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奧地利

  在穿過因斯布魯克火車站的時候，我內心升騰起了一股奇怪的熟悉感，這是一種介乎似曾相識與真實記憶之間的感覺。我已經18年沒來因斯布魯克了，在這段時間裡，我也沒怎麼想到過它。不過再次置身此處時，你會覺得這18年的光陰其實不過是隔了一兩天，這裡什麼都沒變。火車站看起來還是老樣子，車站裡的小賣部也還在原來的地方，還在賣加餃子的菜燉牛肉，我三天裡吃了它四次，因為它是這個城市裡最便宜、最能足量供應的食物。餃子和炮彈一樣大，餡料也和炮彈里的填充物一樣滿滿的，味道也和炮彈差不多。

  我在城中心一家叫金克朗的小旅館住下，在下午剩下的時光里，我都穿梭在被斜陽籠罩的城市中，整座城市在陽光的沐浴下泛出了金色。因斯布魯克果然是一個理想的小城，充斥著巴洛克式的堅固建築和球根狀塔尖的屋頂風景。這些都被完好地保存了下來，並且全無露天博物館的那種被經營管理過的痕跡，整體環境看上去幾近完美。在每一條街的盡頭，你都能看見遠處被白雪覆蓋的高聳山脈，在晴空之下盡顯壯觀。

  我沿著河邊旅館的人工小路散步——小河水流迅疾、河水如拋光的玻璃般清澈，穿過一個叫霍夫加登的小公園，來到了一條住宅大道：這條街很長，路也很直，十分陰涼，街道兩旁排列著三層樓高的堅固房子，屋頂很高，直插樹頂。它們中很多——對一個小城來說實在太多了——都是診所，牆壁和大門上還貼著閃亮的銅質銘牌，上面寫著「G.穆思特醫生牙科診所」或者「羅伯特·斯魯吉爾醫生美容外科」之類的東西，就是那種你會被要求(無論你有沒有抱怨)脫掉衣服，爬到桌子上，把腳放在鐙形物里的地方。除了車上只有司機一人的有軌電車時不時經過，這裡萬籟俱寂。

  我的腦海里突然閃過我在青少年時期看的一部迪士尼電影，那是我第一次對歐洲產生了一個具體生動的印象，我記得這部電影叫作《天使的煩惱》。整部電影在我看來都透露著一絲無望的感傷，雖然情節純屬虛構——它講了一個關於一群粉嫩嫩、鬼靈精怪，又有著天籟之聲的小男孩是如何加入維也納童聲合唱團的故事。我很愛這部電影，所以我也陷入了一種無望的感傷中，但是，在我腦海里留下不可磨滅印象的卻是影片背景里的歐洲風情：鋪滿鵝卵石的街道、迷你汽車和門上鈴鐺作響的街角商店，每個男孩都住在舒適自在的家庭公寓裡。和我所處的井然有序的現代世界相比，它們看起來是如此迷人，並且極具復古氣息。此外，這部電影還讓我產生了一個不可動搖的觀念——奧地利比歐洲其他地方更歐洲。置身此地，我也產生了同樣的感覺。長期以來，當然更準確地說是這次旅途以來，我明顯地體會到「我竟然在這裡」的奇妙感，我在這些街上，在這個城市裡，在這個時刻。我現在在歐洲了，這是個意味深長到有些奇怪的想法。

  *　*　*

  我沿著城市的主幹道——瑪麗亞·特蕾西亞大街回到旅館。整條大街都很不錯，值得好好漫步一番，只要你沒有將目光停留在展示緊身連衣裙、皮短褲、帶白蠟蓋子的啤酒、插著羽毛的尖禮帽、旱菸袋和手工雕刻的宗教古玩的商店櫥窗上。你可不要認為世界上的任何小地方都能夠像蒂羅爾[1]，會搭理那些庸俗的紀念品收藏者。但目前所處的情勢讓我感到有些失望，我此時就身處一個喜歡這類東西的國家中。

  這就是奧地利非常不好的一面，這裡的人在保護傳統的同時也將傳統深深地放到了心上。沒有人會像奧地利人一樣死死抓去過去的榮光不放，而且這些過往的榮光里包含了一段在歷史上並不愉快的插曲。這還不是奧地利人最引人注目的特點。

  奧地利人的臭脾氣可謂是「聲名遠揚」，當年我和卡茨搭便車穿越奧地利的時候，結識了兩個年紀相仿的德國男生——托馬斯和格哈德，他們也想搭車從德國前往印度，尋求心靈的安寧和不錯的毒品。我們在位於薩爾茨堡和克拉根福之間的阿爾卑斯山隘安營紮寨，到了晚上，我們走進附近的一個村莊。一個完美的酒館映入我們的眼帘，酒館裡貼滿了黑色的裝飾嵌板，一條小狗在火爐旁睡著，一個紅臉的農民顧客搖晃著啤酒杯，我們蘸著芥末吃烤肉，大口大口喝啤酒，幾乎稱得上是一場歡宴了。

  我記得我在那裡坐到了深夜，興高采烈地喝著酒，思忖著這個地方真不錯，一切都棒極了，奧地利人是多麼熱情好客——他們對我們報以溫暖的微笑，還時不時地舉起酒杯向我們敬酒。這個時候我們的德國朋友卻身子前倚，提醒我們：「你們現在有危險。」看起來這些奧地利人是在調戲我們。他們並沒有發現我們當中的兩個人是聽得懂他們說話的，他們說話毫無顧忌，每一個人，男人、女人、地主、地主的妻子、整個操蛋的村莊，都想把我們推回去，根據格哈德的翻譯是：「先給我們剃個頭，然後把我們插到乾草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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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陣大笑傳遍整個房間，格哈德對我們露出了一絲微笑：「他們說應該讓我們吃馬糞。」

  「哦，真棒。」卡茨說，「這次旅行我還沒吃過馬糞呢。」

  我的頭像潛望鏡一樣轉來轉去，本來很友善的笑容此刻已經變成了魔鬼般的奸笑，一個在我對面的男人再次向我敬酒，沖我眨了眨眼說：希望你會喜歡馬糞，孩子。

  我轉向格哈德：「我們應該報警嗎？」

  「我覺得站在那兒的那個男人就是警察。」

  「哦，真棒。」卡茨重複了一遍剛剛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儘快悄悄溜到門口，然後跑掉，像——怎麼說來著——像打快板一樣。」

  我們站起身，留下未喝光的啤酒，假裝隨意地走到門口，還一路和即將對我們下毒手的襲擊者點頭致意，然後撒丫子就跑。我們聽到了新一輪的笑聲從酒館裡面傳出來，感覺要把屋頂掀翻。但沒人追出來，也沒人讓我們的齒間留下被壓得扁扁的柔軟的馬糞——謝謝你，上帝，謝謝你，謝謝你——這種可怕的事總算只是停留在了想像里。

  我們把睡袋放在群星之下露水點點的草地上，起伏的山峰後面是有些暗淡的天空，空氣中飄滿了剛割完的乾草的氣息。我自顧自地說：「我從來沒見過這樣一個美麗的地方。」

  「這就是奧地利的問題!」托馬斯突然熱情地說道，我很少聽他這樣說話，「這是一個很可愛的國家，但裡面全是操蛋的奧地利人。」

  第二天我來到了薩爾茨堡。我發現我很難對它產生暖意，這點我倒是蠻驚訝的，因為我對這個地方還是有些溫柔而朦朧的回憶。這裡到處是遊客，更壞的是，所有店鋪都販賣只有遊客才會想買的東西：屎一樣的蒂羅爾紀念品、屎一樣的阿爾卑斯紀念品，當然裡面最像一坨屎的還是莫扎特紀念品——莫扎特巧克力、莫扎特杏仁黑白軟糖、莫扎特半身像、莫扎特紙牌、莫扎特菸灰缸、莫扎特利口酒。建築和道路到處都在施工，弄得整個城市塵土飛揚，十分喧鬧。我感覺自己好像一直走在木板上，跨越著一道道臨時修建的溝渠。

  這個老城的街道，全部擠在位於薩爾茨河和門希斯伯格山脈陡峭山崖之間的狹小地帶上，有一股毋庸置疑的優雅和迷人，但是又有些過分矯情。沿著格拉特大街——莫扎特的出生地，每一個商店都在門上掛著蝴蝶脆餅[2]的標誌，包括「上帝助我」和當地的麥當勞店(只不過它的標誌里嵌進了一個金色的「M」)，仿佛它們自中世紀以來就在賣漢堡了。我雙膝跪地，讓可憐的頭顱不停地敲擊鵝卵石地面，以此表達我的敬意。

  我這樣做，全是出於對歐洲麥當勞的敬意，我說的是心裡話。但是我們應該也不能忘記，任何一家選擇蠢得要死的小丑——羅納德·麥克唐納作為官方形象的公司，都不會在公關形象的問題上得到好評。

  麥當勞的員工需要指導。他們需要知道歐洲不是迪士尼，需要知道怎樣在街邊找一個合適的商用房，並且沒有任何商量餘地地做出合理的店面設計，既易被識別，又能恰如其分地體現它的功用，並且還要克制一些，不能太突兀。它看起來應該像是一個普通的歐洲小餐館，可能還帶有紅色的小窗簾和裝飾魚缸，除了每扇窗戶上的小小的麥當勞標誌和在門口進進出出的顧客外，沒有什麼東西能讓你在外面就發現這是一家麥當勞。既然已經這樣了，那他們就應該知道他們不能強迫顧客用他們自己的泡沫紙盒子和廢紙。最後，他們還要承諾一定會把羅納德給做掉。如果這些條件都滿足了，麥當勞才能被准許在歐洲開店。

  對這麼一個以美麗為豪的城市而言，薩爾茨堡的主廣場莫扎特廣場實在是丑到爆炸，它只不過就是一塊大一些的瀝青地，和樂購汽車公園有一拼。公園裡有一個很髒的偉人雕像，還有一些壞掉的長椅，到處都是一群群吵鬧的13歲的義大利小孩，你能在他們身上看到青春期荷爾蒙分泌失衡帶來的危害。一切都讓人無法忍受。

  這可著實驚著我了，我印象當中的薩爾茨堡可是個漂亮的地方啊!我們正是在薩爾茨堡遇見了德國朋友格哈德和托馬斯，就在莫扎特廣場邊上的一個酒吧里。我為有人能夠幫我稀釋掉和卡茨相伴的折磨而感到興奮不已，我覺得可能是我的熱情給我關於薩爾茨堡這座城市的記憶塗抹上了繽紛的色彩。不管怎麼說，在這個老城裡，我找不到任何除了售賣垃圾紀念品的商店和毫無當地特色的餐館與酒吧之外的東西。這些地方的魅力值和本土氣息，在我看來和卡納比街[3]上的必勝客沒什麼兩樣。

  當我穿河而過，來到更加現代的河右岸，我發現我對薩爾茨堡多了一點點的喜歡。高大的房屋林立在幽長的街道兩旁，俯瞰著薩爾茨河。從這裡看過去，對岸老城區的風光十分旖旎：復古的屋頂、大教堂的三層螺旋拱頂和背靠一座矮山的面積廣大、莊嚴肅穆的霍恩薩爾茨堡。新城區的商業街比它們對岸的老城區更有趣，更能吸引人，當然也更真實。我在林澤街上的一家糕點店裡買了杯咖啡喝，每一個進店的顧客都會聽到這家店的每個店員發自內心地說出「你好!」這就像大人物進來收到的歡呼聲一樣，只不過這裡的店員對每個人都是這樣的，其中也包括我，這讓我很受用。隨後，我吃了頓不錯的晚飯，喝了幾杯啤酒，在夜間沿著薩爾茨河散步良久。我覺得薩爾茨堡也沒有那麼壞嘛!但是這並不是大多數人想要看到的薩爾茨堡。

  維也納在薩爾茨堡以東不到200英里的地方，但我卻花了整整一個上午和半個下午的時間才到那裡。讓人感到奇怪的是，關於歐洲火車有一個曠日持久的神話——歐洲火車迅捷、穩當，讓人夢寐以求。但實際上，歐洲的火車慢得要死，而且大部分的火車還在過時地把一個車廂隔成了幾個小隔間。我以前覺得這樣蠻親切有趣的，但是你很快就會發現，這種感覺就像是你花了七個小時坐在候診室里等待一個醫生，但他永遠都不會來一樣。在這樣的環境下，你被迫要和陌生人發生非常尷尬的接觸，我一直都不習慣這一點。如果你要做點什麼事情——從口袋裡拿點東西、打個哈欠或是翻翻背包——每個人都會來看你在搞些什麼。這裡沒有隱私的空間，就像是置身於一個長途旅行列車的隔間裡，腦海里充斥著各種難以忍受的人體毛病——將放未放最終還是放了的臭屁、夾在你股溝里的3碼半的短褲和不知怎麼就鑽進左鼻孔深處的爆米花碎屑。我現在迫不及待想要解決的就是爆米花碎屑，它把我的鼻孔弄得奇癢無比。我想把手指戳到鼻孔里去，直到看起來像是要把手指從鼻孔里直戳頭頂，但實際上我就像一個沒有手的人一樣，根本搞不定它。

  你甚至還得小心你自己頭腦里的想法。不知道為何，我只能解釋為我太在意身體方面的一些小毛病，我想起了和我一起在《泰晤士報》商業版工作過的助理編輯。我叫他愛德華，因為這就是他的名字。愛德華是個瘋子，在那段繁榮的前默多克時代，這一點非但不會帶來失業的困擾，反倒是一個在職場中不斷晉升的優勢。他有一大堆引人注目的特質，不過我記得尤為清楚的一件事發生在深夜，那會兒正是紐約證券交易市場關閉之後我們無事可做的時候，他把六枚回形針夾在一起掏耳朵。我要說的可不是回形針給他耳朵造成的那些纖弱的小刮痕哦，他會把回形針塞進耳朵深處，然後把它們夾在兩指之間旋轉，好像是在調整收音機的頻道一樣。這看起來極度痛苦，但愛德華好像從中收穫到了無窮的快樂。有時他還會把眼皮翻到頭頂，發出入迷的咯咯輕笑。我猜他應該是以為沒人會看他，但其實我們都看呆了。有一次，回形針在他耳朵里越戳越深，感覺他的耳膜都快被戳穿了，編輯部主任約翰·普萊斯叫了出來：「愛德華，需要幫忙不？我感覺我們能從另一邊把這些回形針拉出來。」

  我回憶這件事的時候，火車正咔嚓咔嚓地穿越奧地利無盡的鄉間地帶，我忍不住大笑了出來——這突如其來的瘋笑把我自己和三個同行者都嚇了一跳。我用手蓋住嘴巴，但是更厲害的笑聲——十分尷尬又無助——從我的指間傾瀉而出。其他乘客紛紛看向我，就好像我剛剛吐了自己一身一樣。我望向窗外，全神貫注地盯了20分鐘後，才控制住自己，並且重新去關注鼻孔里的爆米花碎屑給我帶來的痛苦了。

  在偌大的維也納中央車站，我付錢讓人給我找了一個旅館，然後沿著又長又丑的瑪麗亞菲大街，步行前往市中心，同時疑惑我是不是對維也納的榮耀產生了什麼誤解。我走了一英里半的路，從中央車站到環城大道，街道兩旁全是破舊的折扣店——就是那種直接把商品從紙盒子裡拿出來，然後賣給顧客的那種店——以及和它相配的顧客。這實在是糟糕透了!不過在霍夫堡宮附近，我進入了環城大道較為迷人的那一圈路，就像是太陽終於露出了自己藏在雲後的身影，一切都如此可愛、如此美好。

  我住的旅館叫作汪德爾，它不算特別迷人，也不夠親切。但是價格便宜，十分安靜，最主要的是，它幾乎精準地坐落於維也納的幾何中心，而且它就在一座巴洛克式的教堂——肖騰克許教堂的後面，離格拉本大道才半個街區的距離。格拉本大道是位於維也納中心地帶的兩條主要商業步行街之一，另外一條是在教堂廣場與格拉本大道巧妙匯合的卡特那大街。它們為維也納創造了全歐洲最好的步行街。哥本哈根的斯托羅里耶大街或許稍微長些，或許其他哪條步行街有更多有趣的建築，或許有的步行街更加優雅，但沒有一條街能同時具備以上所有優點。我很快就意識到，我一定會喜歡維也納。

  我首先去了聖·史蒂芬主教座堂，它很壯觀，外觀極具哥特風格，但是裡面卻是毫無生氣，十分詭異，讓人直打冷戰，而且似乎備受冷落。教堂里的銅製品都很無聊，而且沒有拋過光，裡面的座位也已經被坐爛，大理石看起來死氣沉沉，仿佛它所有的自然光澤早就已經被吸光了。當我走回教堂外的時候，頓覺如釋重負。

  我走到附近的一家糕點店，要了杯咖啡和一個熱量高達1.5萬卡路里的蛋糕，計劃著「攻陷」這個城市。我帶來一份《維也納觀察旅行指南》，其中包含以下建議：「在維也納，一次最好只逛一個博物館。」好的，謝謝你，我心想。這麼多年我一直是一次逛兩個博物館，這下我才總算弄明白為什麼我之前參觀博物館時一直情緒低落了。

  我決定先從美術史博物館開始，博物館本身十分驚人，占地面積很大，而且遍布名畫。博物館裡有一個不錯的遊覽系統，每一個展廳里都有一個支架，上面放著一些卡片，卡片上會用四種語言詳述每一幅畫的歷史由來。你可以拿著一張卡片在展廳閒逛，等讀完上面的文字信息後，再把它放回支架上，然後到下一個展廳去看，而在那裡，你又能拿到新的卡片。我覺得這個做法真不錯。

  美術史博物館唯一的問題就是它太大了，又高又大的展廳一個接一個，無窮無盡，我逛到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地方時，就感覺自己患上了博物館疲勞症。在這種情況下，尤其是在你發現遊玩時間離值回票價還有好幾個小時，我便不由自主地為這些名畫做解說：「莎樂美望著盤子上施洗者約翰的頭說『不，我點了一份雙層芝士漢堡』。」還有惱羞成怒的聖塞巴斯蒂安的怒吼：「我警告你們，誰要是再射一箭，我就去和上帝打小報告。」但是這次我做出了連我自己都感到震驚的事情，我離開了，並打算過幾天再來逛第二次，即使我浪費了這次的票價。

  為了換個節奏，我去了菸草博物館，它在離會展中心不遠處的地方。這個博物館的票價也很高，可能維也納的大部分東西都很貴吧。菸草博物館的票價是20先令，是美術史博物館的三分之二，但是精彩程度卻遠遠達不到它的三分之二。兩間不太大的展廳里放了十幾個展示櫃，裡面塞滿了老式菸斗(還包含一些奇奇怪怪的反猶太菸斗)、雪茄、火柴、香菸和香菸盒。較大的那個展廳掛了一些畫作，它們看起來毫無藝術性，除了畫面里有幾個人在抽菸外，和菸草也就沒啥關係了。我絕對不會推薦別人來這個地方。

  我不得不說，我也不推薦阿爾貝蒂納博物館，它甚至還更貴——票價要45先令。要我花這筆錢，那我怎麼著也要把其中一幅畫帶走才行。但是我沒有發牢騷，乖乖付了錢。因為我了解到，這裡有世界上最好的平面藝術收藏品，而我剛好又十分喜歡平面藝術。但實際上裡面幾乎沒有展出什麼東西。它有一個巨大無比的房子，但是對公眾開放的只有在它後面的八個小房間，裡面全是嘎嘎作響的地板和正在畫素描的學生，以及一些蹩腳的藝術家們畫的毫無存在感的畫作。

  外麵攤位的明信片上全印著「阿爾貝蒂納博物館」的字樣和諸如丟勒[4]或魯本斯之類的畫家的畫作，但是這些畫作，我在館裡一幅都沒有看到。擺攤的女人不會說英語，當我舉起一張印有丟勒作品的明信片問她原畫在哪裡時，她只會帶著維也納人才會有的激動不停地說：「哎呀，這是明信片啊!」就像我是在問她：「不好意思，這是明信片還是小吃啊？」她完全拒絕去理解我的問題，最後我別無選擇，只能把她一巴掌扇倒在地，轉身離開。

  除她以外，我還沒發現哪個維也納人會這麼粗魯和固執，這讓我很失望，因為我曾數次聽聞，他們是整個歐洲最難搞的人。史蒂芬·布魯克在《二十元金幣》一書中對維也納、布達佩斯和布拉格都有過十分精彩的描述，他說他遇到過很多在維也納的外國居民，他們經常會在路上被陌生人攔下，指責他們亂闖紅燈或是讓孩子沒扣好衣服就在路上走。

  布魯克還在書中說道，城堡劇院旁邊、環城大道上著名的咖啡館——蘭德曼咖啡館的「服務生和衣帽間的侍應生會把你當一坨屎來對待」，單就這一點來看，它和我的實際體驗是比較接近的。我沒有那麼清晰地感覺到自己被當作一坨屎，但是這裡的服務生確實有一種歐洲服務生界的某個階層特有的優越感。我年輕的時候，這種態度還能唬住我，但現在嘛，我就會想：好吧，如果你真的那麼牛逼，為什麼坐著的是我，服務的卻是你？說句實在話，如果你的工作除了送送菜、在餐廳和廚房之間來來回回之外沒有什麼其他要求，那麼除了房產中介之外，你的地位是不會比誰高的，我說得沒錯吧？

  總體看來，咖啡館是維也納最令人失望的所在。我已經到在咖啡館坐上半天，喝喝咖啡、看看報紙，就覺得很美妙的年紀了，所以一個遍地都是咖啡館的城市應該就是為我量身定製的。我本來希望這裡的咖啡館能更特別一些，裡面雲霧繚繞，藏著各種怪胎，但令人失望的是，它們真的就只是隨處可見的餐廳而已。咖啡還不錯，但不算頂級，服務還特別慢，而且態度並不友善。它們會給你提供報紙，那又怎樣？報紙我可以自己買啊!

  就算是中央咖啡館——當年托洛茨基[5]每天都過來，一坐就是幾小時，還啥事兒也不做——也讓人非常失望。它的氛圍不錯，有拱形天花板、大理石桌子和一個鋼琴師。但一小杯咖啡就要34先令，服務生的態度也十分冷漠。儘管如此，我還是非常喜歡那個關於兩個維也納人坐在中央咖啡館喝著咖啡討論政治的故事。其中一個剛從莫斯科回來，預測俄國不久後將要爆發一場革命。「哦，是嗎？」另一個人有些遲疑，然後把頭轉向了永遠懶洋洋的托洛茨基那裡，「誰將領導這場革命？他嗎？」

  我找到的唯一一家還算親切的咖啡館是哈維卡咖啡館，它就在我住的旅館拐角處。這是一家與眾不同的店，裡面已經發霉，亂糟糟的，十分昏暗，我是靠自己的感覺摸到桌子前的。到處都是堆得像地毯拍打機一樣的報紙。一個穿得像是房屋油漆工的老服務生還沒問我有沒有需要，便給我端上了一杯咖啡，隨即他意識到我是個美國人，就開始給我搜集《今日美國》。

  「哦，不，不用了。」當他給我送來一堆報紙時，我這樣說道，「把這些都燒掉，給我拿一些稱得上是報紙的玩意兒來。」我覺得他的聽力應該不好，因為他在屋子裡四處搜羅，然後將更多的《今日美國》一股腦兒地堆到我面前的桌子上。「不，不，」我抗議，「這些是用來墊抽屜的玩意兒。」但他還是一直往我這兒送報紙，堆了足足有兩英尺高。他甚至幫我翻開報紙，攤在我面前，所以我只能在那兒喝著咖啡，花了半小時讀有關凡娜·懷特[6]、史泰龍[7]和其他我們這個時代「偉大思想家」的報導。

  維也納是我見過的最壯觀的城市。環城大道兩旁的巨大建築物向你呈現了帝國昔日的榮光——議會大樓、司法大廈、自然史博物館、美術史博物館、歌劇院、城堡劇場以及有2600多個房間的霍夫堡宮。它們看起來都有大塊大塊的花崗岩和砂岩牆，屋頂和三角牆上擠滿了與戰爭有關的雕像。如果一個火星人來到地球，會毫不猶豫地在維也納著陸，因為他肯定覺得這裡是這個星球的首都。

  到了維也納後，你很快便會明白一件事——多瑙河和這個城市並沒有太多的聯繫。因為它離市中心實在是有些遠，它甚至都沒出現在大部分的旅遊地圖上。在一天午後，我試圖走著去那兒，但沒成功。其實我走到普拉特公園的時候就決定放棄了，這個著名的公園面積廣大，是多瑙河最遠處的邊界。我在偌大的普拉特公園裡漫無目的地走了半個多小時，雙腳酸痛，只是為了讓我的眼睛確認一下我已經聽了數百遍的事實：多瑙河一點也不藍。於是我掉轉頭，沿著幽長平直的奧普塔耶大道，經過忙碌的運動場、鞦韆、咖啡館、餐廳，最後來到遊樂場裡的摩天輪前——這個摩天輪因為在奧森·威爾斯和約瑟夫·科登主演的電影《第三個人》中出現過而一舉成名。

  摩天輪旁邊有一個標誌，上面寫著摩天輪的名字「雷森瑞德」，還用德文介紹了它的歷史由來。它是由一個叫沃爾特·巴特斯的英國人於1896—1897年之間建造的。我把這一點記在心裡，為我的親朋好友、父老鄉親們感到自豪。我猜老沃爾特一定得到了一些幫助，因為它的規模真的大得不得了。上去坐一次要花25先令，但是它現在沒有營運。公園的其他地方倒是生意興隆，雖然我實在是不好意思解釋我為什麼看出了這一點，因為這裡和垃圾場一樣亂。

  一天傍晚，我去參觀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博物館，它位於市中心北部大約一英里處的伯格街，伯格街現在不過是一條平庸的、死氣沉沉的街道，雖然弗洛伊德曾經在這裡度過了一段奢華的生活。弗洛伊德故居共有16個房間，但只有4間對公眾開放，而且裡面空空如也，幾乎沒什麼家具。不知道是本來就這樣，還是出於什麼其他原因。裡面只有一些弗洛伊德留下的微小痕跡：一頂帽子、一根拐杖、一個醫療包和一個車尾行李箱。就算是這樣，這個博物館也會堅持收你30先令的票價，讓你就在這幾個房間裡來回走一走。

  這四個房間可以稱得上是家徒四壁，只有牆上掛著的400多張關於弗洛伊德生平的照片和書信文件的複印件。我不得不說，其中的一些照片放在這裡實在是非常荒唐，比如米開朗基羅的作品《摩西》的照片，弗洛伊德只是在去義大利旅行的途中對它讚賞有加；又如莎拉·伯恩哈特[8]的照片，它會入選完全不是因為弗洛伊德治過她或是睡過她，再或者是見過她，不過就是因為弗洛伊德去看過她的演出。

  弗洛伊德在這個公寓裡住了半個世紀，其所收集的所有物品——他的藏書、2500個古典雕像、家具、著名的心理治療椅——現在全被收在了遙遠的漢普斯特德[9]的一家更大的博物館裡，當然這是因為他在去世前兩年被納粹驅逐出了維也納。

  不過我好奇的是他竟然住了這麼久才離開這裡。早在20世紀之交以前，弗洛伊德便是世界醫學界響噹噹的大人物，但他直到1902年才獲得了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

  二戰以前，維也納有20萬猶太人，現在這裡幾乎沒有猶太人的蹤跡可尋。正如簡·克萊默在她的《歐洲人》中寫道，如今的大部分奧地利人都沒有見過一個奧地利猶太人，而且奧地利依然是一個反猶情緒最強烈的歐洲國家。根據克萊默所說，數次民調顯示，大約70%的奧地利人不喜歡猶太人，20%多明確表示自己討厭猶太人，另外還有不到10%覺得猶太人令人作嘔，他們「只要看到猶太人在場就覺得噁心」。我本來是不大信這些數據的，直到我看到《倫敦觀察家》上的一個調查。調查顯示，大約40%的奧地利人覺得猶太人應該為二戰時期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的悲劇負責，48%的奧地利人認為這個國家僅存的8000個猶太人——好吧，我必須指出，只占奧地利人口的十萬分之一——擁有太多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

  曾經不願承認自己犯下滔天罪行的德國，如今也在通過一些積極的行動來彌補自己的過錯——比如維利·勃蘭特[10]在華沙猶太區下跪懺悔，里夏德·馮·魏茨澤克[11]在二戰爆發25周年紀念日上為自己的國家所犯下的罪孽向全世界道歉。奧地利人做了什麼呢？他們選舉出了一個前納粹軍官做總統。

  我從弗洛伊德博物館裡面走出來的時候還想著這個問題。我沿著卡爾·魯格斯大街往旅館走去，在經過一個紅綠燈時，我看到一輛由摩托車警察隊引導的黑色豪華轎車停了下來，車后座有一個人正在讀著報紙——我向上帝發誓——他竟然是著名的卡爾·瓦爾德海姆，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納粹軍官、奧地利的現任總統。

  很多人還不是很明白奧地利首相和總統之間的區別，但其實很簡單。首相決定國家的政策走向並且掌管整個國家，總統嘛，就負責逮捕猶太人。當然，我這只是開玩笑啦!我不會暗示瓦爾德海姆曾經殘忍地虐待過無辜的猶太人——當然現在就更不可能了。另外，我完全接受瓦爾德海姆的解釋，他說他曾經在塞薩洛尼基看到4萬個猶太人被裝進牛車，他發自內心地相信這些人是被送去海邊度假的呢!

  公平起見，我應該指出瓦爾德海姆堅稱他從不知道塞薩洛尼基的猶太人是被送去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我們繼續公平下去——這些猶太人還不到這個城市的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他們這麼說的哦)，所以這真是有理有據啊——這個地區的高級納粹軍官竟然對他轄區內發生了什麼完全不知情呢!

  讓我們放這個男人一馬，我的意思是當納粹衝鋒隊在水晶之夜，燒毀了維也納的43座猶太教堂中的42座的時候，我們的瓦爾德海姆可是足足等待了一個星期，才加入到這打砸搶燒的隊伍中去的。奧地利被德國吞併之後，我們的瓦爾德海姆又等待了足足兩周才決定加入納粹學生聯盟。基督啊，這個男人可真稱得上是個「反抗英雄」。我不懂大家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奧地利人應該為瓦爾德海姆驕傲，也該為自己驕傲，因為他們勇氣可嘉，能夠抵擋住世界人民的口誅筆伐。他們不僅選舉這個男人做總統，還主動忽略了他是一個近乎病態的騙子，忽略了他曾被公開指控犯有戰爭罪，忽略了他的過去是那麼黑暗、不為人知，除了他自己，沒人知道他究竟做過什麼。我想，能夠站在這個男人身後，甘心接受他的領導的這群人，肯定也有某些特別之處，他們絕對不是一般人。

  這是一個多麼神奇的國家呀!

  [1]位於奧地利共和國西部的一個州，因斯布魯克是它的首府。

  [2]又名椒鹽卷餅，相傳是皇家糕點師Paul Furst為了紀念莫扎特，於1890年創作的一款全新的圓形甜點。

  [3]英國倫敦著名的時尚大街。——譯者注

  [4]德國畫家、版畫家及木版畫設計家，被認為是西方自畫像第一人。

  [5]俄國革命領導人。——譯者注

  [6]美國電視明星和電影女演員。

  [7]美國演員、畫家、導演、製片人，主演《第一滴血》系列電影。

  [8]法國女演員。

  [9]倫敦西北郊住宅區。

  [10]德國總理，1969—1974年在任。——譯者注

  [11]曾任聯邦德國第六任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