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大國戰略與英帝國的解體

  一、二戰對英帝國的衝擊

  雖然二戰的爆發為英帝國的鞏固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但是在英帝國復興的背後，又隱藏著英帝國解體的隱患，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為代表的資源內傾對英帝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戰之後，英國實現了普選，民主制更為健全。到20世紀30年代，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日益複雜，中下層民眾要求國家更多地考慮自己的需求，國家的資源開始更多地向國內傾斜。數據顯示，一戰結束後，英國的防務開支日益下降，而政府的社會服務費用日益上升。[1]當普通民眾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家資源更多向國內傾斜的時候，在熊彼得（Joseph Alois Schmpeter）看來是貴族玩物的帝國主義還能維持嗎？許多學者也都認識到了這一點，認為民主、福利社會與帝國主義是不相容的。[2]實際上，貝弗里奇報告當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可是容易讓人忘記的是，貝弗里奇報告已經對民眾的要求打了一個相當的折扣。[3]資源內傾與英帝國的維持已經變得相互矛盾了，特別是在二戰後英國的經濟更為虛弱的時候，福利國家的許諾需要兌現，艾德禮政府不得不放棄一些如果繼續維持統治則必須花費巨額代價的殖民地。

  第二，金融霸權的喪失使英國失去了維持帝國的有力工具。

  英國能夠維持帝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英國與英帝國的金融聯繫。[4]英國對自治領與殖民地的資本輸出形成的資本依賴是英國控制英帝國與自治領的重要支柱。英國簽訂《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 of Westminster）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於它認為自己對自治領的金融控制仍然可以影響自治領的政策。[5]可是，二戰結束時，英國欠下帝國大量的債務，特別是在印度與埃及，英國喪失了對殖民地的金融控制，那種互相依賴的資本結構在帝國不復存在。在資本的互補結構消失的時候，帝國還能維繫嗎？印度的獨立與埃及的桀驁難馴似乎是對這一問題的簡單回答。

  第三，英帝國與大英國協在防務上出現離心傾向。

  任何誇大帝國體系中宗主國力量的理論都值得懷疑，因為宗主國雖是核心但遠不是一個巨人。在防務上，英帝國也是一個互利的合作體系。在二戰中，英國為了歐洲的戰爭而削弱遠東的防務，這引起了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的極大不滿。在英國敗於日本之後，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終於認識到，美國而不是英國才是自己安全的庇護人。1941年底，澳大利亞總理柯廷宣稱澳大利亞將更多地向美國靠攏。[6]二戰之後，澳大利亞、紐西蘭與美國簽訂了澳新美條約，在這一體系中，英國被排除了出去。加拿大在二戰中也和美國確立了防務合作關係，英國同樣沒有參加。對英國的其他殖民地來說，如果英國根本無法保衛自己，這一帝國還有繼續存在的必要嗎？英國在東亞的失敗使馬來亞、緬甸、錫蘭、印度等更為難以控制，甚至在北非的失敗兆頭也使埃及對英國喪失了信心，英國再難回到昔日眾星捧月的態勢了。

  第四，美國對英帝國的壓力增強。

  雖然邱吉爾（Winston S.Churchill）非常慶幸美國被捲入了戰爭，但是美國的參戰也對英帝國形成了更大的壓力。[7]在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的堅持下，《大西洋憲章》（Atlantic Charter）最終包含了民族自決的條款。雖然邱吉爾政府把民族自決的範圍嚴格限制為納粹統治下的人民，但是這一條款還是有深遠的意義。首先，正如路易斯教授所言，民族自決的條款對西歐帝國的解體有強大的衝擊力。[8]副首相艾德禮（Clement Attlee）並不同意邱吉爾的看法，認為應該擴大這一條款的適用範圍，在工黨替代邱吉爾政府後，艾德禮也更容易讓印度等殖民地走向獨立。其次，如果要把盲目反對殖民者的鬥爭提升到自覺地追求民族國家的水平，思想武器就是必不可少的，而民族自決條款正是這樣的思想武器。[9]雖然民族主義者的指導思想不盡相同，可是民族自決條款卻是殖民地追求獨立的思想原點，在民族主義者變得更加自覺的時候，甚至那些落後的殖民地都蘊藏著顛覆的危險。在西印度群島殖民地，美國更是直接介入英國的殖民事務，推動了牙買加等殖民地的建立憲政的進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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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威望的喪失使英帝國的虛弱充分暴露。

  許多學者都清醒地認識到維繫英帝國的一根重要支柱是英國的威望。[11]對英帝國而言，成功沒有什麼驚奇，但是失敗卻是致命的。英國在新加坡的失敗在帝國史上有重要的意義。

  新加坡海軍基地於1938年正式開港，標誌著這座海軍基地的最終建成。但是，實際上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建設是一個巨大的冒險。一方面，由於財政支出的限制這座基地大大縮減了其規模，另一方面，在防務上，它也存在嚴重的缺陷。首先，基地的建設幾乎完全忽視了來自陸地的攻擊，未能做好防禦措施。其次，在空軍改變了作戰技術的時候，新加坡的海軍基地幾乎失去了空軍的支援。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建設這座基地的前提條件是，英國必須在遠東擁有強大的海軍，或者，在新加坡受到攻擊後，英國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派海軍過來支援。[12]但是隨著歐洲局勢的緊張，這一點已經很難做到了。1938年，英國參謀部把帝國防務的優先權轉向了中東。[13]雖然在1939年3月，張伯倫（Neville Chamberlain）答應把艦隊派到遠東，[14]但當時的英國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樣的情勢下，新加坡海軍基地實際上是非常脆弱的。

  法國投降、德國傀儡貝當政府的建立使英國的遠東帝國更為脆弱。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把印度支那的戰略要地與港口都拱手讓與了日本。日本如虎添翼，很快攻陷了緬甸，隨後順勢南下，英國在馬來亞的防衛並不值得稱讚，其失敗也就不令人驚奇。馬來亞的失陷使新加坡直接暴露在日本的攻擊之下。正如上文所言，新加坡海軍基地保存的前提是馬來亞能夠抵抗敵軍來自陸路的進攻，這正如法國的馬奇諾防線一樣，當德國繞行從後面進攻馬奇諾防線時，馬奇諾就一無所用了。而與此同時，新加坡的空軍力量也沒有得到加強。二戰爆發後，英國政府執行的是「一切為了歐洲」的戰略，這使新加坡海軍基地防守上的缺陷很難得到糾正。[15]新加坡海軍基地的危險局面又因為邱吉爾政府的種族歧視而加重了，在英日已經處於戰爭狀態的時候，邱吉爾卻小覷日本人的作戰技術，認為日本人缺乏與英國作戰的勇氣，內閣官員也認為日本人駕駛飛機是非常不專業的。種種因素使新加坡成為了東方的馬奇諾。1942年，英國在新加坡的13萬守軍向日軍投降。日本人盡力宣傳這一勝利在種族競爭上的意義，他們強迫英軍俘虜從事清掃大街等低等工作，以此顯示黃種人對白種人的勝利。

  邱吉爾把在新加坡的失敗稱為英帝國歷史上最為恥辱的一幕。著名歷史學家霍華德也寫道，「一百多年以來，英國在東方統治的基礎是其領袖魅力，英國的戰略家也致力於保護這一基礎，（新加坡之敗）永久地破壞了這一點。」[16]英國的失敗使民族主義者更易於藐視英國的權威，民族主義者的鬥爭將會在一個新的起點上進行，二戰後英帝國在東亞的迅速解體正是這一結果的主要表現，馬來亞雖然沒有很快獨立，但是由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鬥爭正是獨立的根源。

  第六，埃及、印度等殖民地的反抗向暴力方向發展。

  最典型的例子出現在埃及，1942年的「二月四日事件」在英埃關係上有重要地位[17]。表面上看這是英國權威的展現，也證明了英國對埃及的控制是牢不可破的。最起碼英國的保守派是這樣看的，蘭普森（Sir Miles Lampson，後來成為基勒恩勳爵，Lord Killearn）的日記充分顯示了英國那種傲慢的態度。但是，這種權威的展現僅僅是歷史表面的浪花，實際上「二月四日事件」使英國對埃及的控制更為困難了。[18]正如上文所言，英國對埃及的控制主要基於三支柱形的權力結構，華夫脫黨（Waft Party）與埃及國王的權力制衡使兩者都希望從英國獲得更多的支持，正是靠著這種居中調停的角色所構建起來的合作體系，英國才得以維持自己的控制。但是「二月四日事件」摧毀了這一合作機制。

  「二月四日事件」後華夫脫黨的威信迅速下降。事件表明了納哈斯（Nahas Pasha）與英國的親密關係，正是英國的坦克才使納哈斯重新掌握了權力。埃及所遭受的屈辱使埃及人民將不滿指向華夫脫黨，反對黨完全可以理直氣壯地說，納哈斯是英國殖民主義的走狗，1944年反對黨發表指責納哈斯政府助紂為虐的聲明正是這一明證。納哈斯執政不久，其政府財政大臣、也是華夫脫黨的總書記馬卡拉姆.奧貝伊德被排擠出了華夫脫黨。奧貝伊德很快組織了新黨「獨立華夫脫集團」，在19 43年出版的《黑書》中，他揭露了華夫脫黨的種種腐敗行為。[19]華夫脫黨的分裂與腐敗使反對黨逐漸形成了統一戰線，1944年10月8日，在埃及的安全已經很穩固的時候，國王解散了納哈斯政府。

  「二月四日事件」也使埃及國王的威望下降。「二月四日事件」暴露了國王的懦弱，一些更為激進的組織很快失去對國王的敬意與信任，認為國王不可能成為埃及復興的領導者，為了推翻英國的殖民統治，也必須推翻這個懦弱的國王。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納賽爾（Samal Abdel Nasser），「二月四日事件」中埃及所遭受的屈辱使納賽爾的反英傾向大為膨脹，「如果英國人知道有的埃及人不怕犧牲，決心以牙還牙、以血還血時，他們就會像婊子一樣悄悄溜走的。」[20]這樣的態度使納賽爾更為強調暴力，「我們的傾向，整個一代的傾向，開始走向暴力。」[21]激進派對國王喪失信心以及日益盛行的暴力傾向成為1952年政變的思想根源。

  在傳統的兩根支柱喪失後，二戰中新形成的政治力量卻表現得更為桀驁不馴，反西方的思潮與激進的政治組織如雨後春筍一樣迅速發展起來。首先，傳統的激進組織進一步發展，穆斯林兄弟會（Muslim Brotherhood）與青年埃及協會利用民眾的憤懣，制定新的指導思想並獲得了更大的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吸納了廣泛的社會福利計劃，他們掌握的報紙主要面向下層勞動群眾和學生，其影響力甚至超過左翼組織。青年埃及協會更名為埃及社會黨，主張激進的經濟與社會變革。[22]其次，一些新的激進組織開始出現。在二戰結束的時候出現了「科學研究中心」、「現代教育和文化傳播委員會」等文化團體，它們雖然標榜科學與現代，但實際上對西方的議會政治與西方式民主並不感興趣。在這一思潮的指引下，一大批左翼政治組織紛紛湧現，其中最重要的是由納賽爾領導的自由軍官組織（Free offic ers）。最後，華夫脫黨自身也出現了激進的傾向，其代表人物是左翼分子阿布杜爾.法塔赫與穆罕默德.曼杜爾，他們開始脫離上層社會，向城市無產者靠攏，並要求限制土地所有權，實行國家干預。[23]

  英國的鎮壓也使印度的民族主義者處於一種極度的憤懣中。英國駐印度總督林利思戈（Lord Linlithgow）的單方面宣戰雖然是權宜之計，卻刺激了國大黨（Ind ian National Congress）敏感的神經。在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等人的領導下，印度掀起了「退出印度」的不合作運動。在克里普斯（Sir Stafford Cripp s）出使失敗後，林利思戈堅決鎮壓了國大黨的抗議活動。這些事件在英國看來都是其權威的表現，不過正如羅賓遜教授所言，英國的統治離不開當地人的合作，而國大黨是印度本土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組織，獲得其合作是至關重要的。對印度的鎮壓顯然不可能贏得更大的支持，國大黨變得極度憤懣，而英國統籌印度資源以服務戰爭的措施也使印度的經濟與社會處於艱難境地，並最終導致了1943年孟加拉的大饑荒，300多萬孟加拉人死亡。在國大黨看來，這一事件正是殖民主義罪惡滔天的證據，國大黨變得更為崇尚暴力，在戰爭結束的時候，總督韋維爾（Viscount Wav ell）已經深刻感受到了國大黨的這一傾向。

  在巴勒斯坦，猶太極端勢力也對英國的統治大為不滿。在他們看來，斯特魯瑪號（Struma）事件是英國不配擔任委任統治國的明證。[24]一些以對付英國人為主的極端組織開始大行其道，斯特恩幫（Stern Gang）與伊爾貢組織（Irgun Zvai Leumi）就是其中的兩個典型。斯特恩幫是一個以殺害英國人為目標的極端組織，他們選擇單身行動的英國人一個一個殺死，而他們的一位領導人後來曾經兩度成為以色列的總理。[25]伊爾貢是另一個較大的極端組織，他們起初以殺害阿拉伯人為主，在斯特魯瑪號事件與英國逮捕摩西.達楊（Moshe Dayan）之後，伊爾貢開始把矛頭對準了英國人。1944年3月，伊爾貢炸死了6名英國警察，1944年11月，斯特恩幫暗殺了邱吉爾的密友莫因勳爵（Lord Moyne）。

  英帝國史.第八卷英帝國的終結第一章大國戰略與英帝國的解體在其他的殖民地，一些更為激進的組織也開始獲得影響力。在緬甸有昂山（Aung San）領導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聯盟，在馬來亞有陳平（Chin Peng）領導的共產黨，甚至在錫蘭這個相對溫和的殖民地也出現了暴力因素。殖民地表現出的暴力傾向是戰後英國政府必須嚴肅面對的。

  第七，英國對非洲殖民地的干涉加深引起了廣泛不滿。

  由於戰爭需要，英國政府加大了對殖民地的開發與利用。正如歷史學者雷諾茲所言，二戰使英帝國的資源被動員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26]東亞殖民地失守後，英國對非洲殖民地的依賴加深了。1942年3月，殖民大臣克蘭伯恩子爵（Viscount Cranborne）在給非洲的一位總督的密電中指出，由於馬來亞失守，非洲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儘可能多地開發殖民地的資源，特別是食物與礦物，他許諾將採取各種措施來支持各殖民地總督的工作。[27]

  一方面，開發殖民地資源的政策使殖民政府更深地介入了殖民地的管理並引起了殖民地的疑懼與不滿。隨著法國的投降與義大利加入戰爭，英國加大了對殖民地資源的攫取。1942年2月，新加坡失守後，非洲殖民地的經濟被進一步管制，進口受到限制，生產被限定在那些與戰略物資有關的物品上。[28]執行這一政策的主要是殖民地的官員，在殖民大臣的敦促下，他們在殖民地實行管制經濟，組織生產活動，實行市場壟斷，執行強制的價格政策與貨幣管制，以及其他一些措施。這些政策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物資短缺、通貨膨脹，從而增加了日常生活的成本，而當地官員強征耕牛與勞工更是導致動亂與饑荒。[29]這些措施在殖民政府看來是不得已的，但殖民地人民卻擔心英國要把殖民地重新納入直接統治的狀態。這一疑懼推動了非洲民族主義的發展。

  另一方面，開發殖民地資源的政策使英國政府更多地依靠白人定居者。在東非與中非殖民地，白人定居者的勢力很大，英國政府在二戰前基本在推行限制白人定居者的政策，1923年的《德文希爾宣言》（Devonshire Declaration）與1931年的《帕斯菲爾德白皮書》都是這一政策的明證。但是戰爭使英國政府放棄了這項政策，因為開發資源必須依靠白人定居者的資本與技術。二戰中白人定居者勢力發展很快，大大刺激了當地人的不安，新興的民族主義者有了更肥沃的成長土壤。對英國政府來說，開發殖民地與依賴白人定居者當然是無奈之舉，可是在之後的歲月里，英國卻要為此付出代價。

  英國的戰時措施是理解戰後非洲殖民地反抗運動迅猛發展的切入點，更何況，戰後的艾德禮政府為了避免依賴美國，甚至加大了對非洲的開發。雖然英國仍然把殖民地當成是未成年的孩子，可是當「孩子」不想聽話的時候，英國又能做什麼呢？英國手裡的籌碼已經越來越少了，面對二戰的衝擊波，戰後英國又會面臨什麼樣的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