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文化人的抉擇

2024-10-09 10:42:24 作者: 王志綱工作室(智綱智庫)

  在我們討論「誰是文化人」這個話題的時候,以網絡、IT產業為代表的知識經濟的浪潮已經以雷霆之勢席捲了整個中國,數字英雄們一夜之間成為了億萬富翁的神話,令很多人特別是北京的新聞界及中關村IT業的人士們欣喜若狂,一些知識分子們甚至歡呼「知本家」的時代到來了。

  有感於此,1999年8月在深圳召開的知識經濟論壇上,我首次提出了「財智時代」這一概念。

  走進財智時代

  為什麼是財智時代?財智時代是相對於西方知識經濟時代的中國式解讀。當西方已經完成工業化進程、昂首走向知識經濟時代時,古老的中國像一條正在穿越時空隧道的巨龍,儘管龍頭已經開始與世界對接。

  伸向資訊時代、知識經濟時代,但龍身卻還在工業化的過程之中,龍尾則尚處於落後的農業文明時代。巨龍翻身,三種文明同時升騰、激盪。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後工業文明並存的中國,出現的是一個既非純粹的知識經濟時代,也非往昔財為主、智為仆的財富時代,而是一個財智平等、以財求智、以智生財、財智相融的特別時代——財智時代。

  它的一個簡單標誌就是,知識由經濟的配角變成了經濟的主要推動力量。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直是作為社會的一種附庸和陪襯而存在的。在漫長的社會演化歷程當中,知識分子是一個無根階層,從來都沒有自尊、自信的本錢。

  我一直在思考這樣的問題:知識如何才能成為經濟?擁有知識的人,如何才能成為主流社會的代表?如何才能確立自尊、自信、自立、自強、自持這樣的「五自」?如何才能改變千百年來形成的文人無行、同室操戈、文人相輕等種種弊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我認為,知識經濟給今日中國送來的第一份大禮就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找到自信了。

  面對新時代的壺口瀑布

  作為一個下海二十年的知識分子,我常常由衷地慶幸:慶幸自己,遭遇了一個非常偉大的時代、一個數千年未遇之大變局。這個時代,就像萬里黃河一樣,歷經九曲十八灣,來到秦晉高原的壺口,平緩的巨流慢慢聚攏,突然間水勢驟變,奔騰直下三千尺,挾泥裹沙、波濤翻滾,氣勢磅礴,聲聞數十里,可謂「滔天巨浪從天下,奔騰萬里任自由」。

  下海的時間越長,對社會的感悟越深,我就越發強烈地感受到: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之中,能夠與今日相比的,只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春秋戰國時期。那時正是中國社會的政治格局、文化生態、經濟形態以及與之相匹配的價值取向、道德規範,大轉型、大碰撞以及重新調整、塑造的時期。而正是這種轉換所帶來的「混亂」,使得各路諸侯、各種利益群體,尤其是所謂的知識精英有了廣闊的博弈空間與選擇的可能,於是才產生了鬥智鬥勇的合縱連橫。政治上,群雄競起、逐鹿中原;文化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於是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文化高峰,才有了光照千古的諸子百家及其偉大實踐。那些為各路諸侯稱霸或自保而設計的形形色色的理論與實踐,沉澱之後,客觀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賴以立基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文化之源的主要部分,雖然是寶藏與泥沙共生,但時至今日,其依然熠熠生輝、光彩奪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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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秦始皇統一中國、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中國社會就像一條平緩的河流,雖然遇到過險灘窄谷,也遇到過一些波瀾,但都不至於翻天覆地,社會政治及生活形態周而復始。與此相適應,知識精英也大都是「述而不作」,詩人、墨客吟詠的,也多是人生際遇的感慨、作客他鄉的愁緒、離別的傷感、望穿秋水的情思。士大夫中有才華又有抱負的人,雖然也提出過一些獨立的思考、超越的理想,但很快就被各種方式的統治之術壓制下去了。人們都承認自己是孔孟之徒,可是人們離真正的孔子、孟子以及老子、莊子、墨子、韓非子等這些獨立思想家的峰巒卻是漸行漸遠了。

  改革開放之後,知識分子又遭遇了一個更宏偉、更氣勢磅礴的黃河壺口:經歷了漫長帝制時代的半停滯狀態,經歷了一百多年來反對外族入侵和內部壓迫的革命鬥爭,特別是經過了新中國數十年的艱難探索,中國終於從閉關鎖國走向了改革開放,從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走向了「韜光養晦」、全力以赴搞好經濟建設,從僵化死板的計劃經濟走向了靈活開放的市場經濟,從一個幾乎只能縱向傳承文明的時代走向了猶如喇叭口一樣的交融互動、八面來風的新時代。正是由於經歷了這樣的大轉型、大碰撞、大調整、大整合,沉睡多年的中華民族迎來了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時代。

  站在新時代的壺口瀑布,我們能強烈地感受到兩股強大的力量:一個是財富,另一個是智慧。放眼今日之中國,財富浪潮「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民眾壓抑了數千年的逐利之心像火山爆發一樣噴薄而出,人人都追求財富,個個都渴望財富。市場經濟無形之手以不可思議的神奇魔力迅速改變著古老中國的方方面面——經濟、文化、政治意識、價值觀念、法律制度、審美趣味、道德原則,個體生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選擇路徑及發展空間。

  當新時代的壺口瀑布以震天撼地的氣勢在我們面前展開的時候,一個歷史性的課題也擺在了每一位文化人或知識分子的面前——在這個數千年未遇之新時代,知識分子當如何確立自己的人生方位?如何選擇自己的生存方式、創造方式、發展方式?又當如何實現自我生命價值以及文化價值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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