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約翰·哈格里維斯爵士坐在鄉村別墅的書房裡讀特羅洛普。這本應是一段近乎完美的安寧——周末的平靜，除了公務在身的政府官員且有緊急報告，誰也不允許打破這一寧靜，而緊急報告在秘密情報部門是極為罕見的——夫人很理解他沒有去喝午茶，因為她知道下午的格雷伯爵茶會攪了他六點鐘喝卡蒂薩克[2]的雅興。在西非工作的時候，他喜歡上了特羅洛普的小說，儘管他通常並不愛讀小說。在憤懣的時候，他發覺《養老院院長》及《巴切斯特塔》[3]之類的書能使人安下心來，可以鍛鍊他在非洲所需要的忍耐力。斯洛普先生讓他聯想到一個胡攪蠻纏、自以為是的地區專員，而普路迪太太則使他想起了總督夫人。現在他發現有一本小說使他心神不定，而它本來可以像在非洲時那樣讓他心緒寧靜的。小說名叫《我們如今的生活方式》，曾有人——他記不清是誰了——告訴他該小說已編成了一部不錯的電視劇。他不喜歡看電視，但他深信自己肯定會喜歡看特羅洛普的片子。

  所以整個下午他還是享受到了片刻一向能從特羅洛普那兒得到的恬靜——維多利亞時期的祥和，那時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誰都能一眼分辨出來。他沒有孩子，因此沒有人會教他改變看法——他從不想要孩子，他的夫人也如此；這一點他們有著共識，儘管理由也許不盡相同。他不想讓自己的公共職責再添加上個人職責（在非洲撫養孩子永遠都讓人煩惱），而他的妻子——嗯，他不無關愛地認為——她希望能保全她的身段以及獨立性。他們對孩子共同的漠視反而強化了他們彼此的愛情。當他肘邊放著杯威士忌讀特羅洛普時，她正帶著同樣的滿足在自己房間喝茶。這對他倆而言都是一個平靜的周末——沒有狩獵，沒有賓客，十一月的黃昏早早地降臨在莊園裡——他甚至能夠想像自己正在非洲，在叢林裡的療養所里，無須長途跋涉——雖然他向來很喜歡——遠離總部。廚師現在會在療養所後面拔雞毛，那些野狗也會聚攏來企圖分點兒殘羹冷炙……遠處公路上的燈興許就是村落里的燈，那裡的姑娘們正互相在頭髮里挑虱子。

  他正在讀關於老麥爾摩特的內容，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將他看成騙子。麥爾摩特在下議院的餐館裡占據了一個位子——「根本不可能趕他走——就像幾乎不可能緊挨著他坐一樣。甚至服務員也不願意伺候他；可是耐心和毅力最終使他得到了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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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情願地，哈格里維斯感到被麥爾摩特的那種孤立無援吸引住了，他還很遺憾地回想起當珀西瓦爾醫生談起對戴維斯的喜愛時，他對珀西瓦爾說的話。他用了「叛徒」一詞，正如麥爾摩特的同事用了「騙子」一般。他繼續讀：「那些觀察他的人相互間都認為他對自己的厚顏無恥自得其樂；可實際上他在那一刻大概是整個倫敦最最悲慘的一個了。」他從不認識戴維斯——如果在辦公樓的過道里碰見了他是不會認得的。他想：也許是我說得輕率了——我做出了愚蠢的反應——可除掉他的是珀西瓦爾——我不該讓珀西瓦爾來負責這個案子……他往下看：「可即便是他，在被全世界都摒棄，因犯了法而遭受嚴懲，其面前除了最悽慘的景況一無所有時，還能用其最後的自由時光來為自己造出名聲，儘管被人罵作厚顏無恥。」可憐的傢伙，他想，勇氣可嘉。戴維斯有沒有猜到，當他離開房間一會兒時，珀西瓦爾醫生給他的酒里放了什麼？就在此時電話響了。他聽見妻子在房間裡接了過去。她在盡力維護他的寧靜，這比特羅洛普還重要，可儘管如此，電話那頭的什麼緊急情況還是迫使她把電話轉了過來。他滿不情願地拿起了聽筒。一個他不認得的聲音說道：「我是穆勒。」

  他還沉浸在麥爾摩特的世界裡。他說：「穆勒？」

  「科尼利厄斯·穆勒。」

  一陣令人不自在的停頓。然後那聲音解釋道：「從比勒陀利亞來的。」

  約翰·哈格里維斯爵士一時間以為這陌生人準是從那個遙遠的城市打來的，接著他便記起來。「是的。是的。當然。我能為你做什麼？」他補充道，「我希望卡瑟爾……」

  「我正是想和您談卡瑟爾，約翰爵士。」

  「我星期一會在辦公室。如果你現在打給我的秘書……」他看了看表，「她應該還在辦公室。」

  「您明天不會在嗎？」

  「不。我這個周末在家過。」

  「我能來見您嗎，約翰爵士？」

  「那麼要緊的事？」

  「我認為是的。我強烈地感覺到我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我迫切地希望和您談談，約翰爵士。」

  特羅洛普看不成了，哈格里維斯想，可憐的瑪麗——當我們在這裡的時候我總盡力把公務拋開，可它總是要擠進來。他想起來那個狩獵之夜，丹特里是那麼難纏……他問：「你有車嗎？」

  「有的。當然有。」

  他想，假如今晚我給他足夠的禮遇，那星期六還會有空閒。他說：「兩小時的車程，如果你願意來吃晚餐的話。」

  「當然願意。您真是太好了，約翰爵士。如果我沒覺得這事很緊要的話，我是不會來打擾您的。我……」

  「我們大概只來得及做煎蛋了，穆勒。家常便飯。」他又說。

  他放下話筒，同時想起了他們杜撰的關於他和食人者的故事。他來到窗口朝外看。非洲消退了。那燈就是通往倫敦及辦公樓的公路上的燈。他感到麥爾摩特的自殺已然迫近——別無他路了。他來到客廳：瑪麗正用一隻她在克里斯蒂拍賣行購得的銀茶壺裡倒出一杯格雷伯爵茶。他說：「很抱歉，瑪麗。我們有客人要來吃晚飯。」

  「我就擔心這個。在他堅持要和你說話時……是誰呀？」

  「BOSS從比勒陀利亞派來的人。」

  「他就不能等到星期一？」

  「他說情況太緊急。」

  「我不喜歡這些搞種族隔離的渾蛋。」普通的英國粗口在她的美國腔里總顯得有些奇怪。

  「我也不喜歡，不過我們得跟他們合作。我想我們可以趕緊弄點東西出來吃。」

  「有幾塊冷牛肉。」

  「那比我向他許諾的煎蛋要強。」

  這是一頓拘謹的晚餐，因為沒有什麼話題好談，儘管哈格里維斯夫人在博若萊葡萄酒的幫助下已使出了全部解數來尋找可能的談資。她坦陳自己對南非文學和藝術一無所知，不過看來穆勒也不比她知道得多。他說了些詩人和小說家的名字——他倒也提了赫茲佐格文學獎，但又補充說沒有讀過一本獲獎作品。「他們很不可靠，」他說，「大多數。」

  「不可靠？」

  「老是摻和在政治里。有個詩人因為幫助恐怖分子現在正蹲著監獄。」哈格里維斯試圖換個話題，可他能想到跟南非有關的只有黃金和鑽石——它們也在摻和政治，就和作家們一樣。鑽石這個字眼兒使人想起納米比亞，而他記得那個百萬富翁奧本海默支持了進步政黨。他的非洲是那個叢林裡的貧困非洲，而政治卻像廢礦床一樣橫亘在南部非洲。當他們終於能夠單獨帶著一瓶威士忌在兩張舒適的椅子裡坐下來時，他感到很高興——坐在舒適的椅子裡談艱難的話題總要好過些——他一向覺得坐在舒適的椅子上是很難發脾氣的。

  「你得原諒我沒在倫敦迎接你，」哈格里維斯說，「我得去華盛頓。沒法躲避的例行訪問。我希望我手下的人很好地接待了你。」

  「我那會兒也得離開的，」穆勒說，「去波恩。」

  「但不算是例行訪問，我想？協和飛機把倫敦拉得跟華盛頓近得要命——他們簡直指望你過去吃午飯。我希望在波恩一切進行得都很圓滿——當然是在適度範圍內的。但我估計你已經和我們的朋友卡瑟爾都討論過了。」

  「您的朋友，我認為，談不上是我的。」

  「是的，是的。我知道多年前你們有過點兒小麻煩。但那已是陳年往事了。」

  「你認為會有陳年往事嗎，爵士？愛爾蘭人可不這麼看，而你們所謂的布爾戰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們的戰爭，只不過我們稱之為獨立戰爭。我很擔心卡瑟爾。正為這個我今晚才來打擾您。我辦事不夠慎重。我讓他拿走了我關于波恩之行的一些記錄。當然沒有機密的東西，但要是仔細在字裡行間琢磨的話……」

  「我親愛的朋友，你完全可以信任卡瑟爾。如果他不是最合適的人選，我不會請他來向你介紹情況……」

  「我到他家裡去吃過晚飯。我很驚訝他娶了個黑人姑娘，就是您說的那個小麻煩的起因。他甚至好像跟她還有個孩子。」

  「我們這裡沒有種族歧視，穆勒，而且我們也徹底審查過她，這我可以向你保證。」

  「不管怎樣，當時組織她逃跑的是共產黨。卡瑟爾是卡森非常要好的朋友。我想您知道這個。」

  「關於卡森我們全知道——還有那次逃亡。卡瑟爾的工作就是與共產黨人接觸。卡森還在給你們找麻煩嗎？」

  「不。卡森死在監獄裡——肺炎。我看得出在我告訴卡瑟爾時他有多難過。」

  「如果他們是朋友的話，怎麼會不難過呢？」哈格里維斯不無遺憾地看著擱在卡提撒克威士忌旁邊的那本特羅洛普的小說。穆勒突然站起身在房間裡踱起步來。他在一張照片面前停住，照片上一個黑人戴著以前傳教士常戴的黑色軟帽。他的半邊臉因害狼瘡而變了形，而且只咧著半邊嘴朝攝影師微笑著。

  「可憐的人，」哈格里維斯說，「我給他照時他已快死了。他知道的。他是個勇敢的人，就像所有克魯人一樣。我想留下點什麼來紀念他。」

  穆勒說：「我還沒有徹底坦白，爵士。我意外地給卡瑟爾拿錯了筆記。我本來給他寫了一份，另有一份留作寫報告時用，我把兩個搞混了。的確沒有非常機密的東西——我在這兒是不會把非常秘密的情報寫在紙上的——但有些語句很不慎重……」

  「真的，穆勒，你不必擔心。」

  「我還是禁不住很擔心，爵士。在這個國家裡，你們的生活氛圍真是不同。和我們相比，你們沒有什麼恐懼感。那張照片裡的黑人——您喜歡他？」

  「他是朋友——一個我愛的朋友。」

  「我對一個黑人可不會那樣說。」穆勒回答。他轉過身。在房間另一頭的牆上掛著一副非洲來的面具。

  「我信不過卡瑟爾。」他說，「我沒法證明，可我有一種直覺……我但願您當初另找了別人來向我介紹情況。」

  「能處理你的材料的只有兩人。戴維斯和卡瑟爾。」

  「戴維斯就是那個死了的？」

  「是的。」

  「在這裡你們處理事情真是輕鬆。有時我很羨慕你們。像對待黑人小孩一樣。您知道，爵士，就我們的經驗而言，沒有比在情報部門工作的官員更脆弱的人了。幾年前我們在BOSS找到了一處泄露——在專對付共產黨的部門。是我們最有才幹的一個人。他愛交朋友——而友情左右了他。卡森也牽涉進了那個案子。還有一個例子——我們的一個官員是個才華橫溢的棋手，情報工作在他看來就是另一盤棋而已。他只在棋逢對手時才會有興致。到後來他越發感到不滿足。棋局太簡單了——於是他自己和自己玩了起來。他想只要那盤棋沒下完，他就感到很快樂。」

  「然後他怎麼了？」

  「他現在死了。」

  哈格里維斯又想起了麥爾摩特。人們在談到勇氣時都視之為一種基本美德。那麼一個騙子、破落戶占了下院餐廳的位子，他的勇氣又是什麼？勇氣是正當的嗎？不管什麼方面的勇氣都能引出美德嗎？他說：「我們很高興戴維斯就是我們要封堵的漏洞。」

  「一起幸運的死亡？」

  「肝硬化。」

  「我和您說過卡森死於肺炎。」

  「我恰巧知道卡瑟爾是不會下棋的。」

  「還會有別的動機。貪財。」

  「那肯定不適用於卡瑟爾。」

  「他愛他的妻子，」穆勒說，「還有他的孩子。」

  「這又怎麼了？」

  「他們都是黑人。」穆勒言簡意賅地答道，他的目光注視著對面牆上那個克魯人酋長的相片，就仿佛，哈格里維斯想道，連我也得不到他的信任，他的滿腹狐疑如同好望角上的探照燈，懷疑地掃過海面，搜尋著敵方艦隻。

  穆勒說：「我向上帝許願你們是對的，泄露確係戴維斯所為。可我不相信。」

  哈格里維斯看著穆勒坐著他的黑色奔馳穿過莊園離去。汽車燈光的移動放慢了速度並停了下來；他肯定到達了崗亭，自從愛爾蘭人開始安放炸彈後就有特別行動組的人在此執勤。莊園看起來不再像是非洲叢林的延伸了——那只是他家族領地的一小塊地方，而且這對哈格里維斯而言從沒像過家園的樣子。時間已近午夜。他上樓去自己的更衣室，但他仍將襯衫穿在身上。他用毛巾裹住脖子並開始刮臉。晚飯前已刮過了，這本不是必須的，但他在刮臉的時候思路總是比較清晰。他試圖回想穆勒懷疑卡瑟爾的原因是什麼——他與卡森的關係——這算不上什麼。黑皮膚的妻子和孩子——哈格里維斯帶著憂傷和失落回想起多年以前在還沒結婚時他認識的那個黑人情婦。她死於黑尿熱毒，她死時他感到自己的非洲之愛的一大部分也隨她埋進了墳墓。穆勒說起過直覺——「我沒法證明，可我有一種直覺……」哈格里維斯是絕不會小視直覺的。在非洲時他就是靠著直覺生活，他習慣了憑直覺挑選男僕——而不看他們帶來的、附有字跡難辨的推薦信的筆記本。有一次他還靠直覺救了自己的命。

  他擦乾臉，思索著：我要給以馬內利打個電話。在這個部門裡，珀西瓦爾醫生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他打開臥室門朝里張望。屋裡沒開燈，在妻子開口之前他以為她已睡了。「你還在忙什麼，親愛的？」

  「一會兒就好。我只想給以馬內利打個電話。」

  「那個叫穆勒的人走了？」

  「是的。」

  「我不喜歡他。」

  「我也不喜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