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八問粵商

  （王志綱在佛山論壇上的講話）

  2004年11月23日，應共青團廣東省佛山市委員會、佛山市青年聯合會、佛山市青年商會的邀請，王志綱在佛山財富論壇上發表了這篇演講，通過「八問粵商」將當前中國兩個最大的商幫——粵商與浙商，進行了縱問橫比。這「八問」一步緊接一步，問問鏗鏘逼人、振聾發聵，如同飲下了一劑猛藥，令人額頭直冒微汗。

  一問粵商：為何你難成「常青樹」？

  二問粵商：為何只有「廣東經濟」而沒有「廣東人經濟」？

  三問粵商：為何廣東的商品集散平台總「長不大」？

  四問粵商：為何廣東企業不願上市？

  五問粵商：為何廣東企業在氣勢上輸人一籌？

  六問粵商：為何你的商會總成擺設？

  七問粵商：為何廣東本土企業家漸漸隱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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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問粵商：為何你放棄領跑全國？

  各位老闆,各位青年企業家:

  下午好！站在這個講壇上，我真有點兒觸景生情。大家知道，佛山位於珠江三角洲的心臟地帶，而珠江三角洲是整個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而我的命運，可以說是與珠江三角洲直接聯繫在一起的。十幾年前，我由北方被調到新華社廣東分社，按照北京總社領導的說法，就是為了強化改革開放的報導，強化中國市場經濟探索的報導。而那時的廣東，正處於「香三年、臭三年、香香臭臭又三年」的模糊時期。在那段崢嶸歲月里，我與珠江三角洲的官員、商人、企業家及民眾同呼吸、共命運，也客觀、公正地將珠江三角洲的市場實踐與探索，向全國甚至全世界報導過，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過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每次我回到北京，我會是「珠三角」最堅定的辯護者；但當我回到廣東時，卻又成了「珠三角」的批判者。這種雙重角色是怎麼形成的呢？中國有句古話，叫做「愛之深，責之切」。因為我太喜歡這個地方了！所以，當我發現它開始驕傲自滿，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的時候，我就扮演了一個批判者的角色；而當我到了北京、上海，發現人們掄起大棒，對珠江三角洲大加撻伐的時候，我就會以一個局內人的身份，站在現實的角度上，對他們進行批駁。

  毛澤東同志曾說，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改造了自己的主觀世界。在參與珠江三角洲市場化的過程之中，我自己也市場化了。今天站在台上的王志綱，已經不是10年前的新華社記者，而是在市場經濟的海洋里折騰了10年，與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們同呼吸、共命運10年的一個戰略研究者。

  今天的王志綱，已經不是廣東的王志綱了。我的整個工作，1/5在廣東，3/5在「長三角」，1/5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我的很多客戶在浙江，我深深地感到，浙江作為中國民營經濟異軍突起的重要力量，在很多方面大有後來居上、超越廣東之勢。如果廣東不正視這個問題，那是很危險的。「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如果廣東的企業家們不能跳出廣東，放眼中國、放眼全世界，通過研究浙江而審視自身，那麼，在未來的發展當中，就會遇到很多困難。

  我在廣東生活了20年，親歷和見證了廣東民營企業沉沉浮浮、風風雨雨的歷史。現在，當我站在歷史的角度，反思今天的浙商和粵商時，不免對粵商的命運產生了以下的思考。

  一問粵商：為何你難成「常青樹」

  為什麼在創業環境、政策優勢方面遠不如粵商的浙商，產生了一大批「常青樹」？

  改革開放二十多年，我同廣東不少企業家打過交道，他們大多屬於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企業家。白雲山的貝兆漢、萬寶的鄧紹深、科龍的潘寧等是珠江三角洲第一代老闆中的代表人物。他們的名氣不僅在廣東，就是在中國、在全世界，也都是擲地有聲的。但是，彈指一揮間，我們卻發現了一個令人心酸的現實，「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這些老闆，如今安在哉？抬頭仰望、雙眼噙滿淚花的李經緯，抱恨長天的畫面被記者的鏡頭忠實地記錄了下來，並在全國、全世界廣為傳播，也成了粵商終結的一個物證。

  再看浙商，就在貝兆漢的白雲山企業在全國聲名遠播時，浙江老闆根本無法與他們相提並論，青春寶的馮根生，那時也在艱難地跋涉著。然而，十幾年過去了，廣東的白雲山製藥廠早已不見蹤影，而青春寶卻枝繁葉茂、生機盎然。另外，還有魯冠球，經過長達二十年的和平演進，他把一個鄉鎮企業變成了自己的家族企業，成為了中國《福布斯》榜上有名的億萬富豪，而廣東與之同時打江山的老闆們卻幾乎都被淘汰出了歷史舞台。浙江橫店集團的掌門人徐文榮，是與珠海的鐘華生一同拓展天下的。那時，講能量、講影響，徐文榮根本不能與鍾華生相提並論。但是，10年過去了，鍾華生們已經退出了歷史舞台，而徐文榮們卻通過改制、股權變更，把橫店變成了中國巨無霸式的民營企業集團，並宣稱要打造中國的好萊塢，目前中國的很多電視連續劇都是在橫店的影視城中拍攝的。

  二十多年過去了，為什麼創業環境、政策優勢遠不如粵商的浙商中產生了諸如魯冠球、徐文榮等企業「常青樹」、「不死鳥」，而盡得改革開放之天時、地利、人和的粵商中卻沒有產生這樣的不倒翁？為什麼浙商能夠常青，甚至枝繁葉茂，而不少粵商卻只能帶著悲劇的色彩告別了經濟大舞台呢？

  二問粵商：為何只有「廣東經濟」而沒有「廣東人經濟」

  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二十多年來「珠三角」經濟的活力、興旺就像川流不息的廣佛高速公路，但為什麼廣東只有「廣東經濟」，卻沒有「廣東人經濟」？

  浙江的人口只是廣東的一半，但現在浙江在全國有300萬老闆，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100萬老闆。老闆無所謂大小，只要他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軌跡，只要他希望藉助經營的平台來發展屬於自己的事業，他就具有了老闆心態。很多浙江的官員與老闆都對我說，浙江本土的精英人才百分之百地想當老闆，所以，高端的職業經理人只能到外地去尋找。

  300萬浙江人，幾乎遍布全國的每一個角落；100萬浙江人，分布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正是這種所謂的「浙江人經濟」，使浙江人在全國甚至全世界形成了一個疏而不漏的恢恢天網，這個天網就是市場網絡、血脈網絡、信息網絡、營銷網絡，浙江的產品就是通過這種網絡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為什麼浙江的飲料巨頭娃哈哈，最終打敗了廣東的健力寶和樂百氏？是因為實力嗎？不是！那是因為什麼？是因為網絡。樂百氏的老闆何伯權，曾跟我長談了四五個小時，他說自己輸給娃哈哈有一點是服氣的，那就是娃哈哈對中國市場網絡的掌控能力。娃哈哈的成功體現了整個浙江人經濟的成功。正是因為這種盤根錯節、千絲萬縷的市場網絡，使浙江人能夠在第一時間把觸角伸到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

  前不久，我去新疆，到了喀什，從廣州坐飛機到烏魯木齊要幾個小時，而從烏魯木齊坐飛機到喀什也要3個小時，路途是相當遙遠的。在祖國的西部邊陲，我看到，最好的酒店是溫州人的酒店，最好的商廈是溫州人的商廈。後來我從喀什又坐了幾個小時的汽車，到了邊境，到了帕米爾高原，我看到的到處都是在尋找商業機會、準備搭建商業平台的浙江人。

  當地的官員興奮地告訴我，浙江商會建立了，其神情仿佛抱回了一個金娃娃，這就是所謂的「浙江人經濟」。

  廣東有沒有「廣東人經濟」？我到江門的五邑，五邑人告訴我，五邑人在國內有800萬，在海外有800萬。我到順德，順德人告訴我，順德人在國內有120萬，在海外有150萬，但我卻沒有看到海外的廣東人同廣東的廣東人在生意上有多大的關聯，至多是在改革開放之初投資辦廠，雙方遠沒有形成內外互動、優勢互補的商業網絡。儘管廣東人曾將粵菜館開到了全國，將廣東貨賣遍了神州，但在世人眼裡，廣東經濟依然是「小販經濟」，它沒有像浙商那樣，形成遍及全國乃至全世界的產業網、營銷網。

  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25年來，廣東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靠的就是先行一步，靠的就是「廣東人經濟」——香港地區、澳門地區、東南亞乃至全世界，講白話、客家話、潮州話的親戚、朋友、同鄉，利用其與廣東千絲萬縷的地脈、人脈關係，率先在「珠三角」投資辦廠，既成就了他們自己，也成就了廣東經濟。但現在這個曾經釋放出巨大能量的「廣東人經濟」仿佛消失了，是什麼原因呢？是廣東不需要了，還是被忽略了？

  在區域一體化的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廣東的人緣、地緣及血緣關係，進而打造一個互動交流、信息通暢、優勢互補的市場網絡，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問粵商：為何廣東的商品集散平台總「長不大」

  在中國開商品集散平颱風氣之先河的廣東，為什麼在20年後的今天卻仍停留在原地呢？早在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開市場經濟風氣之先河的廣東，就建立起了聞名全國的商品集散地，如南海西橋的布市，石灣和南莊的陶瓷市場，中山古鎮的燈飾市場以及樂從的家具市場。但20年過去了，雖然這些平台仍在，但它們就像一個長不大的孩子，依然維持在20世紀80年代的規模、水平上。

  而這時的浙江，已經形成了一個全世界都關注的、能輻射與聚合全球的商業平台。義烏的中國小商品城，生意興隆、客商雲集、購銷兩旺，其影響力已經超越了國界，直達世界。精明的義烏人還將其「中國小商品城」作為品牌輸出到山東、河南、東北，建立起了一個個小商品城的平台，帶動了成百上千的浙江小老闆「北伐」。黃皮膚、黑頭髮的日本人、韓國人隨處可見，高鼻深目、金髮碧眼的歐美人你來我往，就連高鼻樑、黑頭髮、面色凝重、一襲長袍裹身的阿拉伯人都能見到。當地官員告訴我，平均每年至少有一千多名中東商人來此進貨。此外，紹興柯橋的中國紡織城、永康的中國五金城、蕭山的中國花木城等，它們在中國、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都非常大。

  宋城集團是浙江的一個民營企業，居然要辦「世界休閒博覽會」，浙商「氣吞萬里如虎」的魄力由此可見一斑。在浙江，看到這些萬商雲集、生意興隆的商品集散平台，我的感覺是，這才是真正永不落幕的「廣交會」。二十多年過去了，廣東的小商品集散市場卻沒有多大的長進，「山還是那座山，梁還是那道梁」，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虎門的服裝博覽會，其影響力與效益已經超過了大連。

  這幾年讓人頗感欣慰的還有東莞虎門鎮，在市場主導、企業運營及政府的引導下，很多優良的產品可以直達終端，直接與國際接軌了，因此，現在越來越多的俄羅斯商人已經知道，真正價廉物美的好產品在廣東，很多人已經直接到廣東進貨。這些例子、這些現象，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其實只要廣東的企業家、老闆以及各級政府官員能夠審時度勢、認真反省，多些開放的精神，多些與時俱進的開拓意識，多發揮點兒主觀能動性，政府與企業家攜手並進，那麼，廣東釋放出來的能量將會大大地超過浙江。

  四問粵商：為何廣東企業不願上市

  為什麼浙江企業對上市、對資本運營非常熱衷，而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老闆們卻對上市持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呢？

  今年年中，深圳開創了中小企業板市場，打開名單時，我嚇了一跳，因為我發現上面大多是浙江的企業，廣東的很少。為什麼浙江的老闆們對於運用資本手段、對於進入資本市場如此樂此不疲，為什麼市場最發達而且先行一步的廣東「珠三角」的老闆們卻對此退避三舍呢？為什麼佛山、南海的這些老闆們不願意上市，而浙江紹興一個小小的楊汛橋鎮，竟然有多家上市公司？

  企業對上市的追求似乎可以看成是企業的掌門人已經將自己視為社會財富的操作者與經營者，在積累了相當的財富後，他們對財富增值遊戲的過程比對財富本身的興趣更大。這種超越，其實也間接地說明了他們對龐大、複雜的企業經營管理運作非常的自信。

  但在今天這樣一個財富遊戲規則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的時代，一個老闆對資本運營、對上市還持消極甚至抵制的態度，說明其企業規模儘管可能很大，每年的產值也可能很驚人，但其掌門人的心態依然是地主老財式的，財富在他們眼中只是浮財，他們信奉「財不露白」，他們害怕財富見光就死。

  兩種不同的追求，折射出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財富態度。

  五問粵商：為何廣東企業在氣勢上輸人一籌

  如今，講財富、講實力，浙江依然不如廣東；但講銳氣，浙江似乎已經超過了廣東。浙江機場附近的路牌、GG牌，幾乎全被占用。做GG的浙江企業，都在自己企業的名字前面冠以「中國」這個名詞。比如中國橫店集團、中國萬象集團，氣沖斗牛。基本上浙江的每一個企業家，考慮的都是如何才能打造百年老店，如何才能成為中國的「奧運隊」，在世界範圍內爭雄，這就是浙江的氣魄。浙商為什麼有如此的氣概？

  在廣東、在「珠三角」，我們很難看到這樣的招牌——儘管它有資格冠以「中國」，也很難聽見有人要打造百年老店的豪言壯語，當然居心叵測者除外。為什麼廣東的企業多是得過且過、隨遇而安，在商海中沉浮了這麼多年後，它們依然抱著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游擊心態」？難道是因為浙商有上市的衝動，有追求公眾企業的渴求，因此善於「長計劃，短安排」？而粵商積累的多是浮財，怕見光，於是發了財就移民，近的去香港地區，遠的去美國、加拿大。他們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是不是有些敏感過度？

  當然，我們可以說，廣東人謙虛，廣東人內向，廣東人務實、不善張揚，但我認為，這只是一個表象，廣東人骨子裡缺乏一種氣概、一種精神、一種追求。坦率地說，這是我們廣東文化基因的缺失，如果不能正視它，在精氣神兒上我們就比浙商低了一頭。

  六問粵商：為何你的商會總成擺設

  廣東號稱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但為什麼廣東的商會組織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為什麼目前的浙江商會被稱為「中國的第一商會」，正日益成為政府和企業追捧的商業組織？我是廣東、浙江等地很多商會的顧問，有比較才會有感慨，今天我就藉此機會同在座的諸位企業家談談我對商會的看法。

  中國各省市甚至各縣都有商會組織，但在我看來，只有浙江的商會實實在在地發揮了其應有之功效。舉個例子，歐盟商業協會曾以反傾銷的名義，要求對浙江溫州的打火機徵收重稅。如果判決生效，那麼溫州的打火機產業很可能就會被扼殺在搖籃里。我十年前就開始關注溫州的打火機了，精明異常的溫州人剛開始時是幫日本、韓國代銷打火機，後來是自己拆開、琢磨，生產其中的一些零部件，再後來，經過幾年艱苦的探索與研究，溫州人終於將打火機裡面最關鍵零部件的生產技術完全掌握了，反過來用低廉的成本打敗了日本和韓國的產品，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生產和銷售打火機的大國，市場份額達90%。溫州的打火機不是廣東那種安全性能不過關的一次性打火機，而是那種很漂亮的工藝打火機。溫州的打火機物美價廉，因此迅速地占領了全球市場，由於能量太大了，歐洲受不了，就進行了反傾銷。

  在這種情況下，溫州商人預感到大禍臨頭了。他們找政府，政府鞭長莫及；找使館，使館愛莫能助。危難之時，溫州商會站出來了！商會就是要保護會員的權益！後來，一位商會的領導，也是一家生產虎牌打火機的溫州老闆出來牽頭，先拿出了300萬元，另外一些企業也紛紛慷慨解囊，湊足了1 000萬元，在歐洲請了最好的律師，主動出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按照世界通行的商業規則積極應訴。數月之後，只花了幾百萬元，就打贏了官司。

  中國的一些商會，長期以來一直是聾子的耳朵——擺設，具有濃厚的計劃經濟色彩，對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用處不大！溫州的商會，浙江各地的商會之所以能發揮出其原本應有的作用，是因為浙江經濟、「浙江人經濟」發展到今天，無論是其規模、形態，還是其涉及的領域、輻射與聚合的半徑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尤其是在浙江經濟衝出亞洲、走向世界以後。當它們在更廣泛的領域內與國際接軌的時候，真正意義上的純民間性質的商會就會應運而生，發揮出其重大的溝通、交流和協調作用。

  前一段時間，因做項目之故，我去了一趟溫州，遇見了那位在歐盟反傾銷戰中振臂一呼的溫州老闆，他告訴我，打贏這場戰爭以後，中央有關部委專門把他請到了北京，就中國加入WTO以後商會究竟應該怎樣發揮作用的問題徵求了他的意見，並問及溫州商會為什麼會有這種銳氣和積極性？他回答說，首先是市場經濟的力量。我如果不出來保護自己，肯定就死掉了。為了幾個億的生意，我必須賭上這300萬。其次，商業事務通過官方的行政渠道，無法與西方對接。商會是民間組織，其功能之一就是扶持、幫助遭遇困難的企業，以商會的名義與西方的行業協會、政府打交道，他們就容易接受。第三，在西方很多國家，如法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等，有很多溫州同鄉，請老外的律師幫助打老外的官司就是他們的主意，還稱之為「以夷制夷」，或者叫做「師夷長技以制夷」。僑居歐盟的同鄉、本地律師加上我們這些本土的企業家，三方合力，終於贏得了勝利。過去我們很多反傾銷的官司之所以會輸，根本原因就在於企業各自為政，既不知彼，又不知己，更有甚者，遇到反傾銷訴訟就消極躲避，不去應訴，把原本該贏的官司也輸掉了。

  類似的事情在浙江還有很多，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於是浙江商會更以燎原之勢蓬勃地發展了起來。據說目前浙江在全國有三百多個商會，幾乎每一個省、每一個地級市都有其商會。這些商會非常活躍，在招商引資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久前我去浙江參加浙商論壇，一下去了兩百多個商會會長。

  會場的氣氛很活躍，沒有一絲官僚氣息。比如，新疆商會的會長站起來發言時，先自我介紹，說自己是新疆商會的會長，做了十多年生意，跑了全國很多地方，也賺了不少錢，新疆是一個好地方，那裡不僅有廣袤的沙丘、漫漫的戈壁，更有大把的商機，浙江人在那裡一定會大有作為。如果在座的父老鄉親對美麗的新疆感興趣，請直接找他談。

  這邊話音剛落，另外一個漢子就站了起來，說他是東北商會的會長，提到東北時，大家可能想到的是兵荒馬亂、響馬出沒、鬍子橫行，或是膽大妄為、賣官鬻爵，或是黑土地、紅高粱，其實東北人傑地靈、物產豐富、歷史悠久，邊貿生意十分興隆，可以說是處處商機。

  當時我就很感慨，什麼叫做「浙江人經濟」？這就是最典型的浙江人經濟。什麼叫做商會？這就叫做商會。回頭再看廣東，我是廣東幾個商會的首席顧問，感覺是商會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年底給會員發一個帖子，說請了哪些在位的領導，邀請了哪些專家、教授，再提醒會員們別忘了交年費，於是「盛況空前」的商會就來了一些糊裡糊塗的人，說了一些不痛不癢的話，辦了一些不明不白的事。而幾個永久性的副會長能雄踞寶座，是因為他們花了白花花的銀子，交了錢就是永久的名譽副會長。商會辦成這樣就非常可怕了。

  雖然中國已經加入了WTO，但由於複雜的歷史、社會及政治等原因，歐美許多國家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還有諸多的疑慮，在此特殊的背景下，中國的企業要想在國際舞台上龍騰虎躍、大展拳腳，就必須充分發揮商會的真正作用。

  今天，我之所以願意到佛山作這個演講，是因為在座的都是廣東的第三代企業家。說實話，第一代、第二代的企業家已經漸行漸遠，屬於他們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第三代企業家，龍精虎猛、志向高遠、銳意創新、雄心勃勃。在我們成立青年商會的今天，我建議大家好好地向浙江商會學習。佛山是廣東市場經濟的搖籃之一，佛山青年商會應當通過學習、借鑑，在服務市場及企業、推動本地生產力發展及競爭力的提升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從佛山做起，徹底釋放商會的市場化功能，既遵從於政府的指導，更要服務於市場和會員。這樣的商會才不會是聾子的耳朵，才能夠推動生產力的發展。

  總之，浙江商會給了我們很多啟發，廣東商幫要想在全國、在全世界發揮更大的作用，必須認真思考、認真研究商會的運作模式，這是一門大學問。在廣東這個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里，市場化的商會還是一片空白，但一張白紙最能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我希望，這幅圖畫可以從我們佛山商會畫起。

  七問粵商：為何廣東本土企業家漸漸隱退

  在廣東的商業舞台上，為什麼外地的、北方的企業家正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原來曾經創造了很多傳奇的「珠三角」本地企業家們卻漸漸地退到了幕後，成為了配角，而在浙江，從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一直都是強勢的浙商在充當著商業舞台的主角？

  健力寶，曾經是我們廣東的驕傲，20年之後，卻讓人有點「百年成之不足，一旦毀之有餘」的感慨。先是市場滑坡，被浙江的娃哈哈打得抬不起頭；後來其創始人李經緯因「經濟問題」被三下五除二地撤去了頭上的光環，並被打入「灰牢」之中；再後來，背景模糊、身份難明的資本高手，年僅26歲的張海入主健力寶，幾個回合下來，也被淘汰出局。好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健力寶又被當地政府收回。此時，已經坐在輪椅上的李經緯又回到了健力寶，只是這張舊船票能否登上這艘搖搖晃晃的破船還是一個問號。

  還有一個比較經典的故事。當時很多人都不知道其深刻的歷史意義，但今天已經表現出來了。1995年，中山有個響噹噹的品牌——叫小霸王。打造這個品牌的能人是從江西過來的打工仔段永平——無線電專業的大學生。因為小霸王的銷售非常火暴，總經理段永平就大著膽子跟小霸王的老闆提出了一個要求——在薪資之外給他一點兒股份。沒想到老闆非常反感：想當老闆，與我平起平坐，門都沒有！談崩以後，段永平一怒之下，扯旗造反，拉著隊伍去了東莞。

  10年之後，我們再看這段歷史，誰對誰錯、誰勝誰負已昭然若揭。小霸王似乎已經「檣櫓灰飛煙滅」，而步步高的老總段永平2003年卻以個人資產10億的身家榮登中國百富榜。小霸王的老闆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他不僅失去了一員大將，更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機會。

  坦率地說，段永平的勝利不僅僅是他個人的勝利，更是這個時代的勝利。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已經從「財富時代」逐步過渡到了「財智時代」，即一個財富與智慧共舞的時代，光有資本是沒有用的。我們可以推斷，當段永平鼓起勇氣向老闆要股份時，是心如明鏡的，非常清楚平台、網絡、人才都在自己的手裡，如果老闆不能接受，那就不能怪他不仁不義了，這叫先禮後兵。小霸王的老闆未能看到這步棋，他認為我不給你錢，不給你品牌，你再有本事也沒有用！卻沒想到，段永平搬到東莞就把步步高做起來了。現在小霸王到哪兒去了？我們不知道。

  談這些問題，我只是想說明一點：在市場化的進程中，為什麼不少廣東本地的企業家在應對新的挑戰或新的遊戲規則時，總是比較保守、消極？為什麼科龍、健力寶、小霸王這樣的故事在浙江沒有發生過？為什麼最後的事實常常證明我們的放棄、保守與拒絕往往會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失？這些問題值得在座的企業家認真地思考。

  八問粵商：為何你放棄領跑全國

  10年前作為中國時尚文化潮流領跑地的廣東，如今為什麼卻不得不面對難言的失落？10年前的廣東，是中國時尚潮流、時尚文化的發源地。電視廣播、報紙刊物、流行音樂、前衛時尚，甚至餐飲、美發、酒店管理、家電等行業都在引領全國潮流。10年之後，我們卻明顯地感覺到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其風光不再。

  後來居上的領跑者是浙江，今天浙江的很多行業都在領跑全國，皮鞋、服裝、五金、紡織乃至小商品莫不如此。浙江人承認高端的皮鞋還是廣東生產的，但廣東幾乎沒有全國性的品牌，而浙江卻有奧康、紅蜻蜓、康奈等全國知名品牌。廣東特別是東莞的服裝產品很好，卻沒有品牌，而浙江卻有雅戈爾、杉杉等品牌，目前國內中高檔的西裝品牌幾乎都是浙江製造的。廣東企業越往前走越艱難，缺乏培育強勢品牌的內在衝動與機制不能不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浙江的宋城集團是我們工作室的老客戶，短短几年時間，它就成了中國旅遊業的頭號種子選手，這家民營企業最近正在干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籌辦世界休閒博覽會。該項目由政府主導，企業運營，市場引導。世界休閒博覽會將分成三個大板塊：第一個板塊是萬國博覽城，全世界將有近百個城市在這裡展出自己獨具民族特色的樣板樓；第二個板塊，是全國許多旅遊城市搭建的自己的宣傳平台；第三個板塊，2006年5月1日，世界休閒博覽會向全世界亮相之後，世界休閒組織總部將落戶這裡，以形成一個互動交流的平台。屆時東南亞、歐美，乃至全世界的服務商、旅遊產品提供商都將在這裡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產品。我們相信，依託於世界休閒博覽會，杭州乃至浙江會真正地走向全世界。這就是現在浙商所做的事情，而在市場經濟先行一步、以思想解放見長的廣東，這些真實發生的故事聽起來可能更像是「天方夜譚」、「聊齋志異」。

  總結浙商的發展路徑，我們不難發現，浙江的企業家之所以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首先就是他們善於經營市場網絡、人脈網絡與地脈網絡，真正做到了網絡為王、渠道為王；其次，在此基礎上，他們樹立了牢固的品牌意識，力爭做到行業前三名，從而掌握了行業主導權；第三，在企業做大、做強的過程中，他們與時俱進，通過上市充分發揮資本運營的功效，並迅速擴大企業規模；第四，他們懷抱打造百年老店的勃勃雄心，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得以廣納天下英才；第五，在衝出亞洲、走向世界的同時，他們將企業發展的命運納入國家的戰略層面，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搭建跨區域、跨國界的商業平台，為中國經濟真正融入世界經濟循環圈貢獻出了力量。

  今天，通過對照分析粵商與浙商，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前10年，粵商先聲奪人、一馬當先，為中國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在後10年，尤其是在最近幾年，浙商則大有咄咄逼人、後來居上之勢。到目前為止，儘管講財富、講實力，浙商還是比不過粵商，但在主觀性和銳氣上，我明顯地感到浙商已經超過粵商了！

  演講中場休息時，聽眾與王志綱交流。

  古人云「居安思危」，如果我們在座的各位青年企業家能夠面對現實、深刻反思，那麼，我相信，廣東尤其是「珠三角」核心地帶的企業家們，一定會大有作為，未來必會形成二虎相爭的格局，一條虎是粵商，一條虎是浙商，二虎皆實力雄厚，高低相逐，對促進中國經濟的增長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期盼著這一天。

  八問粵商(現場對話)

  問：我是《珠江時報》的記者。請問王志綱先生，20世紀90年代初期，「廣東四小虎」順德、中山、南海、東莞以令人矚目的發展速度、經濟總量及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備受社會關注，時至今日，「廣東四小虎」的發展雖各有千秋，但也面臨著許多困惑，比如，順德、南海的產業競爭力下降，東莞的資本外流。順德、南海撤市改區後，其區域經濟的發展該如何定位？在全球一體化的背景下，佛山市又應如何發揮自己的優勢，形成綜合競爭力呢？

  王志綱（以下簡稱「王」）：看來你進行了很深入的思考，這個問題非常大，我只能簡要地回答。

  20世紀80年代末，我還在新華社廣東分社當記者時，中央提出了國際大循環的理論，而廣東一馬當先走到了前面。為了配合這種形勢，我與一位老同事在「珠三角」跑了一圈，寫了兩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廣東躍起「四小虎」》，「廣東四小虎」的雅號自此便風靡江湖，它一下子將這四個縣推到了全國、全世界的面前，形成了很好的品牌效應。

  當初選「四小虎」，是為了對應「亞洲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及中國台灣。那麼，哪些地方可以稱為「四小虎」呢？開始有人認為應包括南海、番禺、順德，因為這些地方都是「珠三角」經濟最發達的地方。彼時番禺的經濟尚沒有特色，交通亦不便利，因此沒有選它，反而選了東莞與中山。

  在排名時，因當時我們比較推崇順德的領導魄力與經營模式，故把它排在了第一，接下來是中山，南海排第三位，東莞則排在了末尾。儘管那時東莞的經濟很活躍，但我們總有一種憂慮：這種沒有品牌、沒有營銷渠道、也沒有研發能力的「借腹生子」模式，一旦遭遇世界經濟分工的轉移，很可能會出現大的問題。東莞有一位領導整天跟我辯論，說我低估了東莞，要我給東莞平反，後來我們成了朋友，算是不打不相識吧。

  當時之所以推崇順德，是因為受傳統思想的影響，我們總認為國有企業不爭氣。但中國畢竟是社會主義國家，而順德的鄉鎮企業非常發達，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經濟奇蹟，所以，我們就讓鄉鎮企業的排頭兵順德坐上了「四小虎」的第一把交椅。對南海，我曾形容它的經濟是村村點火、戶戶冒煙、滿天星斗、缺乏一輪明月，即小商小販很多，經濟很活躍，民間很有錢，但是沒有大的航空母艦。沒想到十多年過去了，南海還是這樣，這個問題很值得探索。當然，南莊和石灣的陶瓷，特別是5年前洗牌之後，它們走上了品牌化、精細化之路，取得了驕人的成果，據說南莊的一些企業實行多品牌戰略，已經做到了四五十個億，這一點的確令人欣慰。

  現在再看，非常有意思，「四小虎」中經濟發展最好的居然是東莞。經常有人問我，當初不被你們看好的東莞為什麼現在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我說，這與我們當時的思維角度有關，我們是站在中國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世界產業轉移與分工的角度的審視、研究東莞的。儘管今天的東莞儼然已是世界加工廠，產銷兩旺，但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如果東莞經濟不轉型、不升華、不樹立自己的品牌，僅僅滿足於目前的運作模式，那麼，東莞的前景堪憂。

  為什麼呢？第一，今天的東莞已經面臨一個強大對手的挑戰，那就是「長三角」的蘇南地區，現在東莞的增量投資，特別是台資，基本上是雁陣飛行，紛紛在往蘇南跑。第二，這種「三高一低」的經營模式——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及低效益的發展道路已經走不通了，所以，中央才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不搞GDP掛帥，而是強調綠色GDP。第三，中國加入WTO以後，國際摩擦、衝突越來越劇烈，西方對中國反傾銷的力度也越來越大，當此之時，通過「借腹生子」的方式獲取加工費，或者用一種非常低檔的、用汽車馬車裝產品的方式去占領西方市場的做法，將會引起更多的國際商貿摩擦與衝突。西班牙商人焚燒中國浙江皮鞋城的事件，就充分反映了這種情緒。這種國際競爭格局，逼迫中國企業必須要往中高端層面走，若如此，就需要具有自己獨立的智慧財產權及品牌。在此背景下，東莞無疑要面臨一次轉型，如果東莞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到時恐怕連南海也趕不上，因為經過多年的打拼，南海已經具有了自己獨立的智慧財產權、自己獨立的品牌、自己的通道及自己的營銷網絡。

  現在最尷尬的是順德。曾有不少人問我，新華社記者的經歷對我後來從事策劃工作有什麼幫助？我回答說好處是使我觀察問題比較敏銳，缺陷是使我比較淺薄，看問題時，只看到房子表面的裝修，不知道其背後的問題。儘管我是學經濟學的，但只有當我跳入海中，真正地進入了市場之後，我才發現順德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在企業紅紅火火的表象背後，早就隱藏著很多非常嚴重的問題，包括原來的鎮政府出面擔保貸款，「養兒不算飯食錢」等。後來順德要走靚女先嫁的路，就是因為再不嫁出去就要出大問題了！

  總之，「廣東四小虎」都有過輝煌的過去，但目前都面臨著巨大的困惑與挑戰，如果我們不能正視自己、直面自己，不能站在中國和世界的高度來思考問題，重新整合資源，那麼，前面的風險還是很大的。

  我始終認為，廣東是民營經濟的大本營、發源地，是中國市場經濟的搖籃，就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對廣東，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民營經濟充滿了信心。

  廣東的文化基因、商業意識，廣東的務實精神，廣東二十幾年來積累的龐大財富、卓越智慧以及完全市場化的人才群落，都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但是廣東也有許多課要補。原來的廣東商幫，往往只會「生娃娃」（產品），不會「取名字」（品牌），而且他們也不屑於「取名字」，說「取名字」是虛的。但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他們已經意識到，要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小腦要發達，大腦也得發達；不僅要看眼前，也要看長遠；不僅要看戰術，也要看戰略。只有這樣，才能走得既穩又遠。

  我今天演講的主題之所以叫做「八問粵商」，其實就是想從一個新的視角來與大家共同探討廣東的困境和出路。昔日的追兵已經變成了今日的標兵，我們的第三代青年企業家應該認真地研究浙商，好好地向浙商學習，並與之交流、互動，我想，在這種背景下，昔日的老大哥，還是能夠重振雄風的！

  問：王老師，廣東企業要走出低谷，光靠企業本身能否做到？政府是否要承擔一定的責任？

  王：這個問題提得好！我研究廣東經濟已經很多年了。我認為，在改革開放的前10年廣東經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府的「無為而治」。以前我們不是常說廣東是「強勢民間，弱勢政府」，而上海則是「強勢政府，弱勢民間」嗎？正因為廣東是一個「弱勢政府」、一個「無為而治」的政府，暗合了市場經濟的潛在規律，反而成全了廣東的民營企業家們，使他們可以像神出鬼沒的「游擊隊」一樣，從無到有，從小到大。

  但現在，政府如果繼續「無為而治」，該出手時不出手，那就絕對不行了！因為中國特殊的國情條件決定了我們的政府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一定會成為市場經濟中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在這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代，政府的力量更是不容忽視的。所以，我們才反覆講「市場主導，企業運營，政府引導」。因此，市長和市場如何跳好「雙人舞」，就已經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不容迴避的大問題了。

  目前，工作室的工作重心已經發生了轉移，我們70%的業務是關於區域競爭和城市經營的，我們還是中國東、西、南、北、中若干城市的戰略顧問。正是因為工作的特殊性，我才深深地感到，政府作不作為，如何作為，實在是一門大學問。大家知道浙江的溫州跟廣東的「珠三角」有非常多的相似之處，它也是因為政府的「無為而治」，才產生了星火燎原的溫州現象，才產生了成千上萬的溫州民營老闆。

  但前一段時間我到溫州時，很多企業家告訴我，政府官員必須改變思維方式，否則溫州的經濟會遭遇發展的瓶頸。我問原因是什麼，他們說，首先，溫州何去何從已經是擺在大家面前的問題，無法迴避，「指點迷津，宏觀引導」，本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果政府扮演不了這種新的角色，企業家如何信服它？其次，溫州不僅要面對國內競爭，而且還要面對激烈、複雜的國際競爭。在此背景下，我們希望政府搭建平台、整合資源、提供服務。如果政府無法提供有效的服務，我們就只能流向更為有利的城市和區域。溫州經濟的空心化，大量資本的外逃，GDP的大幅度下滑，可能就是一個信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溫州現象給我們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企業家們敲響了警鐘。

  說到政府的「有形之手」與市場的「無形之手」跳「雙人舞」，我認為，「大佛山」的整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對「大佛山」的整合我一直持贊成態度。以前「大佛山」的幾個地區，的確個個龍精虎猛，但是別忘了，當一個人貴為一方諸侯的時候，他就只會圍繞自己的需求來考慮問題，因為他沒有必要考慮周邊的情況。因此，他追求的只會是「小而全、大而全」的業績。這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低層次的重複建設和同質性的競爭，最後的結果會是兩敗俱傷。

  未來的競爭是城市與城市、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競爭，而「大佛山」本來在歷史上就有諸多淵源，血脈相通、水乳交融、市場相近，為什麼要用人為的行政框架來限制其發展呢？撤市變區，整合資源，就是要搭建一個更大的平台，提高競爭的水平及質量。

  廣東有句話，叫做「大船好衝浪，小船好調頭」。從這一點來說，我對整合「大佛山」是舉雙手贊成的，但行政整合之後如何互動、如何發展，的確是一個大學問，還有許多的問題需要研究，目前題還沒有破。希望「大佛山」能夠走好！

  問：王志綱老師，我想問一個問題，在您的演講中，曾提及粵商在觀念上比較保守，根據您對中國經濟情況的了解，希望您給粵商提出一些實際的建議，謝謝！

  王：我的「八問粵商」，嚴格來講，只是拋出了一些話題，希望能引起企業家們的注意與思考。這些問題是躲不開的。

  回到這位朋友的提問，我只強調三點：第一，我並不認為第三代青年企業家們是保守的，如果保守，大家就不會組織這個青年企業家商會，就不會坐在這個地方聽我的逆耳忠言了。第二，歷史是一個接力棒，一代傳給一代，從改革開放到今天已經是第三代了，我始終認為，中國的希望、廣東的希望在於民營企業，在於第三代的企業家，也就是今天在座的諸位。也許今天你只有上百萬、幾千萬，或一兩個億的資產，但是，誰能說我們這些人中就不能產生出李嘉誠和霍英東呢？第三，今日中國的內、外環境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廣東原來獨有的優勢沒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從「打排球」演變成了「踢足球」，廣東商貿一枝獨秀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當此之時，如果我們依然故步自封，還想步第一代、第二代企業家之後塵，肯定不行。

  粵商要想重振雄風，必須改變思路、拓展眼光、確定新的發展方向。而要做到這一點，至少要面對兩個問題：

  首先，要走出去。古人云，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廣東太富饒了，特別是「珠三角」。錢少的人，即使開個小鋪面，也可以頓頓有魚吃、天天有湯喝，晚上還可以搓麻將。如果在錢多的地方，比如佛山，就可以利用人脈、地緣關係開個陶廠，雇些從北方來的設計師，再雇幾個工人，藉助一些通道，做陶瓷生意。實在不行，隨便搞個公司，只要實幹，一年掙個幾十或者上百萬也不是一件難事。深圳當地的很多居民，什麼都不做，只靠收房租就可以活得很光鮮。長此以往，廣東，尤其是「珠三角」一定會後果堪憂。所以，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走出去，學學浙商，看看他們是怎麼走出去、建立起「浙江人經濟」的。走出去，學學浙商那種氣沖斗牛的雄心壯志，他們不是要打造中國的百年老店，就是要進軍世界500強。走出去的人眼界才能開闊，只有眼界開闊才能建立起雄心和信心。因此，我認為粵商的當務之急是走出去。

  其次，走出去之後，必須改變原來的那種輕車熟路的玩法。原來的玩法非常簡單。我在「珠三角」遇到過很多老闆，很多是我的朋友，他們告訴我，先前他們大多給大廠如萬家樂做配套零件，後來發現這個市場太好了，為何不自己做，組裝又沒有什麼技術含量，於是，幾十萬的身家就開始做起來了。果然，短短几年就做到了七八個億。但再往前走就發現困難重重，因為頭頂到天花板了。許多領域都面臨著這個問題，似乎大把賺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好日子結束了。我相信在座的老闆也有這樣的感慨。形勢變了，想法要變；思路要變，玩法、打法都要變，這才叫做與時俱進。那麼，怎麼變？以前人們說「失敗是成功之母」，其實「學習才是成功之母」，向對手學習，成本最低，效果最好。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保健品行業中的龍頭企業是誰？是廣東的太陽神。那時太陽神產品的質量、效果怎樣我不知道，但它的GG宣傳、CI策劃堪稱一流水準。巨龍騰飛，一輪紅日，氣勢非凡，GG語也很美，「當太陽升起的時候，我們的愛天長地久」，一舉轟動全國。太陽神的產品賣瘋了。當時浙江的娃哈哈做的也是保健品。我還記得有一次娃哈哈的老闆宗慶後來廣東學習，送給我一盒口服液，我問是什麼？他說是娃哈哈，就是那個電視中每天說的「喝了娃哈哈，吃飯就是香」。當時的情形，我現在仍記憶猶新，打開盒子以後，一排像打針時用的那種瓶子，一個黑灰色的磨片，要飲用時，啪！用它將針瓶敲開！然後慢慢地喝，因為一不小心會把嘴唇劃破。當時的娃哈哈就是這個水平。那時，宗老闆經常往廣東跑，目標很明確，就是學習廣東的太陽神還有其他同行的經驗與教訓。十年之後，娃哈哈越做越大，非常可樂，連可口可樂與百事可樂都要讓它三分，而我們的太陽神、健力寶、樂百氏卻要麼灰飛煙滅，要麼黯然神傷。

  問：粵商為什麼做不大，我認為，核心問題是金融問題沒有解決好。浙江商人之所以後來居上，我想肯定是因為他們解決了這個問題。我想請教王老師，浙商在發展過程中是如何解決資金問題的？我長期從事金融工作，對此問題也百思不得其解，想藉此機會聽聽您的意見。

  王：金融問題，對於粵商能否做大，是一個問題，但不是唯一的問題。前一段時間，國家審計局在南海審計時，查出了一家企業，雖說這家老闆以前是賣魚的，但卻是融資高手，一下子整了幾十個億進去，你說他不會玩金融嗎？玩到極限了！

  他能夠搞到幾十個億，說明他的公關能力很強；而幾十個億都打了水漂，說明他在經營管理、商業平台搭建及制度建設等方面還沒做到位，能力還不行，所以，資金雖然弄進來了，但跑、冒、滴、漏，都走光了，怎麼蓋也蓋不住，最後被國家審計局逮了個正著。所以，我認為金融是粵商做不大的一個原因，但絕非關鍵的瓶頸。

  我剛才曾說，對於上市、資本營運，浙商可謂樂此不疲，而粵商則避之唯恐不及，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與兩者發家的環境與方式有關。廣東人，尤其是「珠三角」的人，由於地利的因素，藉助政策優勢先行一步，產生了中國最早、最大的民營老闆群落。而由於賺錢太容易了，蘿蔔快了不洗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種定勢，做老闆者，寧為雞頭，不做鳳尾。

  浙江人則恰恰相反，因為沒有廣東先天的地利、政策優勢，其生存空間狹小，只能絕處逢生。所以，浙江的老闆，幾乎都是在浙江以外，從社會底層幹起來的。比如，正泰的老闆，擦鞋出身；紅蜻蜓的老闆，從裁縫干起；王均瑤，則是木匠出身。他們所乾的，都是別人不干或者不願乾的工作。那時不要說廣東，就連湖南、湖北、江西，甚至貴州、雲南的人都瞧不起浙江的棉花匠、補鞋匠、小爐匠和木匠。那時的浙商可以說是「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走進千家萬戶，吃盡千辛萬苦」，看夠了人們的白眼，好不容易才在一個地方立地生根。皇天不負苦心人，浙商慢慢地從奴隸到將軍，從蠶蛹蛻變成蝴蝶。

  浙江的老闆基本上都經歷了上述過程，就是「白天當老闆，晚上睡地板」，直到今天，他們中的一些大老闆還保持著這樣的一種生活方式，根本沒有排場和架子。像浙商這樣風餐露宿、篳路藍縷創業的老闆在粵商中可能絕無僅有。

  由此，首先粵商這種特殊的發展路徑就決定了其「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心態，放不下身段。其次，這種發家的方式也決定了粵商小富即安、落袋為安的「小販思維」。只有裝進口袋裡的才叫做錢，不在自己口袋裡面的就不是自己的。再次，由於粵商沒有經過浙商那樣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艱難進化過程，在駕馭人才和運作企業方面有諸多恐懼，特別是很多北方來的人，能力很強，控制不住，萬一他跳槽了，成為自己的對手，怎麼辦？與其讓他成為對手還不如不用他，但不用他又長不大，這是一個怪圈。難怪有人說，廣東只有商人而沒有企業家。而浙江老闆一開始就自己操作，先當夥計，後當經理，事事親歷親為，從總經理一直做到董事長，由於長期奔跑於江湖，閱人無數，心胸開闊，什麼人都敢交，什麼人都敢用，日積月累就掌握了一套管理人、駕馭人的成熟技巧。

  企業做大以後，浙商有網絡、有平台、有通路，資金、人才對他來說多多益善、來者不拒，就像一個碩大的鼎罐，管你是豬骨、牛骨還是虎骨、獅骨，扔進去，很快就會骨銷肉爛。這些浙商其實是一門心思在做水庫，完工之後他想的只是何時開閘放水，澆到田裡去，所以，人才與資金有多少他都敢要。

  而廣東老闆，因為先行一步，有些人口袋裡已經有一兩個億了，有那麼多錢，又不缺錢花，上市以後卻還要去述職，給股東們寫報告，所以不干！香港也存在企業不上市的情況。比如，霍英東的企業就堅決不上市。當然，他不上市有他不上市的道理。

  我的意思並不是說非要上市不可，我認為，不上市有不上市的玩法，上市有上市的玩法。但不管怎樣，都存在跟金融打交道的問題。跟金融打交道的手段有很多，最終的結果，還是要看企業的平台和機制。如果企業的平台、企業的機制不到位、不受力，錢越多，災難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