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一個歷史的範疇 晉商與徽商的崛起

  明清之際，中國的農耕文化與遊牧文化已經發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而農、牧產品的相對充裕，使得這兩類產品的交換成為歷史的必然，這也就為晉商的興起提供了最重要的機緣。

  從歷史上看，北方遊牧民族與中原統治者的衝突幾乎從未間斷過。為了征討北方遊牧民族、維護邊疆安定，明清兩朝的統治者都面臨著同一個問題，即如何解決在北方地廣人稀的土地上，作戰軍隊的後勤供應。對晉商來說，這是一個良機。它不僅為長袖善舞的晉商提供了發財的商機，也促進了他們與皇權、與官府的結合，為他們成為具有壟斷特權的皇商奠定了基礎。以上兩點，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天時」。

  山西所處的獨特地理位置，則為晉商的崛起提供了最重要的「地利」。從整個中國的大視角來看，我們不難發現，山西正好位於中原農耕文化與北方遊牧文化的交界處，北鄰蒙古草原，南接中原腹地。草原牧民需要中原農民的茶和布，中原農民也需要牧民的牛和馬。由此，晉商便自然而然地成為了雙方交易的樞紐和橋樑。

  在晉商崛起的地利因素中還有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山西惡劣的自然條件——「無平地沃土之饒，無水泉灌溉之益，無舟車漁米之利」。山西不但土地貧瘠，而且自然災害頻繁。據統計，山西省在1464～1949年的475年中，共發生旱災284次，平均不到兩年一次。清光緒初年，河南、河北、陝西、山西等地曾遭受特大旱災，「大地生煙，野絕青草，寸粒不收，雁糞充飢，骨肉相食，十室九空」，其中以山西的旱情最為嚴重，有1/3的人口在災荒中死去。當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只能選擇「走西口」——山西與內蒙交界的一處長城隘口。從這裡走出去，有些人成了富商大賈，更多的人卻由此走上了不歸之路。但不管怎樣，作為農耕文化不利之地的山西，確是晉商崛起的有利之地。

  最初的交易局限於山西及周邊地區，但隨著兩種文化、兩類產品的互補需求越來越大，加入這一商貿活動的商人越來越多，交易的輻射及聚合半徑就迅速擴大了——向內，擴展至幾百萬平方公里的華夏大地；向外，延伸至遠東、貝加爾湖，直至蘇聯廣袤的遊牧之所。

  龐大的市場，巨大的吞吐量，使原本只具有地方意義的晉商，能量迅速放大，成為一支商業勁旅。此外，晉商的生意之所以能滲透到漠北的遊牧地區，還因為在一望無際的草原或沙丘上，交通沒有阻礙，用馬匹、駱駝就可以運送貨物。

  徽商的形成也大致如此。其原始啟動力是茶葉，主要市場在內陸腹地，運輸憑藉的主要工具是舟楫。在徽商的作用下，源源不斷的物資由長江到上海入海口，順海而下到廣州，直抵南洋。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考察過中國商幫的崛起，我們完全可以倒過來說「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時」：是天時，呼喚了商幫，催生了商幫，造就了商幫；是地利，強化了某一特定區域（如山西和安徽）商幫的價值和地位；是人和，在商幫崛起過程中使商人們產生了一種精神，形成了一種能量。

  由此，一旦客觀環境（天時）發生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貿易的通路及所依憑的交通手段（地利）改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商幫很快就會銷聲匿跡，甚至蕩然無存。

  作為經濟實體的商幫雖然消失了，但其文化余脈及其精神理念卻隨著流動的商人融合到了新的經濟社會之中。比如，徽商中的一部分消融於江浙一帶，特別是十里風華的揚州；而晉商，隨著社會的發展變革，在進入民國時期後，他們留下的不僅僅是一些老字號和傳說，更是晉商文化與晉商意識。這種文化、意識與政治相互結合，便成為了政治圈中長袖善舞、亦政亦商的官僚資本，像國民黨時期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山西軍閥閻錫山也屬此類，他任地方軍閥時的很多做法更像商人，如不同的鐵軌軌距，不同的貨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