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小時候，每逢周五晚上，只要父親不在家(他經常這樣，他是個寫體育文章的，為了工作奔波很多)，媽媽和我就約好了，我坐車去城裡見她(她也在當地報社幹活)，我們一起去主教之家自助餐廳吃飯，然後再看一場電影。

  我不想說媽媽在選片問題上辜負了我對她的信任，可就是奇怪，我喜歡的電影總歸剛剛下檔，我們最終老看那些謀殺呀，愛情呀，背叛呀的電影，主演常常是傑夫·錢德勒[17]。我媽媽對他有著古怪的景仰之情，而他通常出演的角色總要求他在大部分時間裡露著胸脯肉兒。

  「哦，」她嘖嘖地說，是一副與我一同懊惱的腔調，「《海底兩萬里》剛剛放完啊。不過奧芬劇院有傑夫·錢德勒的新片《馴欲記》。我們去看，好嗎？」

  我不曉得是不是隨著時光流逝，這些影片在我的記憶里已模糊成了一團，還是它們本來就全都一模一樣，可它們似乎總有些相同的元素——冗長的對話，和拉娜·特納或其他冷麵的金髮碧眼美人摟摟抱抱，偶然打一槍，結果就有人捂緊了肚子，跌跌撞撞走兩步，滲出令人大失所望的幾滴小血。再就是錢德勒的角色，常常被擺在快艇上，要麼就是救生員，站得筆挺，只穿游泳褲(甚至不用看銀幕，你就能判斷哪些是游泳褲鏡頭，因為我媽會立刻起興頭，開始猛吮她的檸檬味硬糖)。如果沒有傑夫·錢德勒的片子——有時候很神奇，他居然還有幾個禮拜沒新片子出來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看點其他了。

  這樣，就在那個禮拜，我大約九歲的時候吧，我們去看了《夕陽西下》，由羅伯特·米徹姆和黛博拉·蔻兒主演的彩色史詩片，講一對吵吵鬧鬧、不屈不撓的可愛夫婦在澳大利亞灌木林中謀生的故事。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令人難忘的電影，不僅僅是因為羅伯特·米徹姆把澳洲口音模仿得活靈活現，還因為它講的是澳大利亞的故事，用好萊塢的話說，這就令它與眾不同了。事過近四十年，我記不得多少電影中的細節了，只記得米徹姆和蔻兒醒過來就趕著大群的綿羊，接二連三地與澳大利亞生活中的災難險情戰鬥——林區大火、塵暴、乾旱、蝗災，還有出現最多的酒吧打架事件。澳大利亞很熱，這一點也很明確：米徹姆不先摘掉頂灰撲撲的帽子，再用前臂抹一下眉毛就絕不開口說話。由於我的人生計劃(就算那時候我才九歲)是成年之後開著敞篷的運動型跑車週遊歐洲，身邊坐著珍·茜寶[18]，所以我覺得澳大利亞的有趣指數為零，此後三十年都懶得去想它。

  這樣，當我最終第一次動身前往南半球，參加1992年墨爾本作家節的時候，我真是震驚於眼前所見啊。我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己站在墨爾本市中心的科林斯大街，初來乍到，身上還帶著一股空乘人員在飛機降落前噴在飛機上的殺蟲劑味道(可能還濕漉漉的哪)，看著匆匆行過的有軌電車與亂紛紛的人流，想：「老天啊，這裡有一個國家。」仿佛我私下裡發現了生命，就在另一個星球，或者一個並行的宇宙。第一眼，那兒的生命似曾相識，可它們又是完完全全不同的。

  我都沒辦法向你形容那種興奮。如果說那些年我有對澳大利亞產生過某些期許的話，那我把它想像成了類似南加州的樣子，一個永遠有陽光的地方，一種喜洋洋的枯燥海灘生活方式，但有一點點英國氣——又打板球又看海，我就是這麼想的。可眼前與想像完全不同。墨爾本安逸祥和的氛圍更像歐陸，而非北美，而且這裡下雨，下了整整一個禮拜的雨，這非常討我喜歡，因為它完全出乎了我的預料。

  而且，這可是關鍵處，我以一種自己始料未及的方式愛上了它，單刀直入，不含糊，不遲疑。我認為這與我的經歷有關係，我在美國待了半輩子，又在英國待了半輩子，而澳大利亞正好就是兩者的有趣結合。它隨意，活潑——不矜持，對外鄉人不一驚一乍——感覺非常美國，不過卻搭著英國的架子。澳大利亞人樂觀，不拘禮節，乍看之下像美國人，但他們靠左行駛，喝茶葉，打板球，公共場所擺著維多利亞女王像，小朋友的學校制服只有大不列顛子民才會面無愧色地穿上身的樣式。這讓我渾身舒坦。

  

  立刻，我敏銳地發覺自己對這個地方知之甚少，而且居然還挺高興自己無知。我不知道他們的報紙、大學、海灘和郊區都叫什麼名字，不知道他們的歷史和民間的成就，還區分不出警察和郵差。我甚至不知道怎麼叫咖啡。似乎你得明確長度(主要分長和短)、顏色(黑或白)，甚至還有與垂線所成的夾角(平還是不平)，這些詞彙組合使用，就有了多樣的排列方式——「長黑」「短黑」，甚至還有「長短黑」。我高高興興地試驗了不少時日，發現自己最喜歡「平白」。那一刻真是幸福之巔呢。

  由於我在作家節上的公務很少很少——上台講一兩次話，再被閃光燈掃兩下子——我有空在城市中徜徉，而且我帶著最大的熱忱去逛了，順耳偷聽市井閒話，坐在咖啡館裡與各種早報和半打飲料(我還在嘗試階段)為伴，把兩者均饕餮一番，看商標、看板和商店櫥窗里的牌子，出口問些徹頭徹尾的老外問題：「打擾，傑基豪(Jacky Howe)是啥？諾口(norks)是啥？澳客(ocker)是啥？[19]」

  我喜歡——現在還是喜歡——澳大利亞人說話，那種抑揚頓挫的節奏，那種不經意的直截了當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某個小獎項頒獎禮的招待會上——東吉普斯蘭地區青年農民新秀小說獎之類的吧，我去參加純粹是因為我樂意受邀參加任何活動，還因為他們保證會有雞尾酒供應——我正和自己出版商的兩位女性宣傳人員站在一起，某位顯然自戀的大人物翩翩然地進來了。

  「哦，看呀，是布魯斯·閃光光先生喏，」一個人說，然後冷冷地帶著高度濃縮的不屑添了一句，「他要去開信封啦。」

  另一個人給我講了他的一位英國朋友的故事。這位朋友在飛往澳大利亞的途中，空姐夾給他一塊熱毛巾，用了之後發現，毛巾是冷的。於是，他跟她說了——不是投訴，只因為他以為她也許願意給毛巾再加加溫。空姐轉身看著他，甜甜地笑著，只帶細細的一縷挖苦，說道：「喲，你幹嗎不在毛巾上面坐一會兒？那就暖了嘛。」一聽這個故事，我就知道自己更喜歡這個地方了。我還在自己喜歡的大陸上奮勇直前呢。

  由於我初見的是墨爾本，我對這個地方產生了某種奴性的依戀。要到墨爾本了，我還是有種莫名的興奮——不是你常聽人表達的那種情緒，而是——開著車經過中心商務區的浮華高樓，有一種歸家的滋味兒。那邊是我住過的第一家澳大利亞旅館，那邊是我嘗試的第一家咖啡店，那邊是遠近馳名的墨爾本板球場，我曾在裡面稀里糊塗地歡度了三個鐘頭，看了一場澳式橄欖球賽，吃了平生第一份(也是最後一份)「二十四肉餅」(「黑鷯哥做的，如假包換[20]」，賣家惡作劇式地跟我開著玩笑打包票)。如果言必有其義，那我要說，這裡就是我在澳大利亞的家。

  大部分人(當我說「大部分人」的時候，我無疑指的是初到此地的我自己)很久以來一直沒有意識到墨爾本是澳大利亞最重要的城市。雖然近一個世紀，雪梨比它稍大了那麼一點兒(墨爾本目前人口三百五十萬，雪梨則有四百萬)，墨爾本直到不久之前還是各項活動的中心，在金融和文化領域尤其如此。雪梨為了心理平衡，編了些刻薄玩笑，拿墨爾本貌似的缺乏活力開心，大多都很出彩，比如：

  你有孩子嗎？

  有，兩個活著，還有一個在墨爾本。

  這些年，雪梨編派墨爾本，還萬事搶在它的前頭，這自然讓墨爾本人有點難以接受。兩個城市之間相對地位轉化的最好例子莫過於1956年的奧運會選在墨爾本召開，而2000年，奧運會到了雪梨。如今，這成了大勢所趨。1956年，澳大利亞最大的公司中有五十家將總部設在墨爾本，而雪梨只有三十七家。今天，這個比例基本上就是掉了個頭。在上一代，跨國公司一般選擇墨爾本作為澳大利亞總部；今天，超過三分之二挑中雪梨。墨爾本還有更屈辱的呢，它眼中的雪梨只有——怎麼說呢——日間電視的那點智性，卻不得不眼睜睜看著雪梨大肆竊取其文化領袖地位，包括出版、時尚、電影電視以及所有表演藝術。曾幾何時，我去墨爾本見自己的澳大利亞出版商。現在，我要去雪梨了。

  說了這許多，一旦剝掉雪梨由其海港衍生出的巨大視覺優勢，在生活質量或文化享受方面，兩者也就半斤八兩了。墨爾本之於雪梨，就像洛杉磯之於紐約，伯明罕之於倫敦，伯仲之間，難分上下。

  墨爾本可能沒有雪梨那樣的海港大橋或歌劇院，可它也有自己獨一份兒的東西，而且毫不遜色。它擁有世界上最妖怪的右轉彎。如果你在墨爾本中心城區開車，並打算右轉彎，你不能進中間的車道，而是要切進左手邊的路緣——離你要去的那邊遠到不能再遠——然後坐等一個不知啥時候才來的時機(以我而論，直到所有的俱樂部和飯店都關門，大家都夜深回家睡覺的時候)，再拐過去。這麼做只為了避開有軌電車的車道——墨爾本另一特產——有軌電車開在路中央，可不能讓拐彎的車輛擋了它的道兒。這極其讓人摸不著頭腦，不單單是海外來的遊客，其他澳大利亞人——甚至，我以為，很多墨爾本人也鬧不清楚。

  不過真正讓墨爾本與眾不同的是它對澳式橄欖球的熱愛，這項運動在雪梨或新南威爾斯州鮮有擁躉，那裡熱衷的是英式橄欖球。有趣的是，墨爾本人不拿雪梨開涮，他們總是拿自己喜愛的橄欖球運動尋開心。段子是這樣說的：

  墨爾本舉行大決賽，一個到場觀看的男人驚訝地發現旁邊的位置空著。幾個星期之前，大決賽的票子就賣光了，怎麼會有空位啊？於是，他對空位另一邊的男人說：「打擾一下，你可知道這位子為啥沒人嗎？」

  「哦，這位子是我老婆的，」第二個男人回答，「不過她過世了。」

  「您節哀。對不起哦。」

  「是啊，她看比賽，一場不落的。」

  「那你怎麼沒把票子給朋友或親戚呢？」

  「哦，不行。他們都在參加葬禮呢。」

  我這是去看望老朋友艾倫·豪，很湊巧，正是他給我介紹了澳式橄欖球令人呆若木雞的獨特之處。近二十年前初見他的時候，我在倫敦《泰晤士報》做商業版的文字編輯，他則是對跖地來的乳臭未乾的新人。我已在那裡好幾個月了，他來了，分到的座位在我旁邊，做改稿校對的活兒。我不想說他當時實在年輕，可他畢竟還穿著童子軍的制服哪。同樣出生在前殖民地，我就罩他了，將自己所知傾囊傳授。誠然，我所知也就三樁事情——倫敦的勞埃德保險社名字里有個所有格符號，而勞埃德銀行則沒有；連字符在公司名「里奧·廷托-鋅礦石揀選集團」裡面的位置放得很奇怪；而員工餐廳則在地下室——不過那年月，做商業報導，你也只需要知道這些了。

  他學得很快，不久就把我們都比下去了。我記得有一天，我正在跟某位同事爭論「p/e比率」中的「p/e」到底是「陰莖嫉妒(penis envy)」還是「愛德華王子(Prince Edward)」，豪告訴我們那是「價格/收益(price/earnings)」的縮略，我就知道這個小伙子前途無量了。我得說，他沒有讓我們失望。他在《泰晤士報》出色地工作了一段時間，便回到澳大利亞，在那裡，他成為默多克的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到20世紀90年代初就當上《星期日太陽報》的編輯，現在他仍然掌管大眾讀物的版面。我一想起他扎著小圍巾，穿著藍襯衫坐在泰晤士報社的樣子，我這心裡啊，驕傲之情就油然而生。

  他和體貼溫柔的太太卡梅爾·伊根住在南墨爾本一棟可愛的老房子裡，那從前是家肉店。我遲到了，因為我粗心大意出了點小狀況，要在珀斯地圖上找墨爾本的地址，不過我最終還是繞出來了。卡梅爾迎接了我。

  「豪不在，」她說著領我進屋，「他出去跑步了。」

  「跑步？」我儘量不顯出大驚小怪的模樣，不過我認識豪這麼多年，他對全身鍛鍊的認識也就是站著喝酒了。而且，他是那種高能耗的不安分傢伙，生來長不了膘的。他要奔來奔去，也就跟我要奔來奔去一樣，為了掙子女上大學的開銷嘛。「為了他的心臟。」她補了一句。

  我看著她：「他有心臟病？」

  「不，當然不是。」她笑了，「只不過，你知道，他剛剛發現自己還有心臟罷了。」

  我立刻明白過來。長久以來，豪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疑病狂之一。多少年了，他從一個器官轉到另一個器官，就是相信其中之一將要廢了他這個人，讓他痛，老害他花錢。他永遠離群躲進角落裡，觸摸自己的身體尋找神秘腫塊，然後相應地調整自己的生活方式。

  於是，卡梅爾和我坐下來，喝了一杯好茶，我給她講那些遙遠的倫敦歲月，在她遇到他之前，她丈夫的趣事：我怎麼教他用肥皂，怎麼穿與衣服搭調的襪子，幫助他找到讓睪丸落下的法子——都是些日常小事。就在這個節骨眼兒，大人物「撲通」一聲進屋了，臉蛋紅撲撲的，上氣不接下氣，大汗淋漓。「嗨，夥計。」他終於吐氣說話，像臨終遺言似的。

  「你還好嗎？」

  「再好不過了。」

  「那你為啥跑步啊？」我說。

  「心臟，夥計。」

  「你的心臟又沒有毛病咯。」

  「沒錯，」他驕傲地說，「你知道為啥？因為我照顧它呢。」他道貌岸然地點了點頭，仿佛我不相信似的，然後對我這一身肥肉投來若有所思的一瞥。

  傍晚，我們步行去一家當地的飯店，在飯店，我們愉快地聊了許許多多——共同的朋友，工作，我此行去過哪裡，接下來要去何方，就是人們和一向少見的朋友團聚時候所談的那類話題。其間，豪不經意地提到自己最近去新南威爾斯州的拜倫灣玩短板衝浪，遭遇了鯊魚。

  「真的啊？」我欽佩地問道。

  他點點頭：「個頭還很大呢——九十英尺長的樣子。」

  「那離它有多近？」

  「近的哦。我差點兒就能碰到它了。」

  「那你怎麼辦？」

  「有策略地抽身而退。你以為呢？」

  「你不害怕？」

  他突然來了激情，仿佛恰被我一指觸發。「喲，」他說，「多少有點兒。」

  「有點兒？」

  「噢，是的。」他又返回了真摯的態度，仿佛有點兒害怕是澳大利亞允許的最大限度了，我就是這麼以為的。

  由此便引出了他的深情回憶。和動物有關的瀕死經歷，澳大利亞人對此總是大有可談——在昆士蘭州遭遇鱷魚，差點兒踩上殺人蛇，醒來發現一隻赤背蜘蛛懸在絲上朝某人的臉落下來。澳大利亞人在這種地方就很不厚道了，他們跟你談，前一半堅持說這個國家的危險被極大地誇大了，大可不必憂心忡忡；後一半就告訴你六個月前他們的鮑勃叔叔開車去馬奇，一條虎蛇從儀錶板下面游出來，咬在了他的腹股溝上，不過現在沒事了，他已經下了生命維持機，他們發現他可以通過眨眼睛與人溝通了。

  當然，我總是豎起耳朵聽這些故事的。

  「那鱷魚是怎麼回事兒啊？」我急急地問。

  豪微微一笑，有點兒發窘。「哦，卡梅爾和我去北面的昆士蘭州度假，在一個叫道格拉斯港的地方，我們決定」——他見她有糾正他的意思——「我決定租艘小船，去釣釣小魚，那會挺有樂子的。」

  「在鱷魚出沒的河口，」卡梅爾補充道。她對著我說：「艾倫小氣，不肯花錢租帶嚮導的大船，於是我們弄了條小船自己開。一條很小很小的船。」她示意他繼續說。

  「於是，我們弄到了這條小船，」他繼續說，寬宏大量地朝她那個方向點了下頭，「船上帶一隻小的舷外發動機，然後我們出發穿越河口。河口擠滿了其他船，惱人啊，不過我看見一個小水灣，於是我想，『噢，我們就試試那個方向吧。』小水灣原來是條河——真的很美的河。於是我們循河而上，棒極了，集大成的熱帶天堂啊——瑩綠的大河，叢林的背景，五彩的鳥兒在樹間飛來飛去。你想像得出來。最棒的是周圍一個人沒有。只有我們倆擁有這一切啊。於是，我們找了個好地方，我關掉引擎，我們坐著，魚線放在水裡，享受放鬆的時光。突然，卡梅爾指著岸上一塊寸草不生的泥濘地，我們意識到那是鱷魚下水的地方。不可能是其他了。接著，我們就發現沿岸還有幾個這樣的下水處。我們這才明白，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沒其他人到這兒來，因為鱷魚出沒嘛。我們剛得出這一重大結論，一側就水花四濺，仿佛什麼重物進入了水中，然後水裡出現一條線，隱隱地向我們移動。」

  「哇!」我說。

  「我就是這想法啦，布萊森。」他露齒一笑。

  「那你怎麼辦了呢？」

  「喲，我這樣棒的水手呀，跳向發動機，要跑路咯。只是發動機發動不起來了，就是不動了。」

  「同時，」卡梅爾突然插話，「我坐在船尾，看著那條線朝我們過來，說：『艾倫，鱷魚來了。它絕對是朝著我們來的。我們逃吧，夥計。你怎麼說啊？』」

  「我在拉繩子，拉啊拉啊，發動機只是撲撲撲地空響。鱷魚越來越近。終於，神奇啊，發動機啟動了，我們能動了。不過我們開錯了方向，為了掉頭，我們溯流而上，那可不是我們要去的地方。不論如何，一番磨蹭，我們撞了河岸，又激動地討論過我們這一分鐘就要翹辮子而這全都是我的錯之後，我們轉過了彎。只不過要出去，我們還得開過鱷魚所在之處啊。」

  「那鱷魚現在在哪兒呢？」

  「不知道。現在，它沒了蹤影。它在那裡某處，但我們不知道準確地點。它可能就貼在船邊。水色暗，能見度不到水下兩英寸。不過我們知道，有時候鱷魚會襲船。」

  「特別是一丁點兒小的廉價船。」卡梅爾說，對他微微一笑。

  艾倫幸福地笑了，露出了牙齒。「於是，我開大油門，」他繼續說，「船噗噗地提速到了時速半英里，我得承認，因為它是條很小的廉價船。我們得走四分之一英里，以蝸行的速度爬過鱷魚的領地，我們只能坐在那裡，希望感覺到船底被砰地一撞，然後船一斜，我們掉進水裡。這有點兒讓人心慌意亂的。」

  「你知道嗎？」我說，「一個舷外發動機引擎，在水下聽起來，那聲音非常像雄性鱷魚明確其領地的咆哮。這就是為什麼鱷魚常常襲擊小船了。」

  他們驚訝地看著我，可不常有外國人能嚇住澳大利亞聽眾哦，只不過我剛好讀了那本書。

  「我真高興，在道格拉斯港那會兒，我不知道這個。」卡梅爾說。她誇張地打了個哆嗦。

  「可你們好好地回來了，我以為。」我問。

  艾倫燦爛地笑了。「我們順流而下，越過河口，下了船——我是說全身而退——在它還沒碰到碼頭沿的時候。」他看著我，帶著非常愉悅非常期待的笑。「你猜那船我們坐了多久？我租了半天，記住這一點哦。」

  我表示自己想不到。

  豪湊過來，笑得開了花。「二十九分鐘，」他帶著無上的驕傲說，「蓋伊告訴我們，那是個紀錄。」

  「太棒了。」我說。

  「豪一家為之驕傲的成就。」他又說，你可以看出他說得真心實意。

  豪第二天要出報，卡梅爾帶我去遊覽。於是，第二天早上日上三竿，我們開車進城，退掉我租的轎車，買些東西，再到處轉轉。我們沿教堂大街開，找地方停車，就在卡梅爾跟我講她的工作時——她是國際新聞集團旗下其他澳大利亞報紙駐墨爾本的記者——她突然放下話茬兒，吐字清楚地說：「哦，看，那是吉姆·凱恩斯。」她指著前方一個提著椅子和牌桌穿馬路的小老頭。他看上去有點兒老朽，普普通通的模樣。「他當過惠特蘭政府的副總理。」她告訴我。我看著她，看她是否在跟我開玩笑，她笑得更真誠了。「他在那邊的市場上賣自傳。」她指了個帶遮棚的市場，那種你去買菜的地方。

  我看著她。「他賣書——自己的書——擺在牌桌上賣？」

  她笑了，喜洋洋地承認這可能會招外來客悲嘆兩聲世態炎涼。「我以為他靠這賺點小錢花花。」她又說。

  你明白嗎？這個男人在不久之前坐著這片土地上的第二把交椅。我以為，這就相當於在美國的明尼阿波利斯的商場裡，發現沃爾特·蒙代爾[21]坐在牌桌邊賣白宮杯墊和其他紀念品。

  「他經常到這裡賣書？」我問。

  「哦，他雷打不動的。你要見他嗎？」

  「好啊。」

  我們找到位置停好車，可到市場裡，卻發現他已經走了。顯然，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回家去。「我認為有時候他的世界變化太慢了一點兒，」卡梅爾同情地說，「他賣那本書賣了很久了。」

  我點點頭，又一次覺得澳大利亞真是個奇怪而遙遠的小國家。

  我們原本直奔移民博物館，不過途中經過了新造的皇冠賭場，所有墨爾本人對這個賭博殿堂要麼恨要麼愛，恨它是因為它卑鄙，勾引愚蠢的人們虧掉了積蓄，愛它是因為它魅惑，有時候出手闊綽。「你要去看看嗎？」卡梅爾問。我猶豫了一下——我自覺第一回到澳大利亞在雪梨的潘瑞斯美洲豹俱樂部已經滿足過自己對賭博的好奇心了——可她帶著不同尋常的自信說，「我覺得它會讓你感興趣的。」於是，我們走了進去。

  她英明正確得不得了。這是個好地方，規模巨大，充滿了各種浮華的文娛節目，就連潘瑞斯俱樂部也相形見絀。外面的高台上光影紛繁的雷射表演伴著同步的音樂，和著縹緲的煙霧(我猜更能烘托舞動的光柱)，可幾乎沒人在欣賞。真傢伙在後面的賭場裡，裝潢極盡奢華，貌似水無盡頭。我可以自信地說，任何人如果得到皇冠賭場的地毯合同，那他這輩子就用不著工作了。從場子的這頭走到那頭，足足二十分鐘。了不起的，是它生意那叫一個忙啊，不可思議地緊張。才不過午飯時間，已有大約兩千個賭徒誠摯登場。幾乎沒有一個賭檯或機器不在全力為人民服務。我還沒在拉斯維加斯之外見過這樣規模的賭場，而在拉斯維加斯，一大部分的進場者也只不過傻兮兮地兜來兜去，尋個樂子罷了。這裡的人卻是心無旁騖的。我在一張輪盤賭檯子邊看見一個男人，他在鋪毛氈的桌面上撒下大約二十張圓形籌碼，輸了個精光，然後摸出錢包，唰地抽出二十張五十塊的大票，買了更多。慢慢地——澳大利亞城市是個文化多元之地，一般來說你很少能注意到這些事情——我意識到他和其他顧客中的絕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我可能誤讀了他的著裝，不過他看起來像個侍者或廚子——肯定不像一個一下子輸得起千把塊的人。我把這一點對卡梅爾說了，她點了點頭。

  「蔚為壯觀的賭博人群。」她低聲說。她慘澹地笑了笑：「這是個大買賣。每年約有十億澳元都從這裡過。維多利亞州百分之十五的收入是賭博業賺的。」

  我想了一會兒，那也得幾億塊錢了。「那本州有多少卡西諾賭場？」我問。

  「只此一家。」她說。

  移民博物館就在亞拉河上，一棟雄偉的大廈，曾是本地海關的辦公樓，對照卡西諾賭場，那是一派鎮定和彰顯在外的睿智。它最近才開放，還光亮亮地閃著新氣。豪特別希望我參觀這裡，因為作為本地中堅，他傾力參與並推動了博物館的建立。由於移民經歷基本就是現代澳大利亞的故事，這裡其實是個社會史博物館，算得上我四處所見最棒的了。

  如洞穴般幽幽的中廳里，是一個步入式的展覽，形如遠洋輪船，設計上，用複製的艙房和各種曾有實用價值的藏品，傳遞不同時期的移民船上生活的味道。我特別喜歡20世紀50年代那段。我以為其原因在於我生長在海那邊的千里之外，沒趕上客運輪船的偉大時代，一直對遠航有著浪漫的憧憬。不論如何，我發現自己無法自控地流連於每一個船上生活的瑣碎細節——把一份四十年前的菜單研究得仿佛自己馬上就要在羊排和燉牛肉之間作出抉擇似的，想像自己的書和盥洗用品擺在床鋪邊的架子上，考慮參加當天下午的茶舞會時該穿行李標籤圖案的襯衫呢，還是以夏威夷蘭花為基本圖案的那件呢？

  我並沒有意識到——或者至少沒有停下來仔細地想一想——那時候到澳大利亞去意味著多大的時間和金錢投入。直到晚近如20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到英國的來回飛機票可以在墨爾本或雪梨近郊買個三居室了。澳洲航空公司於1954年引進了更大型的洛克希德超級星座式客機，價格才開始下跌，不過就算到了四五年後，坐飛機去歐洲依舊要報銷掉買輛新車的鈔票。而且既非迅捷又不舒適。超級星座客機飛三天才到倫敦，還沒能力避開大部分風暴。一遇到季風或氣旋，飛行員就沒法子，只好打開安全帶標誌燈，顛簸著衝過去。就算在正常情況下，它們的飛行高度也鐵定會多多少少遇上接連不斷的湍流(澳洲航空很誠摯地稱之為袋鼠線路)。按現代的觀點考量，這就叫折磨。

  因此，對20世紀50年代的幾乎所有移民來說，去澳大利亞意味著五周的遠洋航行。當然，就算現在，當你為了到達那裡，非得把自己在長了翅膀的罐子裡悶上整整一天的時候，澳大利亞給人的感覺就真的是遙遠啊。但是，當你站在船的甲板上，看著大陸一個接一個地遠去，估摸著一萬兩千英里船跡的距離的時候，它一定仿佛遠得無著無落。我細看了笑容燦爛的人們的臉，他們懶洋洋地躺在太陽椅上，或者邁著大步走在微風習習的甲板上。他們的表情，就像我在阿德萊德看的那本衝浪者天堂書里的人們臉上的一樣。這些人也是幸福的——洋溢著的幸福啊。他們正前往一個吉祥的國家，他們知道這一點。等待他們的，是充足的陽光和好工作、好房子、好前程，還有電熱水壺。他們正在度假，還要永遠地度下去。

  對澳大利亞來說，那是個有趣的年代。不僅是20世紀50年代數百萬外國人成為澳大利亞人，很奇怪，澳大利亞人也是同樣的命運。我這才學到，1949年之前根本沒有澳大利亞國籍這回事情。生在澳大利亞的人，在技術層面上，不是澳大利亞人，而是大不列顛人——仿佛他們來自康沃爾郡或蘇格蘭似的，是個英國人。他們效忠王國，英國人要打仗，他們就毫不猶豫地出發，為女王戰死在海外的沙場。在學校，他們學習英國歷史、地理和經濟，勤奮刻苦的勁頭仿佛從小在利物浦或曼徹斯特長大。我記得凱薩琳·維奇曾在一封信中給我講過一幅超現實主義的場景：20世紀30年代，一群學生坐在阿德萊德的教室里，看著窗外花開紅艷艷的特洛皮樹和一群群的笑翠鳥，學著蘇格蘭高山有多高，東英吉利的大麥產量有多少。

  澳大利亞人並非不明白這種狀況之荒謬，但英國是他們的全部。歷史學家艾倫·穆爾黑德曾這樣寫道：「我這代的澳大利亞人在一個與世隔絕的世界長大。在邁出國門之前，我們從沒見過一幢漂亮的建築，幾乎從沒聽人說過一種外來的語言，沒看過一場演繹出色的戲劇，沒吃過一頓有些講究的精緻飯菜，沒聽過一場好的音樂會。」最古怪的是，千百萬的澳大利亞人，儘管其中大部分從沒離開過這個國家，一輩子都奇怪而堅定地把英國視作家鄉。直到晚近如1957年的內維爾·舒特的小說《在海灘上》，書中一場核戰爭導致澳大利亞成了地球上最後有人居住的地方，作者還讓他的澳大利亞女主角悲嘆：「我原打算三月回家去，去倫敦。打算了好多年的……真是太不公平了。」她用「家」指代了一個她從沒見過，也再也見不到的國家。

  但就連舒特也寫道，澳大利亞這個國家正在經歷很大的改變。二戰時期，英國在緬甸和新加坡陷落之後撤出遠東，突然棄澳大利亞於孤立的危險之下，它就此挨了一記悶棍。同時，溫斯頓·邱吉爾這個既傲慢又魅力十足的男人要求澳大利亞的軍事長官帶部隊轉戰印度——也就是，拋妻棄子，為更重要的帝國利益去戰鬥。澳大利亞人決定不干。他們留了下來，進行了後衛戰鬥，努力阻止日本人越過紐幾內亞。

  出了澳大利亞，沒多少人意識到日本人逼近到了何種程度。他們奪取了索羅門群島的大部分和紐幾內亞的許多土地，就在北方，仿佛做好了入侵的準備。澳大利亞軍隊知道已到絕境，制訂了計劃退縮至東南一隅，犧牲了幾乎整塊大陸，只希望守住主要城市。這不過是一個拖延戰術罷了。幸運的是，美國海軍在中途島得勝，戰鬥的大潮移向他方，澳大利亞暫時獲得了解救。

  澳大利亞逃過一劫，卻留下兩道傷疤——一是明白了不能指望英國在危急時來解救它，二是面對北方眾多局勢不穩的國家，感覺到自身極度脆弱。這兩點在戰後歲月里深深地影響了澳大利亞的處世態度——現在亦是如此。澳大利亞被一種信仰攫住了，它必須殖民，否則就完蛋——如果它不利用所有空地，填滿所有這些空曠的空間，那外人就要代他們把這事兒幹了。於是戰後，澳大利亞打開國門。在1945年後的半個世紀裡，它人口飆升，從七百萬一直漲到一千八百萬。

  單靠英國供給不了需要的人口數量，於是他們歡迎全歐洲的人，戰後那幾年尤其喜歡希臘人和義大利人，這使得這個國家更加海納百川，超越了民族和地域的限制。突然之間，澳大利亞滿是喜歡紅酒、上等咖啡、橄欖和茄子的人，人們發現意面不一定非要是鮮艷的橘色，也並不一定是裝在罐頭裡的。生活的基礎和節奏整個改變了。各處都建立好鄰居會社幫助移民安居樂業，澳大利亞廣播公司提供的英語課程受到了萬人追捧。到1970年，澳大利亞可以自吹有了兩百五十萬的「新澳大利亞人」。

  當然，也非盡善盡美。在殖民的熱潮中，某些移民的接納缺乏深思熟慮，結果事與願違。1947年到1967年間，諸如救世軍、巴那多思兒童福利會和基督教兄弟會這樣的兒童福利組織移送了英國孤兒院中至少上萬的兒童，許多年紀小到僅有四歲。其動機出自真真切切的無私之心——人們覺得，孩子們在一個溫暖的、陽光燦爛的、需要勞動力的國家能有機會過上好一些的生活——但執行起來，卻常有欠細緻周全。兄弟姐妹往往被分開，從此再不相見，而且很多孩子基本上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沒有一點兒概念。在《帝國孤兒》一書中，作者艾倫·吉爾記述了一個小男孩的故事，他看見集合點的標牌上寫著「Barnardo’s party」(巴那多思隊)，高興得不得了，因為他以為「party」就是蛋糕和冰激凌。另一個孩子在船開出泰晤士河的時候問，他們是不是還趕得上回家喝下午茶。其他故事也大同小異，一樣辛酸。

  還有那很可恥的白澳政策，它允許移民官使用要求「不受歡迎的人」通過官方選擇的任意歐洲語言(包括一個著名的蘇格蘭蓋爾語案例)讀寫能力測試的方式阻止其入境，也可以一下狠心就驅逐非白種人。20世紀50年代初，主管移民的長官亞瑟·考威爾想要遣返一名印尼裔寡婦和她八個有澳大利亞國籍的孩子。如果說澳大利亞人還有一項光芒四射的美德，那就是信仰「公平」——基本的公義感——這件案子引發了抗議。法庭叫考威爾面對現實，這個排他政策不近人情的一面即刻開始瓦解。大約到了1970年，澳大利亞越來越意識到自己至少在地理上是個亞洲國家，而非歐洲國家，膚色築起的柵欄倒掉了，放進了數十萬的本地區移民。今天，澳大利亞是地球上文化最多元的國家之一。雪梨三分之一的人出生在他國；在墨爾本，四大姓氏是史密斯、布朗、瓊斯和阮。從全國來看，差不多四分之一的人父母雙方的血脈中均無英國先祖。對幾百萬人來說，這真是個新生的機會——基本上是慷慨的贈予和感激的接納。

  僅僅一代人，澳大利亞就重塑了自己。它從一個遭人遺忘的大不列顛前哨，鄉氣、無聊、文化不獨立，轉變為一個國家，老練了，自信了，有趣了，放眼世界了。大體上說，它實現這一切並沒有經歷衝突、混亂或嚴重的失誤——常常還帶著一種優雅的風度。

  事有湊巧，前幾天夜裡，我看了一部電視紀錄片，講20世紀50年代移民的事兒。受訪的人中有一位，十幾歲時從暴亂後的匈牙利來到澳大利亞。在這個國家的第一天，他按照指示去了當地的警局，用結巴的英語說明自己是個新移民，被通知來登記地址。警官瞪眼看了他一會兒，從座位上站起來，繞到桌子這邊。匈牙利人回憶道，他蒙了，以為警察要打他，可誰知警官一下子伸出粗大的手來，熱情地說：「歡迎到澳大利亞，孩子。」匈牙利人至今回想此事都驚嘆不止。說完之後，他熱淚盈眶。

  我真誠地告訴你，這是個了不起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