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失去聯繫

2024-10-09 09:27:41 作者: (英)格雷厄姆·格林

  你將發現每扇門都有人守衛。

  ——《小公爵》

  1

  羅在克拉珀姆大街上一家小飯館裡吃早飯。木板代替了窗扉,最上面的那層樓已經被炸掉。這家飯館像是地震區臨時搭就的簡易救災房。克拉珀姆遭到了敵人的嚴重破壞。倫敦不再是一個大城市了,而是許多小鎮的組合。人們可以上漢普斯特德或者聖約翰伍德去過一個安靜的周末,但你要是住在霍爾本,那就沒有足夠時間在兩次空襲警報之間去拜訪住得比肯辛頓更遠的地方的朋友。各地的特點就這樣形成了:克拉珀姆白天空襲頻繁,所以人們臉上有一種被追逐的表情;而威斯敏斯特的居民則沒有這種表情,他們那兒的夜襲雖然厲害,但防空洞很結實。給羅端來麵包片和咖啡的女招待臉色蒼白,神經緊張,一副疲於奔命的樣子。每當聽到齒輪相碾的聲音,她便豎起耳朵。格雷旅店的住客和羅賽爾廣場周圍的居民以晚上不睡而聞名,但這僅僅是因為他們白天有時間可以補睡一覺的緣故。

  報上說,夜間空襲只局限在一個小範圍內。敵機扔了許多炸彈,死了不少人,有的人受了致命傷。早晨的公報如同午夜彌撒的結束儀式。報紙以嚴肅的語調發布悼詞,以神父宣布「彌撒到此結束」那樣的一成不變的鎮定口吻公布傷亡消息。「招魂術表演會上死了一個人」,這則消息沒有一家報紙刊登。人們已經對個別人的死亡不再關心。羅感到很憤怒。他的名字曾經上過標題,可那件使他倒霉的事要是發生在現在,恐怕一點版面也占不上。他差不多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在天天都有人死於非命的情況下,人們懶得去關心這件無足輕重的事,也許在中央諜報機構里有幾個老頭,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已被世界遠遠甩在後面,仍然在和氣與耐心的上司允許下,躲在小屋裡忙著研究這類謀殺案的細節。他們還可能準備一些備忘錄相互參閱,甚至可能獲准去勘查作案現場。不過羅相信,他們的勘查結果會像那些仍在鄉下宅邸里爭論進化問題的古怪牧師的拙作一樣,沒有多少人有興趣去拜讀。「某某老頭,」他可以想像出一個高級官員說的話,「可憐的老傢伙,我們得偶爾讓他辦一起謀殺案。我們知道,在他那個年頭,人們對謀殺案是很重視的,這使他現在還認為自己很有用。結果嘛——噢,當然,他做夢也沒想到,我們根本沒時間去讀他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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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呷著咖啡,一遍又一遍地仔細閱讀報紙上的每一個小段落,感到自己跟《我經辦的幾樁著名案件》中的那些偵探——比如說「大老五」有親緣關係。他是個兇手,老式的兇手,他屬於他們關心的圈子——殺了科斯特的那個人也屬於那個圈子。他對威利·希爾夫略感不滿,因為後者把謀殺當作一個不值得認真對待的玩笑。但希爾夫的妹妹沒有把它視為兒戲,她警告過他,從她的講話口氣判斷,她仍然認為死亡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時,他像是一頭嗅到同類氣味的野獸。

  臉色蒼白的女招待注視著他。他還沒來得及刮臉,所以看上去就像那種吃了東西不付錢,扭頭就走的無賴。在公共防空洞裡過了一夜,你就會發生驚人的變化。羅能聞到自己衣服上消毒劑的味道,似乎他是在濟貧院的診所里過夜的。

  他付完帳後問女招待:「有電話嗎?」她指指付款處旁邊,於是他給雷尼特撥了個電話。這未免有點冒險,但他不得不這樣做。當然,時間還太早。他聽到電話鈴聲在空房間裡響,想到:電話旁邊的碟子裡是否又放著香腸卷餅?在那些日子裡,對方的電話鈴能不能響起來總是個問題,因為一夜之間,樓房便可能夷為平地。他聽到了鈴聲,知道世界的那個部分依然如故,奧索太克斯偵查處平安無恙。

  他回到桌旁,又要了一杯咖啡,並討了幾張便條。女招待對他越加懷疑了。即使在一個崩潰的世界裡,習俗還是起作用的:付了帳後又要東西已經不大正常,況且又要便條,這更不符合英國的習慣。她可以從開票本上撕下一頁給他,這樣就行了。習俗比道德更加根深蒂固,他自己就發現讓一個社交性聚會提前結束比讓一個人自殺還要困難。他開始用細長的字體把發生過的每一件事情詳詳細細記下來。他必須做點事:他不應該為了一件不是他幹的謀殺案而永遠東躲西藏,而真正的兇手卻得以逍遙法外——他們正想方設法脫身。他在記錄中略去了希爾夫的名字——你永遠不知道警察會產生什麼錯誤的聯想。他不想讓自己的唯一同盟者身陷囹圄。他已決定把這份記錄直接寄給倫敦警察廳。

  他寫完後又從頭看了一遍。女招待注視著他。這件事從頭到尾很乏味——一個蛋糕,一個不速之客的來訪,一種他認為記得很清楚的味道,直到他接觸到科斯特的屍體。所有的證據都對他不利。也許這份記錄最好還是別寄給警察,而是寄給一個朋友……可他沒有朋友,希爾夫也許可以算一個……或者雷尼特。他向門口走去,女招待叫住了他:「你還沒付咖啡錢。」

  「對不起,我忘了。」

  她得意揚揚地接過錢——怎麼樣?我沒搞錯吧。她的目光避過空蛋糕架,越出窗外,追隨著在克拉珀姆街上猶豫不決地向前走的羅。

  九點整他又打了一次電話,這回是在斯托克韋爾站附近——耳際又是一陣電話鈴在空房間裡迴響的聲音。九點十五分,他打了第三個電話。雷尼特先生終於回家了。羅聽見雷尼特先生的那個尖刻而焦灼的聲音:「是我。你是誰?」

  「我是羅。」

  「你對瓊斯幹了些什麼?」雷尼特先生責備他說。

  「昨天,」羅說,「我把他留在外面……」

  「他到現在還沒回來。」雷尼特說。

  「也許他正在盯梢……」

  「我欠他一周工資,他說他昨晚要回來的。這不正常。」雷尼特先生在電話里發牢騷,「瓊斯不會離開我走的,不會不領工資就走的。」

  「比這更糟糕的事情發生了。」

  「瓊斯是我的左右手,」雷尼特先生說,「你對他幹了什麼?」

  「我去看貝萊太太了……」

  「這與我無關,我要的是瓊斯。」

  「一個人被殺死了。」

  「什麼?」

  「警察認為是我殺的。」

  電話里傳來了一聲悲嘆。這位足智多謀的小矮個兒手足無措了。他一輩子有過幾次甚為撓頭的桃色事件,他寫的幾封信也惹了大禍,但他都安全地挺過來了。可這回的浪頭卻把他衝進了大魚吃小魚的地方。他抱怨道:「我一開始就不想接你的案子……」

  「你得給我出主意,雷尼特。我要來看你。」

  羅聽見電話里的呼吸突然中止了。「不。」俄頃,雷尼特的聲音忽然變了樣,「什麼時候?」

  「十點。雷尼特,你還在那裡嗎?」羅覺得必須解釋一下,「不是我乾的,雷尼特,你應該相信這點。我沒有殺人的習慣。」他老提「殺人」這個詞,猶如牙齒老咬著舌頭上的痛處,他每次用到這個詞時心裡便充滿自責。法律對他採取了仁慈的態度,他對自己採取的態度卻很無情。要是他們把他絞死,他會在絞索的活結和絞刑架下的踏板之間為自己辯護。但他們給了他一輩子的時間來分析自己的動機。

  他現在就在分析——一個身上沾滿塵土、鬍子沒有刮過的人,坐在從斯托克韋爾到托特納姆宮路去的地鐵上。(他不得不繞著圈子走,因為地鐵的許多車站都關閉了。)前一天晚上的夢使他的思路回到了過去。他想起自己二十年前的夢想和愛情,他回憶時毫無自憐之情,卻像一個人在觀察一個做實驗用的生物的生長。當初他希望自己能幹出許多了不起的英雄事跡,希望自己能變得堅韌不拔——這樣,他心愛的姑娘便可以忘掉他那雙笨拙的手和那個沒長鬍子、布滿斑點的下巴了。任何事似乎都有可能發生。我們可以嘲笑幻想,但是只要你還有能力幻想,你就會有機會把幻想中的某些成分加以發展。這和宗教的教規相仿:空洞無物的詞彙多次重複後,慢慢會變成人們的習慣,在人們的思想深處悄悄地形成一種沉積物,直到有一天你驚訝地發現,你正在根據一種自己並不相信的信仰辦事。妻子死後,羅從未幻想過,在整個審判過程中,他甚至沒有夢想過自己會被宣判無罪開釋。腦子的這一部分似乎乾枯了,他再也不能做出犧牲,表現得無畏和高尚了,因為他不再對這些美德存在夢想。他知道這個損失——世界失去了三維中的一維,變得如同一張薄紙。他渴望著夢想,但他現在只是一味傷心失望,以及提醒自己在雷尼特先生面前要萬分小心。

  2

  差不多就在雷尼特先生房子的對面,有一家書籍拍賣行。從離門最近的那些書架前可以監視雷尼特先生那幢樓的入口處。每周一次的拍賣將在第二天舉行,顧客們帶著目錄絡繹不絕而來。一個未刮過的下巴和一件皺巴巴的衣服在這兒不會顯眼。有個人留著亂蓬蓬的小鬍子,穿著件破破爛爛的外套,口袋裡塞著三明治,正在仔細翻閱一本園藝學小冊子;一位主教——要不就是個校長——正在看一套叫《威弗萊》[8]的小說;一個大白鬍子翻著一本帶插圖的布朗托姆[9]著作中的春宮畫。在這兒,沒有一個人的行為循規蹈矩。在茶館裡和劇場中,人們應當按照環境的要求使自己符合某種模式。但在這個書籍種類過多的拍賣行里,人們不可能只去適合一種類型。這兒有淫書——十八世紀的法國書,封面上的版畫非常漂亮,畫的是衣冠楚楚的人們橫陳在蓬帕杜夫人[10]式躺椅上縱情恣欲。這兒也有維多利亞時期所有小說家的作品,無名劊子手們的回憶錄,十七世紀的內容荒誕的哲學和神學著作。在這些著作中,牛頓被打入地獄,而傑里米·惠特利則走在自我完善的道路上。這些書長期無人問津,發出陣陣霉味。裝書的木箱則發出稻草味。常常遭到雨淋的布封面也有一股難聞的味道。書架上標有序號,從1號到35號。羅站在這些書架旁邊,能夠看到從雷尼特先生那扇門裡進出的任何人。

  一本沒有任何特殊價值的羅馬祈禱書,擺在跟羅的視線平行的地方。它和各種宗教書一起放在第二十組。在拍賣商的桌子上方有隻大圓鍾,正指著九點四十五分。鐘面下的標籤已被撕掉,這表明它本身也曾被拍賣過。羅信手翻著祈禱書,將自己四分之三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街對面的房子上,祈禱書上裝飾著難看的彩色大寫字母。說也奇怪,在這間安靜而陳舊的屋子裡,它是唯一談到戰爭的東西。不管你翻到哪一頁,都會發現為解救戰亂而進行祈禱的人,憤怒的國家,受到不公正對待的人民,奸詐狡黠的傢伙,像怒獅一樣的敵人……這些字句從書頁的花邊中冒出,如同從花壇里伸出了大炮。「別讓人得勝。」他念道。這種呼籲中所包含的真理像音樂般美妙動聽。其實在這間屋子外面的全部世界裡,人已經取得勝利。他自己也已得勝。揚揚得意的不僅是惡人。

  勇氣能摧毀整座大教堂,忍耐能使全城挨餓,憐憫能殺人……我們受到自己的美德的陷害和背叛。殺了科斯特的人在一剎那間很可能是聽從了良知的善意勸告,而雷尼特,也許以出賣自己的委託人的方式而生平第一次當了個好公民。拍賣行外的報亭後面守候著一位警官,這一點你是不會搞錯的。

  警官在看《每日鏡報》。羅的目光越過他的肩部,看見那份報紙上差不多滿頁都是澤克的漫畫。雷尼特先生的腦袋從樓上的一扇窗戶中探出來,偷偷往外瞧了一下後又縮了回去。拍賣行的時鐘指著九點五十五分。天色陰暗,周圍儘是昨晚空襲留下的創傷,潮濕的膠布味在空中瀰漫。雷尼特先生不敢露面,這使羅更增添了一分被遺棄的感覺。

  他曾經有過朋友,但不多,因為他不愛交際,不過正因為這個原因,他的那幾個朋友都是莫逆之交。上學時他有過三個朋友,他曾和他們分享過希望、餅乾和漫無邊際的抱負。可現在他已經記不清他們的名字和相貌了。一次在皮卡迪利廣場上,一個與眾不同的灰發男子突然叫住他。此人上衣扣眼裡插了朵花,穿著件雙排扣背心,舉止講究得有點古怪,臉上露出一副趾高氣揚得頗為俗氣的神情。「哎呀,這不是布吉嗎?」這個陌路相逢的人邊說邊把他領進皮卡迪利飯店的酒吧間。羅注視著這個油嘴滑舌的人的下半身,希望能發現他記憶中的昔日那身打扮:帶有墨跡的星期天才穿的黑長褲,或是沾泥點的踢足球穿的短褲。但他白白浪費了時間。不久,這人因為沒從他手中借到五鎊錢,便溜進廁所,從此再也沒有露面。帳單嘛,他留給「布吉」去付。

  後來,他當然交了一些朋友,大約有五六個。稍後,他結了婚,但他的朋友們竟成了他妻子的摯友,他們跟他妻子要好的程度超過和他的友情。湯姆·柯蒂斯,克羅克斯,佩里和文……他被捕後,他們自然都銷聲匿跡了。只有那個可憐的傻瓜亨利·威爾科克斯還跟他在一起。亨利說:「我知道你是無辜的,你連一隻蒼蠅也不會去傷害。」講到他時,人們常常用這句不祥的話來形容。但他記得,當他說完「我不是無辜的,是我殺了她」這句話後,連威爾科克斯以及他那個身材矮小、盛氣凌人、曲棍球打得極好的妻子也不再來了。(他們家的壁爐架上擺滿了她的高超球藝贏來的銀杯。)

  那個便衣警察顯得不耐煩了。他顯然已經看完了報紙上的每一個詞,因為報紙一直翻在同一頁上。時鐘已指著十點五分。羅合上書名目錄,隨便做了幾個記號,便走到街上。便衣說:「對不起。」羅的心怦地一跳。

  「怎麼?」

  「我出來忘了帶火柴。」

  「這盒給你吧。」羅說。

  「在現在這種日子,我不能這樣做。」他的目光越過羅的肩膀,停在街上保險倉庫的廢墟上。保險箱一個個立在那裡,如同拉丁公墓里的墓碑,接著他睜大眼睛盯著一個從雷尼特門口經過的拿傘的中年職員。

  「等人嗎?」羅問道。

  「噢,是的,等朋友,」偵探笨嘴拙舌地說,「他遲到了。」

  「再見。」

  「再見,先生。」這聲「先生」是個策略上的錯誤,就像他以太正規的方式斜戴著軟帽,並使《每日鏡報》老翻在同一頁上一樣。羅想,他們不願派第一流的人來偵查這種名副其實的謀殺案。他的牙齒又觸到了舌頭上的那個痛處。

  下一步該怎麼辦?他發現自己又懷念起亨利·威爾科克斯來了,這並不是第一次。有些人是自願離群索居的,但他們有上帝與他們交談。差不多有十年之久,他並不感到有交朋友的需要——一個女人可以代替任何數量的朋友。他猜想著戰爭期間亨利在什麼地方。佩里也許參軍了,柯蒂斯也一樣。他想像著亨利當了空襲時的民防隊員,沒有戰爭時也在瞎忙,以至於成了別人的笑柄。現在他或許在茫茫長夜中站崗。人行道上空蕩蕩的,沒有任何掩蔽的地方,不免使人心驚膽戰,但他還是堅持著……他穿著不合身的粗布制服,戴著太大的頭盔……該死的,羅一邊想,一邊來到上霍爾本街那個被炸毀的街角,我也盡力參加了,我不適合參軍,這並不是我的錯,可是那些民防隊的該死的英雄——那些小職員和膽小如鼠的傢伙——也不要我,因為他們發現我服過刑。就連在精神病院待過的人也無資格進民防四所、二所或任何別的所。現在他們已經把我完全逐出戰爭之外,他們要把一件不是我乾的謀殺案強加在我頭上,把我抓起來。我犯有前科,他們難道還會給我辯解的機會嗎?

  他想:我何必再去關心那個蛋糕呢?它與我無關。那是他們的戰爭,不是我的戰爭。我為什麼不馬上躲起來,直到一切都被遺忘呢?(在戰爭期間,一件兇殺案是會被忘掉的。)那不是我的戰爭;我看來是誤入了戰場。僅此而已。我要離開倫敦,讓一些傻瓜把它炸毀,讓另一些傻瓜在轟炸中死去……蛋糕里可能什麼重要的文件也沒有,也許只藏了一頂紙帽子,一句格言,一個會使人交上好運的硬幣……那個駝背也許不足為慮,那種味道大概是我的幻覺,全部事件很可能根本不像我所記得的那樣。炸彈常常會炸出許多怪事,要使一個憂心忡忡的頭腦變糊塗自然是輕而易舉的……

  他像是要躲避一個在他身邊喋喋不休地嘮叨著一些毫無興趣的事情的討厭鬼似的,忽地鑽進一個公用電話間,撥了個電話。一個貴婦的嚴厲聲音在電話里問他,似乎他根本無權打電話。「這裡是自由母親基金會。你是誰?」

  「我找希爾夫小姐。」

  「你是誰?」

  「我是她的朋友。」

  電話里響起不滿的咕噥聲。

  他斬釘截鐵地說:「請把電話接過去。」他馬上聽到了一個聲音。此時他如果閉上眼睛,忘掉電話間和被夷為平地的霍爾本區,他會以為這是他妻子的聲音。其實並不像。不過,除了房東太太和櫃檯後面的那個姑娘外,他已經很久沒有和任何女人說話了,任何女人的聲音都會使他回到……「請問你是誰?」

  「你是希爾夫小姐嗎?」

  「是的,你是誰?」

  他報了自己的名字,好像說出了一個家喻戶曉的詞:「我是羅。」

  長時間的沉默,他以為她已經把電話掛了。他說:「喂,你在聽著嗎?」

  「是的。」

  「我想跟你說幾句。」

  「你不該給我打電話。」

  「我沒別人可打——除了你哥哥。他在嗎?」

  「不在。」

  「出了一件事,你聽說了沒有?」

  「他告訴我了。」

  「你以前就估計到會出事,是嗎?」

  「不是這事,比這更糟的事情。」她解釋道,「我不認識那個人。」

  「我昨天來的時候給你們添了麻煩,對不對?」

  「任何事也不會使我哥哥煩惱。」

  「我給雷尼特打電話了。」

  「啊,不,不。你不應該這麼做。」

  「我還沒學會那套技巧。你可以猜到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警察去過了。」

  「你知道你哥哥要讓我幹什麼嗎?」

  「知道。」

  他們的談話方式如同在寫一封必須經過檢查的信件,他感到一種不可抗拒的願望:坦率地和別人談話。他說:「你能在什麼地方見見我嗎?只需要五分鐘。」

  「不行,」她說,「我不能。我走不開。」

  「就兩分鐘。」

  「不可能。」

  他突然覺得非常有必要這樣做。「求求你。」他說。

  「那樣不安全。我哥哥會發火的。」

  他說:「我孤獨極了,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沒人能給我出主意,問題又這麼多……」

  「我很難過……」

  「我能不能給你寫信……或者給他?」

  她說:「把你的地址寄來,寄給我。不要在信上籤真名。你可以隨便寫個名字。」

  避難者一時想不起這樣的策略,生活中常常如此。他懷疑,如果他問她要錢的話,她是不是也會這樣痛快呢?他像一個迷路的孩子,終於找到了一個大人,一個能把他領回家的大人……他忘了可能有人監聽電話。他說:「報紙上什麼消息也沒有。」

  「是這樣。」

  「我給警察局寫了封信。」

  「啊,」她說,「你不該那麼做。發出去了嗎?」

  「還沒有。」

  「等一等,看看形勢發展,」她說,「也許沒必要那樣做。你再等一等,看看形勢發展再說。」

  「你覺得我去銀行安全嗎?」

  「真拿你沒辦法,」她說,「真沒辦法。你當然不能去,他們會在那兒等著你的。」

  「那我怎麼生活下去呢?」

  「你不能找個朋友幫你兌張支票嗎?」

  他突然覺得,不應該向她承認他實際上連一個朋友也沒有。「可以,」他說,「我想可以這麼辦。」

  「好吧,那麼……你就趕快避開。」她說得那麼輕,他不得不豎起耳朵……

  「我會避開的。」

  她掛上了電話。他放下聽筒,走回霍爾本區,藏了起來。他發現前面有個書呆子,口袋裡塞得鼓鼓囊囊的,正蹣跚走出拍賣行……

  「你不能找個朋友幫忙嗎?」她剛才這麼問。避難者總會有朋友幫忙的——有人給他偷帶信件,有人為他準備護照,還有人替他賄賂官員。在那個大得像大洲似的地下世界中,同夥是很多的。但在英國,人們還沒學會這種技巧。他能讓誰接受他的支票呢?店主也不會。他自從獨立生活以來,只通過房東太太和商店打過交道。這一天,他第二次想起了以前的朋友。安娜·希爾夫肯定不會想到,一個避難者竟會沒有朋友。避難者周圍總有一群人,甚至是整個種族。

  他想起了佩里和文。即使他知道怎麼去找他們,那也沒用。克魯克斯、博伊爾、柯蒂斯……柯蒂斯很可能把他一拳揍倒在地。他的衡量標準簡單,風格原始,充滿自豪。對待朋友質樸爽直,這一點一貫吸引著羅——這是對他自己性格特徵的補充。還有亨利·威爾科克斯,在他那兒也能找到一個安身處……要是他那位擅長打曲棍球的妻子不干涉的話。他們倆的妻子毫無相同之處。粗獷的強壯和劇烈的痛苦是完全對立的,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會使威爾科克斯太太恨他。她會荒謬地想到:一個男人一旦開始殺他的妻子,那你就說不準他什麼時候才會作罷。

  他能找到什麼藉口對亨利說呢?他感到放在前胸口袋裡的那份聲明鼓鼓的,但他不能把實情告訴亨利。亨利會和警察一樣,不相信他在作案現場並未動手……他必須等到銀行關門——戰時銀行是關得很早的——然後想出幾個緊急理由來……

  什麼理由呢?他在牛津街的一家餐館吃午飯時,就一直想著這個問題,但想不出個所以然來。也許還是等所謂的靈感來了再說吧,或者乾脆放棄這個念頭,自暴自棄算了……直到付帳的時候,他才想起可能根本找不到亨利。亨利以前住在巴特西區,那個街區現已不適合住人。亨利也許根本不在人間:已經死了兩萬人。羅在電話號碼簿上尋找他的名字。裡面有他的名字。

  這說明不了問題,羅心想:空襲要比電話號碼簿的新版本新得多。儘管這樣,羅還是撥了那個電話,以便打探一下情況。他現在不論跟任何人聯繫似乎都得通過電話。不過,他害怕聽見那個咆哮的聲音,電話里剛一傳出那個聲音,他便趕快痛苦地放下聽筒。他在這些事情發生之前常給亨利打電話。他現在得拿主意了:那套住宅還在,但亨利可能不在裡面。他不能對著電話揮舞支票,這次必須自己去當面建立聯繫。從審判前一天開始,他一直沒有看見過亨利。

  他幾乎打算整個兒放棄了。

  他搭上了一輛從皮卡迪利開來的19路公共汽車,經過聖詹姆斯教堂的廢墟,來到寧靜的鄉村。納茲和斯洛奈街附近沒有戰事,不過切爾西一帶炮聲隆隆,而巴特西區則在第一線。這是一條奇怪的戰線,曲曲彎彎的像是颶風留下的軌跡。其間也許有幾小塊沒被戰火焚燒過的地方。戰線在巴特西區、霍爾本區和東區徘徊進退……不仔細看的話,波普拉大街幾乎沒有敵人來過,巴特西區幾個街角上的小酒店也安然無恙地屹立著。旁邊是乳製品店和麵包店。放眼望去,你看不見任何倒塌的房屋。

  威爾科克斯所在的那條街也這樣:前面帶有花園的中產階級的高大宅邸像鐵路旅館那樣筆直挺拔地聳立著,它們絲毫未受損害。「住宅待租」的牌子掛得滿街皆是。他希望外面也掛著63號套間待租的牌子,但他沒看見。門廊里有塊木板,房客在上面寫明自己在家還是外出了。但是,即便威爾科克斯在那兒,木板上的字也不能相信,因為亨利有一個理論:標上主人不在家等於向盜賊發出邀請。亨利的謹慎常常害得他的朋友白白登到頂層又走下來(那時沒有電梯)。樓梯在大樓的背面,對著切爾西區。你走到二層以上,依窗遠眺,戰爭場面便能躍入眼帘。大多數教堂的尖頂被削掉了三分之二,變得跟棒棒糖一樣。整個街區像是一片略經清理的貧民窟。可那裡根本就沒有貧民窟。

  他在樓梯拐角處看到了令人親切的63號。他不免感到一陣心酸。羅向來可憐亨利,因為他的老婆很厲害,他的職業沒多大前途,他的工作——會計師——使他失去了自由。羅一年能掙四百鎊,夠富裕的了。他覺得自己和亨利的關係有點像富翁和窮親戚的關係。他常常送些東西給亨利。也許這就是他使威爾科克斯太太感到不悅的原因,當他看見門口那塊銅牌上寫著「皇家民防隊員之家」時,他寬慰地笑了:跟他預想的一模一樣。他的手指在門鈴上猶豫著。

  3

  羅還沒來得及按鈴,門就忽然打開了。亨利走了出來。他大大變了樣。個子不高的亨利一向很整潔——妻子要求他這樣。可是現在,他卻穿著一身邋遢的藍色粗斜紋布工作服,鬍子也沒刮。亨利從羅的身旁走過,仿佛沒看見,然後他伏在樓梯欄杆上低頭向下面說道:「他們不在這兒。」

  一個模樣像廚師的紅眼睛婦女跟著他出來,她說:「不是時候,亨利。真的,還不是時候。」亨利變得可真厲害,霎時間,羅懷疑戰爭也使亨利的太太大大變了樣。

  亨利突然看見了他——或者說意識到了他的存在。亨利說:「噢,阿瑟……你來了,這可真好。」就好像他們昨天才見過面似的。接著他回到那個昏暗的小門廳中,站在一個落地大擺鐘旁邊,變成了一個模糊、虛幻的形象。

  「你進來吧,」女人說,「我想他們很快就會來的。」

  他跟她進了屋,注意到她讓門開著。嗯,還有其他人要來。不在自己家裡的時候,他已習慣於被動地聽憑生活擺布……櫟木柜上——他記得這個柜子是杜鐸公司根據威爾科克斯太太的要求訂做的——擺著一套疊得整整齊齊的粗布工作服,上面是一頂鋼盔。這使他想起監牢——入獄時你要脫掉自己的隨身衣服。亨利在昏暗的門廳中重複道:「你來得正好,阿瑟。」隨後便走開了。

  那個女人說:「亨利的任何朋友都是受歡迎的。我是威爾科克斯夫人。」她似乎在黑暗中也看出了羅的驚訝表情,於是解釋道:「亨利的母親。」她又說,「進來等吧,我想他們不會來得太晚的。這裡太黑。燈火管制,這你是知道的。窗玻璃大都碎了。」她把羅領到那間在羅的記憶中還留有印象的餐室中。桌上擺著許多玻璃杯,像要舉行聚餐。時間有點不對頭……太晚了,或者說太早了。亨利待在餐室里,像是被人逼到一個屋角藏身……像是一個潛逃者……他身後的壁爐架上擺著四隻銀獎盃,頒獎日期下面刻著獲勝球隊的名稱。從這種杯子裡喝酒,就像喝賒帳酒一樣。

  羅望著杯子說:「我不想打擾你們。」亨利第三次說:「你來得正好……」好像這句話他不動腦筋就能說出來。他似乎已經忘記監獄中的那些場面,他們的友誼正是在那種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威爾科克斯夫人說:「亨利的老朋友們又聚集在他身邊了,這真好……」不久,羅正想問亨利妻子的情況,驀地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杯子、沒刮鬍子的下巴、等人……甚至還有最使他感到不解的亨利臉上的那副年輕人的神情——這一切都是死亡造成的。人們常說,悲傷催人衰老,但它也常使一個人年輕,為他卸掉包袱,使他的臉上重新出現久已失去的青年人固有的活潑神態。

  羅說:「我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的話,就不會來了。」威爾科克斯夫人用哀傷和高傲的聲調說:「所有的報紙都登了。」

  亨利站在屋角,牙齒直打戰。威爾科克斯夫人不動感情地敘述道:她曾經大哭了一場,但現在兒子又整個屬於她了。「我們為杜麗絲感到驕傲。郵局裡所有的人都對她表示敬意。我們將把她的制服——那套乾淨的制服——放在靈柩上,牧師將誦念超度禱詞。」

  「我真難過,亨利。」

  「她當時瘋了,」亨利抑鬱地說,「她不應該那樣做……我跟她說過,牆快要頂不住了。」

  「可我們仍舊為她感到驕傲,」他母親說,「我們一直為她感到驕傲。」

  「我應該制止她,」亨利說,「我想,」他的聲音由於氣憤和悲痛而升高,「她以為又能贏到一個該死的獎盃了。」

  「她是為英國打球,亨利。」威爾科克斯夫人說。她轉向羅說:「我認為我們應該在制服旁邊放上一根曲棍球棒,可亨利不干。」

  「我走了,」羅說,「我是不會來的,若是……」

  「不,」亨利說,「你得待在這兒。你已經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亨利住了口,看了一眼羅,仿佛第一次真正認出了他。亨利說:「我也殺死了妻子。因為我完全可以制止她,打消她的狂妄念頭……」

  「你簡直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亨利,」他母親說,「這位先生會怎麼想?」

  「他是阿瑟·羅,媽媽。」

  「噢,」威爾科克斯夫人說,「噢。」就在這時,街上傳來緩慢和悲哀的車輪聲和腳步聲。

  「他怎麼敢……」威爾科克斯夫人問。

  「他是我最早認識的朋友,媽媽。」亨利說。有人上了樓。「你來幹嗎,阿瑟?」亨利問。

  「我有張支票,想請你兌給我一些現鈔。」

  「虧你說得出口。」威爾科克斯夫人說。

  「我起先不知道你們家出了這事……」

  「要多少,老朋友?」

  「二十鎊行嗎?」

  「我只有十五鎊,拿去吧。」

  「別相信他。」威爾科克斯夫人說。

  「嗯,我的支票絕不是假的,亨利知道。」

  「你可以……上銀行去。」

  「這時不行,威爾科克斯夫人。真對不起。我有急用。」屋裡有一張裝飾得頗為俗氣的安娜女王式大桌,顯然是亨利的妻子的用品。所有的家具都給人一種不結實的感覺,在其中行走好比在客廳里做遊戲的人們蒙上眼睛在玻璃瓶中間探步。也許這位曲棍球隊員故意把自己的家布置成這樣,以便和結實的球場形成對比。亨利朝餐桌走去,肩膀碰倒了一個銀杯。它從桌上掉下來,在地毯上滾動。敞開的門口突然出現了一個身穿制服、頭戴白鋼盔的胖子。他撿起杯子,莊重地說:「送殯的人到齊了,威爾科克斯夫人。」

  亨利在桌旁發抖。

  「我把制服準備好了,」威爾科克斯夫人說,「在門廳里。」

  「我沒找到國旗,」這位在郵局工作的民防隊員說,「沒有大的。那些插在廢墟上的小國旗似乎不大莊重。」他竭力設法突出喪事的光明面。「郵局裡的人都來了,威爾科克斯先生,」他說,「除了那些走不開的值班者以外,民防隊也派來了幾個人。還有一個救護隊和四個消防隊員,外加一隊警察。」

  「場面真夠大的,」威爾科克斯夫人說,「杜麗絲要是能看見這些就好了。」

  「她會看見的,夫人,」郵局民防隊員說,「我敢肯定。」

  「一會兒,」威爾科克斯夫人邊說邊朝獎盃方向指了指,「你們是不是都上來……」

  「我們人數很多,夫人。也許最好只叫民防隊員上來。消防隊員並不期望……」

  「過來,亨利,」威爾科克斯夫人說,「我們不能讓這些勇敢善良的人都等著。你捧著制服下去吧。啊,親愛的,我希望你顯得更整潔一些,大家都會瞧著你的。」

  「我不明白,」亨利說,「為什麼我們不能悄悄地把她埋葬掉。」

  「因為她是位巾幗英雄。」威爾科克斯夫人嚷道。

  「他們若是追授給她喬治勳章,」郵局的民防隊員說,「我是不會感到奇怪的。這將是市裡的第一次,會成為郵局的一件大事。」

  「噢,亨利,」威爾科克斯夫人說,「她不再僅僅是你的妻子,她屬於英國。」

  亨利朝門口走去,郵局的民防隊員還尷尬地拿著那個銀杯——他不知道該往哪兒擱。「隨便往哪兒放都行,」亨利對他說,「隨便。」他們都進了門廳,這兒只留下羅一人。「你忘了你的頭盔,亨利。」威爾科克斯夫人說。他以前是個很精細的人,現在卻已變得粗心大意。使亨利成為亨利的那些特點都沒了:他的性格似乎是由一件雙排扣背心、幾個計算公式和一個會打曲棍球的太太構成的。失去了這些,他就變得不可理解,他的性格也瓦解了。

  「你去吧,」他對母親說,「去吧。」

  「可是亨利……」

  「這是可以理解的,夫人,」郵局的民防隊員說,「這是感情在起作用。我們一貫認為威爾科克斯先生是郵局裡的一個十分敏感的人。他們會理解的。」他和善地補充道。看來他所說的「他們」指的是:郵局職員、巡警、民防隊員,甚至還有那四個消防隊員。他伸出一隻友好的大手,催促威爾科克斯夫人朝門口走去,然後自己拿起了制服。這套普普通通的粗布工作服浸透著對往事的回憶——一個男僕,或者一個拿一把傘衝到雨里去的看門人的平靜的過去。戰爭很像一場噩夢,就連熟人也會以一副可怕的、跟先前迥然不同的面目出現。甚至亨利……

  羅遲疑不決地跟著走了一步。他希望亨利能想起支票的事。這是他能搞到錢的唯一機會:再沒有別人了。亨利說:「我們先把他們送走,馬上就回來。你應該理解這點,對不對?我不忍心看見……」他們一起走到花園旁邊的大路上。送殯隊伍已經開始走動了,它像一條黑色的小溪流向大河。棺材上的鋼盔在冬天的太陽下顯得黑黝黝的,一點反光也沒有。救護隊和郵局職員的步調不一致。整個送殯隊列像是對國葬隊伍的一種拙劣模仿——事實上這就是國葬。花園裡的枯葉被風吹落在地。酒鬼們一邊走出已經關門的「羅金漢公爵」酒館,一邊脫帽致意。亨利說:「我當時告訴她別這樣做……」風把腳步聲吹回他們的耳際。他們仿佛把她交給了這些人。但她以前從來不屬於這些人。

  亨利突然說:「對不起,老朋友。」他跟著她走了。但沒戴頭盔。他的頭髮已開始發白。他小跑起來,因為怕落在後面。他重新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郵局在一起了。阿瑟·羅孤零零地留下了。他把口袋裡的錢點了一下,發現已經所剩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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