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一

  澳大利亞人得了相宜的名字，就往往死盯著它大用特用。我們可以把這種陋習歸罪於蘇格蘭人拉克倫·麥考利，他是19世紀上半葉的殖民地總督，主要成就是建造了橫貫藍山的大西部公路，推廣了澳大利亞這一稱謂(在他之前，整個國家被不咸不淡地稱作新南威爾斯或博特尼灣)，再就是舉世第一次差不多成功地使一塊大陸上的每一樣東西都從了自己的大號。

  真的，你在澳大利亞動不動就會撞上啥東西，提醒你他是這兒的主人。視線掠過地圖，你會找到麥考利海港、麥考利島、麥考利濕地、麥考利河、麥考利原野、麥考利山口、麥考利平原、麥考利湖、麥考利口岸、麥考利夫人之椅(俯瞰雪梨港的一處守望點)、麥考利夫人岬，還有個麥考利小鎮哩。我總是想像著他坐在書桌邊，端著放大鏡，俯身端詳各種地圖和海圖，時不時大聲召喚他的首席助理：「夫人，我們還沒有麥考利沼澤，是吧？看這兒這一小片矮林，還沒名字哩。你覺得我們該叫它啥呀？」

  順便說一句，這只是一些麥考利哦。麥考利還是一家銀行、一所一流大學、一本國家詞典、一座購物中心、一個溜冰場和雪梨一條主要街道的名字。這還沒提到雪梨的其他四十七條馬路、大道、林蔭路、小街，根據簡·莫里斯的說法，都是以此人或其家族命名的。我們也還沒有談拉克倫河、拉克倫山谷，或者冠以從他那不知倦怠的大腦里蹦出來的其他名字變體的地方呢。

  這一番折騰之後，你一定以為不會再留下多少空間了吧，但是麥考利總督職位的繼任者中有一位叫拉爾夫·達令的人，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撒得遍地。在雪梨，你會找到達令海港、達令大道、達令島、達令岬、達令赫斯特、達令頓等。在其他地方，達令那些不高不低的成就被銘記在達令丘陵、達令山地，另外一大把達令頓還有那條重要的達令頓河之中。而沒有被稱為達令或者麥考利的，大多被冠以亨特或者墨累之名。這就太讓人昏頭了。

  這些名字即使不是一模一樣，也常常會非常相似。在很北的地方有個約克角半島，南端則有個約克半島。19世紀傑出的探險家中有兩位分別叫斯特爾特和斯圖爾特，而他倆的名字也隨處可見，於是你一定得時不時地，通常都是在要求你即時做出判斷的繁忙路口停下來，開動腦筋：「現在，我要上斯特爾特高速公路，還是斯圖爾特高速公路呢？」這兩條路的起點都在阿德萊德，終點卻遠隔三千九百九十四公里之遙，所以這差別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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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第二天早晨開始，我一直在琢磨地名與拉克倫·麥考利紀念碑之間兩相混淆的這個問題，因為我把一早上的時間大多花在為了尋訪麥考利紀念碑而掌握麥考利地名上了。我坐在租來的汽車裡，努力在這規劃得亂七八糟、讓人暈頭轉向又沒個盡頭的雪梨中找出條路來。根據當地的電話號碼簿，本城有784個近郊住宅區或以其他方式命名的區域，在我為澳大利亞沒有被平房覆蓋的那一處角落而徒勞地上下求索中，我確信自己每個區都經過了。有些街坊，我到過兩次，分別在大清早和快晌午的時候。有那麼一段時間，我還想過就把車丟在帕拉馬塔的馬路邊上算了——我挺喜歡這個地方，人們還友好地朝我揮手——可我最終高速衝出了那座城市，高興地發現自己方向正確，正朝著利斯戈、巴瑟斯特和其後的諸多目的地進發，而且整個人快活得輕飄飄，就是你發覺自己在一片嶄新的未知大陸自由得沒有了羈絆時的那種感覺。

  接下來兩周，我打算漫遊我認為是文明澳大利亞的這片區域——澳大利亞的右下角，北起布里斯班，西南至阿德萊德。這個區域占該國陸地面積約5％，卻承載了80％的人口和幾乎所有重要城市(特別是布里斯班、雪梨、墨爾本、坎培拉和阿德萊德)。在這廣袤的大陸上，這還真真兒是唯一通常意義上適合居住的地方。因為它外在的形狀折了個彎，所以有時候被稱為回力鏢海岸，不過我的興趣實際上更著重內在。我先奔坎培拉，這首都有趣，如公園一般，卻奇怪地挺不受人待見。從那裡，我將穿越八百英里的荒涼內陸去遙遠的阿德萊德。在最終風塵僕僕卻依舊不屈不撓地到達墨爾本之前，我要在那裡見一些老朋友，他們會拉出軟管把我澆個痛快淋漓，然後帶我踏上許諾已久的維多利亞灌木叢林之旅。那裡蛇蟲出沒，人跡罕至，卻絕對會感覺美妙無比，不虛此行。沿路有好多可看呢，我非常興奮。

  不過首先，我得穿過藍山——雪梨西邊綿亘著的很久以來不可逾越的美麗山嶺。我駛入藍山，它看起來並不非常艱險：山勢隆起的高度不大，到處都披蓋著綠色的斗篷，讓萬物更顯溫順。但實際上，山陵被變幻莫測的峽谷和巨礫裸露的溪澗撕扯開，一些山壁陡直高聳幾百英尺，可愛的草木從近處看則呈現出異常糾結暗沉的樣子。在歐洲人占領的那個世紀中，最初四分之一的時間裡，藍山兀立著成為一道穿不過的屏障阻礙著他們擴張。一次次的遠征都為了找尋從中穿過的路途，卻總是無功而返。即便在那能夠撕裂人皮肉的下層灌木中可以取得些許進展，但在蜿蜒的峽谷中也幾乎不可能辨明自己所處的位置。某支探險隊的隊長沃特金·坦奇曾帶著完全有理由爆發出的怒氣記述道，他和他的人馬為登上一條艱苦卓絕的峽道拼搏了好幾個小時，登頂的時候卻發現他們站的地方竟然是打算到達之處的正對面。

  最後，在1813年，格雷戈里·布拉克斯蘭、威廉·查爾斯·溫特沃思和威廉·勞森三人終于越過去了。他們筋疲力盡，衣衫襤褸，而且按溫特沃思淒悽慘慘的記述所言，「我們總是腹瀉」，讓人覺得這輩子都要忍受這種來自大腸的不間斷騷擾了。他們花了十八天，但當他們步上約克山空氣清新的高處時，便得到了獎賞，看到了澳大利亞的白種人之前從未見過的壯美田園。下面，目之所及，延展開一座陽光燦爛的金色伊甸園，一片連綿的草場——足以滋養千百萬人口啊。澳大利亞將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他們將這個消息傳回雪梨，立刻震撼人心。兩年不到，一條大路穿過曠野，澳大利亞的西進殖民就此開始。

  今天，名頭響亮曼妙的大西部公路的路線，同兩百年前布拉克斯蘭和他的同伴們所走的道路幾乎紋絲不差。這絕對令人心生崇敬。這條路沿山勢而上，穿越其間，沿途多數地方逼仄狹窄，容不下現代化的大道。因此，大西部公路有陡然的轉彎和堅守不變的路面寬度，這種設計是為那個時代服務的，那時候，駕車人「啪」的一聲合上眼前的風鏡，拉動曲柄發動機車。就在不久前，我乘坐印度-太平洋火車途經這裡，不過車上的風景不好——透過像尖樁籬笆的桉樹林，間或瞥見了一道一道狹長的景色，可每次總突兀地一轉方向，進入了更加濃密的林地——而且不管怎麼說，我那會兒忙著探究火車上的一切呢。因此，我現在熱切地要近距離瞧瞧大山，特別是在卡通巴小鎮鳥瞰的那片如夢似幻的著名風景。

  唉，我沒運氣喲。我沿著曲折的山路進了山嶺深處，毛毛細雨打花了擋風玻璃，寒颼颼的霧氣打著旋，開始充溢四面聳立著的角瓣木和黃樟之間的空隙。很快，霧濃了，像木柴煙。我還從沒在這樣的霧天出過門呢。只幾分鐘，就像駕著小飛機穿越雲層似的。原先還看得見前面有個發動機罩，後來，就只白茫茫一片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死盯著車道開車——這路狹窄曲折得反常，能見度又這麼低，任何一個突然出現的拐彎處都會引來高聲驚叫。

  最後，我總算到達卡通巴小鎮，那兒的霧氣更大。城鎮縮成了鬼氣森森的模糊幻影，時不時地從濃霧中隱隱現出形來，像「奇幻之旅」里嚇人的玩意兒。我的車速每小時不到兩英里，可還是差點兒兩次撞上停在路邊的汽車的車尾。我不知道自己幹嗎還費這麼大勁，不過已經走這麼多路了。我找到了去一個名叫回聲點的瞭望台，停車，走下來。毫不奇怪，那裡只有我一個。我走過去，握緊欄杆，放眼望出去，就像你在一個瞭望處做的那樣。我的面前，什麼都沒有，只有深不可測的白，還有霧氣帶來的那種特殊得讓人焦躁不安的寂靜。讓我吃驚的是，這乳白色的抑鬱之氣中竟然出現了一對上了年紀的夫婦，衣冠楚楚，一路蹣跚而來，裹得嚴嚴實實，仿佛為了應對漫長的冬季。老頭走得特別顫顫巍巍，一邊拄著拐杖，另一邊靠著他的妻子。

  他們上來了，老頭詫異地看著我。「今天你啥都看不到!」他厲聲說，仿佛我不單浪費了自己的時間，也在浪費他的時間似的。從他的音量上，我猜測他可能有點兒耳背。「三十六小時之內散不了。」他不容置疑地繼續說，「太平洋上的低氣壓經常發生。」他睿智地點了點頭，和我一起沉思著凝視這一片虛無。

  他的妻子對我淺淺一笑，含著歉意，帶著長期耐心忍受的影子，又顯得有一點若有所思。「過會兒可能就會散了。」她懷著希望推測道。

  他瞅著她，似乎她剛剛宣布打算在路面上拉堆屎。「散？才散不了呢。太平洋上有個低氣壓。」他瞅了好一會兒，仿佛要用拐杖抽她似的。

  然而，她的樂觀並沒有受到些微的干擾。「你不記得在班伯里那會兒如何一會兒就掀出艷陽天的了嗎？」她說。

  「班伯里？」他難以置信地回答，「班伯里？那是國家的另一邊。根本就是不一樣的大洋。你在說什麼哪？你瘋了。你打算進精神病院呢吧。」我突然辯出了口音。他是英國的克郡人，或者至少曾經是。

  「那天看上去不會放晴，」她對著我繼續說，期待我是個更具同情心的聽眾，「然後，確實就放晴了——」

  「這是另一個大洋，女人!瘋了還不算，你還聾了是吧？」很明顯，這許多年來，他們就是這麼對話的，至少在基本要素上是這樣。「印度洋有很不一樣的氣象條件——很不一樣。傻瓜都知道。」他安靜了半秒鐘，又說道，「我原以為我們是來喝茶的。」

  「沒錯啊，親愛的。我就是想我們可以稍微逛一逛。」她靈巧地幫他又邁開了步子。

  「逛一逛？逛什麼？這裡沒什麼可看。又聾又瘋還不算，你還瞎了是吧？三十六小時之內，天好不起來。」

  「我知道，親愛的，可——」

  不一會兒，他們就只剩下飄浮於一幅白紗之外的人聲了，接著沒了一點兒蹤跡。

  我不情願離開此地，便在布萊過夜，那是沿高速路再開十幾英里後，出現在樹林中的可愛小鎮。上床之前，我朝汽車旅館的窗戶外最後看了一眼：高速路上一輛小車慢慢開過，前燈宛如探照燈，整個世界在一床厚實的黑暗鴨絨被下安息了。看上去希望真是不大呀!

  所以你可以想像第二天早晨我醒來發現明媚的陽光灑過床鋪並充溢戶外樹梢的時候是多麼驚訝。我向一個金色的世界打開門，那明亮的光弄得我睜不開眼。鳥兒在色調奇異的灌木叢里啁啾。我一刻都不浪費，立馬返回卡通巴。

  我回到回聲點，那裡的風景卓爾不群——寬闊的山谷里森林鬱鬱蔥蔥，方頂的裸露岩層和山頂點綴其間，四下里寂靜浩瀚，莊嚴。天空無雲，只是一片深厚的藍。即使在早上九點，你也能判斷出當天將會非常炎熱。我花了差不多一個半小時在懸崖頂上行走，從各種各樣的角度欣賞美景。我還看了卡通巴瀑布和被稱為「三姊妹峰」的兀自直立砂岩。最後，我徹底滿足了，悠遊地走回小鎮去喝咖啡。

  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的時候，卡通巴是有見識的斯文人熱衷的休養之處。這裡遠不如邦迪或其他海灘前哨那麼反傳統，在邦迪那種地方，年輕人也許會見到超出健康程度的皮肉，或者無意中聽到罵人的粗話——男人們講「他媽的」「放屁」等。卡通巴提供了更為優雅的追求：在林間漫步，在水療池子裡泡泡，晚上隨著管弦樂聲舞蹈。今天，卡通巴帶著一絲抓狂的味道留住自己已經逝去的輝煌。它的主要街道上散布著裝飾藝術風格的建築，特別要提一下那家靈光的老電影院，不過連這家電影院在內的一些建築卻大門緊鎖。

  我買了張晨報，找了家咖啡館。我總是很驚訝地發現到訪一地的人很少關注當地的報紙。我個人卻除了讀一讀這個你基本上毫不了解的地方出版的報紙，再想不出其他更加有趣的事情——在公共場所端著杯咖啡的時候，肯定沒其他事情可做。發現一個國家的紛紛擾擾與自己毫無干係，這是多大的愜意啊。我喜歡讀醜聞，自己則從未聽說過涉事官員的名諱；喜歡看追兇，即便發生地的名字聽上去依稀而遙遠；喜歡讀受人尊敬的藝術家和思想家的專題，自己從未耳聞過他們的成就，但他們的才華我一定得頂禮膜拜。我最愛深入彩印副刊，瞅瞅這一方世界的海灘上時髦的是啥，廚房裡的新鮮玩意兒是啥，如果我有理由在達博或烏魯魯長住又有四十萬澳元的話，能用這些錢干點啥？這些喜好都能給我帶來一種優越感，幾乎就是違法亂紀了，仿佛正在翻查陌生人的抽屜似的。花一把硬幣，你還能在哪裡得到這樣的樂趣呢？

  這一回，我正在追看一起誹謗官司：兩位政府官員起訴出版商，起因是某書隱射原告以往生活作風有失檢點，含有已被證明是無根無據的惡言毀謗內容。每一天，審判現場的氣氛都幽默得令人興奮至極。就在最近，被告方的一位前任領導走上證人席作證，出於某種任何精神健全的人都想不透徹的原因，開始繪聲繪色講述與該書或本官司有所牽連的其他官員的所謂生活不檢點的故事。不過，這個事情吸引我的首要原因則是兩位處於事件中心的官員名叫阿博特和科斯特洛[7]，這種簡單而喜氣的巧合使得此事尤其特別。

  就這樣，我高興地坐在那裡沉浸其間，突然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帶著不滿的腔調頗為大聲地說道：「這不是草莓醬。這個是黑加侖。」

  我抬起頭，看見了前天遇到的那兩位小個兒老年朋友。除去了帽子、大衣和圍巾，他們看上去又弱小了許多。衣物疊得整整齊齊，在他們旁邊的椅子上堆得老高，仿佛等著送進衣櫥似的。我揣度也許他們穿這麼多並不為保暖，而是穿穿脫脫的，有助於打發一天的光陰。

  「他們沒有草莓，親愛的。」妻子靜靜地說，「那位女士解釋過了。他們只有黑加侖和橘子醬。」

  「嗯，我兩種都不要。」

  「那麼兩種都不吃好了。」她這話說時帶著一點倦意。

  「但它在我的吐司上呀。」

  「不，親愛的，那是我的吐司。我給你要了一份果醬甜甜圈。」

  「果醬甜甜圈？果醬甜甜圈？你瘋了嗎？我不喜歡果醬甜甜圈。這茶是冷的。」

  我彎下身子，躲進報紙後面，不過出門的時候，我停下來向這對老年朋友問好。我是哪位，老頭並沒有很清晰的概念。我注意到那果醬甜甜圈已經吃得精光，他面前的盤子裡只有小小的一滴紫漿閃著微光。

  「他是回聲點上的那個年輕人。」老太太解釋說，但她的丈夫正忙著用匙子追逐那一滴果醬，無暇顧及我呢。

  「我看天放晴了。」我歡快地說。

  「經常這樣子的，」老頭低吼一聲，頭都沒抬一下，「我說持續不了三十六個小時的。」

  「有一回在班伯里，我們有過一模一樣的經歷，」老太太對我說，「大霧瀰漫，可突然霧散雲開，陽光燦爛。親愛的，你還記得嗎？」

  「差不多吧，」老頭心不在焉地說。他耐心地用食指把那逃來逃去的果醬放妥，提起匙子，塞進嘴裡，一臉的滿足。「差不多吧。」

  於是，我再次踏上蜿蜒的路途。過了布萊克希思，高速路便開始下坡，坡度陡峭，曲曲折折，直到利斯戈，這條路環繞山腳為其飾邊，之後調轉方向，穿越草原，朝鄉鎮巴瑟斯特而去。現在，我身處大陸中心的村野，在地質上稱為墨累-達令盆地。四野里，到處長滿高高的淺黃色草，倦怠地盪著起伏的草浪，周邊是毛茛屬植物，統統沐浴在最最甜蜜而明媚的陽光下。零星的有一些枝繁葉茂的樹，每棵樹都蔭蔽著一座白色的農舍。目之所及，沒有一棵桉樹。我幾乎有置身美國中西部的感覺。

  我此時正在進入的這片世界歡迎人們的到來，不再像當年布拉克斯蘭和他的朋友們在我背後的高山上第一次俯瞰它時那樣未被人識。當第一批移居者從樹木繁茂的高山上走下來，他們驚訝地發現了成群的奶牛，數以千計，心滿意足地吃著高高的牧草——全部都是多年前從雪梨灣走失的那些奶牛的後代。人們後來得知，多年前奶牛繞過高山，通過一個山口去向南方。為什麼二十五年裡就沒有一個人嘗試這麼做呢？人們很少問這個問題，也沒有得到過滿意的答案。

  這片富饒的平原也沒有像一開始預想的那樣無邊無際。優良的牧場僅僅從海岸向內陸延伸幾十英里，就連這也視乎乖戾得令人沮喪的自然而異。現在仍舊是這樣。從我行車之處往北約一百英里左右，在這片草場的邊緣，是小鎮寧根。在1989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8年，小鎮均遭受了驟發的狂暴洪水，弄得滿目瘡痍。就在寧根翻來覆去遭受洪災的這段時間裡，往西八英里的科巴鎮卻有五年滴雨未下。我想我已經說得夠清楚了，這是個多災多難的國家。

  但是明眼裡，這個地區看上去和順討喜得一塌糊塗。農場井井有條，我經過的市鎮散發出舒適繁榮的氣息。很難相信，群山後面就是有著四百萬人口的大都會。我感覺自己闖進了某個為世人遺忘的自給自足的神奇世界。這裡有我經年未見的東西。有老式油泵的加油站，但加油處沒有天棚，於是你要在大太陽下泵汽油，我肯定這就是上帝的本意；有金屬風車，曾經矗立在堪薩斯農田裡的那種；還有人們在其中生息的小鎮——各做各事的人用一個微笑一個點頭彼此招呼。其間都有一種熟稔，但那熟稔的事物已處於半被忘卻的狀態。漸漸地，我意識到自己確實在美國中西部——但那是很早之前的美國中西部。簡而言之，我正處於一個奇妙且溫暖人心的發現之旅：在澳大利亞的城市之外，仍舊是1958年的美國。這似乎看起來不可能，可它就在你面前啊。我開車駛過了自己的童年。

  這多少與那耀眼的光線有關。這是那種純淨且未經漫射的光，只可能投自真正火熱的碧空。這種光使你單只盯著混凝土公路看就會眼睛疼，使遠處的每一個反光的表面都變成一點閃閃發亮的火焰。你知道嗎？在天氣非常好的日子裡，有時候太陽會以不尋常的力度照耀著，使大地上最平凡單調的物體放射出奇異的光芒，於是你往日經過時不看一眼的大樓和建築突然變得醒目了，甚至漂亮了。啊，在澳大利亞，似乎每時每刻都有那種光。一時三刻，我辨出這正是童年時代艾奧瓦夏日的光，我驚訝地發覺自己已經很長時間沒有見到它了。

  這多少還與這條路有關。幾乎所有的澳大利亞公路都僅有兩車道寬，這就產生了大不同。車行在公路上，沒有與廣闊的世界割裂，反而緊密地聯繫起來。風景有著數以百萬計的細節，就在你身邊，近在咫尺，並未模糊進遠方蒼茫的背景之中。它在總體上改變了你的看法。沒有必要匆忙，倒不如穩穩噹噹，欣賞風景。它只是要你有那麼一絲絲清醒，注意半英里之外那輛運小雞的舊卡車就行。這裡沒有那種瘋狂且不相干的緊急情況——一輛車從你旁邊經過，尋絲覓縫往前鑽，保持車速等——使得每次在州際公路上駕車都勞心勞力，很不痛快。當你在這樣的路上遇到一個市鎮，那就是件大事了。你不會飛馳而過，而是慢下來，以一種莊嚴的態度緩緩駛過，像遊行隊伍中的花車，慢得只要你想就可以跟路人點個頭，可以看清主街上櫥窗里的貨品。「哦，男式雙面針織衫的價錢很貴嘛。」你若有所思地說，或者是「巴瑟斯特的草坪躺椅要便宜些」。不用說，你這是自言自語呢。有時候——實際上是經常啦——你會停下來喝杯咖啡，到商店裡隨便看看。

  然後，你再回到通暢的道路上。一開始自然開得有點兒快，追求速度是人的天性嘛，但接著——哎喲——你轉過一個彎，發現自己正快速沖向自卸貨車的屁股，那車噴著黑煙，費勁地爬著坡呢。於是，你放慢車速，拉開車距，優哉游哉。你抬起一條胳膊擱在車窗沿上，一根手指搭住方向盤，徜徉起來。好多年沒這樣了啊。從孩提時代起，你就沒這樣行過車。你已經忘了行車還可以有樂趣。我喜歡這樣。

  仿佛為了加強在澳大利亞駕車那種愉悅的追往撫昔感，我開始尋找那些專門播放懷舊老歌的鄉村電台。我要找的懷舊老歌不是20世紀60、70年代的那些，而是更早的歌。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後一個這樣的國家吧，在這裡，你打開電台，大有希望聽到佩姬·李或朱莉·倫敦，甚至可能聽到吉賽爾·麥肯錫的歌，他們在50年代的大獲成功只能歸因於一副迷人的笑顏和生活在一個沒有鑑賞力的年代的運氣。要說給澳大利亞的鄉村電台做個全面的歸納，可能放肆了些，因為我在當地的時候收聽這些電台的時間不超過六七千個小時，所以我可能錯失了一些好東西，但我會這樣講：當我們的現代豐碑碎裂為塵土，當時間的手不經意抹去20世紀所有的蛛絲馬跡，你可以確信，在某個澳大利亞的小鎮，會有一個DJ在說：「這是多麗絲·戴和她帶來的經典名曲《順其自然》。」我也很喜歡這一點。

  差不多一周時間過去了。

  按著這樣的快樂方式，我經過了利斯戈、巴瑟斯特、布萊尼和林德赫斯特，最後在下午3點左右，在考拉停了腳，這是個整潔而緊湊的社區，有8207人，地處拉克倫河上的拉克倫山谷——當然，這兩個地名就來自我們的老朋友麥考利先生。我一點不了解考拉，不過我很快就知道此處在澳大利亞頗有名聲，是臭名昭著的考拉越獄事件的發生地。

  二戰期間，出了考拉就是一個戰俘營。一邊關著2000個義大利戰俘，另一邊則是2000個日本人。義大利人是模範囚犯。他們發現自己被送離前線，輾轉來到一個遠離槍炮轟鳴、陽光燦爛的遙遠國度，在克服了由之產生的屈辱感之後，他們安定下來，好好做人。他們不屈地掩藏了自己的失望，人們幾乎都以為他們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新處境。他們在當地的農場幹活，看守也很鬆。他們的長官——我喜歡這個——根本沒有被看管。他們想來便來，想去就去，只被要求隨手關門別放蒼蠅進屋。人們經常看見他們溜達著到考拉買香菸和報紙，還可能去拉克倫的旅程中喝杯開胃酒。

  日本人卻是另一副鬱郁的模樣。他們拒絕做工，也不合作。大部分人給的都是假名，被俘造成的羞恥感在他們身上顯得很沉重。荒唐而悲慘的是，1944年8月的一天半夜，其中1100人上演了一出自殺性集體越獄事件，他們大喊著萬歲從營房裡闖出來，攥著棒球棒、椅子腳和其他能弄到手的任何武器，一股腦兒地向看守塔發起了衝擊。目瞪口呆的守衛向人群一頓掃射，但很快就被囚犯制伏了。沒幾分鐘，378名囚犯逃進了曠野。他們打算在那裡幹些什麼也就隨人怎麼猜了。澳大利亞人花了9天時間完成了對他們的合圍。最遠的跑出了15英里。日本人死亡231人，傷112人。事發當天，3名澳大利亞人被殺，在後來的追捕中又有1人死亡。

  這段歷史都在考拉遊客中心的圖片和其他展覽中展示，以資紀念。那遊客中心本身就很不錯，而後面的一個作為小型視聽劇場的房間，我認為那是我見過的——當然是在荒原小鎮裡見過的——最令人陶醉的東西之一。

  玻璃後面，一個小小的台子上擺著戰俘營的舊物：一些書和日記，兩三張鑲了框的相片，一副棒球棒加手套，一個藥瓶，一副日本棋。我進去的時候，房間裡的燈光自動暗了下來。放了一點兒開場音樂，然後——令人陶醉的來了——一位身高大約6英寸的年輕女子從一張鑲了框的相片中跨出來，在舊物之間邊走邊講述19世紀40年代的考拉和那次越獄。我的嘴巴都張開來了。她講解的時候，不僅僅是在舊物間走動，還與它們互動——她繞著書走，閒散地依靠在貝殼製成的盒套上。正如你所能想像的，我站起身，走近了看，我可以告訴你，不管離那玻璃有多近(我把腦袋頂在玻璃上，就像小孩子想要逗樂的時候那個樣子)，你都看不出端倪。身材好，全彩色，吐字清晰迷人，這麼個相當漂亮的三維人物就在我的面前，只有6英寸高。這是多年來我見到的最可愛的東西。顯然，這是自下方由某種方式投射播放的影片，可沒有突突的聲響，沒有畫面的凸凹，沒有毛糙或扭曲的線條，跟真的一樣。她是一張完美的小全息圖。值得一提的是，敘述文字討人喜歡、信息量大——是該類文字的典範。我看了三遍，印象深得不能再深了。

  「很好，是嗎？」接待處的女士笑嘻嘻的，看見了我出來時臉上驚奇的表情。

  「是呀!」

  她料到了我的疑問，遞過來一張解釋其原理的覆膜卡片。這個演示是雪梨的一家公司做的，採用了一種廣泛應用已有一個多世紀的光影技巧。基本上就是把影像投射到玻璃板上，那玻璃板擺得有技巧，正好觀眾看不見它。除此之外，真正的難點在於嚴格把握女演員的精確走位。這一準花了好幾個月。簡直棒極了。

  而且，我得這麼說，如果他們找到法子讓這個小人跳大腿舞，那他們就發財了。

  我到達揚鎮，結束了這天的旅程。這個鎮子在一片長滿李子和櫻桃的鄉間，從考拉朝坎培拉方向沿奧林匹克公路前行四十英里可到達。我在距鎮中心不遠的小街上找了家汽車旅館，開了個房間。老闆是個看上去很強健的小伙子，穿著短褲和短袖汗衫，他按登記卡讀出我的名字，說道：「你好，比爾。歡迎來到揚鎮，」然後用力地握了我的手，仿佛是吸收我加入某某秘密社團似的。澳大利亞人的友好——相當真誠自然，就我所能理解——一如既往引人驚異或令人感激。在這之前，從沒有一個汽車旅館主像用氣筒打氣一樣的力氣跟我握手，也不曾這樣高興命運將我們拋到了一起。「很高興你來啊，」他往下說，打氣式握手還在繼續。「我叫布魯斯」——管他呢，我已武功全廢，聽不清楚了。

  「啊，你好，布魯斯，」我猶猶豫豫地結巴著說，「我是比爾。」

  「好的，比爾，我們已經核查過了，」他說著突然就放開了我的手，「你在6號房間。」

  我拿著鑰匙去房間，打開門，走了進去。這間屋子的一分一毫都是1958年的。我的意思不是說自1958年起，這裡就沒有裝修過，也沒有一絲絲不敬的意味。我的意思是，房間裡面的就是1958年。牆上裝了有結瘤的松木護牆板，電視機上有個超高頻撥盤，抽水馬桶的座圈裹著印有「已消毒」字樣的花紙頭，臥室的抽屜里放著兩張有旅館圖案的免費明信片和一個紙袋——我被強烈要求為了自身將來方便，將馬桶里抽放不掉的東西放在裡面。袋子上有個女人的畫像(這大概為了提示我們，這是給女士們放「個人」物品的，而不是放諸如玉米棒子或小的機械零件之類)，那模樣幾乎要被認作瓊·克里弗[8]了。我真是樂得不能再樂了。我卸下行李，穿過向晚烤人的熱浪走進鎮子。現在，我處處見著50年代。我注意到，在澳大利亞，就連「兒童過街處」的標牌上都是那個年代穿著的孩子——小女孩穿著連衣裙，小男孩穿著西裝短褲，就像迪克和簡[9]的剪影。

  表面上，揚鎮並不非常像我長大的那些鎮子。異常寬闊的街道(澳大利亞鄉鎮還真是喜歡寬闊的街道)，紅色的鐵皮屋頂，每一棟商業建築四周都有著帽檐樣的金屬人行道天棚——不用置疑，都是澳大利亞式的。不過，論運轉方式和內里的貨色，揚鎮熟悉得不可思議。在這個地方，你出門干件啥事兒，就開車進鎮(不是出鎮哦)，在主街上一個不規則的空當里停車。光這一點就讓我呆了好幾分鐘。我已經忘了曾經有那麼一個時期，整個社區的汽車都需要能在主街邊稍稍停一會兒。我帶著深深的景仰之情到處逛。除了銀行和一家超市，商店都是當地人經營的，都帶著與之相應的品位和形式特點。這裡有我經年未見的店鋪——修理鋪子、小電器店、餅店、修鞋鋪、茶室——有時候，他們賣的貨品混搭得厲害。在主街的遠端，我就碰見一個這種特點異常突出的地方，引我駐足。

  這是一家賣寵物補給和色情書報影碟的店鋪。我很嚴肅的。我向後站了站定睛看店招，然後朝櫥窗里瞥進去，最後才走了進去。店比較小，我是唯一的顧客。店的後半部有個高台，一個男人坐在收銀機旁邊，讀著報紙。他沒打招呼也沒做其他任何表示，這有點奇怪——因為這很不澳大利亞——後來我才意識到他這是在謹言慎行哪。我想他的大部分顧客都像我現在一樣行事：走過來走過去的，對樟腦草和除虱粉不同尋常地思之再三，還時不時停下腳步細看碎魚肉糜或類似東西罐頭上的標籤，結果呢，純粹出於偶然，在商店的後部，進到了呼吸粗重的區域。顯然，我現在就這副樣子了。成人區被圍成一個小場子，得通過一扇木門才可進入。我站在那裡，門發出小小的電子蜂鳴——這種蜂鳴就是辦公大樓里僻靜處有門打開時發出的聲音——挑逗似的洞開了。我一驚，四下里瞧。男人怎麼看都還是埋頭看報紙呢。他仿佛都沒注意到我在店裡，更別說站在色情天堂的門檻上了。我傻兮兮地咧著嘴笑，想著走到他跟前去解釋，說他犯了一個很可理解卻有些搞笑的錯誤——我可不是絕望得不顧一切的性變態，急需圖片養料的慰藉，而是一名體面的旅遊作家，被店裡不同尋常的貨品並置吸引進來的。然後，我們就放聲大笑，也許就此有了一篇稿子的發端。

  可就在這時，我突然有了個主意，如果我當真買了啥呢——我不是說自己會買，但另一方面我還沒給孩子們買啥呢——我大概不想自己的名片被釘在他的告示牌上。我還想到自己有責任去發現他這兩條路數的生意之間是不是有著某種意想不到的聯繫。也許養寵物在澳大利亞鄉下有著某種完全不同的意義。就不說《狗迷》雜誌了。就我所知，外面的，貨架上擺滿了題名輕鬆活潑的動物保護主義出版物——《頭等良騎》《鞭子與領子》《浴羊樂》。誰能說得明白？顯然，我有責任去弄個明白，於是我又面露嚴肅的考究神情，走了進去。

  實際上，我還從沒有進過這種地方呢——我不是說寵物用品兼色情店鋪，我是說各種類型的成人商店。坦率地講，我震驚了。參與者是人，不是動物。除此之外，我可不願意說得更明確了。揚鎮寵物食品店後部肯定不是1958年。我要說的就這句話了。

  二

  雖然我很高興自己在揚鎮(或者任何地方)發現了一個兼營色情用品的寵物小鋪，我在當地的工作的格調卻要稍微高一丁點兒。我去看了著名的羔羊洲博物館，那是為紀念小鎮作為掘金前哨的輝煌歲月而建造的。那天下午已經太遲，來不及參觀博物館了，第二天早上九點，我就出現在它的前門，可發現博物館要十點才開門呢。

  人生在世，光陰不可浪費，我決定去鎮中心的咖啡館吃早飯，讀點東西了解一下背景知識，算是備備課。十分鐘之後，我就坐在揚鎮主街上一個幾乎全空的房子裡喝著咖啡，一邊等雞蛋培根，一邊翻閱又厚又重的單卷本澳大利亞歷史。這書的作者是著名歷史學家曼寧·克拉克，我幾天前在雪梨剛買的。

  澳大利亞的掘金史是一個快樂而且總體上溫暖人心的故事。它肇始於一個名叫愛德華·哈德雷夫斯的小伙子，他在1849年從雪梨去加利福尼亞採金地，希望能發家致富。他挖了兩年，除了泥巴，沒找到任何東西，不過他卻注意到加利福尼亞蘊藏金礦的地帶與藍山外新南威爾斯的土地——我剛剛開車駛過的農村地區——有著超乎尋常的相似之處。

  在別人還沒有類似想法之前，哈德雷夫斯匆匆回到澳大利亞，開始在奧蘭治和巴瑟斯特周邊的溪床中尋覓，很快就發現了金子，而且含量有利可圖。他的發現不過一月，千把人就蜂擁而來，在整個地區埋頭揮鎬，把岩石都翻了個身兒。他們一知道要找的是什麼，就開始在各個地方發現金子。澳大利亞渾身都是這東西。一個原住民農場工人被一大塊石頭絆倒，那石頭產出了近八十磅珍貴的礦石，基本上一地都不可能發現這麼大的量啦。這足以保證他一輩子過得跟王公一樣顯赫了——只不過，作為原住民，別人不准他保有這塊石頭。那塊石頭落入了該地地主的手中。

  這股淘金潮剛剛成勢，新建立的殖民地維多利亞邊界那邊就發現了藏量更加豐足的金子。澳大利亞發起了黃金高燒，加利福尼亞淘金熱與這熱度比起來都顯得軟弱無力、分量不夠。市鎮的人口明顯下降，工人們都出發去尋找發財的機會了。商店沒有了店員；警察棄掉了崗位；妻子們到家，只見桌上有張字條，篷車卻無影無蹤了。這年不到年終，估計維多利亞有一半男人都在挖金子，成千上萬的人正從國外湧入該國。

  淘金潮改變了澳大利亞的命運。在此之前，人們只能被一點一點地勸到此地紮根。現在，地球的每個角落都湧起了移民潮。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該國收納了六十萬張新面孔，人口翻了一番不止。此番增長的高地在維多利亞，採金地最富饒的地方。墨爾本的規模已經超過了雪梨，有一個時期，按人頭計算，它還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但是金子的真正影響，是終結了澳大利亞作為流放之地的命運。倫敦意識到流放被看作是機會而非懲罰，罪犯渴望著被送往澳大利亞，將這個國家留作監獄的觀點就難以為繼了。直到1868年，才又有幾船犯人被送至西澳大利亞州(他們在那裡也會發現金子，同樣數量可觀)，但18世紀50年代的淘金潮標誌著澳大利亞不再是一個集中營，它開始成為一個國家。

  除了等著發掘的財富，掘金人的日子並不容易。為了給每個人公平的機會，開礦者們只被允許保留很少的開礦產權地——一塊只有幾平方碼的區域——這就成了問題的源頭。1860年4月，人們在揚鎮的前身羔羊洲發現了金子，尋找發財機會的人大批大批地來了。到1861年，包括2000個中國人在內的22,000個人在此開礦，每個人只有一片椅前桌下放置的大號小地毯那麼大小的地兒。不用說，大部分人都沒找到多少。很多開礦者開始對中國人看不順眼了，後者似乎比歐洲礦工更心甘情願地耐受酷熱與貧困，而且相互幫助。人們覺得這種合作方式使他們不正當地占據了優勢。另外，他們似乎找到了更多的金子。再加上，他們是中國人。

  結果，白人礦工決定去把中國人痛打一頓。他們覺得這肯定會使境況好轉許多。於是，1861年年中，雖是小眾但也有相當數目的白人礦工——似乎兩三千人吧——聚集起來，鬧起了事。這個事件組織嚴密。開場，鬧事者弄來個銅管樂團，演奏《統治吧，不列顛尼亞》和《馬賽曲》，以及其他與群眾運動搭調的煽動性曲目。他們還製作並舉起一面巨大的旗幟，這面旗幟此後還成為澳大利亞歷史上的某種符號性事物。於是，樂隊奏著這種通常只在周日下午公園音樂會上才能聽到的曲調，礦工們行進在中國人聚居區，用丁字鎬的柄或更加厲害的傢伙見人就打，搶劫財物，焚燒帳篷。然後，就為了給這天的活動畫個句號，他們燒毀了政府大樓。後來，十一名鬧事者受到審訊，但沒有人獲罪。顯然，這不是澳大利亞人最為自豪的時刻。

  我沒法告訴你騷亂的直接後果。曼寧·克拉克，他是個——我只能這麼說——最讓人憤慨的歷史學家，他提到這場衝突中有一名歐洲礦工被殺，卻一點兒沒說有多少中國人死傷。他也沒提他們後來怎麼樣了——永遠被逐出此地了嗎，還是事情過去，他們繼續開工了呢？可以肯定的是，羔羊洲事件導致了所謂白澳政策的實行，基本上禁止了任何非歐洲移民，直到20世紀70年代才廢止。它在一個多世紀的時間裡——我在這裡真的沒想用雙關語——浸染了澳大利亞生活的方方面面。

  羔羊洲博物館是小街上一座古老的大平房，磚結構建築。我在前門等著它開放——開個門似乎頗費工夫，裡面的人拔掉很多閂子，丁零噹啷著一串鑰匙。我開始懷疑它並非一個如我所料那樣受人歡迎或重要的機構了，因為大門開時，那位女士就咋咋呼呼起來——「哦，您可真是嚇了我一大跳!」她說著咯咯笑起來，仿佛我幽默了她一記似的——這讓我印象深刻，訪客可能比較難得一見吧。不管如何，她似乎很高興我到此，收了我三澳元門票，就一個勁兒叫我慢慢參觀，有任何問題都可以直接去找她。

  博物館挺大，滿是些極不常見的東西——熨斗、鞋楦、輕便馬車、舊燈籠、機器殘件等。除了沒見著蜘蛛網，我都以為自己在爺爺的倉庫里呢。我在主廳的一角發現了博物館的鎮館藏品——1861年鬧事者舉的那面大旗。它被稱為「集會旗」，因為上面整齊地繡著「集會。集會。不要中國人」的字樣。來澳大利亞之前，我讀過一本題為《僻遠之國》的書，作者澳大利亞記者約翰·波爾格說，羔羊洲博物館將這個事件很是美化了一番，沒有一點兒追悔的表示。如果波爾格到此一游時，此情況屬實——他的書出版於1991年——那麼現在已經變了。標牌上關於騷亂的敘述中肯而有深度，但還是奇怪地對雙方的死傷人數語焉不詳。

  博物館向前延伸，似乎保存著揚鎮每一個人曾經擁有卻不再想要的東西——縫紉機、計算器、來復槍、結婚照、受洗服。有一張桌子上放著一個大罐子，裡面填滿了亮閃閃的小黑球，數以千萬計。我仔細地看，想瞧出是什麼東西。

  「油菜籽。」一個聲音在很近的地方說——近得嚇我一跳。我轉過身，就是讓我進門的那位女士。

  「哦，你嚇了我一跳。」我說。她笑了，那模樣使我懷疑她就是有此打算。我突發奇想，也許揚鎮的人就是這麼打發時間的。

  「你每一件都看過了？」她問道。

  我饒有興趣地看著她。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把每一件都看過呢？不過，我回答：「是的，」又禮貌地補充道，「很有趣。」

  「沒錯，揚鎮有很多歷史的。」她一邊贊同一邊環視一圈，似乎思量這裡的東西是不是太多了。

  我的視線又回到了那罐種子上。「你們在這附近種植很多油菜？」我問。

  「不。」她簡單地說。

  我考慮了一下，想再找點東西說說。「那麼，你們弄來種子，打算種？」我建設性地說。

  「有些人叫它……rape[10]。」她說，最後那個詞說得很輕，很明顯地抬起了眉毛。

  「是的。」我應道，我認為自己用的口吻很是關切。

  「我喜歡用canola。」

  「我也是。」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這麼說。不管有多少感情因素，我在種子名稱的問題上沒啥立場，不過同意她的看法似乎是比較謹慎的做法。

  不幸中的萬幸，就在這時，響起了鈴聲——就是那種有人進入商店大門時會叮噹一下的鈴鐺——她道了聲「請原諒」便走開了。我等自己的脈搏跳過六下，就跟著她朝外走，因為我已經看過有必要一觀的所有物件，也就要去下一站了。

  前門廳里，一對中年夫婦正在買票。空間狹小，我得等他們移步讓我出門。出去時，我感謝了那位白髮女士。

  「好看嗎？」她問。

  「很好看。」我撒了謊。

  「來這兒度假？」前來參觀的女士問，大概聽出了我的口音。

  「是啊。」我又撒了謊。

  「你喜歡澳大利亞嗎？」

  「喜歡。」這可不是謊話，但她狐疑地看著我。「老實話。」我又說。

  然後出了件怪事兒——嗯，我認為怪吧。前來參觀的女士用手握了握我的前臂，帶著殷殷關切說道：「我希望每個人都對你很好。」

  我看著她。

  「當然，」我說，「澳大利亞人總是很好的。」

  她用哀求的目光莊重地望了我一眼。「你真是這樣想的？」現在，請別曲解我的意思。澳大利亞人是最棒的，但是當他們自省的時候，有點兒怪怪的。

  我點點頭。「真的，」我溫和友好地說，「澳大利亞人總是很好的。」

  「當然好啦，莫琳!」她丈夫大聲說，「社會中堅，最高尚了。現在，讓這個倒霉蛋走吧。我肯定他還有想去的地方呢。」他顯然是另一個類型的澳大利亞人，屬於豪放派——他們認為所有沒運氣生在澳大利亞的傢伙都悲慘地失去了命運的眷顧，可能連雞雞都只有丁點兒小呢，可憐鬼喲。

  當然，他是對的——在還有想去的地方這一點上，我是說。現在是時候出發去坎培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