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卡瑟爾又給自己倒了杯威士忌。薩拉早已帶著薩姆上樓了，他獨自等著鐘敲響整點，就這樣等著……他的思緒飄到了另一場合，那是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辦公室，他等了至少四十五分鐘。他們給了他一份《蘭特每日郵報》——一個奇怪的選擇，因為該報所抨擊的，大多是穆勒的主子BOSS所支持的。他在早餐時已把當天的這份看過了，可他還是逐頁重讀了一遍，只為打發時間。每當他抬頭看鐘時都會遇見那兩個下級軍官其中一個的目光，他們僵硬地坐在桌旁，估計是輪流監視他。他們認為他會拿出個刀片劃開血管嗎？不過拷問，他告訴自己，一直是秘密警察專享的——抑或他相信是如此。而且對於他的案子，畢竟還絕不用擔心任何人會對他嚴刑逼供——他受外交豁免權保護，他是排除在刑具之外的一個。然而任何外交豁免權都不能夠延伸至薩拉，過去在南非的一年已使他學到了古老的一課：恐懼與愛是無法分割的。

  卡瑟爾喝完了威士忌，又給自己倒了一小杯。他得小心。

  薩拉在樓上叫他：「你在幹什麼，親愛的？」

  「就是等穆勒先生了，」他答道，「還有在喝另一杯威士忌。」

  「別喝太多，親愛的。」他們已打算好，由他先單獨接待穆勒。穆勒無疑將乘使館的車從倫敦過來。是黑色奔馳嗎，就像所有南非高官用的那種？「克服掉最初的尷尬場面，」專員交代過，「正事肯定還是留到辦公室里談。在家裡比較恰當的是提一兩句有用的暗示……我的意思是我們掌握的和他們沒有的。不過看在上帝的分上，卡瑟爾，可要保持冷靜。」於是現在，在第三杯威士忌的幫助下他努力保持著冷靜，同時側耳傾聽汽車的聲音，任何一輛車，然而在這個時候，國王路上的車輛寥寥無幾——下班的人都早已平安返家了。

  如果恐懼和愛是無法分割的，那麼恐懼與恨也如此。仇恨是對恐懼的一種自動反應，因為恐懼帶來的是屈辱。當他們最終允許他放下那份《蘭特每日郵報》，並打斷他第四遍閱讀相同的頭條新聞時，當他對卑鄙的種族隔離的邪惡進行例行而無用的抗議時，他深深意識到了自己的膽怯。他很清楚，三年在南非的生活和六個月對薩拉的愛將他變成了懦夫。

  兩個人在裡間辦公室等著他：穆勒先生坐在一張大寫字桌後，桌子用的是南非最好的木料，桌上除一本空白的吸墨水便箋簿、一個磨光鋥亮的筆架以及一卷別有意味地打開的文檔別無他物。他比卡瑟爾略微年輕些，也許快五十了，有一張卡瑟爾在平時很容易就會忘記的面孔：一張常年躲在室內的臉，如銀行職員或初級公務員那般平滑蒼白，一張絲毫沒有受過人性或宗教信仰折磨的臉，一張隨時準備接受命令並立刻毫無異議地去執行的臉，一張英國國教徒式的臉。肯定不是那種慣於以強凌弱者的臉——不過那倒可以形容穿制服的第二個人，他坐著，將腿搭在椅子扶手上，傲慢地晃蕩著，似乎要昭示他可以跟任何人干一場；他的臉沒有躲避日照：有一種惡魔似的殷紅，仿佛在一種非常人能承受的灼熱下曝曬了太久。穆勒的眼鏡鑲了金邊——這是個鑲金的國度。

  「請坐。」穆勒對卡瑟爾說，客氣的程度僅夠作為禮節的表達，可他唯一能坐的只是把又硬又窄的椅子，就像教堂里的那種，基本上不以舒適為目的——倘若他真被要求下跪，堅硬的地板上也沒有跪墊支撐他的膝部。他默默地坐著，那兩人，蒼白面色的和燒紅面色的，又看了他一眼，沒有言語。卡瑟爾不知這沉默還將持續多長時間。科尼利厄斯·穆勒前面有一張單獨從文檔里抽出的紙，過了一會兒，他開始用純金原子筆的筆尖敲那張紙，總敲在同一處，似乎在錘打一枚大頭針。輕輕的敲擊聲像手錶的嘀嗒聲一般記錄著沉默的長度。另一個人撓著襪子以上的皮膚，於是就這樣延續著，敲啊敲啊，撓呀撓呀。

  穆勒終於願意說話了。「我很高興你能抽空在這裡，卡瑟爾先生。」

  「是的，不算很方便，但，嗯，我來了。」

  「我們是想避免通過給貴方大使寫信而造成不必要的醜聞。」

  現在輪到卡瑟爾保持沉默了，他很想弄明白他們說「醜聞」這個詞的意圖。

  「范·丹克上尉——這就是范·丹克上尉——把材料帶給了我們。他覺得此事由我們接手比秘密警察處理更合適些——正因為你在英國使館的特殊職位。我們已注意你很長時間了，卡瑟爾先生，不過我覺得對於你這個案子，下逮捕令並不現實——你們的使館會要求外交豁免權。當然我們隨時可以到地方官員那裡去爭議，這樣一來他們肯定要送你回家。那差不多就等於斷送了你的職業生涯，是不是？」

  卡瑟爾什麼也沒說。

  「你行事一直很魯莽，甚至愚蠢，」科尼利厄斯·穆勒說，「不過話說回來，我個人不認為這種愚蠢必須要當作犯罪來加以懲罰。不過范·丹克上尉和秘密警察不這樣看，他們是尊重法律的——而他們也許是對的。他更願意執行逮捕程序，然後和你對簿公堂。他覺得外交豁免權經常不適當地延伸給了使館下級工作人員。他很想依照原則拿下這個案子。」

  硬質的椅子坐著開始感到疼了，卡瑟爾很想挪一下大腿，但他想這個動作會被認為他示弱了。他努力想弄清楚他們究竟掌握了些什麼。他想知道他手下有多少特工受到了指控。他自身相對的安全使他感到羞愧。在真正的戰爭中，指揮官總要與手下將士同生共死以捍衛個人尊嚴。

  「說話，卡瑟爾。」范·丹克上尉責令道。他把雙腿從椅子扶手上盪下來準備起身——或者說擺出了這個架勢——大概是要恐嚇他。他打開又合攏一隻拳頭，盯著自己的圖章戒指。接著他用手指擦拭著這純金戒指，仿佛那是一把需上油保養的槍。在這個國家你是躲不開黃金的。它飛揚在城市的沙塵里，畫家用它當顏料，而警察用它來擊打人的面部也相當自然。

  「說什麼？」卡瑟爾問。

  「你和大多數到我們共和國來的英國人一樣，」穆勒說，「你們對黑種非洲人懷著一種無意識的同情。我們能理解你的感受。這也更是由於我們自己是非洲人。我們在這兒生活了三百年。班圖人跟你們一樣是新來的。不過我沒必要給你上歷史課。正如我說過的，我們理解你的觀點，即使是很無知的觀點。但如果它致使一個人情緒激動，就會很危險，而當你快要觸犯法律時……」

  「什麼法律？」

  「我認為你很清楚是什麼法律。」

  「的確我在計劃一個有關種族隔離的研究，使館沒有表示異議，可那是一項嚴肅的社會學課題——相當客觀——而且仍在我的頭腦里。你們很難說有什麼權利審查這個。無論如何，我可以想見，在這個國家裡，我的研究也不可能出版。」

  「要是你想嫖一個黑人婊子，」范·丹克不耐煩地打斷說，「你幹嗎不去賴索托或史瓦帝尼逛窯子？它們還算在你們那所謂的大英國協里哪。」

  這時卡瑟爾第一次意識到處於兇險之中的是薩拉而不是他。

  「我太老了，對婊子沒興趣了。」他說。

  「你二月四號和七號晚上在哪兒？還有二月二十一號的下午？」

  「顯然你們是知道的——或認為自己知道，」卡瑟爾說，「我辦公室里有活動安排記錄本。」

  他有四十八小時未見薩拉了。她是否已落入范·丹克上尉之流手中？他的恐懼和仇恨在同步增長。他忘記了不論級別如何低，從理論上說他也是外交官。「真見鬼，你到底在說什麼？還有你呢？」他又轉向科尼利厄斯·穆勒，「你想讓我怎樣？」

  范·丹克上尉是個殘暴而簡單的人，但不管怎麼令人厭惡，卻還有自己篤信的東西——他是那種可以原諒的人。卡瑟爾永遠不能說服自己原諒的是這個皮膚光潔、受過教育的BOSS官員。正是這種人——受過教育、知道他們在幹什麼的人——正在建一座地獄來對抗天[6]。他想起他的朋友、共產主義者卡森常對他說的——「在這裡，我們最險惡的敵人不是那些無知和頭腦簡單的人，不管他們有多麼殘忍，我們最險惡的敵人是那些富有智慧而又邪惡的人。」

  穆勒說：「你應該很清楚你跟你那位班圖族女友交往已觸犯了《種族關係法》。」他用的是一種理性的責備口氣，就像銀行職員向一個小客戶指出一個無法接受的透支款項，「你應該認識到，如果不是外交豁免權，你現在就得蹲監獄了。」

  「你把她藏在哪兒了？」范·丹克上尉責問道，聽到這個問題，卡瑟爾如釋重負。

  「你是說我把她藏起來了？」

  范·丹克上尉站起來，摩擦著他的金戒指。他甚至在上面吐了口唾沫。

  「好吧，沒事了，上尉，」穆勒說，「我會照管好卡瑟爾先生的。我不占用你更多的時間。謝謝你給我們部門那麼多援助。我想和卡瑟爾先生單獨談談。」

  門關上後，卡瑟爾知道自己正面對著——如卡森所說——真正的敵人。穆勒繼續道：「你別太在意范·丹克。像他這樣的人最遠只能看到鼻子底下。我們有其他比訴訟更妥善解決你這檔子事的辦法，否則你毀了，我們也得不到便宜。」

  「我聽見汽車了。」一個不在場的女人聲音在叫他。

  是薩拉在樓上叫他。他走到窗前。一輛黑色奔馳緩緩駛過國王路上一排排不起眼的工薪階層的住房。司機顯然是在找門牌號碼，可如往常一樣，有好幾盞街燈的保險絲斷了。

  「是穆勒先生。」卡瑟爾大聲答道。當他放下威士忌時，他發現手因將杯子握得太緊而有些抖。

  隨著門鈴響聲，布勒叫起來，可當卡瑟爾開門後，布勒卻全然不分青紅皂白地討好起這位生客，還將表示親昵的唾液留在科尼利厄斯·穆勒的褲子上。「好狗，好狗。」穆勒小心地說。

  歲月給穆勒帶來了顯著的改變——頭髮幾乎已全白，臉面也遠不如以前那麼光滑。他看起來不再像個唯命是從的公務員。他的神態與上次見面也有了不同：看上去有了些人情味兒——也許正因如此他才得以擢升，擔當了更多的職責，說話有了迴轉的餘地，對問題也學會了存而不答。

  「晚上好，卡瑟爾先生。很抱歉我來這麼遲。沃特福德的交通很糟糕——我想那地方是叫沃特福德吧。」

  你幾乎要把他當成一個挺害羞的人，或許這隻因沒有了他所熟悉的華麗木製辦公桌以及外間的兩個低級同僚，他感到手足無措。黑色奔馳無聲無息地開走了——司機得去找地方吃飯。穆勒隻身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裡，在一片外國的土地上，郵箱上寫的是君主的首字母E II[7]，沒有任何一個市場上會供奉克留格爾[8]的塑像。

  卡瑟爾倒了兩杯威士忌。「自上次見面已過了很長時間了。」穆勒說。

  「七年？」

  「請我到貴府來共進晚餐，你真是太好了。」

  「專員覺得這再合適不過。打破堅冰嘛。看來我們要緊密合作了。在『瑞摩斯大叔』上。」

  穆勒的目光移至電話，接著是檯燈、花瓶。

  「沒事的。放心。如果我們在這兒被竊聽了，那也是自己人幹的，」卡瑟爾說，「而且我很肯定沒有竊聽。」他舉起酒杯。「為我們上次的會面。記得那會兒你提議讓我同意為你效力嗎？好了，我就在這兒。我們要一起共事了。歷史的諷刺，或說註定如此？你們的荷蘭教派信那個。」

  「當然，在那時候對你的真實職責我一無所知，」穆勒說，「如果我知道了，是不會拿那個可憐的班圖姑娘來威脅你的。我現在明白她當時是你的一員特工。我們甚至可以跟她合作的。可是，你瞧，我把你當成了那些自視甚高、反種族隔離的感傷主義者中的一個。當你的上司告訴我們將由你來和我商討『瑞摩斯大叔』時，我感到萬分驚訝。我希望你能盡釋前嫌。畢竟你我都從事這種職業，而且現在也在同一條戰壕里了。」

  「是的，我想我們是這樣。」

  「不過我仍希望你能告訴我——已經沒有關係了，是嗎？——你是怎麼帶那個班圖女孩走的。我猜是去史瓦帝尼了？」

  「是的。」

  「我以為邊境都已被有效封鎖了——對真正的游擊專家是例外。我從沒想過你有這個專長，儘管我意識到你和共產黨人有些關係。可我只推想你需要他們是為了你那本從沒能出版的關於種族隔離的書。你整個兒把我騙了。范·丹克就更別說了。還記得范·丹克上尉嗎？」

  「哦，是的。記得很清楚。」

  「我不得不因你的風流帳，要求秘密警察給他降級處分。他做得太蠢了。我覺得很肯定的是，如果我們穩妥地把那姑娘關到監獄裡，你就會同意聽命於我們的，而他竟讓她逃脫了。你瞧——可別笑——我當時深信這是一起不折不扣的風流事。我知道有那麼多的英國人一開始起勁地攻擊種族隔離，結果卻被我們引上班圖女孩的床而著了我們的道兒。他們迷戀的就是這種破壞他們所認為的不公正法律的浪漫想法，還有那黑人的扭擺舞。我做夢也沒想過那姑娘——薩拉·瑪恩柯西，我想是這名吧？——竟一直是MI6的人。」

  「她自己並不知道。她也相信我是為了寫書。再來杯威士忌。」

  「謝謝。我很樂意。」卡瑟爾倒了兩杯，他在賭自己的頭腦能夠保持得更清醒。

  「所有的記錄表明她是個聰明姑娘。我們相當仔細地查了她的背景。上的是德蘭士瓦省的非洲大學，那兒湯姆叔叔式的教授們總在培養危險的學生。我個人倒一直認為，非洲人越聰明就越容易轉變——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如果我們能把那姑娘在監獄裡關一個月，我敢肯定我們能把她轉過來。嗯，那樣的話她在『瑞摩斯大叔』行動中也能發揮作用呢。或者也不一定？我們總容易忘記『時間』那個老惡魔。現在她的牙有點兒鬆動了吧，我猜。班圖女人老得很快。她們一般早在三十歲不到的時候——總之對白人的胃口來說——就完了。你得知道，卡瑟爾，我真的很高興我們可以共事，而且你也不是我們在BOSS時以為的那種人——企圖改變人類本性的理想主義者。我們知道你接觸的那些人——或他們中的大多數，我們也知道他們會對你說些什麼胡話。可你騙了我們，所以你肯定也就騙了那些班圖人和共產分子。我想他們也以為你是在寫一本能服務於他們需要的書。請注意，我不是像范·丹克那種反非洲的類型。我自認為是百分之百的非洲人。」

  說話的顯然已非比勒陀利亞辦公室里的科尼利厄斯·穆勒了，那個臉色蒼白、只知奉命行事的職員絕不可能有這麼悠閒和胸有成竹的談吐，甚至幾分鐘前的羞怯和猶疑也蕩然無存。威士忌起了作用。他如今是BOSS高官，肩負著外交使命，只接受不低於將軍一級的命令。他可以放鬆了。他完全能夠——一個令人不快的想法——把握自己，而且在卡瑟爾眼裡，在他那粗鄙和粗暴的語氣之下，他開始越來越與他所藐視的范·丹克上尉相像了。

  「我在賴索托有過相當愉快的周末，」穆勒說，「在假日酒店的賭場和我那些黑人兄弟挨在一起。我承認甚至還有過一次小小的——嗯，艷遇——那兒反正是很不一樣的——當然不違法。我不是在南非共和國。」

  卡瑟爾叫道：「薩拉，把薩姆帶下來跟穆勒先生道晚安。」

  「你們結婚了？」穆勒問。

  「是的。」

  「那我受邀來府上真是榮幸之至啊。我從南非帶了些小禮品，也許有你夫人喜歡的。但你還沒回答我問題呢。既然現在咱們共事了——正像我先前想問的，你記得——可否告訴我你是怎麼帶那姑娘走的？這現在已不可能給你的老部下帶來什麼危害了，而且這和『瑞摩斯大叔』以及我們得一起面對的其他問題也有某種關係。貴國和敝國——當然還有美國——現在有著共同的戰線。」

  「也許她會自己告訴你。我來介紹一下她和我兒子，薩姆。」科尼利厄斯·穆勒轉身時他們一起從樓上走下來。

  「穆勒先生正在問我是怎麼把你帶進史瓦帝尼的，薩拉。」

  他低估了穆勒。他所計劃的出其不意全未奏效。「很高興見到你，卡瑟爾夫人。」穆勒說著握住了她的手。

  「七年前我們失之交臂。」薩拉說。

  「是的。虛度了七年。你有位非常美麗的夫人，卡瑟爾。」

  「謝謝。」薩拉說，「薩姆，和穆勒先生握握手。」

  「這是我兒子，穆勒先生。」卡瑟爾說。他明白穆勒對膚色的細微變化有很強的判斷，而薩姆是非常黝黑的。

  「你好呀，薩姆。上學了嗎？」

  「他再過一兩個禮拜去。快上樓睡覺吧，薩姆。」

  「你會玩捉迷藏嗎？」薩姆問。

  「以前會的，但現在我總是忙著學新規則。」

  「你和戴維斯先生一樣是間諜嗎？」

  「我說了上床睡覺，薩姆。」

  「你有毒氣筆嗎？」

  「薩姆！上樓！」

  「現在關於穆勒先生的問題，薩拉，」卡瑟爾說，「你是從哪兒，又是怎麼越過邊境進入史瓦帝尼的？」

  「我覺得我不該告訴他，你覺得呢？」

  科尼利厄斯·穆勒說：「哦，我們忘了史瓦帝尼吧。都是陳年往事，又發生在另一個國家。」

  卡瑟爾看著他像變色龍適應土地的顏色那樣自然地隨機應變。他在賴索托度周末時肯定也是如此。也許穆勒若是應變得不這麼快，還能稍稍討他喜歡些。整個晚餐過程中穆勒都謙恭地侃侃而談。是的，卡瑟爾想，我更情願會會范·丹克上尉。范·丹克見到薩拉第一眼就會立刻走出屋子。偏見與理想是有某種共通之處的。科尼利厄斯·穆勒沒有偏見，也沒有理想。

  「你覺得這裡氣候怎樣，卡瑟爾夫人，在離開南非以後？」

  「你是說天氣？」

  「是的，天氣。」

  「不像南非那麼極端。」薩拉說。

  「你有時候會想念非洲嗎？我是借道馬德里和雅典來的，所以我已在外好幾周了，你知道我最想念什麼嗎？約翰內斯堡周圍的礦石堆。它們在太陽西斜時的色澤。你想念什麼？」

  卡瑟爾以前並不知道穆勒還有某種審美情趣。那是升遷帶來的更大的品位變化，還是如同他的禮節一樣是為應對這樣的場合和這樣的國家？

  「我的記憶是不一樣的，」薩拉說，「我的非洲也和你的不同。」

  「哦，嘿，我倆都是非洲人。對了，我給這裡的朋友帶了些禮物。我不知道你是我們中的一員，只給你帶了一條披肩。你知道在賴索托他們有手藝很好的織工——御用織工。你願意收下一條披肩嗎，從過去的敵人那裡？」

  「當然。你客氣了。」

  「你認為哈格里維斯夫人會接受一隻鴕鳥皮做的包嗎？」

  「我不認識她。你得問我丈夫。」

  這很難能與她鱷魚皮的標準看齊，卡瑟爾想，不過他說：「肯定會……既然是你的禮物……」

  「我對鴕鳥有種家傳的興趣，你知道，」穆勒解釋道，「我祖父是他們現在所說的鴕鳥百萬富翁——一九一四年的戰爭斷了他的生意。他在開普省曾有套大宅，壯觀極了，但現在只剩下廢墟。鴕鳥毛再也沒能真正重返歐洲，我父親也就破產了。不過我幾個兄弟仍養了些鴕鳥。」

  卡瑟爾記得參觀過這樣一處豪宅，是當作博物館保留的，經營那鴕鳥莊園殘餘部分的人就住裡面。該經理說起建築的奢華和低劣品位時帶著些歉意。參觀浴室是遊覽的高潮部分——參觀者總是在最後被領到浴室——浴缸像一張白色的大雙人床，水龍頭鍍著金片，牆上是對義大利早期藝術的拙劣模仿：畫中人光環上的純金箔已開始脫落。

  晚餐結束時薩拉離開了他們，穆勒接受了一杯波爾圖。自去年聖誕節後這瓶酒一直原封未動——戴維斯的禮物。「還是要講講正經的，」穆勒說，「我希望你能告訴我一點兒你夫人去史瓦帝尼的路線。不必提名字。我知道你結識了幾個共產黨朋友——我現在明白了那都是你工作的一部分。他們認為你是個多愁善感的同行者——我們那時也這樣以為。比如，卡森就準是這樣想的——可憐的卡森。」

  「為什麼說可憐的卡森？」

  「他走得太遠了。他和游擊隊有牽連。從他的角度看他是個好人，很棒的宣傳鼓動家。他當年給實施《通行法》[9]的秘密警察找了很多麻煩。」

  「他現在難道不幹了？」

  「哦，幹不了了。他一年前死在監獄裡了。」

  「我沒聽說過。」

  卡瑟爾踱到餐櫃前給自己倒了雙份威士忌。在加了大量蘇打以後，J.&B.看起來與單份的沒什麼兩樣。

  「你不喜歡這波爾圖嗎？」穆勒問，「以前我們常從馬普托搞來上好的波爾圖。唉，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

  「他怎麼死的？」

  「肺炎，」穆勒說，他又補充道，「嗯，給他省卻了曠日持久的受審之苦。」

  「我挺喜歡卡森。」卡瑟爾說。

  「是的。他總是將非洲人等同於有色人種，這太遺憾了。這是第二代人常犯的錯誤。他們拒絕承認白人能像黑人那樣成為名副其實的非洲人。例如我的家族是一七〇〇年來的。算很早的居民了。」他看了看表，「我的上帝，和你在一起我都不想走了。我的司機肯定等了我有一小時了。你得原諒我。我該說晚安了。」

  卡瑟爾說：「也許你走之前我們得談談『瑞摩斯大叔』。」

  「那可以等到在辦公室談。」穆勒說。

  走到門口，他又轉過身，說：「卡森的事我真的很難過。如果我知道你並不知情，就不會這麼唐突地講出來了。」

  布勒懷著盲目的友愛舔著他的褲腳。「好狗，」穆勒說，「好狗。什麼也比不過狗的忠誠。」

  2

  午夜一點時，薩拉打破了冗長的沉寂。「你還醒著。別裝了。見了穆勒先生就這麼糟糕嗎？他還挺客氣。」

  「哦，是的。到了英國他就換上了英國的一套。他適應得非常快。」

  「要不要給你來一片硝基安定？」

  「不用。我很快就會睡。只是——有件事得告訴你。卡森死了。在監獄裡。」

  「是被他們殺害的嗎？」

  「穆勒說他死於肺炎。」

  她把頭放在他臂彎下，臉埋在枕頭裡。他猜她在哭。他說：「晚上我禁不住在回憶他留給我的最後那張便條。我見過穆勒和范·丹克後回使館時看到的。『別為薩拉擔心。坐最早的一班飛機去馬普托，在坡拉娜等她。她處境很安全。』」

  「是的。我也記得那便條。他寫的時候我就在他那兒。」

  「我一直沒能感謝他——除了七年的沉默和……」

  「和什麼？」

  「哦，我不知道該怎麼說了。」他用了對穆勒的說法，「我挺喜歡卡森。」

  「是的。我很信賴他。遠勝過我對他朋友的信任。你在馬普托等我的那個星期里，我們有時間進行了很多辯論。我總愛對他說他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為什麼？他是黨員。留在德蘭士瓦省最早的一批黨員之一。」

  「當然。這我知道。但黨員有很多很多，不是嗎？甚至在告訴你之前我就告訴他薩姆的事了。」

  「他有本事能把人吸引到他身邊。」

  「大多數共產黨員我是了解的——他們逼迫你，而不是吸引你。」

  「不管怎麼說，薩拉，他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他在史達林迫害中倖存下來，就像羅馬天主教徒挺過了波吉亞家族[10]的統治一樣。」

  「不過他從沒有把你吸引得很遠，是嗎？」

  「哦，好像總有什麼東西如鯁在喉。他常說我見到蠓蟲猶豫不決，見到駱駝倒一口吞下。你知道我過去從不信仰宗教——我把上帝留在了學校的小教堂里，但我有時候在非洲遇到的牧師使我又信了——有這麼一會兒——淺嘗即止。假如所有的牧師都像那樣，而我也能經常看到他們，也許我會通讀耶穌復活、童女生子、拉撒路[11]，所有的典籍。我記得有一位我遇見過兩次——我想把他用作特工，就像我用你那樣，可他沒法用。他名叫考諾利，要不是歐考耐爾？他在索韋托的貧民窟工作。他對我說的跟卡森的話一模一樣——見到蠓蟲猶豫不決，見到駱駝倒一口吞下……有這麼一段時間，我對他的上帝有一半相信了，就像我對卡森的上帝那樣。也許我生來就是個半信半疑的人。當人們說起布拉格和布達佩斯以及如何在共產主義那裡找不出一張人性的面孔時，我保持著沉默。因為我見過人性的面孔——至少一次。我對自己說如若不是卡森，薩姆就會生在監獄裡，而你很可能性命不保。有一種共產主義——或共產分子——救了你和薩姆。我不相信什麼馬克思或列寧，正如我不相信聖·保羅一樣，但是難道我沒有表達感激的權利嗎？」

  「為什麼你對這個那麼擔心呢？沒有人說你的感激是錯的。我也很感激。感謝沒什麼不對，如果……」

  「如果……？」

  「我想我是準備說如果沒有讓你走得太遠的話。」

  連續幾小時他都不能安然入睡。他清醒地躺著，想著卡森和科尼利厄斯·穆勒，想著「瑞摩斯大叔」和布拉格。他不想入睡，直到薩拉的呼吸使他確信她已先睡著。之後，他才允許自己縱身——像兒時的英雄阿蘭·夸特曼[12]那樣——跳進那條悠長而舒緩的地下河，水流將他帶到這黑暗大陸的內部，在那兒他希望能尋覓到一片永久的家園，一個他能夠作為公民得到接納的城市，做一個無須為什麼信仰起誓的公民，這個城市裡也沒有上帝或馬克思，只稱作「心之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