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2024-10-09 10:27:28
作者： (美)比爾·布萊森
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發生在一個可能永遠也不被人所知的時刻，這件事出於只能被猜測的原因，以幾乎不可信的方式發生了。我暗指的當然是澳大利亞的移居。
一直到最近，計算澳大利亞現有人口才不是個大問題。在20世紀初，原住民被認為在大洲存在了不到四百年。到了60年代，估算這一時間值可能為八千年。接著在1969年，一名來自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坎培拉分校的地質學家，名叫吉姆·鮑勒，他在新南威爾斯西部某炎熱而孤獨的角落裡一處叫蒙戈的地方，在一條乾涸了很久的湖床上閒逛，被某樣東西吸引了注意力。那是一具女人的骷髏，微微冒出沙丘。骨頭被收集，送去做碳年份測定。報告顯示女人死於兩萬三千年以前，這份報告的出現，一下子讓澳大利亞的已知居住期幾乎乘了三倍。自那以後，其他發現又將這一年代向前推了許多。今天，有據可依的結論表明，人類到達澳大利亞的時間至少在四萬五千年以前，但也很可能是六萬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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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的第一批居住者不可能是走來的，因為整個人類時期，澳大利亞一直是個島嶼。他們不可能獨立地出現，因為澳大利亞沒有可做人類祖先的類人猿生物。最初的到達者只能通過海路，很可能是從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帝汶島過來，這兒就出現了問題。
為了把現代人放進澳大利亞，你必須接受，在如此遙遠的某一時刻，在已知的行為現代的人類出現之前，在南亞生存著一個人種，足夠高等，他們乘船，很可能是木筏，在近海岸捕魚。不要理會考古學記錄，說在那之後三萬年，地球上才有人會幹此事。我們不得不將這些人水運。
接下來我們得解釋，是什麼讓他們穿越至少六十英里開闊的大海，去一處他們並不知道存在的土地。這一推測的結果便是，一艘簡單的捕魚筏——可能比一隻漂浮的平台多不了多少——偶然地進入了大海，可能因為世界這一部分特有的暴風。那麼這艘筏無望地漂流了幾天，被衝上了澳大利亞北部的海灘。到此還都合情合理。
自然會被問的問題——卻很少被提到——是在這裡如何繁殖大量的人類。如果是單獨一個漁民被帶至澳大利亞，那麼顯然他必須找出回家的路。報告表明，他有可能勸說足夠多的人和他一起來，開創一個新的聚居地。這當然表明，當時有的航海技能，足夠讓他在不可見的大陸間來回穿梭——一種史前人類很少能有的非凡才能。另一方面，如果這一旅行是單程的，偶然的，那必然涉及男女兼有的一群人。他們要麼一起在一艘大筏上(儘管不太可能)，或一隊小筏，並成功地預測了風暴，在海上度過了幾天。最後他們被衝上了最接近的澳大利亞北部海岸，在那兒重新組合，建立了一個社會。
你不需要大量的人口來繁殖澳大利亞。約瑟夫·布里德賽爾，一位美國學者，估算一群二十五人的創立開拓者，在兩千年多一點的時間裡，就能產生出一個三十萬人的社會。但你依然要把最初的二十五個人弄到那裡——比一艘筏或兩條被抹去的航線，似乎能解釋得要多。
當然這一切可能以其他各種方式發生，可能要幾代人才能完全開動起來。誰也說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澳大利亞原住民在那兒，因為他們遙遠的祖先穿越了至少六十英里相當難應付的大海，比地球上敢做出如此嘗試的其他任何人要早一萬年，並且數量足夠開拓一整塊大洲。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都是一個巨大而重要的成就。那它得到過多少注意？呃，自問一下，上次讀到與之相關的材料是何時？在與人類散布和文明興起有關的材料中，你瞧見過哪怕只是順便提到原住民這一角色是在何時嗎？他們是星球上的隱形人。
導致這問題出現的最大原因是，大多數人幾乎不可能明白此處需要考慮的時間跨度有多麼巨大。假設一下爭論中說的原住民在六萬年前到達是真實的(這是羅傑·盧因在《進化原理》——一部標準文本中所用的數據)，按這種規模，澳大利亞的歐洲居住者占領的所有時間占了總時間的0.3%。也就是說，在其餘99.7%有人居住的歷史中，原住民獨占澳大利亞。他們在那兒的時間長得無法想像。這兒還有他們其他未受賞識的成就。
原住民到達了澳大利亞，當然，這只是故事的開始。他們同樣主宰了大洲，用驚人的速度分散開，發展了不同的開發策略和行為模式，或適應了每一種極端的地形，從最濕潤的熱帶雨林到最乾旱的沙漠。地球上沒有人在更多種的環境中，取得了更大的成功，維持了更久的時間。普遍得到承認的一點是，原住民保存並繼承了最古老的文化。有人認為——比如說受敬重的史前學家約翰·牟爾萬尼——澳大利亞語系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語系。他們的藝術、傳說、信仰體系無疑都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
這些顯然也是重要的卓越成就。它們提供了無可爭辯的證據，說明早期原住民說話、合作，使用了先進技術和組織技巧的時間，比任何人能想像的都要早得多。這些成就得到過多少注意呢？呃，又一次，直到最近，幾乎沒有。我意識到此完全出於偶然，離開艾倫和卡梅爾，飛往雪梨之後，我花了一個下午的時間去新南威爾斯州立圖書館。在那兒查找某些其他東西時，看見了一本1972年版的《拉魯斯考古學百科全書》。我好奇於他如何談論三年前在蒙戈湖的發現，便拿下來看了看。實際上，整本書只提了一次澳大利亞原住民，是這樣的一句話：
「原住民在舊大陸也是獨立進化，但他們代表了一種非常原始的技術和經濟形態。」
就這些。整個關於原住民文化的討論，在寫於20世紀後三分之一葉的又重又權威的學術作品中，只有這一句。當我說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隱形人時，相信我，這些原住民是世上的隱形人。真正的悲劇是，這才僅僅是一半。
從第一次接觸開始，歐洲人便對原住民有了深深的好奇。當詹姆斯·庫克和他的同伴駛進博特尼灣，他們驚訝於大多數他們所見的原住民坐在海岸上，或用脆弱的樹皮土木舟在淺水中捕魚，幾乎沒注意到他們。他們「幾乎不從眼前的活動中抬起眼」，如約瑟夫·班克斯的記錄。吱嘎作響的「奮進號」顯然是出現在他們面前最大最驚人的建築，可大多數原住民對此不過是匆匆一瞥，像看一朵飄過的雲彩，繼續他們的工作。
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似乎和其他人不一樣。比如說，原住民的語言中，沒有「昨天」或「明天」這樣的字眼——這在任何文化中都是不一般的遺漏。他們沒有酋長，沒有理事會，不穿衣服，不造房子或其他固定的建築，不播種糧食，不放牧動物，不製造陶器，幾乎沒有財產的觀念。他們還為某一事業貢獻了不相稱的努力，至今還無人能解。在澳大利亞所有的海岸地區，早期探險家都發現了巨大的貝殼丘，三十英尺高，底部覆蓋了有半英畝。通常這些在相隔很遠的內陸或山坡上。原住民顯然花了些力氣，將貝殼從海灘運過來——有一個貝殼丘估計有三萬三千立方米——他們要保持極長一段時間，每一例都至少有八百年。他們為何這麼不厭其煩？沒人知道。幾乎從各方面看，他們都好像是在遵守某種不同的習俗。
有幾個歐洲人——比較明顯的是，沃特金·坦奇和詹姆斯·庫克——同情地看待原住民。在《奮進號日誌》中，庫克寫道：「對於某些人，他們看上去可能是地球上最不幸的人們，可現實中他們比我們歐洲人快樂得多。他們生活在一片安寧中，不受條件不均的打擾：土地和大海主動為它們提供了生活所有的必需品……他們似乎對我們給予的任何東西，都不設定價值，也不會離開任何他們所有的東西。」在別處，他略帶辛酸地補充，「他們似乎想要的，只是讓我們離開。」
不幸的是，少有其他人如此開明。對於大多數歐洲人，原住民不過是某些擋路的玩意兒——「一種自然界的危害」，像科學家、自然歷史學家提姆·富蘭納瑞形容的一樣。這有益於視原住民在本質上低於人類，這種觀點一直持續到20世紀。一直到了60年代早期，像約翰·皮革勒注意到的那樣，昆士蘭州學校用的教科書上將原住民比作「野蠻的叢林生物」。當他們不再低於人類時，他們基本不值得考慮。在同一時期，史蒂芬·羅伯茨(Stephen Roberts)教授寫了一本厚厚的學術大部頭，題為《一部澳大利亞的土地墾殖史》(A History of Australian Land Settlement)，設法考察整個歐洲人的占領和替代期，而對原住民一次未提。對原住民如此的邊緣化，一直到1967年，聯邦政府甚至沒把他們算進國家的人口普查——也就是說，沒把他們算作人。
多半由於這些原因，沒人知道澳大利亞有多少原住民，直到英國人首次定下來。最佳的估算表明，占領的初期，原住民的人口大約是三十萬，儘管也可能是一百萬這麼多。可以肯定的是，在殖民的頭一個世紀裡，這些數據突降。到了19世紀末，原住民的數量可能不超過五六萬。不得不說，這種減少大部分都是無心造成的。原住民對歐洲疾病幾乎沒有抵抗力：天花、胸膜炎、梅毒，就連水痘和溫和的流行感冒，也經常嚴重地削減原住民人口。而在原住民逗留的地方，他們有時受到了最無情和蠻橫的待遇。
在《馴養偉大的南部土地》(Taming the Great South Land)中威廉·J.萊恩斯詳述了殖民者對原住民最駭人聽聞的殘酷例子——原住民被屠宰了餵狗；一個原住民女人不得不看著自己的丈夫被殺死，然後被迫在脖子上掛著他被砍下的腦袋；另一個被追得上了樹，被下面的來復槍子彈折磨。「每一次被子彈打中，」萊恩斯報告說，「她從樹上扯下一些樹葉，把它們戳進傷口，直到最後她一動不動地掉在地上。」最讓人震驚的是，這麼多惡行，是如何漫不經心地被社會各階層實施著。一位名叫梅爾維爾的遊客，寫了一段1839年塔斯馬尼亞的歷史，講述了某一天他如何和一位「文雅的年輕紳士」去獵袋鼠。當他們繞上一處彎道，年輕紳士發現一棵倒了的樹旁，有個蹲著的輪廓。走過去研究，「發現不過是個原住民，」驚訝的梅爾維爾寫道，紳士端起槍口對準原住民的胸口，「當場把他打死了。」
這樣的行為幾乎從未被當作犯罪來處理——實際上有時甚至能得到官方的支持。在1805年，為新南威爾斯辯護的代理法官，大陸上最資深的司法人士，宣布原住民沒有法庭訴訟要求的紀律和精神能力；與其用他們的怨恨煩擾法庭，殖民者得到指示追捕冒犯的原住民，並且「給予他們應得的懲罰」——在英國法律中找不到比這更像種族滅絕的鼓勵了。十五年後，我們的老朋友拉克倫·麥考里批准在霍克斯伯里(Hawkesbury)地區的士兵，射殺任何超過六人以上的原住民群，哪怕這些人沒有武器，目的完全單純，哪怕這些人中有婦女小孩。有時，在同情的託詞之下，士兵給原住民提供下了毒的食物。皮革勒從一段19世紀中期昆士蘭州的政府報告中，引用了一段：「黑鬼(被給予)……某些非常驚人的東西，好讓他們保持安靜……口糧中包括足夠的士的寧[32]，一個暴民也沒能逃過。」這裡的「暴民」，是指大約一百個沒有武器的男人、女人，還有孩子。
讓人驚異的是，謀殺原住民的規模卻不算最大。在英國殖民的第一個半世紀內，白人有意殺害(包括出於自衛、激戰，或其他更情有可原的狀況下)的原住民，被認為總共約兩萬人——肯定是個悲慘的總數，但比起十分之一死於疾病的原住民，要少得多。
但暴力依然草率而廣泛。確實如此。在此背景之下，1838年6月，約有一打人騎馬從亨利鄧戈農場出發，尋找偷了或趕走他們牲口的人。在麥爾溪，他們碰巧遇上一個原住民的營地，當地白種殖民者知道他們愛好和平，沒有惡意，幾乎可以肯定他們與盜牲口無關。雖然如此，但捕獲者把他們綁成一個大球——二十八個男人、女人和孩子——猶豫不決地，連著幾小時，讓他們在鄉村里走動，然後突然無情地用來復槍和刺刀屠殺了他們。
正常情況之下，事情基本就這樣結束。但在1838年，民族情緒正在變化。澳大利亞正在轉變為一個日益都市化的社會，對於屠殺無辜，城市居民開始表達一種強烈的反感。當一位叫愛德華·史密斯·赫爾的參加競選的雪梨記者得知了這個故事，開始呼籲正義和血債血償，喬治·吉普士總督下令追捕行兇者，並進行審判。被捕時，被告中有兩人帶著明顯的誠意申辯，他們不知道殺原住民是違法的。
在隨後的審訊中，儘管有明確可定罪的證據，可陪審團用了十五分鐘就宣判被告們無罪。但赫爾、吉普士和市民大眾的憤怒根本無法平息，他們重新上訴。這一次七人被判有罪，施以絞刑。這是第一次白人因謀殺原住民而被處決。
麥爾溪的絞刑並沒有結束殖民者對原住民的屠殺，只是轉入地下而已，在之後的一個世紀偶爾出現。一直到1928年，在今天的愛麗斯泉附近，當一名叫弗雷德·布魯克斯的獵野狗的白人，在無法確定的狀況下被謀殺後，作為報復，至少有十七個甚至可能是七十個原住民被馬背上的警察部隊追殺(那起訴訟案的法官宣布警察是在法律範圍內行事)。可麥爾溪案件無疑是澳大利亞歷史上一個界定性的時刻。儘管今天幾乎所有的歷史書，至少都會提一提它，我從未遇到哪個人去過那兒，或哪怕只是清楚它在哪兒，從我讀到的描述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作者們也只是從歷史資源中獲取材料的。我想去瞧一瞧。
它讓我找了一會兒。第二天早上從麥克斯維爾出發，我沿著太平洋高速公路向上開了六十英里到了格拉夫頓，然後朝內陸進發，沿著一條陡峭荒涼的路，穿越大分水嶺。四小時後，在又熱又空曠的牧羊區，我到了德朗格拉——一座加油站，一兩座房子，能遠眺沒有樹木的平原——在那兒我拐上了一條鄉村小路，沿著一條歪歪扭扭，有些地方幾乎已被沖蝕了的路，向南二十五英里到了小鎮賓伽羅。離賓伽羅還差一兩英里，我來到了一座搖搖欲墜的小橋，下面是一條半乾的溪流。一小塊牌子宣布這便是麥爾溪。我將車停在了一棵河桉的樹蔭下，下車打量。那兒沒有紀念碑，沒有歷史的匾牌。沒有一樣東西暗示這兒，或至少某個很近的地方，曾發生過澳大利亞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橋一邊是一塊荒置的休息區，在四周短而密的草地中，有一兩張壞了的野餐桌和許多碎了的瓶子。在陽光明媚的不遠處，大約一英里遠，有一座巨大的農舍，周圍田野里是非常青翠的作物。另一個方向，近得多的地方，有條雜草叢生的小路通向一座白色建築。我走過去瞧瞧是什麼。有塊招牌說這是麥爾溪紀念堂。對於一場可怕的屠殺來說，它不太能算作紀念物，不過至少它是點什麼。之後，在建築的牆上我注意到了一塊手寫的牌子，發現它與那次屠殺毫無關係——它悼念的是兩個世界大戰陣亡者。
我開完了最後一兩公里，進入賓伽羅(人口一千三百六十三)，一座炎熱的無精打采的小鄉村，有條昏昏欲睡的大街。它看上去像曾經興旺過，可大多數門面房如今不是空了就是被事業單位占領——健康診所，就業諮詢中心，觀光服務處，警察局，某個叫作老年人休息中心的地方。一座大得罕見的老舊電影院，依然自稱為羅克西[33]，可顯然已關了好些年。在觀光服務處，一位養眼的中年婦女接待了我。一看見有顧客，她便快步走來。我問她，是否有關於大屠殺的資料，她沮喪地看了我一眼。
「我恐怕知道得不多。」她說。
「真的嗎？」我驚訝地回答。這地方到處都是傳單和小冊子。
「呃，那是很久以前了。我相信孩子們在學校里會學到，可那不是遊客會經常問起的事。」
「多經常？只是好奇。」
「哦，」她說，收緊下巴，好像這的確是個難題。她轉向一位剛從後面房間裡出來的同事。「瑪麗，上一次有人問到麥爾溪是什麼時候？」
「哦，」那位同事同樣為難地回答，「我說不好——不，等一下，大概兩個月前有個人問過。我現在想起來了。他有一點山羊鬍，看上去有點兒像羅爾夫·哈里斯[34]。我不記得那之前的了。」
「大多數遊客想去尋找寶石。」
尋找寶石就是去搜索珍貴的礦物。
「他們找到了什麼？」我問。
「哦，很多——金子、鑽石、藍寶石。這兒曾是個很大的礦區。」
「可你們關於大屠殺什麼也沒有。」
「恐怕沒有。」她似乎真的很遺憾，「我告訴你誰能幫你，《提倡者》的波萊特·史密斯。」
「那是當地的報紙。」同事補充道。
「她知道大屠殺所有的事兒。她為學院做了些研究。」
我謝了她們，去找《提倡者》。賓伽羅是個有趣的古怪小鎮。它小小的，半死不活，在一條哪兒也不通往的路上，可它不僅有觀光服務處，還有自己的報紙。在《提倡者》辦公室，我被告知波萊特·史密斯出去了，可以一個小時內再來瞧瞧。微微有點兒不知所措，我走進了一家咖啡館，要了一個三明治和一杯咖啡，心不在焉地消磨時間，直到一位快四十歲、微微氣喘的紅髮女人，突然滑進了我對面的椅子裡。
「我聽說你在找我。」她說。
我笑了笑：「消息在這兒傳得挺快。」
她諷刺地翻了翻眼皮：「小地方。」
波萊特·史密斯有些緊張，但偶爾會閃現突然的、消除敵意的微笑，像個中止符，接著又立刻沉迷於她即將告訴我的、更強有力的事實中去。
「我小時候，從未學到和大屠殺有關的東西。」她說，「我們知道它發生過——你曉得，很長一段時間以前，有些原住民在溪邊被殺害了，有些白人因此被絞死，就這些而已。這些在學校沒被教過。我們學校沒有，你曉得，組織來這兒郊遊或什麼的。」那微笑來了又走。
「大家會談論它嗎？」
「不。從不。」
我問她到底發生在什麼地方。「沒人知道。在麥爾溪Station的什麼地方。」(「Station」在澳大利亞指農場或牧場)「現在那都是私人財產了，他們對侵入者不是很友好。那有點兒像一種愛好農場，屬於一個雪梨商人。他，或許可以說，對歷史的關聯不太感興趣。」
「那麼從未有過任何考古上的挖掘之類的？這兒沒有學者四處打聽？」
「沒有，沒有那種興趣。無論如何，我不覺得他們會知道從哪兒下手。那是塊大地產。」
「沒有任何紀念物？」
「哦，沒有。」
「那不奇怪嗎？」
「不特別。」
「但難道你不希望政府建立點什麼東西？」
她考慮了一會兒。「呃，你必須明白麥爾溪沒什麼特別。原住民在哪兒都被屠殺。麥爾溪大屠殺之前三個月，兩百個原住民在靠近墨利的沃特盧溪被殺。」墨利在西面大約六十英里處。「沒人因此受到懲罰。他們甚至沒想過要為此懲罰任何人。」
「那我都不知道。」
她點了點頭。「沒理由你應當知道。大多數人聞所未聞。麥爾溪的不同之處在於白人為此受到了懲罰。它沒讓他們停止屠殺原住民，只是更謹慎。你知道，之後他們不在酒館裡誇耀了。」她又露出一個忽隱忽現的笑容，「你想想會覺得有點諷刺。讓麥爾溪著名的不是對黑人做了什麼，而是白人被怎樣了。無論如何，如果你造了紀念碑，那在這個國家你簡直動都不能動了。」
她恍惚地呆看了一會兒我的筆記本，然後突然說：「我必須回去工作了。」她做了個抱歉的表情，「恐怕我沒幫上什麼忙。」
「不，你幫了不少。」我說，接著我又想到了一個問題。
「現在這兒還有原住民嗎？」
「哦，沒有。他們從這兒離開已經很久了。」
我付了午餐錢，回到車上。在出鎮的路上，我又在橋邊停下，散了會兒步，走上一條雜草叢生，通向部分牧場地產的小路。可那沒什麼可看的，我又有點怕高草地里的蛇。因此我回到車上，再次沿著我的路線，穿越灰塵瀰漫的平原，朝大分水嶺遙遠的藍色山坡駛去。
去衝浪者天堂，要回到太平洋高速路，向北再開一百英里。衝浪者天堂正好在昆士蘭的邊界上，我等不及要踏進那個有趣而反覆無常的州。在一個州少而大的國家，每到一個新州都是件大事。我沒準備走這麼遠，至少不會越過邊界。
如果你看多了有關澳大利亞的非虛構類作品，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幾乎每一本書，在對這個國家近四十年，或更久一些的描述中，都有一段軼事，說明昆士蘭人和其他人不一樣。在《澳洲怪事》中，珍妮·麥肯齊講述了一個故事：20世紀50年代，一位美國客人住在一所偏遠的昆士蘭酒店裡，晚餐時間，出現在他面前的是一盤冷肉和土豆。他悄悄地失望地看了一會兒自己的食物，羞怯地問詢，是否能再來一點沙拉。
「女招待驚訝地看著他，」麥肯齊小姐寫道，「輕蔑地轉向其他客人，說道：『這渾蛋以為在過聖誕節呢。』」
這兒有一個我讀到過兩次的故事。有個旅客(一個版本說是法國人，另一個說是英國人)雨季時住在昆士蘭的一座酒店裡。雨季是澳大利亞北部生活的一個特色。旅客到房間之後，發現水淹了三四英尺深，他嚇壞了。等和前台報告時，主人厭惡而不耐煩地看著他，說：「呃，床是乾的，不是嗎？」
所有這些故事都有一定的共同點。總的來說，它們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總的來說，它們涉及一位偏遠酒店裡的外國遊客。總的來說，他們都被真實呈現，而且總讓昆士蘭人顯得像渾蛋。大多數故事在暗示昆士蘭人很瘋狂，而證據大多朝那個方向指證。在差不多二十年的時間裡，整個州在約翰·博克-皮特森的統治之下，他是個古怪的右翼州長，曾認真考慮過用小型原子彈炸掉大堡礁的一部分，好弄出船舶的航道。最近它又出名了，作為一名叫保琳·漢森的政客的活動場所。她最早是一個炸魚和薯條店的老闆娘，組建了一個右翼的反移民黨派，叫「一國黨」，在大多數狂熱的追隨者發現漢森小姐明顯有點兒，怎麼說呢，腦殘之前，一國黨取得了一陣突出的成功。她寫了一本書，裡面提議原住民同類相食，並且製作了一盤有趣偏執的錄像，錄像是這樣開始的：「澳大利亞的同仁們，如果你現在看見我，說明我已經被謀殺了。」她的活動場所在布里斯班的奧克斯萊郊縣，給了某個天才以靈感，稱它為「奧克斯萊蠢蛋」。簡言之，昆士蘭有與眾不同的名聲。我等不及地要去那兒。
1933年，昆士蘭州的艾爾司敦，是個不重要的海邊偏遠小村莊，有一片極好的海灘，幾座單薄的農舍，一個流行卻微微俗艷的酒店，一兩家商店。小鎮的父輩們有了個非常不錯的主意。意識到沒有人會旅行幾百英里，拜訪一個叫艾爾司敦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沒有人旅行過幾百英里，拜訪一個叫艾爾司敦的地方)，他們決定給這個地方起一個更活潑的名字，根據某些新穎又歡快的東西。向四周一看，他們的目光凝聚在了一家當地的酒店那兒。它叫作衝浪者天堂(這項運動剛開始在澳大利亞流行)。這名字聽上去挺好聽。他們決定試一試，看會怎麼樣。小鎮從未追憶過這段往事。
今天衝浪者天堂很有名，與之鄰近的度假社區——布若得沙灘、庫蘭濱、土坤、季拉、比林嘠——在昆士蘭之外少有人知。這並不重要，因為它們都聯合為一個不雅觀的蔓生體，從昆士蘭與新南威爾斯的邊界延伸出三十英里，幾乎快到了布里斯班。整個被稱為黃金海岸。這裡是澳大利亞的佛羅里達。
還沒到那兒，你就能看見它——閃爍的玻璃水泥大樓，從大海邊升起，沿著海岸蜿蜒至遠處朦朧的消失點。當珍妮·麥肯齊在1959年時經過這兒，這些耀眼之處一點兒也不存在。衝浪者天堂依然是個低調、低矮、老派的地方。1962年，它有了第一座高樓。一兩年之後又有了一座，接著又是一座。到60年代末，半打十到十二層的大樓尷尬地、有點兒不自然地矗立在海岸前線。然後在70年代初期，來了一股發展的狂潮。曾經只是些四分之一英畝的沙地皮，各自有一座火柴盒的海灘小屋，今天佇立著頗具王者風範的酒店，帶陽台的公寓大樓、圓頂的賭場、翠綠的高爾夫球場、水上樂園、遊樂場、迷你高爾夫球場、購物中心及所有其他。有秘密的聲音告訴你，這之中的大多數，建造所需的費用來自於那些可疑的家族。昆士蘭之外的人會告訴你金色海岸充滿了討厭的人群——澳大利亞的毒品巨頭、日本混混、中國香港三合會華而不實的關鍵人物。你便相信，這不是個撞上奔馳後可與人爭論的地方。
在澳大利亞你能遇見的每一個人，幾乎都會告訴你：「哦，你必須去瞧瞧金色海岸。它糟極了。」
「真的嗎？」你好奇地問，「怎麼個糟法？」
「具體不知道。我自己從未去過。呃，很明顯。它就像——你看過《穆利爾的婚禮》嗎？」
「沒有。」
「呃，它像那樣，就像那樣。毫無疑問。」
因此在各個層面，我都想瞧一瞧金色海岸，可幾乎每一點都讓人失望。首先，它一點兒也不俗氣。它不過是另一座巨大的、非個人的、供給充足的國際度假勝地。我可以是在馬爾貝拉[35]，或埃拉特[36]，或近二十五年間發展起來的任何地方。酒店大多數是大的國際品牌——萬豪、雷迪森、美爵——以及無懈可擊的驚人標準。我在一條支路上停了車，走著去海濱區。途中我經過的商店都意外地豪華——普拉達、愛馬仕、拉夫·勞倫。全都好極了。只是沒什麼趣味。我不需要旅行八千英里去看拉夫·勞倫的浴巾。
海灘卻極其壯麗——寬闊，乾淨，陽光充沛，帶著懶樣樣的、大小可控的海浪，從一片藍得讓人痛苦的明媚大海翻滾而來。空氣中充滿了鹹味，富含臭氧的快樂尖叫，孩子們的歡呼，一種大家都很愉快的氣氛。我在板凳上坐下來，看大家享受著時光。我在哪兒讀過，對於愛玩的人們，金色海岸的沙灘其實相當靠不住。碰巧，溺水事件在最近的新聞里常有發生。澳大利亞媒體報導海灘的不幸事件，如同美國的報紙報導暴風雪和颶風——像某種季節性活動，涉及許多比較統計學的內容。據報紙上說，今年已經有了三十四起溺水事件，比大多數年份都要多，而夏天一半還沒過。這其中的大多數要怪遊客不知如何讀懂水裡的裂縫，或捲入其中以後，不知如何保持鎮定，但許多都是因為行為瘋狂。《雪梨早報》提到了一例在北阿沃卡海灘的事兒，一名五十二歲的男子嚴厲地讓人們小心，不要在特定的區域游泳，接著自己遊了進去，淹死了。我正在汽車旅館裡收拾行李的那個早上，停下來看一位衝浪者天堂的救生員，接受一個早餐電視節目的採訪。他說之前的那個星期自己救了一百個人，包括一個他救了兩次的人。
「兩次？」採訪者問。
救生員因這中間的荒謬，笑了笑：「是啊。」
「什麼，你救了他，他回到水裡，然後你還得再救他一次？」
那個笑容更加厲害：「是啊。」
我在水面上掃了一遍，找被困的游泳者。我無法想像一個救生員如何在所有這些上百個快樂的、嬉戲的身體中，發現一個快要淹死的人，可他們確實能做到。澳大利亞救生員無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三十四個人淹死的同一時期，超過六千人被救了——至少，是個值得稱讚的比例。
最後我停下來喝了杯咖啡，在商業區轉了轉，可衝浪者天堂主要是一系列商店，賣些大差不差的東西——塗彩的回力鏢，迪吉里杜管[37]，可愛的考拉和袋鼠玩具，明信片，紀念冊，一排又一排的T恤衫。在其中的一家商店裡，我買了一張明信片，上面有個袋鼠在衝浪；然後問了接待我的年輕女士，是否知道最初的衝浪者天堂酒店在哪兒。
「哦，我不知道。」她說，看上去很內疚，仿佛忘了一個別人託付給她的秘密。「我來這兒沒多久。」她補充道。
我點頭表示沒關係，問她是哪兒來的。
「ACT。」看我腦筋直轉卻沒結果，她補充道，「澳大利亞首都領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坎培拉。」
當然。「那麼哪個好一點兒，」我問，「坎培拉還是衝浪者天堂？」
「哦，衝浪者勝出一英里。」
我抬起一隻眉毛：「它有這麼好？」
「哦，不。」她強調道，驚奇於我居然誤解了她，「坎培拉那麼糟而已。」
我笑著看她一本正經。
她深信地點了點頭：「我估計如果為事情給你帶來的快感排名——你懂的——坎培拉會排在胳膊折了之下。」
我笑了，她也笑了。「呃，斷了一隻胳膊，至少你知道它會好。」她用澳大利亞年輕人中抑揚頓挫的流行語調，將所有的陳述句變成疑問句。這讓年長的澳大利亞人瘋狂，不過就我個人來說，我覺得有時它挺可愛，比如現在，迷人的性感。
一個管理員模樣的人走過來，確保我們沒過於愉快。「我能幫助您嗎？」她用一種古怪的口音，仿佛用很大的熱情鑽研過一本叫《發聲法自學》的書。她的腦袋也抬成一種古怪的角度，微微後傾，仿佛害怕自己的眼球會掉出來。
「我在找最初的衝浪者天堂酒店。」
「啊，前些年被拆了。」她閃過一絲滿足的微笑——恰好讓我想起了威廉·F.巴克利[38]，我不敢肯定那不是威廉·F.巴克利——儘管這微笑表明它被拆了她很高興，還是僅僅因為可以傳達出讓人沮喪的消息，我也說不上。她在我的旅行指南上指出了它原先的位置。
我謝了她們倆，緊握著方向圖找到了那個著名的、如今已無法復原、再也找不到的衝浪者天堂酒店。今天這個地方被一個叫天堂中心的綜合購物中心給占了，為了和現代度假村搭調，它非常難看，裡面滿是標價過高的垃圾。
我在阿德萊德參考過的衝浪者天堂的書里，一張20世紀40年代末的照片展現了一座破舊不堪的可愛酒店——看上去這地方在建造時，手邊有什麼就用什麼——有個帶酒吧的平台，上面坐了許多人，沐浴在陽光中，暢飲酒精，在那兒看上去快樂得不行。我繞著街區走了一整圈，然後站在斜對面的角落，瞪著它看了很久，無法想像它從前的模樣，就像無法從麥爾溪如今平靜的樣子中，想像當年的屠殺。因此我回到車上，向鎮外開去，穿過斑駁的陽光、大酒店及茂盛棕櫚樹投下的陰影。在小鎮的盡頭，我上了太平洋高速路，一路向南。
要開去雪梨，還有很長一段路。此刻我的旅程告一段落。可我肯定還要回來。我離玩遍這個地方還差得遠呢。
[1] 澳大利亞東南部海岸，從阿德萊德經墨爾本到雪梨及昆士蘭州南部地區，其形狀酷似澳大利亞土著用作武器或狩獵用具的回力鏢。
[2] 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拉丁語，意思是「未知的南方大陸」。公元2世紀，托勒密在他編制的地圖上勾繪了一塊很大的大陸，並以此命名；在16世紀歐洲繪製的地圖上，人們也常會發現這塊不存在的大陸，這也成為澳大利亞洲洲名的由來。
[3] 據記載，身處當地的沃特金·坦奇上校記下了數字，登陸的人裡面，有犯人751名和水兵211名，另有25名在途中死亡。休斯在《致命的海岸》中將登陸的犯人定為696人，死亡人數為48人，他並沒有指明水兵的數目。我在《國家地理》中的一篇文章中讀到說犯人有755個；企鵝出版社的《簡明歷史》中則說犯人有529人。我還能再往下舉出不少例子。——作者原注
[4] Frappuccino，一種用醇厚的咖啡和鮮奶混合製成的低脂奶泡飲料，星巴克於1995年首先在北美販售，又譯法布奇諾。
[5] Coney Island，美國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南部的一個海濱遊憩地帶，原為一個小島。
[6] 這一時期，澳大利亞的驕傲在美國面前運勢不佳。大橋開通並可悲可嘆地為人發覺已喪失超卓地位後僅僅兩周，澳大利亞歷史上最偉大的賽馬「法老之膝」在加利福尼亞莫名其妙地死了。現在仍有澳大利亞人說是我們(美國人)毒害了它。澳大利亞人為這匹馬相當自豪，如果你指出該馬乃是紐西蘭育種，他們可不會因此感謝你哦。——作者原注
[7] Abbott & Costello， 20世紀四五十年代活躍於電台、電視節目和電影中的美國喜劇雙人組。
[8] June Cleaver， 20世紀50年代美國情景喜劇《Leave it to Beeaver》中的人物，一個鄉村主婦的形象。
[9] Dick和Jane，美國20世紀3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流行基礎讀物《Dick and Jane》中的主要人物。
[10] rape，可作油菜解，但更常用的意思是「強姦」。下文的canola也是油菜的意思。1 Isadora Duncan(1878—1927)，美國女舞蹈家，建立舞蹈動作完全自由的舞蹈體系，曾僑居蘇聯，死於車禍。
[11] 給該湖命名的那位顯然沒有意識到伯利是設計師先生的中名，並不是他姓氏的一部分。——作者原注
[12] 布萊森把板球術語「a maiden over(交換投球前六次投球未得分)」聽成了「a maiden ovary(處女的卵巢)」。在下文中，布萊森也有很多這樣的誤聽。
[13] 板球，英文作cricket，此詞也有「蟋蟀」的意思。
[14] Lose a wicket，其中wicket也作三門柱解，也可以指板球比賽的一局。
[15] 美國獨立日。
[16] Cape Cod，美國麻薩諸塞州東南部半島。
[17] Jeff Chandler(1918—1961)，美國20世紀50年代的演員、歌手。
[18] Jean Seberg(1938—1979)，美國電影演員。
[19] 依次為一種無袖T恤、乳房的俚語(我在一本雜誌的封面上看見的，問的時候著實讓一位收銀員羞紅了臉蛋，不過我怎麼知道啦？)和野蠻人。——作者原注
[20] 語出著名童謠《唱一首六便士的歌》(Sing a song of six pences)中的一句：Four and twenty blackbirds, Baked in a pie.(二十四隻黑鶇在派里烤)。
[21] Walter Frederick Mondale(1928—)，第42任美國副總統，出生於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是明尼蘇達州最大的城市。
[22] 著名的英國童話《傑克與豆莖》(Jack and the Beanstalk)：傑克用一頭牛換了三顆魔豆，他母親生氣地將魔豆扔出窗外，第二天魔豆長得高入雲霄，傑克爬上魔豆，從巨人那裡偷走了金幣、會下金蛋的母雞和會催眠的豎琴。最後還砍斷了豆莖，摔死了追趕他的巨人。
[23] Grand Wood(1891—1942)，美國艾奧瓦州的畫家。
[24] Edward "Ned" Kelly(1854—1880)，澳大利亞叢林逃犯，對抗殖民統治的民間英雄。
[25] Wyatt Berry Stapp Earp(1848—1929)，美國西部邊界小鎮的警官，民間歷史中的標誌性形象。事跡被拍成多部影視劇。
[26] William Barclay "Bat" Masterson(1853—1921)，美國西部的傳奇人物。
[27] 本名亨利·麥卡迪(Henry McCarty， 1859—1881)，又叫比利小子(Billy the Kid)， 19世紀美國邊界的亡命之徒。
[28] 自鴉片中提取的鹼質。
[29] mountain ashes，花楸，薔薇科花楸屬喬木。有數種。原文字面是山灰。
[30] 敘利亞首都。
[31] 相當於六十攝氏度。
[32] strychnine，刺激劑的一種，由植物番木鱉或雲南馬錢子種子中提出的一種主要生物鹼。
[33] 羅克西連鎖影院。
[34] 澳大利亞某個電視台主持人。
[35] 位於西班牙地中海岸，在歐洲是極高級的避暑勝地。畢卡索的出生地。
[36] 以色列的城市。
[37] 澳洲原住民的樂器。
[38] 威廉·F. 巴克利(1925—2008)，美國媒體人、作家、保守主義政治評論家，政論雜誌《國家評論》創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