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同住1

  許壽裳

  同年2八月底，魯迅離開北京，至廈門大學教書去了。臨行，我表示亦將離京謀事，托他隨時為我留意，因為，我和他及壽山三人的教育部職務雖已恢復，總覺得雞肋無味。他極以為然，所以對於我之所託，非常關心，視同己事，《兩地書》中時時提到，至十幾次之多。如云：「玉堂在此似乎也不大順手，所以上遂的事，竟無法開口。」（書四二）又云：「上遂的事，則至今尚無消息，不知何故。我同兼士曾合寫一信，又托伏園面說，又寫一信，都無回音，其實上遂的辦事能力，比我高得多。」（書八一）又云：「上遂南歸，杳無消息，真是奇怪，所以他的事情也無從計劃。」（書九六）到了十二月底，他知道了我的事容易設法，就接連地來信通知，現錄一通如下：

  季巿兄：

  昨寄一函，已達否？此間甚無聊，所謂國學院者，虛有其名，不求實際。而景宋故鄉之大學，催我去甚亟。聘書且是正教授，似屬望甚切，因此不能不勉力一行，現擬至遲於一月底前往，速則月初。伏園已去，但在彼不久住，仍須他往，昨得其來信，言兄教書事早說妥，所以未發聘書者，乃在專等我去之後，接洽一次也。現在因審慎，聘定之教員似尚甚少雲。信到後請告我最便之通信處，來信寄此不妨，即我他去，亦有友人收轉也。

  此布，即頌

  曼福。

  

  樹人? 上? 十二月廿九日

  魯迅到廣州中山大學後，就接連來信催我前往，略說兄之聘書已在我處，月薪若干，此間生活費月需約若干，所教功課，現尚無從說起，因為一切尚無頭緒，總之此校的程度是並不高深的。開學是三月二日，但望兄見信即來，可以較為從容談談。從滬開來之輪船如何如何，唐餐間勝於官艙，價約若干……他的指示很周到，使我感激不可以言宣，真是所謂「窮途仗友生」！這幾封催我前往的信，我因為在抗戰那年，檢入行篋中，老是攜帶著，前年在重慶寫了一篇《魯迅的幾封信》，把它發表，作為他逝世九周年的一點紀念，所以這裡不再抄引了。

  我航海既到廣州，便在逆旅中，遣使送信去通知魯迅。使者回，說人不在家。到了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見訪，始知魯迅才從香港講演回來，因足受傷，不良於行，教她來接我至校同住。那時候，他住在中山大學的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間屋——通稱「大鐘樓」，相見忻然。書桌和床鋪，我的和他的占了屋內對角線的兩端。這晚上，他邀我到東堤去晚酌，肴饌很上等甘潔。次日又到另一處去小酌，我要付帳，他堅持不可，說先由他付過十次再說。從此，每日吃館子，看電影，星期日則遠足旅行，如是者十餘日，豪興才稍疲。後來，開學期近了，他是教授兼教務主任，忙於開會議，舉行補考，核算分數，接見種種學生，和他們辯論種種問題，覺得日不暇給，豪興更減了。我對於廣州的印象，因為是初到，一切覺得都很新鮮，便問他的印象如何。他答道：革命策源地現在成為革命的後方了，還不免是灰色的。我聽了很受感動。又問他在香港講演的題目是什麼，反應是怎樣？他答道：「香港這殖民地是極不自由的，我的講演受到種種阻礙，題目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無聲的中國》，有人想把我的講稿登載報上，可是被禁止了。」

  這間大鐘樓是大而無當，夜裡有十幾匹頭大如貓的老鼠賽跑，清早有懶不做事的工友們在門外高唱，我和魯迅合居其間，我喜歡早眠早起，而魯迅不然，各行其事，兩不相妨，因為這間樓房的對角線實在來得長。晚餐後，魯迅的方面每有來客絡繹不絕，大抵至十一時才散。客散以後，魯迅才開始寫作，有時至於徹夜通宵，我已經起床了，見他還在燈下伏案揮毫，《鑄劍》等篇便是這樣寫成的。有一天，傅孟真（其時為文學院長）來談，說及顧某可來任教，魯迅聽了就勃然大怒，說道「他來，我就走」，態度異常堅決。

  後來搬出學校，租了白雲樓的一組，我和魯迅、景宋三人合居。地甚清靜，遠望青山，前臨小港，方以為課餘可以有讀書的環境了。那知道感觸之來，令人窒息，所謂「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寞」。清黨事起，學生被捕者不少，魯迅出席各主任緊急會議，歸來一語不發，我料想他快要辭職了，一問，知道營救無效。不久，他果然辭職，我也跟著辭職。他時常提起，有某人痩小精悍，頭腦清晰，常常來談天的，而今不來了。魯迅從此潛心寫作，不怕炎熱的陽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間，仍然手不停揮：修訂和重抄《小約翰》的譯稿，編訂《朝花夕拾》，作後記，繪插圖，又編錄《唐宋傳奇集》。十月回至上海。自去年秋，出北京，中經廈門、廣州，至此僅一年，他的生活是不安的，遭遇是創痛的。

  1.選自《亡友魯迅印象記》。

  2.指192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