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於是我們去了「最頂端」，我們坐著上蹦下跳的飛機，穿越北海岸沿線一路顛簸的兩個較小風暴，到了達爾文，取了另一輛租車——一輛時髦強大的豐田轎車，仿佛去愛麗斯泉的一千五百公里，它一次火箭般的發射便能搞定。我們管它叫「睪酮」。

  北領地總有一種拓荒情緒。1998年末，常住居民被邀請成為澳大利亞的第七個州，公民投票中他們斷然拒絕了這種提法。他們似乎挺喜歡做局外人。結果是，五十二點三萬平方英里的地區(面積大約為全國的五分之一)在澳大利亞里，卻又不完全屬於它。這導致了某些異常狀況。法律要求所有的澳大利亞人在聯邦選舉中投票，包括北領地居民。可既然北領地不是一個州，它在議會中就沒有議席。因此北領地的居民選舉代表去坎培拉，參加議會會議(至少他們寄回家的信中是這麼寫的)，實際卻並不能投票或參與其中，或有任何重要的意義。甚至更有趣的是，在全國性的公民投票中，北領地的公民同樣被要求投票，但這投票實際上並不作數，不過是被放進某個抽屜里之類的。我覺得有點兒古怪，不過，就像我說的，人們似乎對這種安排挺滿意。

  個人而言，我覺得北領地居民不該被允許參與所有的全國性事務，除非他們在達爾文配備友好一點兒的酒店服務員。作為一種建立政治哲學的基礎，這似乎有點稀奇，但就是這樣。達爾文的酒店從業者嚴重缺乏魅力，如果扣交某種公民自由權能讓他們好好處理這一問題，那麼老實說，我認為這代價不算過分。

  找酒店時我們的麻煩開始了。我們訂了一個四季邊疆大酒店，但這地方似乎並不存在。旅行指南上提到有個最頂端邊疆酒店，我在機場領到的傳單上有個達爾文城市邊疆酒店，另一張上有個四季最佳達爾文中心酒店。在接下來的四十分鐘，我們開車四處逛，所有這些都遠遠地瞻仰過，像一對易怒的已婚夫婦那樣平靜地爭吵。我們攔住了大約半打步行者，但沒有人聽說過四季邊疆大酒店，除了有個人覺得它在向東兩百公里的卡卡杜。我靠著一張又小又不完整的地圖，指揮阿倫開過一連串的街道，結果總在步行街或裝貨間的死胡同終結，阿倫越來越惱怒。

  「連一張簡單的地圖你都看不懂？」他用一種抱怨的口氣說，像一個人想要享受幸福時光的需求未被滿足，得來的卻是硬紙箱和帶輪子的垃圾桶。

  「不。」我溫和地回答，「我看不懂一張簡單的地圖。我能看懂一張好地圖。可是，這張地圖屁用沒有，連屁用沒有都不如。它是和你開車技術一樣爛的印刷品，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

  最終我們停在海濱區一家巨大的酒店外，阿倫命令我進去，尋求專業的指導。前台小伙最近的薪水顯然有一筆花在一大管髮膠上，他背對我站著，用滑稽的段子把兩個女同事逗樂。我等了一會兒，然後說道：「啊嗨。」

  他轉過頭，給了我一個「什麼」的眼神，毫無熱情。

  「你能指給我去四季邊疆大酒店的路嗎？」我客氣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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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開門見山地一口氣說出一連串複雜的指示。達爾文全是奇怪的街名——加文納、原、福爾士、柯納奇——我已經跟不上了。在櫃檯上有一沓地圖簿，我問他是否能在那上面指給我看。

  「走的話太遠了。」他輕蔑又有點兒古怪地說。

  「我不想走。我有輛車。」

  「那讓你的司機帶你去。」他沖那些女孩不以為然地轉了轉眼珠，接著繼續他的故事。

  我多麼想要一把小槍，或一副工業用的火鉗，好夾住那細脖子，把他的腦袋拉到我面前，讓他更好地聽見接下來的話。我說的是：「你覺得如果我有司機的話，還會來和你問路嗎？是輛租車，你這卑鄙、讓人討厭、油頭粉面的小赤佬。」我可能說的順序不同，也可能根本沒說，但肯定代表了我那一刻的情緒。

  他陰沉地看著我，長嘆一口氣，找了支筆，迅速但含糊地在地圖上勾出了路線，從地圖簿上撕下，遞過來，仿佛給了我一個什麼也不能兌換的憑單。十分鐘後，我們停在了一座酒店外，上面巨大的字母是，達爾文城市邊疆酒店。我們已經幾次經過它，可每次都被我信心滿滿地否定了。我大步地走進前門。

  「這是四季邊疆酒店嗎？」我離得老遠就開始喊。

  櫃檯後的年輕女人抬起頭眨了眨眼。「是。」她說。

  「那麼，」我走近了幾大步，「你們為什麼不立個牌子告訴大家？」

  她不動聲色地看著我：「在樓的另一面它寫著。」

  「呃，沒有。」

  她賜予我一個空洞、世故、高人一等的微笑：「是的，它寫了。」

  「呃，沒有。」

  她在顧客關係的職業素養和年輕人的盲目自信間掙扎著，猶豫了一會兒，柔聲說道：「寫了。」

  我豎起一根手指，意思是要告訴她：「別動。哪兒也別去。我要去瞧一瞧，然後回來，勒死某個人。說的就是你。」

  我出去了，徘徊在大樓周圍，像個發狂的建築觀察家，從每個角度和不同的距離檢查它，對著阿倫豎起一隻沉默的手指，他在駕駛座上困惑地看著我。我回到酒店，宣布道：「哪兒都沒寫『四季』。」

  她看了看我，什麼也沒說，可我知道她在想什麼：「寫了。」

  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家，不論叫什麼名字，達爾文城市邊疆酒店都極其荒謬，且讓人失望。它標價過高，毫無魅力，地理位置毫不便利。我房間的電視是壞的，枕頭像水泥磚，接待員讓人惱火。這可不是我來尊敬和仰慕的澳大利亞。

  在多次盲目試驗，並進一步訪問前台的年輕朋友之後，我們發現去飯店酒吧，必須從後面的樓梯下到地下室，穿過某個儲藏區，離開大樓，直到看見一對不工作的自動滑門。從不讓任何東西阻礙自己喝上晚間酒的阿倫，帶著一股讓人驚訝的熱情，用力把它們拉開，我們擠了進去。出人意料地，酒吧里塞滿粗魯吵鬧的醉漢，都是看上去危險的傢伙——文身、長頭髮、床墊布般的鬍鬚——完全不是那種你會在商務酒店酒吧中找到的顧客。

  「像個他媽的ZZ Top[12]大會。」阿倫悄悄但精準地抱怨。

  我們要了一兩瓶啤酒，拘謹地坐在角落裡，像兩個在市中心公車站的老處女，看著人群中兩個最壯的傢伙打桌球，各自令人失望的一擊——其他的也沒好到哪裡去——球棍一記重擊打在什麼金屬堅硬的東西上：撞球桌、椅子背、桌子上方搖擺的燈。還沒打到人肉和骨頭，不過這只是時間問題。我們決定及時補救，去七樓的屋頂餐廳，以尋找一個更寧靜祥和的環境。餐廳很大，有落地窗，給出一幅廣闊達爾文的黃昏景象。屋內大約五十張餐桌中，最多三四張有人就餐，因此當女服務員表情完全驚恐地告知此刻沒位子時，我們都很驚訝。

  「可這兒簡直連人都沒有。」我指出。

  「抱歉，可我們有個很重要的活動。」仿佛為了強調情況的緊急，她立刻飛走了。

  我們在吧檯坐下，某個說不定是雇員的印度尼西亞開朗小伙不時經過，他替我們要了兩瓶啤酒。又過了大約三十分鐘，在多次要求之後，我們終於要到了遠處窗邊的一張桌子。在那兒我們又坐了十多分鐘，直到有服務員過來，在我倆面前各自擲了一口標準的赤土陶小花盆，裡面是一小條烤麵包。

  「這是什麼？」我問。

  「這是麵包。」她回答。

  「但它在花盆裡？」

  她看了我一眼，我開始覺得那可以叫達爾文眼神，是那種正在說「是，所以……？」的表情。

  「呃，難道不奇怪嗎？」

  她想了一會兒：「呃，有點吧，我猜。」

  「我們之後的用餐還會用一樣的園藝主題嗎？」

  她表情扭曲，看上去極度痛苦，仿佛正要將臉吸入後腦勺。

  「什麼？」

  「主食是不是用手推車送來？」我助人為樂地詳細解釋著，「和沙拉一起上的是不是乾草叉？」

  「哦，不。只有麵包是特別的。」

  「聽你這麼說我很高興。」

  在我們的關係能更進一步、點些喝的或要個菜單之前，她便離開了，走前表示一旦有空便會回來，不過現在有點兒重要的活動。

  於是接下來的夜晚極其反常，每次渴望吃的，或額外的飲料，或哪怕只是某個澳大利亞人的聲音，我們必須離開座位，站在廚房門邊，直到抓住某個出現的人。其他幾個用餐者中也有人干同樣的事。某次突襲中，我問了問一個拿著空啤酒杯的男人，他是否經常在這兒用餐。

  「老婆喜歡這兒的景色。」他解釋道。我們朝房間另一頭看去，有個胖胖的小個子女人，快活地向我們招了招手。

  「服務有點兒慢，你不覺得？」

  「簡直無可救藥，」他同意道，「顯然他們在辦什麼活動。」

  早上前台換了個人。「你住得愉快嗎，先生？」他流利地問。

  「少見的糟糕。」我回答。

  「哦，好極了。」他咕噥著，收了我的卡。

  「實際上，目前為止，我會說，住在這座玩意兒里的主要目的是，一定會讓之後所有與服務有關的經歷相比較而言耳目一新。」

  他做了個深深欣賞的表情，仿佛在說「實在是誇獎」，然後出示帳單要我簽名。「呃，我們希望您會再度光臨。」

  「我寧可去樹林裡用木棍做腸道手術。」

  他表情動搖了，然後停了很長一會兒。「好極了。」他又說，但顯得並不肯定。

  我們進城轉了轉。達爾文在熱帶霧氣騰騰的心臟部位，在我看來必定有某種風格——白色帶陽台的建築、百葉窗、盆栽的棕櫚樹、懶洋洋的吊扇以及諂媚的男僕端來的高玻璃杯里的冷飲。男人穿白西裝戴巴拿馬帽，女人穿印花棉裙，人們在悶熱的下午打打麻將，薛尼·格林史翠[13]和彼得·洛[14]在某個顯眼的地方，看上去又熱又詭詐。任何東西和這些簡單的理想有出入，都會讓我失望，而達爾文沒有一條符合。說句公道話，這地方被毀過很多次——二戰中被日本人反覆轟炸，接著又遭受1974年特蕾西颶風的蹂躪——這就讓它足夠新了。這兒幾乎沒什麼東西看上去和氣候有關。我們可以是在臥龍崗[15]或本迪戈[16]或其他任何中等繁華的省會。唯一小小的當地特色是，似乎沒人打算中規中矩。大街上幾乎所有人都留著鬍子，有文身，醉鬼般拖著腳走，仿佛就只這一天，某個非常巨大的使命剛把所有人叫起床。另外，到處可見原住民，影子似的，鬼鬼祟祟，安靜地坐在陽光充足的集市邊角，仿佛在等候室里等待。當阿倫去銀行取款機取錢時，我不知不覺走近三個原住民身邊，兩男一女，都眼神空洞。經過時，我沖他們點了點頭，給了個禮貌日安的微笑。可明顯失敗了，連眼也沒對上。仿佛他們身處異處，或我是透明的。

  我們在一家義大利小咖啡館裡吃了早飯，是那兒唯一的客人，接著便開車去北領地博物藝術館，因為我聽說到那兒有個箱形水母展。我以為博物館又小又灰塵瀰漫，在找到並大致觀察完箱形水母后不會久留，可實際上它非常時髦、現代，相當精彩。作為一個省府的博物館，它大得罕見，塞滿了仔細展出的有趣玩意兒。

  展廳中有一塊地方專門為特蕾西颶風所設，它依然是澳大利亞歷史中最具毀滅性的自然事件。1974年聖誕前夜，它把整座城市吹走了。據記錄的實況報導，大多數人沒指望風暴來得有多大。一個較弱的颶風幾周前剛剛經過，沒帶來什麼重大損失，特蕾西颶風的前緣掃過城市，沒留下任何即將特別殘暴的跡象。大多數人當它是普通的夜晚，上了床。直到大約凌晨兩點半，達爾文被暴風雨系的後端擊中，人們才意識到他們真的身處其中。等到風速抽動至一百六十英里每小時，達爾文脆弱的熱帶房屋開始脫落部件，接著整個瓦解。大多數房子是戰後一種叫D系列的纖維板之家，造起來又便宜又快，但無法承受真正的颶風。在夜晚結束之前，特蕾西吹散了九千個家，導致六十多人死亡。

  主展廳之外，有個小小的暗室，裡面你能聽到那一晚某個羅馬天主教牧師錄的風暴錄音。門上有個招牌警告說，從風暴中倖存的人們或許會覺得錄音令人痛苦，在聽之前我以為不過是無聊的多慮。呃，讓人意識到這樣一場風暴能有多強大多可怕，這是個驚人的有效方法。錄音以不同的風聲開始，劇烈又明顯只是開端——樹枝敲打，門砰然作響——接著升起，再升起，直到成為一種連續的嚎叫，超自然地猛烈，金屬屋頂從它們的支撐物上被擰下，龐大的殘骸在夜晚中致命飛過的聲響。像當地人那樣，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感受它，那種直接的效果難以言表。我竟然發現自己迅速躲閃，一旦周圍有東西發出聲響。等它結束以後，阿倫和我交換了一個震驚的、被耗盡的表情，用一種新的感悟繼續展覽的視覺部分。

  外面的一堵牆上，一台電視無止境地放著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的原片，第二天早上醒來城市的樣子——也就是，完全的毀滅。影片從一輛緩緩移動的汽車上拍攝，顯示一條接一條的街道上，每一座建築都被夷平了。

  博物館的剩餘部分大多給了動物標本盒，說明了北領地非凡的生物多樣性。最好的位置給了一隻叫甜心的大鱷，有段時間它在澳大利亞名聲很大。甜心——是公的，儘管名字女里女氣——強烈地仇恨舷外發動機，曾經襲擊了所有打擾它清靜的船隻。作為一隻鱷魚，罕見的是，它從未傷害任何人類，不過至少咬嚼過十五艘船和它們的馬達，給漁民的午後帶去某種出人意料的熱鬧。1979年，怕它對自己造成某些嚴重的傷害——它經常被螺旋槳猛擊——野生動物保護有關方決定將它移至某個安全點的地方。不幸的是捕獲工作搞砸了，有根鋼絲繩在水底卡住，甜心淹死了。因此甜心成了標本，在達爾文博物館做展覽，從此之後便用它極其可觀的體積打動參觀者：它展開有十七英尺長，活著的時候體重超過一千七百磅。

  另一個箱子回答了一個幾乎所有人都曾經想問的問題——他們到底怎樣製作動物標本？我一直以為他們用鋸末或舊襪子或什麼東西塞進去。呃，通過一隻小動物標本的橫截面，我學到了，實際上一隻裱好的標本是空的，內部空洞的結構由聚苯乙烯泡沫球和木釘構成。某個策展人願意花時間展現這一面，讓我感動亦感激。同樣展出的還有許多蛇和爬行動物，其中許多相當兇殘，那些阿倫都打量得尤其專注。

  或許那博物館最令人欽佩的特點是——我懷疑這真是北領地所特有的——它對外部世界的危險毫不含糊。大多數澳大利亞博物館用心強調那些事未必會發生在你身上。達爾文博物館用冷冰冰的事實和數字強調，如果真有事發生，你絕對會後悔。這在水生生物部分尤其明顯，在這兒我們終於找到了此行的目的：一隻巨大的玻璃圓筒裝了一朵經防腐加工的箱形水母，這是地球上最可怕的生物。

  它極不起眼——一個半透明的盒狀泡泡，六到八英尺高，下面拖曳出幾英尺長的線形觸角。像所有的水母一樣，它幾乎是無腦的，但它的毒性讓人難以置信。一隻箱形水母觸角所含的液體，足以殺死滿滿一房間的人，而它們只吃極小的磷蝦——一種幾乎不需要用暴力征服的生物。在澳大利亞神秘的生物界，從未有人知道，為什麼水母能放射出這麼誇張的毒性。

  旁邊展出的，是北領地多得驚人的其他危險海洋生物：五種黃貂魚，兩種藍圈章魚，三十種不同的海蛇，八種雞心螺，還有那些不道德的石頭魚的常見品種——蠍子魚、火魚。太多其他可以列舉，詳述起來令人膽寒。所有這些都是在淺水或岩石積水中，甚至是沙灘上發現的。我想知道，在澳大利亞北部有沒有人能下水走一百英尺。海蛇尤其讓人恐懼，它們有侵略性，還好管閒事。誤入它們的領地，它們會過來瞧瞧你，不過是在你身體上摩擦，像要人愛撫的貓。它們是活著的脾氣最好的生物。但如果你惹怒它們，使它們驚慌，它們便會用足夠殺死三個成年人的毒液襲擊你。那很恐怖。

  在我們研究展覽時，有個男人，瘦瘦的，留著達爾文式的鬍子，和我們說日安，並問我們進行得如何。他介紹自己為菲爾·沃德斯拉德博士，是一個腔腸動物策展人。「水母和珊瑚。」他立刻補充道。看見我們坦白無知的表情。「我注意到你在記筆記。」他又補充說。

  我告訴了他我對箱形水母的摯愛，問他是否親自從事研究它們的工作。

  「哦，當然。」

  「那你如何不被蜇？」

  「其實就是基本的防範。你穿潛水服，當然，還有橡膠手套，處理它們的時候極度小心，因為哪怕只是一小塊觸角留在了手套上，而你的皮膚不小心碰到——抹掉臉上的汗或掃走蒼蠅之類程度的觸碰——你都會被蜇得很慘，相信我。」

  「你被蜇過嗎？」

  「有一次。我的手套滑了，某個觸角碰了我這兒。」他給我們看了手腕柔軟的下側，上面有一個半英尺長的模糊傷疤。「不過是碰了我，可天哪，太他媽痛了。」

  「感覺像什麼？」我們一齊問道。

  「能唯一與之相提並論的，是拿一支點著的香菸，貼住你的皮膚——保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大約三十秒。就是那種感覺。干我這一行經常被不同的東西蜇，可我告訴你，我從未有過與此相同的感覺。」

  「那量大一點兒感覺會如何？」我好奇道。

  他一邊想一邊搖了搖頭：「如果你試著想像可能存在的最可怕的痛，它會在那之上。你所要應對的這種巨大疼痛，遠遠超出大多數人曾經歷過的任何體驗。」

  他做了個通常在科學家身上看不到的動作，打了個哆嗦，然後在鋪張的面部毛髮中露出一個歡快的微笑，欠了欠身，回到他的珊瑚中。

  我們離開了博物館向城外走去，穿過達爾文陽光明媚、井井有條的郊區，穿過整潔草坪上的白色平房，看到城市邊緣有塊牌子寫著：「愛麗斯泉1479公里」。面前，沿著孤獨的斯圖亞特高速公路，一路到愛麗斯泉，是近一千公里未開化的巨大空白。我們要去的是那大名鼎鼎、令人生畏，以危險熱浪和骨白色陽光聞名的禁地。

  公路——有時它叫軌道——幾乎空無一人，但筆直，且保養良好。問十個在雪梨或墨爾本的人，從達爾文到愛麗斯泉是否鋪了公路，多數人沒有概念。事實上，它在其他內陸公路鋪好之前就有了：二戰時期，澳大利亞北部變為太平洋戰役的主要集結地。如今它運送著少量但依然在增長的遊客，一小撮本地交通工具，許多「公路列車」——長達一百五十英尺的多掛卡車，在澳大利亞最邊遠的居民點之間拉送貨物。在兩車道的高速路上，遇上一輛滾光的公路列車迎面全速開來，它想要自己車道的全部和你的一部分，這種體驗絕對令人振奮——等你撞上它置換出的氣體，接踵而至的是晃動肩膀的顛簸，極度狂躁的軸動，足夠鬆動補牙，並清空口袋裡的銀幣。紅土粒、金屬渣及飛石的野蠻重擊，密實地撲面而來。灰塵散盡後，你會有種不自覺的口腔排放，吐出一顆已故的大鵝卵石，等車回到路面，重歸自主，繼續去愛麗斯泉時，一切又突然神奇地重歸寧靜平穩。

  這一處唯一有生命的時刻是在二戰，六十座小飛機場和三十五家醫院，在達爾文到戴利沃特斯[17]的沿途建造起來，十萬美國軍隊駐紮於此地。那些遺址依然有歷史的標記，有一兩次我們停車瞅了瞅。艾倫·穆爾黑德寫《郎姆叢林》時經過此地，正是二戰結束後十年，多數建築依然樹立。有時他會遇到被遺棄的飛機，成堆的軍需品，在沙漠中靜靜地腐爛。我自然希望我們也能遇見，可如今那兒什麼也沒有了——除了寂靜、難以忍受的炎熱和身處廣闊虛無的感覺。

  目光所及的任意方向，地表覆蓋著三齒稃，那是一種硬脆的草，每一叢長得十分緊密，看上去青翠。它像每英畝可以養活一千頭牛的土地。實際上，三齒稃毫無價值——顯然是世界上唯一完全不可食用的草。從中穿行亦是難事，因為它裹著矽石的鋒利針尖，輕擦便會脫落，附著在皮膚上，能產生小卻惱人的疼痛。三齒稃間散布著松脂叢和成人大小的白蟻丘，站在沙漠中像史前的墓標，就這麼多。

  大約三小時後，我們穿過了凱薩琳——一座灰塵瀰漫、無敵無害的小社區，四百英里內最應得此名的唯一城鎮。越過它，景色明顯更加貧瘠，交通不斷變少，從還剩一點到幾乎完全沒有。高速公路的大半路程不過是一條緊繃的直線，連接遙遠得不可想像的地平線，兩側風景是極端的空曠，被三齒稃、矮灌叢和月岩標點著，基本別無他物。天空藍得極其鮮艷。

  我們在無意識的沉默中開了可能有一個半小時，最終阿倫開了口。他說：「你有多少尿？」

  「我有足夠自己用的，多謝。幹嗎問這個？」

  「只是發現我們快沒油了。」

  「當真？」我探過身子，以確認阿倫真的能夠讀懂汽油表。

  「注意到的時間非常有趣，阿倫。」

  「這玩意兒好像能吸油似的。」他答道，略微有點信心不足。「我們在哪兒？」他想了一會兒問道。

  「哪兒也不在，阿倫。」

  「我是問離下一個小鎮有多遠。」

  我看了看地圖。「離下一個小鎮，我們——」我又看了看，好確認，「哪兒也不在。」我用手指做了些測量，「似乎離地圖上一個叫拉利馬的小點兒有四十公里遠。」

  「那他們在拉利馬有汽油嗎？」

  「我絕對希望如此。你覺得我們能撐到那兒嗎？」

  「我絕對他媽希望如此。」

  我們突突地開進拉利馬，用盡汽油的最後一滴蒸汽。那兒不過是個死氣沉沉的小村莊，但它確實有個加油站。阿倫加油時，我走進去買了一批瓶裝水和零嘴，以防未來有緊急情況。我們發誓從此以後一起不時地關注汽油表，不讓它降到二分之一的標記之下，因為還有更多延綿的空曠等著我們。

  不過，危機小小的擦肩，鼓舞了我們的鬥志，等到黃昏時分，車子駛進今天的目的地戴利沃特斯時，我們因勝利而歡欣鼓舞。戴利沃特斯——離達爾文三百七十英里，離愛麗斯泉五百七十英里——偏離斯圖亞特高速公路一兩英里，上到一條沒鋪柏油的旁路，越過一小塊讓這地方看上去更偏遠的淺灘。倘若你要找的是一塊典型的內陸，那麼沒有比它更合適的地方了。它包括幾座小房子，一家搖搖欲墜顯然關了很久的雜貨店，兩個未連接在任何特定建築上的加油泵，上面的招牌寫著「內陸伺服」，還有一家實用的鐵皮頂酒館。剩下的只有熱浪和灰塵。

  我們在酒館外停了車。它外面掛滿了牌子。一個寫著：「建於1893年，澳大利亞最老的持牌酒吧。」不遠處另一塊寫著：「建於1930年，北領地最老的酒吧。」我們跨出汽車時，熱氣令人窒息。氣溫肯定快接近一百一十華氏度了。我在達爾文偶然得到的一本旅遊手冊上說，戴利沃特斯酒館提供住宿。我當然希望如此，因為我們離下一個城鎮還有兩百三十英里，途中除了一些零星的、不可靠的客棧，一無所有。而且，在內陸的傍晚開車很危險。黃昏正好是袋鼠出來蹦蹦跳跳的時候，它們以讓兩者都懊悔的頻率，跳進過往車輛的路徑中。卡車能將它們掃到一邊，可小車會被弄得一塌糊塗，有時車裡的人也不能倖免。

  我們踏入陰暗的室內——說陰暗是因為外面的世界亮到讓人痛苦，而我們整個下午都待在室外。我幾乎什麼也看不見。

  「你好。」我對著吧檯後的一張臉說，因為看不清，那是張桌球拍也說不定，「你有房間嗎？」

  「戴利沃特斯最好的，」球拍回答，「也是唯一的。」那輪廓說話時，在我眼前變形成一個爽朗汗濕，看上去微微有些疲憊的四五十歲的戴眼鏡男人。他迅速打量著我們，表情微微有些懷疑。「你們要兩間房，」他問，「還是同宿？」

  「兩間。」我立刻說。

  這似乎使他滿意。他在某個抽屜里翻找，出示了兩把標籤不匹配的鑰匙。「這是個單人房，」他說，在我手心裡放了把鑰匙，「而這一間裡有張雙人床——萬一你們中的一個今晚走運了。」他用微微好色的樣子抬了抬眉毛。

  「你覺得那有希望嗎？」

  「嘿，奇蹟是有的。」

  房間在酒館旁的另一排樓里，十間左右，在走廊兩邊各自排開。我堅持讓阿倫住雙人房，因為他走運的可能性比我大得多。

  「在這兒？」他假笑道。

  「內陸有八千萬隻綿羊，阿倫。它們不可能都挑剔。」

  我們分頭去檢查各自的房間。「基本」是跳進腦子的字眼。我的房間裡面包括一張古老的床，一個用舊了的梳妝檯，一隻拉菲草編的垃圾簍。沒有電視，沒有電話，照明物是一隻光禿禿的黃燈泡，從屋頂吊下，但唯一的窗戶上有隻古老的空調，打開後劇烈地顫抖搖晃，不過好像確實能生成一絲冷氣。浴室在走廊的盡頭，裡頭是有鏽漬的洗臉池，看上去傳染性極強的淋浴間，碰一碰都有害健康。

  我去找阿倫，他坐在床上呆呆地咧嘴笑。「進來!」他叫道。「進來。我想從迷你吧檯上給你拿些喝的，可沒有。找個椅子坐——哦，不!這兒沒椅子。呃，請充分利用這隻垃圾簍吧。」

  「是有點兒太基本了。」我承認。

  「基本？這他媽是間牢房。我想讓你看看那燈，可它燒壞了。」

  「肯定有人能替你換了。」

  「不，不，不。我覺得在完全的黑暗中我能更好地思考。」他噘了噘嘴唇，「現在開始喝酒太早嗎？」

  我看了看手錶，才四點四十五分。「有點，其實有樣東西我想去瞧瞧。」

  「吸引人的？在戴利沃特斯？能是什麼呢？某個人在加油？半夜趕羊？」

  「是棵樹。」

  「一棵樹。當然是棵樹。請帶路。」

  我們出去上了車，沿著一條炎熱的土路開了一兩英里。在路旁一片巨大、貧瘠的林中空地邊緣，立著一塊牌子，宣告我們已找到去斯圖亞特大樹的路。它是為了紀念約翰·麥克道沃·斯圖亞特，他說不定是澳大利亞最偉大的探險家。作為最輕量級的蘇格蘭戰士(他可能不到五英尺高)，斯圖亞特領導了三次穿越腹地艱苦而卓絕的探險，最終死在路上。內陸的強光嚴重傷害了他的視力，至少有兩次旅程，他很快便看見了重影——當選擇穿越未知的荒野時，這種苦惱可能不是最有益的。(「那麼，小伙子們，那兩座一模一樣的山峰，你們覺得該向哪座挺進？要我說，我們去左邊那座在太陽下面的。」)基本上，他是雙眼失明地完成旅途的。在他的第二次探險中，他因為壞血病跛了腿，似乎變得特別脆弱，身體成了「無法治癒的一大堆瘡口」。他的某個副官記錄道：「皮膚掛在嘴唇的屋頂下，舌頭腫了，無法說話。」基本沒了知覺，他在擔架上度過最後的四百英里路，每一天同僚們將他從坐騎上抬下時，都以為他死了。可在回到人類社會的一個月間，他又站了起來，再一次啟程進入那苛刻的虛無。

  他最後的嘗試，是在1861年到1862年間，似乎註定要在失敗中結束。他的馬兒們因找不到水源而極其痛苦，人和牲畜都被一種帶荊棘的灌木保瓦迪折磨。可在戴利沃特斯他們找到了一條可飲用的小河。它拯救了這次冒險。大家休整，補充水源，向前推進。在1862年7月，自阿德萊德出發九個月後，他們到了帝汶海，如此一來，他們首次找到了穿越大洲的實際路線。在十年內，一條電報線路從阿德萊德伸展到最後成為達爾文的地方，最終將澳大利亞和世界直接聯繫起來。

  在戴利沃特斯找到小河的斯圖亞特，欣喜地在一棵大楓香樹上刻了一個「S」。這就是我們要來看的。必須承認，這棵樹沒什麼看頭——一個十五英尺高的楓香樹幹，上面的樹枝已被砍掉，死去已久。每本旅行指南都告訴你，那個「S」能看得很清楚，可我們沒找到。不過，能來到沒幾個澳大利亞人到過的名勝，讓人挺高興的。我們在那兒站著，一群桃紅鸚鵡——一種吵吵鬧鬧的粉色鸚鵡——飛過來棲息在周圍的樹上。這一幕幾乎完全沒特色——一片光禿禿的平原，一輪寬大的落日，一棵參差不齊的楓香樹，可是，它以一種毫不特別的方式，讓我入了迷。不知為何，我愛這個地方。

  我們瞻仰了好一會兒，接著阿倫轉過身，用一種恭敬的口氣問，現在是否可以去喝一杯。

  「好，我們喝。」我說。

  戴利沃特斯的名聲，並沒有隨著斯圖亞特和他夥伴們的短暫停留，起起落落。20世紀20年代，一對頗神秘的皮亞斯夫婦來到戴利沃特斯，用借來的二十英鎊開了家店鋪。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幹得不錯。幾年之內，他們有了一面店鋪、一家酒店、一家酒館、一座小飛機場。戴利沃特斯成了澳航及舊帝國航空，在早期去新加坡和倫敦的途中，從布里斯班到達爾文之間的中途停靠點。蒙巴頓夫人[18]是酒店最早的住客之一。天曉得她在這兒怎麼能待下去——不過我敢說，能落地已讓她喜出望外。在早期，乘坐從倫敦來的商務航班，要有鋼鐵般的意志，包括四十二次補給停留，多達五次的換機，以及一趟穿越義大利的火車旅行，因為墨索里尼不允許任何航班經過義大利的領空。旅程要花十二天。航班要遭受季風、沙塵暴、機械故障、導航混亂，還有偶爾的胡亂射擊——來自頑皮又不友善的貝都因人[19]。墜機發生得很頻繁。

  那一時期航空飛行的危險，恰好濃縮在哈羅德·C. 布林斯曼德的經歷中，他是早期澳大利亞商務航運民航部門的主管。1931年，布林斯曼德在一架去倫敦的航班上(一部分是為了工作，另一部分是要證明現代航空乘客服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飛機從印尼起飛時墜毀了。沒人傷勢嚴重，不過飛機報銷了。不想等另一架替機飛進來，布林斯曼德登上了一架荷蘭航空公司KLM的新飛機。這一航班在曼谷起飛時墜毀。這一次死了五個人，布林斯曼德深受重傷，再也沒痊癒。他兩年後去世。在此之前，該航班倖存的乘客坐上一架替機，繼續去倫敦，但那架飛機在回來的路上墜毀。

  戴利沃特斯宣稱自己是澳大利亞最老的國際機場，儘管我懷疑許多其他值得尊敬的跑道也會做出相似的自誇。它曾是某些國際航線的停靠點，更經常用於昆士蘭到西澳大利亞橫跨全國的航線，這肯定是真的，所以它有點兒像個轉折點。機場一直開到1947年。酒館開於1938年，所以在內陸或北領地，它怎麼說都不是最老的，不過肯定屬於最特別的。

  就像大多內陸酒館一樣，室內每一英寸的表面——牆壁、椽、木支柱——都覆蓋著之前遊客留下的紀念品：學生卡，駕照，許多國家折起來的貨幣，保險槓，不同警局和消防局的警徽，甚至一條慷慨的、花色引人注意的內褲，從椽上吊著，也許是釘在牆上的。剩下的部分簡樸得恰到好處：一個巨大但基本的中央吧檯，水泥地，光禿禿的鐵皮頂，桌椅是不同年代不同風格的集合，一張用舊了的撞球桌。在吧檯，七八個男人穿著短褲、T恤、登山鞋、叢林帽，站著喝裝在隔熱泡沫架上以保持冰涼的斯酷啤——一種矮胖的瓶裝啤酒。他們看上去都又熱又灰頭土臉。不過在戴利沃特斯，一切都又熱又灰頭土臉。酒館的氣氛用醉醺醺的悶熱形容最合適。就算站著不動，汗也順著我們的身體往下滴。窗戶上有紗窗，可大多數滿目瘡痍，破洞大開，所以蒼蠅想進來就進來。等我蹣跚到吧檯，酒保對我簡單卻友好地點了點頭，禮貌地讓出空間方便我站著點單，不過他對我這個局外人沒有特別的興趣。顯然，像紀念品所表明的那樣，遊客並不稀奇。

  我要了兩支斯酷啤，帶著它們去阿倫那一桌。他坐在一條保險槓下面，是「我們他媽在哪裡」旅行俱樂部留下的紀念。阿倫此時洋溢著一種奇怪的歡樂。

  「你喜歡這兒？」我說。

  他帶著一種無言的快樂搖了搖頭：「喜歡。其實挺喜歡。」

  「可我以為你討厭它。」

  「討厭過。」他說，「不過我坐這兒看窗外的日落，很美——我是說真的相當令人震驚的美——然後轉過身，看見酒吧里全是這些內陸怪人，我就想：『哇噻，我喜歡這兒。』」他用最坦誠的疑惑看著我。「我喜歡。我真的喜歡。」

  「我太高興了。」

  他喝乾了他的啤酒，站起身。「你準備好再來一瓶沒？」

  如今輪到我迷惑。我開始覺得這麼快地喝還太早，轉念一下，去他的。我們跑了這麼遠的路，而這地方歸根結底就是為喝酒而造的。

  我喝乾了我的，遞了過去。「當然，」我說，「幹嗎不？」

  呃，我不能假裝自己記得許多之後發生的事。我們喝了大量的啤酒——大量的。我們吃和棒球手套一般大的牛排(說不定就是棒球手套)，用更多的啤酒把它們衝下肚。結識了許多朋友。我們周旋著，仿佛身處雞尾酒會。我和農場主、剪羊毛的人，還有奶媽廚子聊天。遇見了環球旅行時的旅伴，和酒吧店主布魯斯·卡特爾聊了會兒天，他說了為何自己來到這麼一個孤單遙遠之處開酒吧的複雜故事，而這知心話如今我一丁點兒也想不起來，因此當然也無法記錄。當夜晚慢慢過去，酒吧變得不可思議地擁擠熱鬧。所有人都來路不明，只知道至少有五十個歡快堅定的酒徒，藏在戴利沃特斯附近的灌木叢里，還有至少一樣多的我們這樣的旅客。至少有十四個人在撞球桌上完勝於我。我替陌生人買酒。打了電話給老婆，表達了持久不變的忠誠。衝著任何對我講故事的人傻笑，衝著任何方向放射出盲目的溺愛。我會和任何一個人去任何一個地方。第二天早上醒來，發現自己衣服一件沒脫地躺在鋪蓋之上，對於那個夜晚棒球手套之後的部分沒有任何清楚的記憶，腦袋像被火車撞過。

  我把手錶貼近一隻眼睛，發現已快十點後，呻吟不止。如果真的要去愛麗斯泉，那我們就遲了好幾個小時。我跌跌撞撞地走進浴室，草草地洗漱，然後迷迷糊糊地去了酒館。阿倫抵牆而坐，閉著眼，一杯滴口未沾的黑咖啡在他面前冒著熱氣。周圍一個人都沒有。

  「咖啡在哪裡？」我用細成一條線的聲音抱怨著。

  他用一隻軟塌塌的手大概地指了指。在隔壁屋裡，我找到了一壺熱水，旁邊是速溶咖啡、茶包、奶粉、沖熱飲的糖。我在一隻杯子裡裝了滿滿半杯速溶咖啡的粉，滴進幾滴水，又去找阿倫。

  我像個病人一樣，虛弱地舉起杯子，送進一點兒咖啡到嘴裡。再嘬了一兩口之後，我開始感覺稍好一點兒。阿倫，反倒慘不忍睹。

  「我們多晚才睡？」我問。

  「晚。」

  「非常晚？」

  「非常。」

  「為什麼你坐在那兒閉著眼睛？」

  「因為我怕睜開了會流血至死。」

  「我有否失態？」我仔細瞧了瞧房間，看自己的平角褲是否掛在某條椽上。

  「我不記得有。你撞球打得像屎。」

  我毫不驚訝地點了點頭。我經常用酒精來掩蓋自己可憐的球技。一邊讓陌生人對他們的能力信心大漲，一邊自己心甘情願地買單。

  「還有什麼？」我問。

  「明年暑假，你要和一家韓國人房屋互換。」

  我若有所思地噘起嘴。「韓國還是朝鮮？」我問。

  「不知道。」

  「你編的，是不是？」

  他俯過身，從我襯衫口袋裡靈巧地抽出一張名片，端給我看。上面寫著，「李孝浩，肉類批發商」之類，以及一個釜山的地址。在下面，是我自己的筆記，寫著：「6.10—8.27。不著急。」

  我把卡片折了一折，放進了菸灰缸。

  「我想現在離開這兒。」我說。

  他點點頭，用意志力站起身，微微顫抖著去收拾他的東西。我猶豫了好一會兒，跟了過去。

  十分鐘後，我們在去愛麗斯泉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