依附於一個軀殼，那麼在「萬類霜天競自由」的今天，他們幾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各種各樣的生存方式。

  然而，當市場經濟已是洪水滔天、幾乎淹沒了整個中國的每一片土地時，當「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選擇空間呈現在每個文化人面前時，我們卻發現，還有不少「圈養動物」依然困守在沒有希望的孤島上，或等待著上帝之手的救援，或上演著一幕幕「侏羅紀公園」中的故事。據媒體報導，2006年10月19日，吉林籍作家洪峰的所在單位——瀋陽市文化局，在其進行創作時，暫停了其每月兩千元的工資，而其身患癌症的未婚妻正需錢醫治。一氣之下，洪峰公開上街乞討，以示抗議，由此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有人表示同情，但更多的人表示的是鄙視與指責。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洪峰的行為？

  我的看法是魯迅先生那八個字：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在這樣一個「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時代，文化人如果依然走不出圍城，以致身陷困境，就不能不更多地從其自身尋找原因了。我建議洪峰到體制之外、到市場的海洋中去遊歷一番。我相信，他一定會有驚喜的發現。

  也有一類文化人與洪峰恰好形成鮮明的對比。當市場經濟的大潮呼嘯而來時，他們的腦子轉得很快，並迅速跳入商海之中，不僅與狼共舞，甚至比狼更兇狠。他們在毫不猶豫地拋棄了文化人所固有的迂腐的同時，也拋棄了文化人最可貴的良知與操守，成為地地道道的商人，甚至成為為了獲取錢財可以不擇手段的奸商。

  我們也欣喜地看到，越來越多的文化人在敏銳地感知著時代的潮汛，從觀念的牢籠中、從體制的圍城中、從象牙寶塔中走了出來，走向了海闊天空，用市場化的方式尋求自身文化價值的實現。他們在諮詢、GG、傳媒、創意、設計、藝術、出版等文化產業領域找到了英雄用武的廣闊天地。他們在為個人贏得物質財富的同時，也為社會創造了文化財富；在贏得自身發展的同時，也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總之，今日之中國，對於文化人來說，既是一個充滿機遇的天地，又是一片混沌初開的天地；既有無數文化人在市場海洋中如魚得水、如鳥在林，大顯身手、創造傳奇，也有無數文人仍然在三岔口苦苦地摸索，在困境中艱難地掙扎，甚至在歧途上滑向深淵。

  每個文化人，面對前所未有的時代變革，要想求得生存、發展並進而對社會有所貢獻，都面臨著「我是誰」、「我從哪裡來」以及「我要向何處去」的問題。因而，梳理一下中國古代文化人的命運軌跡，中國當代文化人所面對的社會、經濟、文化與生存狀態以及展現在我們腳下的條條道路，或許對文化人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