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受辱埃及

  英國在埃及的政策與其軍事與政治考慮有關。為了加強對蘇聯的遏制，英國決定堅守蘇伊士運河基地。在埃及民族主義潮流洶湧澎湃之時，英國仍然把自己的戰略考量放在首位，這使它對埃及的政治變化反應遲鈍。可以說，在英帝國解體過程中，英國在埃及的頑固不化及由此導致的災難是密不可分的。

  二戰後，英國很快確立了繼續統治蘇伊士運河區的方針。1945年3月，在內閣會議上，作為代首相的艾德禮指出，如果英國要繼續留在蘇伊士運河區並維持在中東的獨占地位，代價將是高昂的。他問道：既然蘇伊士運河是一條國際水道並讓全世界得益，為什麼要讓英國獨自承擔防衛的代價呢？為什麼不讓其他國家，例如美國也來承擔這一代價？他建議重新考慮英國在中東的戰略問題。[41]艾登反對艾德禮的提議，認為埃及與蘇伊士運河是英國中東防務的核心，其防務地位對「英帝國而言是生死攸關的」。[42]這一爭論直到二戰終結也沒有結束，英國繼續保持在蘇伊士運河區的軍事力量。二戰結束之時，蘇伊士運河區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軍事基地，它包括10個空軍基地、40個駐營區。蘇聯的態度則進一步刺激了英國的戰略安排，史達林在戰爭結束時，要求在達達尼爾海峽擁有自己的軍事基地。在1945年的倫敦外長會議上，英國認為史達林的要求如果實現，蘇聯在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勢力將會大增並最終威脅到自己的利益，因而英國堅定支持土耳其。[43]英國也反對以蘇聯承認英國在中東與地中海東部地區的勢力範圍為條件而接受蘇聯在東歐擁有獨占地位，因為把英國從歐洲排除出去是與英國的大國地位不相符的。為了增加對付蘇聯的籌碼，英國政府希望維持自己在中東的獨占優勢。[44]

  對英國戰略發起的最大挑戰是埃及的民族主義者。戰後埃及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日益高漲。1945年7月，埃及的民族主義代表華夫脫黨向英國駐埃及大使基勒恩勳爵（Lord Killearn）提出討論埃及地位的要求。9月，埃及又發表聲明要求修訂1936年《英埃同盟條約》，而新條約的基礎應該是英國從埃及撤軍以及埃及獲得對蘇丹的主權。

  面對民族主義者的壓力，英國卻頑固地決定繼續維持殖民統治。英國在中東的官員格里格（Sir E.Grigg，Lord Altrincham）很快向艾德禮政府提出解決埃及問題的建議。他一方面堅持英國必須維護在埃及的地位，認為沒有埃及的勢力範圍，英國將無法生存，另一方面，他指出英國必須改變原來的統治方式，縮減和平時期在埃及的軍事力量。[45]貝文支持格里格的觀點，認為維持英國在中東的權力與威望對英國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軍方站在貝文一邊，他們堅持撤軍必須有替代的防務安排，而完全撤出埃及駐軍是不可想像的。[46]基勒恩勳爵基於自己的政治偏見反對與華夫脫黨談判，他非常鄙視埃及的政治領袖，認為這些人並不代表埃及人民，因此不應該與之談判。

  英國的頑固態度激起了埃及民眾的極大不滿，反英浪潮一浪高過一浪。1946年2月，在埃及政府慶祝法魯克國王誕辰的時候，愛茲哈爾大學的學生帶頭罷課、絕食，其後，開羅大學的學生也走上街頭，各大、中學學校的學生很快組成了「埃及學生聯合委員會」。2月8日，開羅的學生舉行集會，要求英國撤軍。2月9日，數千名學生再次示威，提出「英國軍隊滾出埃及！」「反對和英國談判！」等口號。當學生隊伍遊行到阿拔斯大橋時，遭到英國軍警的鎮壓，傷亡超過50人。[47]

  英國鎮壓學生運動在政治上只能激化埃及人的反英鬥爭。阿拔斯慘案後，反英運動迅速向全國蔓延，埃及各大城市相繼舉行示威，抗議英軍暴行。工人與學生組成了「工人學生聯合會」，號召全國人民在2月21日舉行總罷工、總罷市，「讓我們高高舉起民族的旗幟！讓我們牢固團結在一起——工人、學生、商人、公職人員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洗淨奴役的恥辱！」[48]2月21日，開羅10萬群眾舉行聲勢浩大的示威遊行，高呼「讓埃及真正獨立！」「英軍滾出埃及！」等口號。當遊行隊伍到達伊斯梅爾廣場時，英軍再次鎮壓，23人被打死，數百人受傷。「工人學生聯合會」再次號召舉行全國總罷工、總罷課，對英國的暴行表示抗議，對死難者表示悼念。全國各階層、各黨派、各團體一致響應這個號召，示威和罷工的浪潮席捲全國。3月4日，開羅數十萬人走上街頭，途經英國海軍駐地時，憤怒的群眾登上屋頂，扯下英國國旗，把它撕得粉碎。而英國軍警則開槍回擊。事件中又有28人死亡，342人受傷。[49]

  事實證明，鎮壓不但不能穩固英國的統治，反而使埃及人更加憎恨英國。一部分官員開始認識到英國必須對埃及做出讓步。英國新任駐埃及大使斯坦斯蓋特勳爵（Lord Stansgate）認為英國撤軍是無法避免的，英國應該大方地答應埃及的要求，從而保存其他利益，「內閣必須認識到，對這一底線的替代條約將使埃及聯合起來仇視我們，而整個阿拉伯世界將會站在他們一邊。」[50]英國軍方的態度也開始改變，他們認為只要中東的防務安排到位，英國可以以撤軍為條件與埃及達成和解。[51]

  但是英埃談判很快就失敗了。根據防務委員會的建議，英國內閣表示英國要在5年之內從埃及撤出所有軍隊。但是英國的撤軍是有條件的，它要求在發生與英國有關的戰爭時，英國可以重新使用蘇伊士運河基地。埃及首相西德吉反對英國的談判條件。首先，長達5年的撤軍時間是不可容忍的；其次，英國如果要在戰時使用蘇伊士運河區的軍事設施，只能建立在英埃互相友好的非正式基礎上而不是正式立約。英國外交部與軍方拒絕接受西德吉的主張，貝文更是在戰時使用蘇伊士運河基地這一條款（「第二條款」）上態度強硬。貝文說，一旦英國在伊拉克與伊朗的利益遭到威脅，使用埃及的基地是必不可少的，這一條款是原則問題，英國不能妥協。[52]埃及國王法魯克建議埃及在該條款問題上做出一定讓步，但是他提出埃及對蘇丹的主權要求。貝文曾經一度準備以蘇丹為條件換取埃及在「第二條款」上的讓步[53]，但在埃及民眾反英的壓力之下，西德吉拒絕讓步，同時又認為埃及必須獲得對蘇丹的主權。貝文因而拒絕了埃及對蘇丹主權的要求，貝文堅持說，在涉及蘇丹前途的問題上，英埃必須與蘇丹人進行商討。實際上，貝文認為，由於英埃關係不確定，加強英國對蘇丹的控制顯得更為重要，如果英國放棄了蘇伊士運河基地，蘇丹就成為一個重要的替代選擇。[54]

  英埃談判的失敗加強了英國強硬派的聲音。英國外交部常務次官薩金特（Sir Orme Sargent）認為，埃及政府覺得英國已經衰落，所以總是提出一些過分要求，因而，英國應該採取一種更加強硬的政策來顯示英國的力量並警告埃及不可輕視英帝國。他建議按照1936年《英埃同盟條約》來加強英國的條約權利。[55]貝文也建議內閣採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並退回到1936年條約所規定的特權地位。[56]軍方認為在面臨戰爭威脅的時候，防衛中東的關鍵在於迅速動員英國在埃及的軍隊並能在基地採取有效行動，因此，英國在和平時期需要在埃及有一個核心的軍事基地。[57]

  下面兩個因素強化了英國的這一態度。

  

  首先，中東局勢的變化提升了蘇伊士運河基地的地位。由於英美戰略分歧，英國在巴勒斯坦面臨著猶太人的暴力活動，這些暴力活動牽制了大量的英國軍隊，嚴重影響了英國的全球戰略，英國政府最終宣布在1948年5月撤出巴勒斯坦。英國在戰後本來也占據著義大利在北非的殖民地昔蘭尼加，但是在當地民族主義者的反抗之下，英國在昔蘭尼加的處境也不再穩固。巴勒斯坦與昔蘭尼加的困境無疑讓英國的戰略家們認識到英國應該千方百計地控制埃及的基地。1947年，英國迫於財政困難不得不把希臘與土耳其的防務責任交給美國，但英國「瘦身」是為了更好地守護中東地區的其他據點。貝文認為，邀請美國涉入中東局勢不過是為了讓美國提供英國缺乏的經濟與軍事資源，中東仍然主要是英國的勢力範圍，只有展示英國對埃及等殖民地的控制，英國才能使美國確信援助英國是有利可圖的。[58]這樣，筆者發現，英國戰略家們的悲哀在於他們僅僅根據地圖進行算計，而沒有考慮到這些計劃能不能得到當地人的支持。

  其次，英國政府的頑固態度也與英國希望維持在中東的威望有關。貝文認為，埃及覺得英國正處於衰落階段，因此想利用這種衰落。正因為如此，貝文把維持英國的威望作為更加重要的任務。他堅持「第二條款」，不僅因為它的戰略價值，而且也因為它是一個關乎帝國威望的原則問題。在蘇丹問題上，他認為把蘇丹交給埃及是不名譽的，會削弱英國的威望。貝文想讓埃及明白是英國而非埃及才是一錘定音者，「千萬不能讓埃及政府覺得英國政府在根據埃及的方式行事」[59]。艾德禮認為實力決定政策的制定，貝文卻認為威望不僅是實力的衍生物，相反，威望在許多時候對實力起促進作用。基於同樣的考慮，他反對美國在中東擴大勢力，認為只有維持英國的大國地位才能贏得美國的尊重。貝文的繼任者莫里森延續了貝文的觀點，不允許埃及踐踏英國的威望。

  強硬派得勢使埃及的局面繼續惡化，英國與埃及處於全面衝突之中。1951年7月，英國外交大臣莫里森在下院發表聲明，表示英國將繼續留在蘇伊士運河區。埃及人對此怒不可遏，從1951年8月初開始，埃及人民在全國範圍內舉行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與罷工，堅決要求英國軍隊撤出埃及。在民眾的壓力下，埃及政府在10月10日單方面宣布廢除1936年《英埃同盟條約》和1899年英埃共管蘇丹協定。而英國政府也決定堅持己見，英國外交部發言人稱，英國將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來維持英國在蘇伊士運河區的駐軍。10月17日，英國駐軍在「保障安全」的藉口下，占領了埃及的一些城市和戰略據點，包括塞得港、伊斯梅利亞和阿格魯伯要塞。英軍還控制了開羅與蘇伊士運河區之間的鐵路交通，不久，英軍又侵占了從開羅到運河區的許多戰略據點。埃及人民堅決抵抗，在蘇伊士運河區，6萬工人宣布罷工，拒絕為殖民者服務，整個運河區的交通和日常工作全部陷入癱瘓。在開羅、亞歷山大、塞得港、伊斯梅利亞等地，埃及人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全國各地都展開了抵制英貨的運動。同時，埃及的抗英鬥爭向暴力方向發展，開羅的約一萬名大中學生要求組織抗英「國民警衛隊」，5000人加入政府的「解放軍團」「志願解放營」等武裝組織。10月28日，埃及國務會議通過總動員令，徵召所有18-50歲的埃及男子入伍。全民鬥爭使英國人狼狽不堪，游擊戰更使英軍處於被動狀態。一名英軍士兵回憶說，「埃及游擊隊的零星活動有效地捆住了我們的手腳，他們幾乎使我們變成了走不出營房的俘虜。太寂寞無聊了。我們的一位軍士長說，除卻食物稍好且能按時供應外，我們的處境與他在德國俘虜營中的情形沒什麼兩樣」[60]。

  對遍及埃及全國的反英鬥爭，英國強硬派不肯退讓，仍然採取過時的鎮壓政策。英軍先是把埃及的阿卜都村炸平，之後，英軍又圍剿了伊斯梅利亞的游擊隊，50多名埃及人被打死，100多人被打傷。

  在納哈斯宣布廢除1936年《英埃同盟條約》不到一個月後，英國保守黨贏得大選，邱吉爾再次擔任首相，艾登擔任外交大臣。邱吉爾政府的帝國政策表現得更為大膽，並且邱吉爾的個人魅力對英美的合作也有不少裨益。在伊朗，邱吉爾決定報復摩薩台對英伊石油公司採取的國有化政策，他很快與美國政府聯合制定了對付摩薩台的方案：顛覆伊朗政權。在美國的配合下，英國得以成功，雖然其結果是美國在更大程度上捲入了伊朗內部政治，英國喪失了獨霸伊朗的特權，但英國畢竟清除了摩薩台這個政治對手。

  在埃及問題上，邱吉爾同樣態度堅定。埃默里曾經諷刺邱吉爾是一個魯莽的帝國主義者，但由於這一魯莽的帝國主義把英帝國與榮譽聯繫在一起，邱吉爾在英帝國問題上也更為頑固，任何破壞英帝國榮譽的政策都是被排斥的，任何對英帝國的挑釁都必須給予迎頭痛擊。對埃及政府的挑釁姿態，邱吉爾要求採取強硬政策，這種強硬態度由於其種族主義傾向而更加頑固，他稱埃及人是「低劣的野蠻人」。[61]他對艾登的溫和態度也很不滿，「如果……你在暴力面前準備投降，在威脅和困擾中準備撤出軍隊，這將在英國公眾中引起深刻反感。」[62]他認為英國應該通過恫嚇的方式迫使埃及接受英國的條件。[63]

  艾登持有一種不同的態度。雖然他也輕蔑地指責納哈斯單方面廢除1936年的條約是卑劣的行徑，但作為一位精明的外交家，他很快認識到埃及民族主義的巨大力量，認為英國必須採取一種現實主義的選擇。而最好的辦法就是不得罪埃及的民族主義者，因為英國在中東的利益將日益依靠與阿拉伯國家的外交協議而不是部署軍隊，英國必須把衝突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程度。[64]面對英國強硬派的壓力，艾登爭論說，英國或者可以得到最好的協議，或者承擔無法忍受的代價。既然「我們不再能夠不顧人力、財力、國際善意的後果而把我們的意志強加於埃及頭上」，那麼英國就必須與埃及進行談判，英國必須做出讓步。[65]

  這一次，軍方令人驚奇地站在艾登一邊，支持與埃及達成協議。英國在中東的司令部早就指出，為了有效地使用埃及的基地，英國必須獲得埃及政府的支持。[66]帝國總參謀長斯利姆（Sir William Slim）認識到只有獲得埃及的合作，英國才能有效地利用基地，而為了得到埃及的合作，英國必須在和平時期撤出駐在埃及的軍隊。總參謀部最後同意軍方不再在談判時設置一些埃及無法接受的附加條款。[67]

  美國的反應最終改變了邱吉爾的態度。作為一位務實的政治家，邱吉爾清楚英國的帝國政策必須建立在美國的支持之上。他給艾森豪寫信說：「我親愛的朋友，無疑我們尋求或者需要你們的軍事、物資和金融的支持……我們應該向獨裁者顯示我們有一致的計劃。」[68]艾森豪在和自己的同僚商量後認為，美國支持英國的強硬政策會使埃及向蘇聯靠攏，因而拒絕了邱吉爾的請求。他回信說，如果美國和英國站在一起反對埃及政府，這給世人的印象就是英美聯合起來給埃及下最後通牒。[69]由於得不到美國的支持，邱吉爾在無奈之下只能默認了艾登的談判策略。

  但是，終結英國殖民統治的革命性因素卻來自埃及局勢的發展。正如上文所言，英國在埃及的統治與三支柱形的權力結構緊密相連，英國、埃及國王、華夫脫黨之間的權力制衡構成了英國殖民統治的基礎。但是這一結構正在崩潰。

  從戰爭結束後，埃及的局勢就向左發展，強調暴力反抗的民族主義激進派取得了更大的吸引力。不管是埃及國王，還是華夫脫黨，都是埃及上層階級的代表，他們並不善於從下層人民獲得更大的支持，實際上，他們在許多時候反而在限制下層民眾參與政治。埃及的經濟在戰後面臨嚴峻的壓力，通貨膨脹更使下層民眾在生存的邊緣徘徊。埃及民眾連續不斷的抗議活動一方面是對英國的反抗，另一方面也是埃及民眾對政府無能的一種不滿。由於國王與華夫脫黨不善於從下層尋求支持者，這一政治空白區域很快為其他勢力提供了土壤。一些極端派如穆斯林兄弟會從這片土壤中獲取了豐厚的養分，巴勒斯坦的分治使其成員大規模增加，而埃及戰後的社會困難更便利了他們的成長。穆斯林兄弟會想把埃及改造成為一個純粹的伊斯蘭國家，他們既痛恨法魯克國王的奢侈腐化，也反對華夫脫黨與英國進行談判，刺殺諾克拉什正是這種立場的表達。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ers）是另一個實力強大的組織，它創建於1939年，其成員大部分是青年軍官，在戰後迅速發展。1948年的巴勒斯坦戰爭加劇了埃及士兵與軍官的不滿情緒，自由軍官組織秘密印發傳單，揭露腐敗無能的軍人上層集團，要求將叛徒交給法庭審判，並主張清洗軍隊，進行軍事改革。這些傳單在軍隊中廣泛流傳，人們競相傳閱。到1951年，自由軍官組織的能量開始顯現出來，他們提名納吉布（Mohammed Neguib）將軍為陸軍軍官俱樂部主席的候選人，反對法魯克國王提名的候選人。選舉結果是納吉布獲得276票，而其他三個競選對手共得58票。這一事件表明自由軍官組織在軍隊內部比國王擁有更大的影響力。[70]

  在這些迅速崛起的政治勢力面前，華夫脫黨的影響力卻在逐漸衰退。華夫脫黨是在英國的刺刀保護下上台執政的，在一個反英浪潮席捲全國的氛圍中，華夫脫黨也日益遭到埃及人的唾棄。而腐敗更成為華夫脫黨衰落的催化劑。作為華夫脫黨的首領，納哈斯不僅面臨著外界的壓力，甚至他的妻子與黨內同僚都在公開指責他腐敗。不久，華夫脫黨的總書記奧貝伊德（Makram Ebeid）離開華夫脫黨。內部分裂削弱了華夫脫黨的影響力。

  在華夫脫黨這根支柱斷裂之時，國王的地位也開始受到挑戰。埃及民族主義者不僅把矛頭指向英國，而且也越來越不滿以法魯克國王為首的埃及政府。在1946年2月的抗議活動中，埃及人不僅喊出了反對英國的口號，而且提出了「打倒法魯克！」的口號。第一次阿以戰爭以阿拉伯國家的失敗告終，不少埃及人認為埃及的慘敗乃是封建王室的腐敗無能所致。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開始對國王政府失去信心，「除了趕走英國人之外，自由軍官組織還必須獻身於推翻或至少是徹底改革埃及政府的整個體制」。[71]

  開羅縱火案更是徹底暴露了國王的地位形同虛設。1952年1月26日，為抗議英軍對埃及民族主義者的鎮壓，開羅舉行50萬人的示威大遊行，一些極端派採取了大規模的縱火活動。而在這樣的大事件面前，法魯克領導的政府卻持一種麻木不仁的態度，英國由於擔心埃及民族主義者的反抗，也不敢派兵前來處理事件。他們的不作為使這次事件造成極大的破壞性，開羅市中心區的大旅館、大商店、大銀行、俱樂部等相繼發生大火，首都變成一片火海。在大火中，不僅有英國人與其他外國人被燒死，一些埃及人也葬身火海。如果國王主導的政府無法處理社會矛盾，無法維持秩序，這樣的政府還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呢？於是，在1952年7月23日，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國王與華夫脫黨領導下的政府被推翻，納吉布將軍被挑選出來擔任政府首腦，而納賽爾領導的「革命指導委員會」掌握著實際權力。這樣，第二根支柱也斷了。

  納吉布擔任革命政府的首腦為英埃談判提供了機會。納吉布具有蘇丹人的血統，他相信自己可以在蘇丹取得自治地位後勸服蘇丹承認埃及的主權，因而放棄了埃及對蘇丹的主權要求。這就搬去了在英國與埃及民族主義者談判之間長期存在的一塊絆腳石。英國政府很快抓住了這個機會，根據英美聯合評估機構的分析，英國政府認為埃及的革命政府是值得支持的。[72]艾登也認為革命政府為英埃關係的改善提供了一個新的機會，而為了達成協議，英國需要繼續讓步，不能使用100年前的舊辦法來繼續維持對埃及的控制。因為若還在使用舊辦法一方面超出了英國的能力，另一方面將影響英國在中東的整個防務體系。[73]艾登的建議得到英國戰略家的支持，他們認為英國與其把精力耗費在無休無止的爭吵之中，不如通過有限讓步來獲取埃及民族主義者的支持，這樣可能使埃及政府願意支持英國的防務計劃。[74]邱吉爾起初也對革命政府抱有好感，認為如果能達成防衛中東的替代協議，英國可以從埃及撤軍。[75]1954年，在艾登的努力下，他與納賽爾就蘇伊士運河問題達成協議：英國軍隊將於20個月內撤出蘇伊士運河區，但是，當中東的阿拉伯國家或者土耳其遭到外部勢力的威脅時，英國可以重新使用蘇伊士運河區的軍事設施。這樣，1954年簽訂的條約結束了英國與埃及長期的主權爭執，埃及獲得了對蘇伊士運河區的主權。

  實際上，促使艾登與埃及達成協議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埃及戰略地位的變化。

  首先，英國的防務重點已逐漸從中東向歐洲轉移。1948年，蒙哥馬利元帥對艾德禮政府的防務政策提出質疑，要求英國加強在歐洲的防務力量。英國內閣也逐漸認識到西歐對保衛英國有至關重要的作用。[76]外交部還認識到，要維持獨立於美蘇之外的第三極勢力，英國有必要和西歐建立更為緊密的聯盟關係。布魯塞爾條約與西歐聯盟都是這一新思維的表現。在這種新的防務思想出台後，英國在中東與歐洲的防務出現了爭奪資源的情況。為了避免西歐施加壓力，軍方認為英國不應該把自己在中東的戰略轟炸機基地情況告訴盟友，也不應該把英國準備部署的兵力告知盟友，其主要原因是英國在中東花費的資源太多了。[77]但1 949年英國加入北約後，英國對歐洲承擔了更多的防務義務，美國與西歐各國要求英國清晰地告知英國準備把多少資源用來保衛歐洲。在美歐的壓力下，英國開始把更多的資源向歐洲傾斜。同時，邱吉爾政府逐漸把核戰略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與這一戰略相應的調整是，英國的常規部隊開始縮減，英國不再有足夠的兵力到全球布防。新的防務政策日益挑戰中東在英國防務布局中的戰略地位，中東對英國的重要性開始減退。

  其次，蘇伊士運河基地的價值開始下降。軍方堅守埃及的一個主要理由是以此為基地可以對蘇聯展開空襲從而威懾或者破壞蘇聯的戰爭能力。但是英國越來越認識到，以埃及為基地不可能對蘇聯構成重大威脅。到1948年底，英國總參謀部指出英美戰略轟炸機力量是如此之小，無法有效防衛自己並減緩蘇聯向中東挺進。[78]同時，英國的轟炸機作戰半徑太小，也無法實施這樣的轟炸任務。埃及的軍事設施也不適於新型轟炸機執行任務，埃及雖然有5個機場，但其中任何一個的跑道長度都不足以支持英國剛從美國獲得的戰略轟炸機起飛與降落。1948年10月，埃及政府拒絕為擴建阿布蘇韋爾空軍基地的跑道提供物資，雖然後來跑道擴建勉強得以完成，但是英國卻不得不承擔更多的代價。此外，隨著蘇聯軍事力量增長，埃及本身也變得越來越脆弱。當蘇聯成功試爆原子彈後，英國在埃及的防務已經日益成為蘇聯攻擊的靶子，蘇聯有能力「在一擊之下就可以摧毀英國在中東的主要目標」。[79]

  最後，英美在中東防務上的分歧也削弱了埃及的價值。英國防衛中東的一個前提是，一旦發生戰爭，美國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站在英國一邊作戰。但是隨著美國逐步捲入中東，美國越來越不信任英國在中東的防務戰略。1949年，美國制定了新的全球戰略，在這一新的戰略中，陸軍的聲音占了上風。美國陸軍對防衛中東不感興趣，因為在他們看來，中東航道是非常危險的。他們建議集中資源建設西班牙南部的基地，要求把更多的資源向歐洲傾斜。這意味著美國放棄了在世界戰爭初期向中東派出軍隊的計劃。此外，土耳其也更多地向美國的戰略靠攏而不願配合英國的防務安排。[80]在失去美國的支持後，英國很快認識到自己無法實現在中東的目標。其後，英美繼續在中東防務計劃上爭吵不休，美國指責英國過度強調中東特別是埃及的地位，而忽視了全球戰略的整體性。

  不管對邱吉爾也好，對艾登也好，1954年簽訂的條約遠不是英國從中東撤退的標誌。英國仍然控制著賽普勒斯、亞丁這些重要的戰略基地，約旦與伊拉克仍然是英國的戰略盟友。對艾登來說，與納賽爾友好解決蘇伊士運河問題是為了獲得民族主義者的好感，最終實現自己的中東戰略。英國人認為，納賽爾通過條約獲得的威望將有助於其鞏固地位，然後納賽爾會致力於國內的現代化建設，而埃及在經濟上的虛弱迫使埃及必須依賴於英美的經濟援助，埃及最終將與英美保持友好關係，埃及最終也會加入英美主導的防務體系。[81]

  正如上文所言，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開始，埃及的戰略地位逐漸下降，整個中東的防務地位也在下降。那麼，又是什麼因素使英國政府頑固地抓住中東不放呢？

  事實上，隨著中東防務地位的削弱，英國政府越來越把中東的防務當作一種工具，當作維護英國的權威、維持英國大國地位的政治工具。正是這一政治目的使英國與埃及的關係繼續惡化，也使英國逐漸偏離美國的冷戰布局，最終招致了蘇伊士運河事件的恥辱。

  在達成1954年條約後，艾登很快把注意力放到了構建其他的中東防務體系上。在英國的支持下，1955年，伊拉克與土耳其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簽訂了互助合作條約，即《巴格達條約》，雖然擔心引起納賽爾的反對，英國最終還是決定加入以該條約為基礎的巴格達條約組織。對英國來說，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有重要的利益：巴格達條約組織既是英國對抗蘇聯的工具，又能鞏固英國在伊拉克的防務利益，還可以向波斯灣地區的酋長國展示英國保護他們的能力。

  美國越來越不耐煩英國在中東的防務計劃。1953年5月，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訪問了中東與北非。他最大的印象是這一地區的反英傾向已經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正是這一印象促使杜勒斯敦促英國在英埃談判中做出更大的讓步。杜勒斯的訪問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它使美國認識到自己在中東必須與英國保持距離，並要發展自己獨立的防務政策，而新的防務安排應該排除埃及的中心地位，把中東防務戰略建立在新的基礎上。長期以來，美國的戰略思想家喬治.麥吉（George Mcghee）關於美國在中東應該支持英國的觀點占據統治地位，現在，杜勒斯開始提出了不同的意見。杜勒斯認為，雖然美國為了西方聯盟的團結應該支持英國，但美國的支持應該是有限度的，美國不應該支持英國那些不受歡迎且過時的政策，而英國這些過時的政策主要表現在中東。為了在中東對抗蘇聯集團，美國必須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因為英國在埃及與中東地區已經不再適合勝任領導的位置。根據杜勒斯的提議，美國決定在中東建立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為核心的防務體系，在這一防務體系中，埃及被擱到了一邊。[82]

  美國的壓力刺激了英國的頑固態度。在中東，英國有被邊緣化的危險，萬一英國的戰略被美國拋棄，英國在中東將失去自己的特殊地位，英國將完全變成一個歐洲國家，而這種地區性的二流國家正是英國各屆政府千方百計予以避免的。為了鞏固在中東的地位，英國在簽訂1954年英埃條約後，繼續建立以英國為核心的中東防務體系，從某種程度上說，《巴格達條約》正是英國對抗美國壓力的工具。從這一時刻開始，中東防務的戰略意義已經不再重要，它成了維護英國權威、維持英國大國地位的手段。[83]因而，雖然美國敦促英國放棄舊有的防務體系並逐步對美國的防務政策讓步，英國卻在不遺餘力地推動建立巴格達條約組織。

  在英美的分歧日益擴大之時，英國與埃及的關係也在急劇惡化。英國對納賽爾的如意算盤打空了。1954年簽訂的條約並沒有有效地鞏固納賽爾的地位，使之放棄對蘇丹的主權，長達20個月的撤離時間，這都很難讓人相信1954年的條約對埃及是一種勝利。條約簽訂後不久，穆斯林兄弟會向納賽爾射出了8顆子彈，納賽爾差點喪命。其後，納賽爾雖然取締了穆斯林兄弟會並絞殺了其首腦人物，但是他感覺到了埃及民眾中的不滿。他認識到埃及必須與英國保持距離甚至持一種鬥爭態度，自己才更有利於增加威信，只有把埃及塑造成為阿拉伯世界反殖民主義的旗手，自己的地位才能真正鞏固。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納賽爾首先堅持埃及防務的獨立性。納賽爾認為《巴格達條約》是英國企圖恢復因撤出蘇伊士運河區而做出的替代戰略安排，因而堅決反對。以開羅為中心的「阿拉伯之聲」電台不停地向阿拉伯世界宣傳同一個聲音：任何西方的防務體系都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殖民主義，是西方列強削弱阿拉伯世界的陰謀，而阿拉伯世界的分裂正是阿拉伯人在阿以戰爭中失敗的主要原因。同時，納賽爾聯合哈什米家族的對手——沙烏地阿拉伯共同抵制伊拉克在中東的擴張。在納賽爾的努力下，英國的中東防務體系根本無法成功，敘利亞、黎巴嫩，甚至英國的傳統盟友約旦都沒有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敘利亞甚至加入了埃及的防務體系。在埃及的支持下，約旦爆發了內亂，也沒有加入巴格達條約組織。與此同時，納賽爾盡力提升埃及在中東的地位。1955年3月2日，埃敘兩國公布了統一軍事指揮權的協定。3月6日，埃及、阿曼和沙烏地阿拉伯發表聲明，提議簽訂「阿拉伯共同防禦與經濟合作條約」，3天後，葉門也聲明支持這一協定。納賽爾領導下的反對西方軍事聯盟的阿拉伯陣營形成了。[84]

  在經濟與其他問題上，納賽爾也與英國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矛盾。納賽爾希望完成埃及經濟的現代化，希望以經濟獨立來鞏固政治獨立。亞斯文水壩計劃就是這一想法的體現。它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工程項目之一，它將改變埃及的經濟，使大片荒蕪的地區適於耕種，並防止尼羅河河水泛濫。納賽爾最初希望從西方獲得經濟援助來建設亞斯文水壩，可是英美的援助有許多附帶條件，納賽爾對此非常不滿。納賽爾的其他行為也讓英美疑慮重重。1955年4月，納賽爾不顧英美反對，毅然出席萬隆會議，並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進行了猛烈抨擊。同年，以色列軍隊對埃及在加薩走廊的軍事陣地發動攻擊，造成38人死亡，31人受傷。這次襲擊使納賽爾感到埃及必須要迅速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在西方拒絕提供武器的情況下，納賽爾決心藉助蘇聯集團的力量。9月27日，納賽爾宣布埃及通過捷克同蘇聯做成價值2.5億美元的軍火交易，這一行動打破了西方國家對中東地區的軍火壟斷。

  這些事件使英國越來越不信任納賽爾。1956年1月，英國政府得出結論，納賽爾領導的泛阿拉伯民族主義正在徹底清除英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力。[85]1956年3月1日，約旦國王海珊解除了格拉布爵士（John Bagot Glubb）對阿拉伯軍團的領導權。艾登認為這是納賽爾的陰謀，艾登的私人秘書沙克伯格（Evelyn Shuckburgh）記錄了艾登已經準備動武的想法，「他把我拉到一邊說，他正在嚴肅地考慮重占蘇伊士運河來反擊解除格拉布爵士領導權對我們威望的衝擊。」[86]英國現在決定撤銷對埃及的經濟援助。美國也越來越不滿意納賽爾的態度，在英國的勸說下，美國也答應採取同樣的撤援行動。

  撤銷經濟援助一方面會使正在建設的亞斯文水壩項目擱淺，另一方面，這也是對納賽爾聲望的沉重打擊。納賽爾準備回擊。1956年7月26日，納賽爾宣布埃及政府對蘇伊士運河實行國有化。

  英國內閣認為，這一事件是關乎英國作為大國的生死存亡的問題，英國必須採取軍事行動，如果有必要，英國將獨自行動，因為如果對納賽爾的挑釁無動於衷，英國的中東協友將對英國徹底失望並與英國離心離德，英國在中東的威望將蕩然無存。[87]英國在表面上敷衍美國表示不會動武，但是在背地裡，英國與法國、以色列密謀入侵埃及，並計劃推翻納賽爾政權。10月29日，以色列軍隊侵入埃及，英法很快以調停為名轟炸了埃及的空軍基地，英法聯軍的傘兵部隊與海軍陸戰隊則登陸埃及，英國再次控制了蘇伊士運河區，其占領計劃似乎馬上就要成功了。但是問題很快出現，入侵埃及的直接結果是英國的石油供應出現問題，英鎊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正如麥克米倫對內閣的報告所言，如果繼續進行戰爭，美國的援助是必不可少的。[88]

  但是美國的反應讓艾登意想不到。美國政府嚴厲敦促英、法、以無條件撤軍。美國總統艾森豪對英國背著自己採取軍事行動非常生氣，他迅速給艾登打電話：「安東尼，你是不是瘋了？你欺騙了我。」[89]實際上，美國的態度有更深層的原因：英國一直不願意完全屈從於美國的冷戰布局，艾登一直希望以英帝國與大英國協為基礎把英國確立為美蘇之外的第三極勢力。在艾登陷入困境之時，美國正好可以敲打一下英國。同時，美國一直希望在中東確立對蘇聯的優勢，而這一次正好可以以反殖民主義為名爭取阿拉伯世界的好感。正如杜勒斯所言，英法的軍事行動只能為蘇聯打開中東的大門，也會使阿拉伯世界對西方持有敵意。[90]艾森豪認為支持英法是很不明智的，「如果我們支持英法的代價是失去整個阿拉伯世界，我們怎麼可能去支持他們？」[91]基於戰略的考慮，美國拒絕為英國提供石油，也不肯解救英國的英鎊危機。

  英法的入侵也招致了蘇聯的反對，赫魯雪夫威脅要使用核武器對付侵略者。這樣，在聯合國，美蘇這兩個水火不容的超級大國第一次協調立場，而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則以聯合國為舞台攻擊英法過時的殖民政策。在英國國內，艾登原先的支持者也開始轉變立場。在給法國總理的信中，艾登坦言了自己的困境，「我不能堅持了。我正在被所有人拋棄。我的忠實的同事納丁已辭去國務大臣的職務，我不再能依靠保守黨內的舉黨一致。坎特伯雷大主教、教會牧師、石油商，每一個人都在反對我！」[92]首相艾登現在完全是孤家寡人了，而現代政治中的孤家寡人意味著窮途末路。艾登被迫退讓，英法軍隊無條件地退出了蘇伊士運河區。

  蘇伊士運河事件嚴重削弱了英國的威望，英國在中東的地位搖搖欲墜。約旦宣布廢除與英國的協議，兩年後，英國在伊拉克的忠實盟友努里首相被推翻，約旦也只是在英國的軍事保護下才得以保全。到50年代末，英國在中東的勢力範圍已經被壓縮到亞丁與波斯灣地區。

  蘇伊士運河事件在某種程度上又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它的直接後果是英國在埃及的勢力徹底瓦解。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它標誌著英國追求超越冷戰格局、維持獨立於美蘇作為世界第三極勢力的失敗。蘇伊士運河事件之後，英國開始屈從於美國的冷戰布局。蘇伊士運河事件說明，在二戰後的新時代，不是英國，而是美國或者蘇聯說了算。英國外強中乾的面目被揭穿，英國的殖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