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人的宿命

  由於工作的關係，這些年我走南闖北幾乎游遍了整個中國，在飽覽大自然壯麗風光的同時，讓我最感興趣、最流連忘返的就是那些古代文化人的遺蹟。站在這些歷史的現場，重走在這些文人或浪跡、或被發配的古道上，吟誦那些世代流傳的詩詞歌賦、名篇佳句，我在對他們的才華大為驚嘆的同時，也對他們的命運深為感嘆。

  從春秋戰國時期一直到滿清王朝，中國知識分子的所謂「正途」，其實只有「自古華山一條道」——入仕從政。被後世尊為「聖人」的孔夫子周遊列國，是為了找一個可以通過「以道事君」來實現自己理想的君王，同時也是為了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由此「三日無君，則惶惶然」。「亞聖」孟子遊說列國君王，也是想以王者師的身份，輔佐君王以「仁義」治國，使自己得以安身立命。驕橫恣睢的君王，沒有採納他們的意見，他們最後只好退而傳業授徒、著書立說。但不管仕途多麼艱難，處於那個漫長時代的知識分子，總是以「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為人生夢想，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為人生目標，以「文死諫，武死戰」為人生價值，因為唯有如此，他們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理念——光宗耀祖，揚名顯親，澤被後世。傳統社會中的價值排序是「立功、立德、立言」，排第一位的是「立功」，之後才是「立德」，兩者都不能實現，不得已才去「立言」。

  縱觀數千年中國士人的命運軌跡，不難發現，他們其中的絕大多數人幾乎從未擺脫過悲劇的陰影。除了極少數的賢相之才遇到了明君，在一定的局限之內，為社會、民眾做了一些貢獻外，就大多人數而言，他們或入仕從政，蠅營狗苟；或落泊江湖，西風瘦馬；或混跡青樓，放浪形骸；或揭竿而起，落草為寇。

  是誰在導演這一幕幕的悲劇？這些悲劇對中國士人的性格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以下幾位文人的故事或許能帶給我們諸多的啟示。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

  前幾年，我經常受邀遊走於長江兩岸，工作之餘，我在長江頭的四川拜訪了李白的故鄉，也在長江尾的安徽憑弔了李白的陵墓，以致再讀這位大詩人的詩篇，親近中總是夾雜著一些淒涼的味道。

  李白，這位才華橫溢、志存高遠的天才詩人，「十五好劍術，遍干諸侯；三十成文章，力抵卿相」。四川江油太白祠下的李白故里山清水秀、靈氣氤氳，站在這裡，緬懷詩人當初辭親遠遊、仗劍去國的沖天壯志，不禁讓人思緒萬千。李白25歲出蜀，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入將出相、事君報國、濟利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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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可惜，此時的唐玄宗已不是當年那個任用賢相、勵精圖治、開創「開元盛世」的李隆基了，而是耽於聲色、奢侈荒淫的唐玄宗。他心裡想的既不是大唐江山，也不是黎民百姓，而是那個「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的楊玉環。他已經昏庸到把最後一個賢能老相張九齡趕走，而讓嫉賢妒能、口蜜腹劍的李林甫和出身市井無賴、善於諂媚鑽營的楊貴妃的叔伯哥哥楊國忠先後當了宰相。

  也許是李白並不知深宮內情。四處奔走的他，依仗自己的詩文才名，一時隱居於終南山，結交玄宗的寵婿張垍，希望得到他的援引；一時又上書且前往拜謁以獎掖後進聞名的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兼襄州刺史韓朝宗，表示「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也是希望得到他的引見。這些都落空之後，在他42歲這一年，似乎時來運轉，由好友——道士元丹丘通過玉真公主引薦，他終於被玄宗徵召入京，並賜翰林供奉（在天子左右供職的翰林）。初到時，天子「降輦步迎」、「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試想，皇帝隨時向他諮詢國政，又請他秘密草擬詔書，這是多大的重用與恩寵！但這些都是皇家的虛應故事，唐玄宗只是想用他的詩情文采點綴他與楊貴妃的纏綿艷情。

  一日，唐玄宗攜楊貴妃到沉香亭前觀賞盛開的名貴牡丹，樂師李龜年帶著一群梨園弟子正準備獻歌助興，唐玄宗說道：「賞名花，對妃子，哪能用舊歌詞！」於是命李龜年宣李翰林即刻製作新詞。正在「長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還「宿酲未解」，迷迷糊糊地寫好歌詞交給了李龜年。「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這就是李白一生中少有寫得令人銷魂的艷麗之詞《清平調》之三首。可見，狂傲不馴的大詩人，對這位多情好色的皇帝也不能不委曲侍應。但即使如此，他的閒散翰林當了不滿兩年，還是被皇帝身邊的小人誣陷了。唐玄宗對他總算是寬大處理，沒有貶逐殺戮，而是「賜金放還」（給幾個錢打發走了）。

  從此，這個曾一心想效法管仲、范蠡、張良、諸葛亮等名臣良相，輔佐君王、建功立業的詩人，只能浪跡於江湖，寄情於山水，以詩酒消愁了。

  於是便有了兩湖「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的詩句；廬山「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的壯景；黃鶴樓「孤帆遠影碧空盡，唯見長江天際流」的感嘆；天門山「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的壯麗。

  但李白畢竟不是一個忘情於山水之人。他雖一度消沉，到處求仙訪道，並說「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但當他看到李林甫、楊國忠這些奸佞之徒掌握了大權，官吏貪瀆，邊將橫行之時；當他得知安祿山預謀造反，而皇家卻一味嬌寵之時；當他目睹楊國忠為邀功兩次討伐南詔，導致數十萬官軍覆沒，百姓流離塗炭之時……他憂心忡忡，寢食難安，卻也只能在詩歌中譏諷感嘆。而當他的朋友北海太守李邕及刑部尚書裴敦復這些有功的俊秀之士竟被李林甫誣陷、杖殺時，他似是悲憤、哭嚎著寫下了這樣的詩句：「君不見李北海，英風豪氣今何在？君不見裴尚書，墳頭三尺蒿棘居。少年早欲五湖去，見此彌將鐘鼎疏。」他似是已心灰意冷了：才俊之士都有如此的下場，自己這個早就想引退的人還追求什麼功名利祿啊！

  可是，拳拳報國之心難以割捨。安史之亂爆發之時，李白正流浪於中原，在攜妻子逃難南行的途中，當他得知叛軍攻陷長安，唐玄宗倉皇出逃四川時，一下子就從酒醉與頹放之中驚醒了過來。「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為了報國，他願效法申包胥於秦庭做七日之哭，可惜愁白了頭髮卻無報效之門。正此時，被唐玄宗任命為江陵大都督的永王李璘率平叛大軍到了潯陽（今九江），三次徵召了李白，剛到廬山的李白也認為機會終於來了，於是精神抖擻地投身於拯救國難，當了永王的幕僚。此時唐玄宗宣布退位，成為太上皇，太子李亨在甘肅靈武即位，是為肅宗。新皇帝怕弟弟永王功高權大，將來會威脅到自己的皇位，於是發詔書命他去四川覲見太上皇。永王不從，於是他的平叛大軍反成了叛軍，部將畏罪作鳥獸散，永王也被急於向新皇帝表功的地方官員殺掉。一直夢想建功立業的李白糊裡糊塗地被投入了大獄，被友人救出之後，又被放逐到了夜郎，半路遇赦得還。舟經三峽時，他揮筆寫道：「朝辭白帝采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是我們的大詩人留下的最後的歡樂詩篇了，不久他就在窮困潦倒中客死於安徽當塗。

  「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一代詩仙尚且落得如此下場，又何況那些尋常文人呢？

  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

  中國古代文人有「三士」——第一個「士」，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第二個「仕」，加個「人」字旁，由士變成了官，叫做「學而優則仕」；第三個是「隱士」，歸隱山林，不肯同流合污。

  因工作室業務的關係，我曾馳騁於江西的長江沿岸，於是，我便有幸「結識」了中國古代最為有名的隱士文人——陶淵明。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陶淵明最有名的文章可能就是這篇《歸去來兮辭》與帶有強烈農耕文明時期烏托邦色彩的《桃花源記》了。北宋大文豪歐陽修甚至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而已。」

  陶淵明是中國文學史上有名的田園詩人。他幼年喪父，家道中落，貧困交加。其實年輕時，陶淵明也是一個理想遠大、積極進取之人。對社稷，他渴望能建功立業；對家族，他希望能重振雄風——他雙親的祖上都是聲名顯赫之人。在他的《精衛銜微木》詩中，沒有閒情逸緻，有的只是積極進取的自勉；在《詠荊軻》一詩中，從他對荊大俠捨生取義精神的熱烈讚揚，也看得出他的一腔熱血。在這種積極進取精神的指引下，陶淵明步入仕途，曾經做過祭酒、參軍、縣令等一些小官，但可惜的是，他身處東晉向南北朝更替的年代，東晉王朝已無力控制混亂的政局，吏治腐敗，公正不存，門閥森嚴，仕途不暢。最後他勉強出任彭澤縣令，本是希望能有一塊官田，收些黍谷，釀酒自歡。但誰知官場的潛規則令他毫無作為，上司的苛斂騷擾又讓他窮於應付。已年過四十的陶淵明，見前途渺茫，只好找了一個「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堂皇理由，掛冠而去。

  早年的陶淵明就有愛好自然的一面，所以，在政治理想破滅之後，他選擇了潔身守志、棲身田園的道路。

  「引壺觴以自酌，眇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翹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自此之後，他老人家就是在曲曲折折的山谷、高高低低的山丘、欣欣向榮的樹林、叮叮咚咚的泉水中尋找此生的真意了。

  雖棲身田園，陶淵明仍無法逃避現實，自然災害與社會動亂依然困擾著他。現實的黑暗、醜惡，自身經歷的痛苦與艱辛以及農村的凋敝、荒蕪，更引起了詩人的深思。他在現實世界中找不到出路，只能寄希望於理想之境界，希望有一個沒有壓迫、人人平等、自食其力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會，於是就寫出了《桃花源記》這樣的名篇。但它只是基於一種對幸福、安定生活的嚮往，他自己當然不可能進入這樣的人間仙境。

  沖天香陣透長安

  2001年，應西安市委之邀請，我得以深入「九朝古都」西安，對這片人文厚重的沃土進行深度挖掘。

  在梳理這座千年古都的歷史人文之時，一個人的命運令我深思——他就是黃巢。咸陽的乾陵西側有一個黃巢溝，是當地人民為了紀念黃巢而命名的。關於黃巢起義軍的諸多故事也一直流傳至今。

  唐朝末年的黃巢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中鋌而走險的一個典型。《新唐書》說黃巢「世鬻鹽，富於貲」，彼時的鹽業比現在的房地產行業還要暴利。在傳統的農耕社會中，各行業的價值排序是士、農、工、商，商人雖富有，卻沒有社會地位。心性甚高的黃巢怎能忍受世人對商人的如此白眼，於是他發奮讀書，希望經過十年寒窗苦學，可以高中進士，以報效天子、造福百姓。可惜其時運不佳，次次乘興而去，卻回回敗興而歸，一而再、再而三的名落孫山。黃巢的憤懣、不平之氣漸漸顯露了出來，其《題菊花》一詩中寫道：「颯颯西風滿院栽，蕊寒香冷蝶難來。他年我若為青帝，報與桃花一處開」。

  時值唐朝末年，各種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問題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皇家承平日久，天天歌舞昇平，前朝覆滅的慘劇經過近三百年歲月的沖刷，在太祖、高宗後代兒孫們的腦海里早已蕩然無存，江山社稷似乎可以與天地共存、與日月爭輝。其實，帝國的內部早已腐爛透頂，官僚機構急劇膨脹，蝗蟲一樣大大小小的官員和他們的部屬們打著天子的旗號，以國家的名義對百姓敲骨吸髓，百般盤剝；農民的命根子同時也是帝國之基礎的土地逐漸集中於貴族、官僚及大大小小的地主之手，大批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居無定所的流民；朝廷內部宦官集團與文官集團勾心鬥角、爾虞我詐，搞得你死我活；邊境重鎮，手握重兵、大權獨攬的藩鎮諸侯們個個居心叵測、蠢蠢欲動。李唐王朝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搖搖欲墜。

  黃巢除了喜歡讀書，還喜歡盤馬彎弓，結交四方豪俠之士。他是想干一番事業，才會頻頻出入科場的。但多年的科場失意，最終讓黃巢忍無可忍了，在他所寫的《不第後賦菊》詩中，其不平與憤懣已變成了陣陣殺機：「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這首氣魄宏大、殺氣十足的菊花詩的影響很大。據說，元朝末年朱元璋造反時還將之借鑑了去——「百花發，我心發。我花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

  黃巢這個屢試不第的「秀才」，終於被「逼上梁山」，率領數千人造反了，他自稱「沖天大將軍」。這支大軍從山東南下，經淮西、浙西，進福建，入廣州，然後又回軍北伐，轉戰十餘省，後下洛陽，占長安，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其後又被官軍圍困，撤出長安，東下中原，最後，黃巢在泰山腳下兵敗自殺。

  這位書生在十年之間掀起了一個鋪天蓋地的大旋風，卻又於倏然之間夢幻破滅般地消逝了，千秋功過，留與後人評說。

  路長人困蹇驢嘶

  中國的不少城市都有湖，但若論起湖來，最能令人浮想聯翩的恐怕只有西湖了，因為西湖在湖光瀲灩之餘，還蘊藏著濃郁的人文因子。而說到西湖，人們自然就會聯想起大文豪蘇軾。當年，我到廣東惠州的西湖一游時，偶然間讀到了原安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現代著名書法家賴少其的一首游惠州西湖的詩：「西湖復西湖；再放海南島，終於死歸途；若是媚俗輩，何來詩千古。」這首詩正話反說，意味深長，不禁使人聯想起東坡居士那屢遭貶謫、千里奔襲、路長人困、富於傳奇的一生。

  惠州西湖與杭州西湖都與「才高八斗，風流倜儻」的蘇東坡結下了不解之緣。這位宋代的大文學家，曾被貶謫到惠州待了三年，並在惠州西湖岸邊留下了愛妾王朝雲的墓及一座「六如亭」（所謂「六如」即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

  今天的惠州西湖在北宋時被稱為豐湖，蘇東坡是最早稱豐湖為西湖的人。蘇東坡死後，人們就逐漸將豐湖稱為西湖了。六如亭的亭柱上有一副楹聯，不知是否真的出自蘇東坡之手。這副楹聯是：「不合時宜，唯有朝雲能識我；獨彈古調，每逢暮雨倍思卿。」

  這副楹聯既有對愛妾王朝雲的懷念，又飽含了對詩人一生坎坷際遇的感嘆。

  每次面對景色旖旎、風情萬種的西湖，我於情不自禁之中都會回味起東坡居士那首膾炙人口的詩——《飲湖上初晴後雨》：「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

  林語堂先生曾讚嘆說：「西湖的詩情畫意，非蘇東坡的詩思不足以極其妙；蘇東坡的詩思，非西湖的詩情畫意不足以盡其才。」林語堂只欣賞到了蘇軾的文采詩思，其實，蘇軾還是一位務實而有作為的官員。他每到一地，都會惠民建樹。比如，在杭州時，他不僅於大災之年請朝廷減免貢米，挽救了數以萬計人的生命，而且還主持大修了西湖的水利工程，使葑草鹹水為患的杭州，變成了「人間天堂」。

  蘇軾是一位性情耿直、豪放的人，經常無所顧忌地在詩詞中暢論自己的政見，抒發自己的不滿，但也正是這種性格屢屢為他惹禍招災。他自己曾說：「吾一生典八州」（一輩子在八個州做過主官、屬官或閒官）。確實，蘇軾的一生就是在多次入朝、貶官、再貶官、再入朝中度過的，飽嘗宦海沉浮之苦。但也就是在這沉浮之中，顯示出了他人格的可貴。有些歷史學家把他說成是保守派，理由是他曾經反對過王安石的變革。但實際上，當保守派重新掌權、對新政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廢除時，蘇軾卻堅決地反對，他認為，推行中已經證明確實利國便民的新政，不管是誰倡導的，都應繼續實行。

  為此，他又一次被貶逐於外地。他最後一次被貶，是從邊遠的惠州到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在今海南島西部）。就是在這個他幾乎因貧病交加丟了性命的蠻荒之地，他還在《和陶勸農》詩（依陶淵明《勸農》的詩韻所寫）中寫道：「咨爾漢黎，均是一民。鄙夷不訓，夫豈是真。」歷代封建朝廷及官府對海南島黎族的政策是非「剿」即「撫」，而東坡先生卻提出，漢族、黎族是一樣的百姓，是平等的，歧視黎族的看法是沒有根據的，此外他還勸黎族兄弟們要學習種植稻穀。在那個時代有這樣的觀點，是很了不起的。可惜的是，他被從海南島召還時，已經６５歲了，且於第二年就病逝毗陵（今常州）。

  立於長江岸邊，俯瞰滔滔江水，眺望如畫江山，遙想當年的東坡居士，心中總是情不自禁地湧出他的豪放詩句：「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最令人心馳神往的還有東坡居士於初秋那個幽靜的夜晚，駕舟暢遊於赤壁之下的長江水面時寫下的千古名作——《赤壁賦》：「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年輕之時，蘇東坡與他的弟弟蘇子由路經澠池，在路上他們騎的馬死了，於是二人騎著瘸腿的驢到澠池的一座寺院寄宿，並在寺壁上題詩。若干年後，蘇東坡又經過此地時，當初接待他們的老僧已逝，寺里為老僧的遺骨修了一座新塔，而當年東坡兄弟題詩的牆壁上後加的泥皮已經脫落，舊日的題詩又露了出來。他在百感交集之中寫出了如下的詩句：「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知否，路長人困蹇驢嘶。」

  或許，用這首詩來描述蘇軾的坎坷一生是最恰當的。儘管他是曠世奇才，文壇泰斗；儘管他為官清正，政績卓著；但他卻依然無法逃脫一次次地被貶官、被放逐的命運，他一生之中的多數時光都跋涉在艱險崎嶇的路途中。他迷戀老莊，崇尚禪宗，只是要為自己在苦悶與壓抑之中尋求一條解脫之道。表面看來，他曠達樂觀、詼諧幽默，但誰又能讀懂他內心深處的痛苦呢？有詩為證：「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一代英才、千秋巨星落得如此境地，怎不令人扼腕嘆息！

  從屈原、陶淵明到李白、杜甫，從黃巢到洪秀全，從蘇軾到辛棄疾，一代代的中國文人為什麼會反覆重演著這種種人生的悲劇？這是因為他們從未獲得過獨立生存的空間與自由，他們只是依附於專制體制之上的「毛」，因此他們無法擺脫自己的宿命，而這一宿命又決定了在漫長的封建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依附性、軟弱性及其他種種局限性。

  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為中國知識分子擺脫歷史的宿命提供了一個良機，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再去猶豫、抱怨、蹉跎呢？有什麼理由不滿懷熱情地投入其間，去體驗、去創造、去推動呢？

  談到這些年的最大感受，我常說：「感謝時代，讓我們躬逢中國千年未遇之變局。20年的時間，我們經歷了前人不曾經歷過的風雲，或者可以說，我們活一輩子相當於前人甚至於後人的幾輩子，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