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和廣州1

  許廣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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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後，政治還是那麼黑暗。我們料想：中國的局面，一時還會不死不活地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難於忍受的。恰好這時廈門大學邀請魯迅去教書，換一個地方也好吧，魯迅就答應去了。其時我剛在暑假畢了業，經過一位熟人的推薦，到廣東女子師範學校去教書。

  臨去之前，魯迅曾經考慮過：教書的事，絕不可以作為終生事業來看待，因為社會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壓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則可，永遠長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決定：一面教書，一面靜靜地工作，準備下一步的行動，為另一個戰役作更好的準備，也許較為得計吧。因此，我們就相約，做兩年工作再作見面的設想，還是為著以後的第二個戰役的效果打算。這是《兩地書》里沒有解釋清楚的。

  抱著換一個地方的想法到了廈門，遇到「雙十節」，當時使得魯迅「歡喜非常」。因為北京受北洋軍閥統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厭惡雙十節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對某一件事的看法有了不同，則感情上也自然產生愛惡兩種極相反的態度。魯迅在北京，對過年的鞭炮聲也聽厭了，對鞭炮有了惡感，這惡感是因為北京的鞭炮聲，代表了陳舊腐朽的一面，所以厭惡。而廈門的鞭炮聲帶來了新鮮希望，所以就「這回才覺得卻也好聽」「歡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較：「聽說廈門市上今天也很熱鬧，商民都自動地掛旗結彩慶賀，不像北京那樣，聽警察吩咐之後，才掛出一張污穢的五色旗來。」（以上均見《兩地書》）從掛旗上，魯迅判別出自動與被動，覺悟與不覺悟的精神來，說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一面旗代表的是封建軍閥的黑暗統治，人民聽警察的吩咐才掛旗，是反抗軍閥壓制的一種無言表示。而在廈門，當時，大革命的浪潮，正從南方興起，人民對民主革命抱有一點希望，那是在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影響下來慶祝節日的，所以魯迅差強人意地認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實是『國民黨的』的，並不怎樣老舊。」（引文同上）

  同樣的「雙十節」，在廣東，「一面慶賀革命軍在武漢又推倒惡勢力，一面提出口號，說這是革命事業的開始而非成功」，這原來蘊藏著國共分裂、排斥共產黨人的陰謀。看來違反孫中山路線的企圖，這時已在萌動了。所以表現在一般人的態度上，並不因打下武漢而特別高興，自然在慶祝大會的會場上只看到「雨聲，風聲，人聲，將演講的聲音壓住」（見《兩地書·第五十五》），鬧嚷嚷亂鬨鬨地混作一團。這天我是和學生一同遊行，親眼看到這種情況的。正好上海的《新女性》雜誌索稿，就寫了一篇《新廣東的新女性》投出，說明我在廣州看到新女性，還是嬌滴滴的小姐式，應付了事的態度多，認真慶祝的少，與「三·一八」時北京的女學生奮鬥爭取達到遊行目的的情形迥異，和廈門魯迅所喜歡的景象也不同。作為窺測氣候的一面鏡子來說，是令人失望的。

  一到廣州，聽女子師範學校廖冰筠（廖仲愷的妹妹）校長說，是要我擔任「訓育」的事，這當然就應交出從北京帶去的「國民黨」關係證件了。在北京我曾加入國民黨左派，回廣東路過南京時，魯迅曾擔心有文件怕被發現而不安，就是這個證件。但廖校長叫我慢點交出。時因初到，不便多問，這事就此擱起。後來聽說鄧穎超大姐在省黨部工作，想去看看久別了的、景仰的鄧大姐，向廖校長打聽地址，她又叫我最好不要去，意思是避免新回去的我，不要因為色彩過於鮮明而被國民黨反動派注意。對於這些，因是初到，都覺得詫異，以為必是校長過于謹慎。既然這樣，就聽取了一半，不交證件出去，也就是從此和國民黨斷了關係。後來才曉得，國民黨內部是如此複雜，大別之有左右二派，派中又有無數小派，無怪廖校長叫暫不要去報到了。若一旦錯與右派聯繫，便不得了。所以不交出去還是妥當的。但要不去見鄧大姐，卻萬萬做不到，就暗地裡找到省黨部，不在；又設法找到她的寓所，見到了渴望已久的親大姐。敘了闊別之情……談了許久的話，現時不能一一寫出了，但記得還在她那裡吃了一頓飯才走的。

  後來又見到一位同志，是李春濤。他本來在北京當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那時許多人都想丟開教書去幹革命，彭湃同志首先南下了，接著李春濤、杜老也計劃離去。他們兩人同住在北京地安門內南月牙胡同，經過同鄉介紹，我到過他們住的「赭廬」。門也油著紅色，表示赤色的思想，但沒有遇見一個人。後來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五日，在東安市場的森隆見面了，當時還有些什麼人一起同席，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只記得他給了我很多鼓勵，並約我畢業後回到廣東去做事，臨別時又送了一本書，說那本書他看過了，還不錯。翻開里頁，看到寫著：「廣平先生惠存。春濤敬贈。」另一頁又蓋著「李春濤讀書章」，並有他訂正補充的文字，具見革命者讀書的認真不苟的嚴肅態度。這次在廣州見面，是他以代表身份到廣州開會來的，是第二回見面了。他很高興我真的回到了廣州，並且邀請到汕頭去，無論教書，做婦女工作，做報紙宣傳工作都可以想辦法。總之，那面缺人得很。那大約是一九二六年的冬天。後來廣東女子師範風潮鬧起來了（實際上是國民黨右派在攻擊廖冰筠校長），一時離不開。到了國民黨右派極端猖獗的時候，學校里反動分子非常囂張，寫信恫嚇校長，在學校內滋事，校外又和由右派把持的學生會，以及相互呼應的青年部有聯繫，可見事情並不簡單，當時已處於暴風雨的前夕。但我以為不管怎樣，負責到告一段落的時候，交代得過去才可對得起學校。後來知道各個負責的都另有工作了，就想也卸卻仔肩，去汕頭應李春濤同志為革命事業多找些人工作的約請，哪曉得這個為革命事業不惜費盡一切苦心的人，在大革命時期被國民黨反動派暗害了，在汕頭連屍首也找不著。從此中國失掉了一個為革命盡忠的英勇戰士，現在手頭只留著烈士贈送的一本書，永遠紀念他為革命獻身的精神，成為鞭策我們工作前進的力量。當時，想去汕頭，是為了走向革命，學習到更多的東西，同時，也為了離廈門近一些，與魯迅呼應較便。但對在廈門的魯迅解釋得不夠詳細，倒引起他的牢騷來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樣，而到自己覺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則，也許因此去做很牽就、非意所願的事務，比現在的事情還無聊。」在寫完這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幾句：「我想H.M.正要為社會做事，為了我的牢騷而不安，實在不好，想到這裡，忽然靜下來了，沒有什麼牢騷了。」（見《兩地書》：第八十一）這裡越是說沒有什麼，正表明有什麼，因此我考慮：同是工作，要自己去闖，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是社會這樣地複雜，而我又過於單純，單純到有時使魯迅很不放心，事情擺在面前，恐怕獨自干工作是困難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魯迅跟前做事也是一樣的。這樣的想法一決定，就不去汕頭了。以後也沒有改變這決定。

  那時魯迅已經應了廣州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的聘請。我名為助教，實則協助魯迅和許壽裳先生做些有關教務的準備和生活方面的工作。魯迅後來搬到白雲樓，為的好有一些時間想想寫寫，自己支配自己的時間。那時郭沫若先生已經去了武漢。魯迅所理想的文藝運動，是和創造社聯合起來，結成一條戰線，共同向舊社會舊勢力展開攻擊；而且作最壞的估計，向朋友述說他的決心：「至多不能回北京去。」這表達了魯迅出京以後，在廈門服魚肝油等補藥的一種積極從事準備另一戰役的態度。可惜局勢的變化，郭先生等離開廣東，聯合戰線的目的已經不能達到。身邊除了許壽裳先生一人之外，並沒有可以與言的人，魯迅深深感到孤獨的悲哀。幸而黨的領導像明燈一樣照耀著每一塊土地，魯迅在此期間，見到了一些黨的負責人如陳延年等同志。魯迅正在考慮如何把黨的精神貫徹到工作中去，正在觀察各方面的情況，聯合更多的青年，突然，四月十五日清晨，我的老家人「阿斗」跑到白雲樓來，驚慌失措地說：「不好了，中山大學貼滿了標語，也有牽涉到魯迅的，叫老周（魯迅）快逃走吧！」我急忙走到樓下，看到下面有許多軍隊，正在集合聽調動，仿佛嗅到火藥氣味，大約就是有什麼舉動了吧。看看河對岸的店鋪樓上，平時作工會辦公處的，這時也有些兩樣了，似乎在查抄。我一口氣跑到鄧大姐住處，打算告訴她所見所聞，通知她小心些。待到得門前，鐵門被拉起走不進去，急忙按了好一陣的門鈴，裡面出來一個青年，彼此還認識，就把看見的向他說了，大約太顯得驚慌了吧，他這時才回答說：「大姐已經走了。」我如釋重負地回去，叫醒了魯迅，告訴他不平常的一切。待到下午中山大學開會營救被捕青年的時候，他精神早已有所準備，明知這又是無恥叛變的勾當。學校負責人是公開宣布過帶領著學生往左走的，這回卻反過來大罵共產黨，說這是「黨」校（國民黨辦的學校），凡在這裡做事的人，都應該服從國民黨的決定，不能再有異言。魯迅悲憤填膺地力爭，堅持營救學生，未獲通過。僅有一二人先還似要響應魯迅的話的，到後來看情形不妥就不開口了。結果力爭無效，魯迅獨自宣布辭職。回到白雲樓，把經過一一向許壽裳先生細說，氣得連晚飯也未進一口。這個血的教訓，比「三·一八」又深一層了。在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旗幟之下，在國共合作得來的勝利之下，這裡居然明目張胆地背叛革命，公開血腥地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有些是失蹤，有些是在病床上被扼殺的，這種反常的舉動，比北洋軍閥還黑暗，不能以常理來推測，無怪魯迅說「被血嚇得目瞪口呆」，認為匪夷所思的意外遭遇了。

  困難的是在「目瞪口呆」的局面下還一時不能走出。許壽裳先生六月間已先離去了，魯迅還在酷熱的西窗下日夜執筆做著工作：《野草》《小約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傳奇集》等相繼編寫完成。儘量利用有限的時光，做些文化工作，隨時隨地都不浪費些許時間，這就是他數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態度，始終是鼓足幹勁地為中國、為青年，貢獻他的力量。

  許壽裳先生是一個老好人，執正不苟，在與章士釗鬥爭的時候，魯迅被非法撤職，他就和齊宗頤（壽山）先生毅然辭去教育部工作以示抗議，凜然有古代義士風格。這回在中山大學，又一次表示他對拘捕學生的憤慨，和魯迅一同辭職。敵人對待許先生是不同於魯迅的，立即批准，因為他們准許了許先生的辭職，不致引起學生鬧風潮的危險，就毫不客氣地這樣辦了。在許先生呢，鑑於大局的惡劣，以至顛倒黑白，留也何益？與魯迅同進退，正是凜然大義所在的又一次表示。他和魯迅，平時有似兄弟怡怡，十分友愛。偶或意見不合，魯迅就會當面力爭，而許先生不以為忤，仍友好如故，有時彼此作紹興土音說話，說到會心處會大笑。反對楊蔭榆的時候，楊說六個被開除學生是害群之馬，魯迅和許先生就私自給我取綽號「害馬」，我是不知道的。有一回見面的時候，魯迅說「害馬來哉」，我還摸不著頭腦，他們二人卻哈哈大笑不已。

  待到魯迅逝世後，因他們從前過從極密，留學日本和在教育部工作，也總是在一起的。我就勸許先生寫些東西出來，後來就成為《亡友魯迅印象記》的回憶錄。他這本回憶錄，是在台灣大學教書時寫的，據說自魯迅逝世後，許先生在授課時或課外，更多地在談到魯迅的思想、學術、文藝、革命的各方面，除整本的《亡友魯迅印象記》外，《我所認識的魯迅》里收了不少紀念文字，因此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特務們的忌恨，不止一次地警告過他：「不要談魯迅。」許先生卻以為談談這些，又不關係到政治行動，而且人已經死了，絕不會惹起問題的。殊不知這就是為革命者宣傳的政治活動。許先生的毅然不顧一切的言行，正如魯迅活著的時候常常說過的：「季巿他們對於我的言行，儘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越是在黑暗統治下的台灣，越覺著像魯迅那樣的人逝去的可惜的許先生，就越加愛自動宣傳魯迅的革命精神，終於遭到暴徒的暗殺，可謂以身殉友——真理、正義——的一人了。

  魯迅常批評周作人，生平沒有幾個真心知己朋友，沒有得到很多的諍益。魯迅自己就很以有幾個意氣相投的朋友為自慰。如與章士釗鬥爭的時候，許壽裳先生與齊宗頤（即助譯《小約翰》者）就抗議章的非法解除魯迅僉事職務而一同辭職，以及廣州中山大學「四·一五」非法拘捕、開除學生，魯迅辭職而許壽裳先生也表示抗議離去，都是一樣的精神。

  三十五年和魯迅親如手足的許壽裳先生，是具有正義感的知識分子，他只是在講課中提及同一具有正義感的魯迅而已。然而就是這樣的一位老學者，反動的國民黨還是不能容許存在。他們這種剷除異己的法西斯作風是多麼不擇手段！喪盡理性！

  經過劇烈變化的時局之後的魯迅，深深感到「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寞」（見《三閒集·在鐘樓上》）。其實，我們都是抱著夢幻而來的。當北洋軍閥逼到我們走投無路的時候，以為南方革命空氣比較濃厚，總會聊勝一籌的。待到了之後，眼看一些假象，在廈門的魯迅和在廣州的我，初時都被假象所迷惑，輕於置信，不免歡喜形於辭色。到十月十日，魯迅見到廈門的慶祝會和我對中大的懷有希望都是輕於置信的例子，而沒有真正深入到人民生活仍是「舊的」那方面去考慮。尤其在廣州大屠殺的當時，其實是很危險的。女師「士的派」（「士的克」是英文stick的譯音，意即手杖。當時，國民黨右派常常氣勢洶洶，用手杖打人，故稱「士的派」）的學生就親自到女子師範學校去指名捉同學的（強迫學校集合學生在大操場，被她指名是左派的人就叫出來，最後一齊捉去）。她們起先企圖誘我共同反對校長廖冰筠，無效，則轉而反噬校長和我是准共產黨，共產黨就該殺頭。如果當時我還沒有從女子師範學校離去，則很有可能被陷害。生命實在沒有保障得很。而我之再三勸魯迅去廣東，也無非希望對革命的廣州有所貢獻。當時，廣州文藝方面除創造社一些讀物外，其他荒蕪得很。所以魯迅又介紹北新、未名的出版物於廣州青年，雖然這些刊物沒能達到以理論教育青年的目的，但在那時的廣州，這種文藝讀物已屬很不易得的了。其時，芳草街北新書屋是向某青年轉租的空房子，兩房一廚房，前房擺書攤，後房住人，我就找了一位熟人去，為料理代售書籍的事。那位青年非常信任魯迅，把房子讓出，連同家具一併在內，每月只要代付九元房租即妥。後來，魯迅打算離開廣州，就把書移交給共和書局，結束了代售書籍的業務，仍舊把房屋交還某青年，即算完事。可見這時在廣州對我們熱心相助者也頗不乏人。

  我離開廣州十年之後才於一九二六年畢業回去，已是滄桑大變。在當時國共合作下，已有一股反革命潛流正在形成，一到時機成熟，他們就忽而會反臉相向，繼之而以屠殺來對付共產黨人。這些情況是魯迅和我都萬料不到的。而責任究屬我應多擔負些。既然郭沫若先生也被迫離去，就可想而知這裡已是風雨欲來了。就因為我那時年輕，閱世不深，受政治影響和教育不夠的緣故，竭力向魯迅表示樂觀。因此，他之到廣州來，論其實際我不能辭其責。在這萬難的局面之下，魯迅從血的教訓、殘酷的事實里，激起了對階級思想的深刻認識。認識到「原先是憎惡這熟識的本階級，毫不可惜它的潰滅，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唯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見《二心集·序言》）。

  為了新的戰鬥，魯迅毅然離開了涉足不滿九個月的廣州。為了新的勝利，他痛心疾首地離去了當時由革命策源地一變而為反革命策源地的廣州。面對著這座由共產黨員和革命青年的鮮血所染遍，由反革命劊子手的血手所染污了的城市，魯迅余怒未息地對我說：「一同走吧！還有什麼可留戀的！」就這樣，我們終於在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離開廣州，共同向未來的戰鬥陣地——上海去了。

  1.選自《魯迅回憶錄》。該書寫於1959年，1961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2.許廣平（1898—1968），筆名景宋，廣東番禺人。魯迅的第二任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