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形態的多樣性

  文化人的定義，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一百個人可能有一百種說法。按照《辭海》的解釋，文化人是讀書能文的人，知識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按照這種定義，連小學生都是文化人，因為他們也會讀書、能作文；老闆們則成了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因為今天成功的老闆，不僅要具有一定的科學文化知識，而且一定要會動腦子。顯然，這樣的定義沒能抓住文化人或知識分子最本質的屬性，寬泛得沒有邊界了，也沒能反映出當今時代對這一群體最本質的要求。

  那麼，文化人或知識分子究竟應該怎樣定義？

  我所理解的文化人，就是以文化求生存、以文化為職業、以文化處世立命的人。

  有文化的人就是文化人嗎？未必。如果他不是靠文化求生存，而是靠文化之外的東西謀生的話。

  有知識的人就是知識分子嗎？未必。如果他不是靠知識處世立命就不能算。

  在計劃經濟時代，體制內有文化人，而體制外沒有文化人。因為只有在體制內，人們才能從事各種文化工作，才能從事知識的傳授或傳播工作。因而，所有的文化人，教師、記者、編輯、文藝工作者……都是領工資的，都是被體制「圈養」的。而文化人一旦被排斥到體制之外，即使是像王蒙、張賢亮那樣有文化的人，也只能是右派或「四類分子」，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文化人，因為他們只能靠體力勞動來求生存，而無法以文化或知識來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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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以來，體制內部對文化人的容納總是有限的，更多的文化人只能游離於體制之外。那些體制外的文化人，靠的只能是家有良田數百畝、商鋪一兩間，或者有親屬做官，若完全靠自己以文化謀生，生存將是異常艱難的，於是，中國文化人才有了演繹不完的悲劇。

  改革開放以後，文化人的形態變得越來越多樣化，越來越複雜。體制內有文化人，體制外同樣有文化人；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體制內的文化人將會越來越少，體制外的文化人將會越來越多。

  按照我的說法，文化人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圈養動物」、「放養動物」、「野生動物」。所謂「圈養動物」，就是體制養起來的文化人，如教育、文化、科研等機構中完全靠工薪生存的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科研工作者等；所謂「放養動物」，就是在體制的保護和控制下覓食的文化人，如政府主管的各類媒體、各類演出團體中的編輯、記者、編導、演員等；所謂「野生動物」，就是在體制之外，完全靠自己到市場上覓食的文化人，包括策劃人、媒體人、音樂人、電影人、GG人、創意人、娛樂明星等，還包括在非公有制企（事）業單位工作的白領階層。除此之外，還有一類文化人則是如易中天所自稱的「偶爾出去打點野食」的「圈養動物」。他們是腳踏體制內外的兩棲文化人，一邊拿著國家的俸祿，一邊享受著市場的風光，最近自我加冕、集體亮相的「中國十大智庫」里的智囊們，也屬於這類兩棲文人。

  正是文化人形態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導致了一場場剪不斷、理還亂的糾葛。不少自稱為真文人的人，儼然以衛道者的身份，指責那些走出體制外的文化人有辱斯文、不配再做文化人；而那些下了海的文化人反過來又嘲諷那些處於體制內的文化人的窮酸與迂腐。

  從下海至今，儘管我一刻也沒有放棄過對文化的追求，但亦同樣面臨著歸屬的困擾——我究竟是不是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