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時期的文化人

  記：剛才您提到您是一個處於過渡狀態的文化人，「過渡」這個詞很有意思，過渡到韓愈所述境界的這個過渡期，可能正好是中國文化人的轉型期，中國文化人所必須要走的一段路。您認為，在深圳，成功的文化人能不能對中國文化人的這種過渡起到一種推動作用？

  王：深圳是中國的深圳，這個問題拷問的應是全國，深圳只是先導性的。我看待任何問題，從來都不用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方式。我不會過多地批判深圳，我也不會過多地恭維深圳，因為存在即合理。我希望通過這個討論，你能拔出蘿蔔帶出泥，圍繞這個問題發散開，使每一個人包括商人們，感到文化原來與自己也有關聯，使人們嚮往文化，哪怕只是附庸文化。附庸雖然仍是一種庸俗的表現，但比起那種整天陷入醬缸一樣的狀態，它畢竟是一種進步。

  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文化中可談論的題材是非常多的，文化會是一個熱門話題，而且肯定是大題材。只是我們沒有把它呼喚出來、整合起來，沒能體現出文化的力量。文化的力量與商業的力量是不同的，商業的力量是金錢，文化的力量則是一種呼應、一種號召。

  記：您到了深圳，經過了與商業的對接，這對於擺脫中國文化人慣有的依附性有什麼作用呢？

  王：我想，我個人的實踐，應該能圓滿地回答你的這個問題。但我認為，目前它的作用還是有限的，畢竟只是我個人解決了這個問題。只有當整個中國有更多的人解決了這個問題時，才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記：從這個角度講，我也不認為單個人就可以改變中國的狀況，這是不可能的。但深圳是否提供了這樣的一種文化榜樣及導向？

  王：我不認為是深圳提供了這樣一種導向，而是人的行為本身，有意無意地提高了深圳的層次。因為人們所做的，在北京、上海、成都甚至其他任何內陸城市都具備這種可能性。比如賈平凹，他在陝西生活得很舒服，他的《廢都》出來後，別人看到的只是表面上的一些爭論，而我看到的則是被慣壞了的文化人的失落，是文化人用「手淫」的方式對社會的報復。我不是針對個人德性的好與壞，而是指當一個人處於一個行業領頭的地位時，他的意識和行為，就代表了人們對於這個行業的感受，就相當於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