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闆VS職業經理人 老闆、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與衝突

  天地玄黃，混沌初開，「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萬物」。兩儀分，始有陰、陽。

  中國的職業經理人也是混沌初開，出現的時間很短。打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老闆是陽，那麼，職業經理人就是陰，兩者就像八卦當中的陰陽魚，你咬著我的頭，我咬著你的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公不離婆，婆不離公，是一對難分難捨的歡喜冤家。有時，兩者甚至還會合二為一，老闆就是職業經理人，職業經理人就是老闆。

  老闆與職業經理人這對歡喜冤家的種種摩擦、矛盾與衝突，可以說是中國轉型期的必然現象，即在不成熟的社會、不成熟的法制體系及日益分解的社會道德觀下，產生的是不成熟的老闆和不成熟的職業經理人。如此一來，自然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剪不斷理還亂，就像兩個頑童，一會兒是生死之交，一會兒又打得不可開交，如何判斷是非？

  在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之後，中國老闆與職業經理人之間的關係也很難做到像西方那樣的水乳交融。因為老闆與職業經理人雖然頭頂同一方藍天，腳踏同一塊大地，但是彼此的成長環境與通路卻有著天壤之別。

  目前，中國職業經理人與老闆的衝突主要表現在民營經濟這部分，我們先來看一下民營老闆們是如何成長起來的。

  90%以上的民營老闆，包括那些赫然名列《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的大老闆們，大都是草根出身，大都來自於社會的底層。改革開放的陽光雨露，讓這些常年奔波在荒原沼澤的「野生動物」們獲得了千年未遇的發展機會。他們的智慧、才能，不是來自於書本，更不是來自於西方，而是來自於殘酷的生活。

  他們的成長軌跡，更像水泊梁山。沒有雄心壯志，沒有宏偉的抱負，也沒有改天換地的胸懷，只是因為種種的人生際遇——陷害、背叛、陰謀、情急殺人、江湖義氣，最後走投無路，不得不嘯聚山林。中國的老闆們也是這樣，我認識的大老闆們，幾乎沒有一個人，在下海之初，就想為國爭光、實業報國，一門心思想進軍世界500強。連偉大、睿智的微軟當初都曾幾次勸IBM買下自己的大部分股權，但IBM太牛氣沖天了，根本沒把微軟這個小叮噹看在眼裡。可見，中國的草莽英雄們是在生存的巨大壓力之下，從神憎鬼厭的「投機倒把者」、「二道販子」起步，開始自己的創業歷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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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識一個老闆，最早起家時，靠的就是走私過來的電子表。那時的電子表在沿海是用斤兩算錢的，但在內地，表還是稀罕物，又是進口表，一隻要賣一兩百元，少的也要賣幾十元，所以他很快發家了。但風險很大，沿途都有公安、工商檢查，抓住了輕則沒收，重則拘留15天，最重的則會被判刑。

  生意做大了，幾個哥們兒、弟兄一合計，乾脆聚起來幹得大點兒，於是成立了一個公司。我當記者時就知道，在東莞如今富得流油的地方，就是幾個洗腳上田的農民兄弟，在昏暗的屋子裡，一拍大腿幹起來的。因為大家沒有什麼偉大的共同願景，只是覺得幾個合心的兄弟在一起做事可以大碗喝酒、大塊吃肉，還可以大秤分金銀，爽得要命，這點很像梁山弟兄。這種公司一般三年是一個坎，要麼做大，要麼被淘汰。如果僥倖活了下來，接著是肯定要在「聚義廳」排座次、分尊卑的。

  江湖義氣遭遇現實的挑戰，生死洗牌在所難免。每一個弟兄的背後都站了一大群人，老婆舅子、岳父岳母、父親母親、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全都蠢蠢欲動。

  如果最早的幾個拜把兒之間，沒有什麼高下之分，企業就危險了，因為誰坐第一把交椅，別人都不服，爭來斗去，加上後面一大堆想發財想得眼睛都鼓出來的本家及外戚，最後就可能把辛辛苦苦拉扯大的企業搞垮。

  如果在嘯聚山林的拼鬥中產生了一個老謀深算、極有主見的大哥，那麼在企業的升級換代過程中，他的權威及地位會大大強化，他的領袖身份自然就會被儀式化、規章化，聯想的柳傳志、萬向的魯冠球、橫店的徐文榮等多屬於這一類。後面那些本家、外戚掀不起什麼風浪。

  又過了五六年，如果企業還在，那麼，它一定是又上了一個更高的台階。老闆們已經完全從「流氓」變成了「紳士」。這時他們已經有了宏偉藍圖，已經鎖定了世界500強的目標，已經形成了企業文化、達成了共同的願景，一句話，它已經開始與國際接軌。也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職業經理人才紛紛地進入企業。

  以上所述，基本算是中國民營企業典型的發展路徑。這種發展路徑使民營企業的老闆們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思維方式、行為模式、價值取向與判斷取捨標準。而中國的職業經理人，他們的理論系統、分析工具以及思考方式則均來自於西方發達國家，而不是來自中國本土。

  中國的職業經理人是由兩類知識分子構成的：從國外留學回來的「海龜」派和在中國完成系列高等教育（大學、研究生、博士生）的「土鱉」派。

  不管是「海龜」還是「土鱉」，基本都是在高等院校內完成學業，然後茫然地走向社會，進入各種不同的企業——大型跨國公司、本土第一方陣民企、合資企業、大型國有企業、分不清是國有還是民營的企業等。追根溯源，這些職業經理人分析、判斷、解決問題的理論武器主要來自於學校，當然西方也是如此。

  在西方，大學是沒有圍牆的，整個高等教育體系是完全開放的。90%以上的教授不是國家幹部，端的也不是鐵飯碗，聘你就做教授，不聘你就立即走人。為了保持校園的創新活力，幾乎所有的名校都規定不准畢業生留校（以免近親繁殖），不准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與年輕教師合寫文章或著作（以免產生學匪、學霸及學閥）。在這種機制下，教營銷學的教授，一定是這方面真正的專家——理論知識系統，實操經驗豐富，翻看任何一本有影響的營銷著作，你會發現作者既是教授，又是公司高級職員（或者當過）。號稱在浴池中打個噴嚏全球股市都會感冒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魯賓、薩默斯從政前都是公司的老闆。因此，強調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工商管理碩士（俗稱MBA）之所以產生於美國，就毫不奇怪了。

  有一次看中央電視台的《對話》節目，大陸方的嘉賓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另一方是台灣地區著名的管理學家，台下坐的是大大小小的老闆及職業經理人。在談宏觀經濟是過熱還是過冷、如何推進法人治理結構等問題時，大陸著名的經濟學家表現尚可，但一牽涉到具體的企業運作、管理、流程優化等這些老闆們最渴望知道的問題時，就「王顧左右而言他」了。相反，那位台灣地區的學者卻能高來高擋，低來低接。老闆也好，職業經理人也罷，實的問題，虛的探討，老先生「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坦率地說，大陸那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從學識到人品，本人都極為欽佩，但與同台的另一位學者一比，總覺得差了點兒什麼。其實很簡單，老經濟學家，一輩子都在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做學問，從來沒有在複雜的市場上摸爬滾打（即使有，也是功成名就後蜻蜓點水式的調研）。而後者則不同，其早年畢業於日本的東京大學，並獲工學博士學位，隨即加盟世界一流的企業——美國通用電氣公司，若干年後升為該公司加拿大的高級經理人。正當事業蒸蒸日上之時，經不住台灣地區崛起功臣趙耀東三顧茅廬式的勸說，回到台灣島，從事推動台灣地區企業走向國際化的工作。

  而中國大陸大學的教授們大多與市場隔絕，當然，在經濟大潮的衝擊下，也有一些人開始辦公司或在企業兼職，但他們基本上還是靠自己壟斷的高校資源以及本身的專有技術與市場對接的。目前走俏的主要是計算機、軟體開發、網絡、通訊、建築、規劃、設計、醫藥、經濟、法律、金融等學科的人才。

  與西方開放的體系不同，如果說目前中國的高等院校是最後的「封建堡壘」，恐怕反對的人很少。於是，在中國就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教管理的，從來沒有管理過企業；教市場營銷的，從來沒有在市場中做過推廣、渠道、人員培訓的實際工作；教國際貿易的，從來沒有在國外做貿易的經驗；教企業戰略發展規劃的，從來沒有當過大型企業的CEO。說中國的教育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點兒也不冤枉。

  中國的大學所傳授的理論與分析問題的武器，幾乎全是西方的。當然，我承認西方的理論是鮮活而偉大的，見解是深刻而震撼人心的，但其產生的土壤和背景與中國是完全不同的。中國的企業要想真正地具有國際競爭力，走向世界，必須將西方偉大的管理、運作理論同中國企業生存與發展的實踐相結合，舍此，別無他途。

  從這個特定的角度來看，中國民營老闆與職業經理人之間的矛盾、衝突，根源於雙方出身、背景、成長路徑的不同，這導致了他們分析問題、看待問題、解決問題方式的不同，或者說兩者的對接埠不匹配，以至於無法通暢地溝通、交流與對話。

  這種情形與建國前中國知識精英們同本土文化的衝突極其相似。

  交流、溝通與對話，是一切合作、結盟的前提。就現代企業制度的治理而言，也是如此。民營老闆與職業經理人之間最大的障礙和痛苦，不完全是利益之爭，主要是彼此之間無法對話、無法交流之苦。

  中國的職業經理人受的是「顯規則」的訓練，而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大多數情況下則是按「潛規則」運轉的。孫大午在貸款無門的情況下，吸納了其他公司及個人的錢，以「非法吸納公共資金罪」被司法機關逮捕、關押，如果不是中央高層過問、專家學者呼籲、網絡吶喊，肯定會被重重地處罰。而上海首富周正毅，也以「操縱證券交易罪和虛報註冊資金罪」被判處三年徒刑。這就是潛規則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