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威斯敏斯特法案》：自治制度的突破

  1921年以前，英國在對自治領擴大自治權利的要求不斷讓步的基礎上，維護了帝國結構的鞏固。1921年的帝國會議，標誌著英國已把自治制度擴大到英國僅能在協商的基礎上維持統一的帝國外交政策。另一方面，自治領的民族主義雖然已在一戰中走向成熟，但因暫時滿足於在戰爭中和戰後所取得的地位，並未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所以能與英國達成1921年帝國會議上的權力平衡。但是，英國政治家苦心維持的這種現狀未能維持下去，此後的十年中，自治領的民族主義最終衝破了自治制度的框架。這表現為兩股相伴而行的趨勢。

  （一）自治領在戰時既已成熟的民族主義在戰後不可抑制地、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自治領在戰爭中對帝國的忠誠更多是面臨共同危機下的一種特殊反映，其向心力具有暫時性。一旦危機解除，這種向心力也就失去了依託的契機，自治領將更多地為自身的利益著想，而不是從帝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

  作為英帝國自治領中成立最早、面積最大、發展最快的加拿大，是戰前自治領中民族主義最強的一個。戰後，它仍然在自治領突破帝國框架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一，戰爭中英裔加拿大人和法裔加拿大人的和諧因戰爭而險遭破壞，這使加拿大人政府不願意再捲入任何有可能導致國內分裂的外交事務中去，以便修復兩個種族之間好不容易癒合的裂縫。其二，無論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加拿大都越來越接近美國。戰後，英國海上霸主地位日漸喪失，它的海軍力量已不足以在另一場危機爆發時捍衛整個帝國的安全，因而加拿大更傾向於向美國尋求軍事保護。[95]戰爭結束後不久，加拿大與英國的經濟聯繫開始削弱，而轉向與美國發展貿易。1930年時，美國投資已占加拿大全部外國投資的61%，英國只占36%。[96]而且加拿大英裔人因離開母國時日已遠，對母國的感情開始淡薄，文化上與美國更為接近。所有這一切，都使加拿大更自覺地把自己納入北美軌道。其三，加拿大最先對帝國統一外交政策提出質疑。1921年帝國會議前夕，加拿大新任首相麥肯齊.金（Mackenzie King）的顧問斯克爾頓（Skelton）為他準備了一份備忘錄，建議加拿大挑戰帝國統一外交的觀念，認為統一外交政策對自治領是災難性的，因為這會使它們「預先確保其自身可能不同意或幾乎沒有直接利益的行動」。[97]雖然金在帝國會議上沒有按照斯基爾頓的建議去做，但是在其任期內，卻一直將反對英國極端帝國分子建立集權化帝國的企圖作為自己的目標。[98]雖然尚不明確，加拿大卻已開始對統一外交這道帝國控制的最後防線形成衝擊。如果失去統一外交，自治領也就完完全全地成為主權國家了。

  因為英布戰爭的歷史原因，南非在戰前是反英情緒最明顯的自治領。1924年，親英的史末資總理限制阿非里卡語教學，這一行動立即觸發了布爾人的民族主義情緒。當年大選中，史末資聯盟黨大敗，由赫爾佐格領導的民族主義政黨——國民黨上台。這一結果本身就是南非潛在的民族主義情緒的釋放。[99]赫爾佐格上台後，立刻肯定了布爾人的語言權利，並且毫不含糊地執行布爾化政策。1924年，南非郵票上去除了英國國王的頭像。1925年，南非議會通過以阿非里卡語為南非的第二種正式語言的決議。1926年，赫爾佐格把1874—1878年遷移到安哥拉的阿非利卡僑民接回國內。1927年，經過長期爭辯，議會通過決議，設計了一面新的國旗，和從1902年起就成為全聯盟國旗的英國國旗同時懸掛。[100]在這樣的政策下，南非的民族主義發展之快遠遠超過了加拿大。

  比加拿大、南非更激進的，是1921年新獲自治領地位的愛爾蘭。嚴格地說，愛爾蘭在獲得自治領之前並不是一塊殖民地，它自19世紀初被英國合併以來便是聯合王國的一個部分，愛爾蘭議員可以出席英國議會。這一切都使愛爾蘭與英國殖民地甚至自治領顯著不同，但是戰爭激起的民族主義情緒卻使它與自治領走到了一起。

  戰前，愛爾蘭人民在溫和的自治黨領導下希望用合法的手段獲得自治地位，但英國政府一再拖延解決愛爾蘭問題。戰爭期間，愛爾蘭因不願與支持它們自治的德國作戰而使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激進的新芬黨（Sinn Fein）提出了獨立的要求。他們宣稱：「我們是愛爾蘭民族主義者，我們唯一的責任就是代表愛爾蘭的利益。」[101]1916年4月復活節時，新芬黨領導了以獨立為目的的起義，並宣布成立共和國。英國政府派軍隊鎮壓了起義，導致1000多人死亡，新芬黨的鮮血喚醒了民眾。此後，英愛鬥爭不斷，新芬黨於1919年自立共和國。為了平息動亂，英國政府1920年通過了愛爾蘭自治法案，規定南愛爾蘭和一貫忠於英國的北愛爾蘭分別設立議會，兩個議會皆從屬於英國議會。該法案被北愛爾蘭接受，但遭到新芬黨拒絕，英愛衝突不斷升級。此時英國剛剛經歷過一戰的烽火，不願再看到流血衝突，因此決定做出讓步。1921年7月，雙方開始談判。英國提出給南愛爾蘭以「自治領」地位，遭到以獨立為目標的新芬黨的拒絕，談判中斷。英國政府遂發出戰爭威脅，由於愛爾蘭的溫和民族主義者已不願再戰，新芬黨只得做出讓步。1921年12月，雙方簽訂了《英愛條約》（AngloIrish Treaty）。該條約承認愛爾蘭有權成立自由邦，並規定「愛爾蘭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與英國議會和政府的關係類似於加拿大自治領與英國議會和政府的關係。加拿大自治領涉及王權、議會和總督關係的憲法、法律和慣例也同樣適用於愛爾蘭自由邦。」[102]次年，該條約被批准，愛爾蘭自由邦正式成立。愛爾蘭自由邦的成立對於自治領離心傾向的加劇具有重要意義。第一，新芬黨人始終以獨立為目標，雖然暫時同意建立愛爾蘭自由邦，但並未放棄追求獨立的鬥爭。在追求主權國家地位上，它遠比其他自治領目標更明確、手段更激烈。它加盟自治領行列，無疑會增強它們爭取完全國家地位的力量。第二，愛爾蘭的鬥爭得到了其他自治領特別是南非的支持，也說明愛爾蘭的奮鬥目標是得到認可的，這必然會影響到其他自治領的民族主義發展。愛爾蘭裔澳大利亞人堅決支持愛爾蘭，這對澳大利亞政府在帝國關係上的決策起到了相當大的制約作用。第三，「英愛協定」是英國做出妥協的產物。愛爾蘭問題是英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棘手問題，英國一直堅持不同意愛爾蘭自治。現在，在愛爾蘭民族主義鬥爭壓力下，英國終於在對愛政策上有所鬆動，這表明帝國內部關係並非不可做出實質性變動。前費邊主義者比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在其日記中寫道：「這是一個統治權從英國移向其他英語團體的跡象，大不列顛政府對此很震驚。」[103]這無疑會助長自治領爭取主權國家地位的信心。

  除加拿大、南非、愛爾蘭外，澳大利亞民族主義也獲得進一步發展。這主要是因為澳大利亞的「白澳政策」一直與英國的政策不太協調。更因為英國為了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在1922年的華盛頓會議上中止了與日本的同盟，這使澳大利亞直接處於向南太平洋擴張勢力的日本的威脅之下，因而導致它產生與母國分離的情緒。而紐西蘭、紐芬蘭由於國小力弱，一直對英國依賴性較強，因此民族主義較為保守。但是它們在實際行動中，又往往唯大的自治領馬首是瞻。

  自治領民族主義的充分顯現以及它們各自的利益，必然不會使它們長久安於統一外交的現狀。一旦與英國在這一問題上發生衝突，它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自身利益，否定統一外交。

  （二）英國在統一外交這最後一塊陣地上全面退卻。

  建立統一外交一直是英國政府的目的，也是他們用自治政策維繫帝國存在的最後手段。這種政策反映了他們對自治領民族主義的成熟度認識不足，也使他們的目標不斷與自治領發生衝突，最終難以達成。

  帝國的政策與自治領民族主義的第一個衝突發生在1922年9月。當時，土耳其民族主義領袖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領導的軍隊拒絕巴黎和會上瓜分土耳其的協定，派軍隊挺進達達尼爾海峽，同駐守海峽附近卡納克（Karnak）地區的英軍形成對峙，是為卡納克危機。英國政府要各自治領派軍援助，負責處理這件事的殖民大臣邱吉爾在剛發出要求援助的電報後，就將打算警告凱末爾的公報交到各自治領手中。英國的做法使自治領感到，所謂的平等協商、共同決策只不過是服從英國的決定。因此，自治領對這件事的各具特色的反應預兆了將來的帝國關係。

  紐西蘭政府立即派遣一支軍隊前往海峽。南非以史末資將軍休假為由，一直不作答覆。澳大利亞政府表示，如果英國政府已做出了抗擊土耳其的決定，則它也將派軍隊加入，不過，總理休斯抗議說，澳大利亞應當事先被諮詢，「如果英國只有在要自治領承擔義務時才諮詢它們，則所有關於自治領在決定外交和帝國政策時擁有真正的參與權的言論，都是空話。」[104]言下之意，對英國非常不滿。而加拿大則明確予以拒絕，麥肯齊.金領導下的政府答覆說，沒有加拿大議會的同意，它們不會給與任何援助，而且也沒有必要召集議會討論。[105]加拿大的這一反應不同於澳大利亞，後者只是對程序問題不滿，而加拿大則提出了加拿大議會和民族利益至上的觀點。金還特別指出，「任何個人或團體在這種事關我國全體人民的重大事務上，採取任何可能會限制議會權利的步驟」都是不正確，也是不適當的。[106]顯然，訴諸議會主權的做法，挑戰的不僅是統一外交的程序，也是對帝國作為法律上的整體的懷疑。

  1922年末，由英、法等國主持召開的、與土耳其和談的洛桑會議（Conference of Lausanne），各自治領均未參加。對於會議所簽訂的條約，從慣例上講是對各自治領有約束力的，但是加拿大堅決認為，它不能批准沒有參加商談的條約。澳大利亞政府也改變了對英國的態度，休斯質問：「在外交事務上，帝國必須用一個聲音講話，但是應該是誰的聲音？」[107]統一帝國外交受到了自治領的有力挑戰。

  帝國的政策與自治領民族主義的第二個衝突發生在1923年。當美國與加拿大就在太平洋漁業資源保護問題上簽訂一項條約時，加拿大堅持只有它才能簽訂條約，而英國則援引慣例，認為條約必須有一名英國代表連署並由英王政府批准才能有效。但是，金認為，這是一個加拿大事務而不是一個帝國共同利益問題，帝國統一外交是針對共同事務的。這個理由英國無法否定，因此同意加拿大單獨簽署條約。[108]這給了英國的統一帝國外交政策以真正的震動。

  第三個衝突發生在1923年召開的帝國會議上。一貫主張統一帝國外交的外交大臣寇松和海軍大臣艾默里再次提出了統一外交政策的主張。寇松在大會仍在召開時，未經自治領同意，就代表整個帝國向美國提交照會建議調查德國賠款問題。這一舉動引起各自治領的極大反感。麥肯齊.金抗議說：「自治領應有自己單獨的外交政策，而不是參與制訂一項共同的帝國外交政策。……如果英國政府邀請自治領參加帝國會議的目的，是制訂一個對自治領有約束力而自治領議會又控制不了的外交政策的話，那麼加拿大政府將會拒絕參加未來的會議。」[109]英國與自治領的觀點差異之大在會上完全體現出來了。不僅如此，當英國政府表示尊重既定的程序，在英國制訂外交政策時事先諮詢自治領的意見，也遭到了自治領的反對。加拿大堅持「哪裡我們不受影響，哪裡就沒有必要諮詢」[110]。加拿大的態度實際上是說，沒有諮詢就沒有承擔責任的義務。另外，麥肯齊.金還認為並不存在多少共同的帝國利益，因為「英帝國……不僅僅是一個單一共同體……它是一組民族外加一個帝國」[111]。加拿大的觀點得到了各自治領的支持，新出現的愛爾蘭自由邦與加拿大的態度也十分接近。

  在各自治領的壓力下，以及卡納克危機、洛桑會議和美加漁業協定的既成事實面前，英國不得不讓步。因此，這次會議正式確定：各自治領有權自由簽訂國際條約，有權任命自己的商談代表，並可根據各自憲法來批准條約。至此，自治權已擴展到各自治領的外交事務上了。1923年會議在理論上正式承認統一帝國外交的破產，英國賴以維持帝國中自治政府這一層次的最後一道防線崩潰。因而在理論上，自治領已是獨立主權國家了，剩下的僅僅是完成自治領控制外交政策的實踐活動了。

  當年，愛爾蘭便不顧英國的反對，第一個向國聯派駐永久代表；次年，愛爾蘭又向華盛頓派駐代表，並在國際盟約上登記註冊。[112]1925年10月，英、法、德、比等國在瑞士洛迦諾召開關於歐洲集體安全的會議，並簽訂《洛迦諾公約》（Locarno Treaties）。自治領因該會議只涉及歐洲問題，與它們毫無關係，因此根本沒有出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英國外交部已接受了以往的教訓，不但採取單獨外交政策，還在條約中明確規定：「本條約將不施與任何英帝國自治領或印度以任何義務，除非該自治領或印度政府表示願意接受。」除紐西蘭之外，沒有一個自治領願意接受《洛迦諾公約》。[113]這一跡象顯示，英國政府主動否定了統一外交政策。

  至此，統一帝國外交政策在實踐中也趨於破產。洛迦諾公約是一個實際上的分水嶺，它標誌著「自治」制度已擴展到自治領內政外交的各個方面，除了一些法律上的關係外，自治領實際上已經是完全主權國家了。

  不可否認，戰後自治領在離心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與英國實力衰落、對帝國控制力下降有關，也與英國忙於嚴峻的歐洲事務與國內問題而無暇在帝國事務上多花費時間有關。但是，更為重要的事，自治領的民族主義已經走向成熟，英國無力對一個個實際上的主權國家行使控制權。

  自治領的成熟是英國自19世紀中期以來實行自治制度的結果，白人殖民地在自治的框架內發展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並走向成熟。英國為了維持帝國的框架，一再對自治領擴大自治權的要求做出讓步。結果，英國非但不能使自治領統一在英國周圍，自治制度的充分發展反而達到了否定它本身的地步。20年代中期，自治領的離心已呈不可挽回之勢，對於這一現狀，英國是有充分認識的，樞密大臣貝爾福1925年時指出：「維繫我們帝國的紐帶正在不斷鬆弛。我們正在進行一項史無前例的全新試驗，正在克服不斷出現的困難，以使我們的帝國處於最佳狀態。」[114]

  自治領方面提出了修改憲法關係的要求，以使它們能夠正式不受英國控制。這一要求由民族主義發展非常迅速的南非首先提出來，南非總理赫爾佐格寫信給英國殖民大臣艾默里說：「你並不清楚，在憲政迷霧的氛圍中追求一種秘密政策，已對帝國合作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傷害。」[115]言下之意，要英國澄清憲政關係。他還要求，「英國和自治領應是地位平等、被國際社會承認的、彼此獨立的主權國家。對於英國和自治領之間的任何形式的不平等和隸屬關係，無論是在立法、司法還是在行政方面，除非是得到自治領的自願同意否則不能存在。」[116]愛爾蘭一直堅持追求建立獨立主權國家，因而非常支持南非的態度。加拿大則要求廢除一些代表自治領臣屬地位的法律殘餘，以使自治領能取得完全實際意義上的主權地位。在這種氛圍下，英國開始採取行動調整它與自治領的關係。首先是1925年6月，英國把原屬殖民部的自治領司從該部分離出來，組建為自治領部，以此來表示自治領不同於由殖民部管理的其他部分。[117]其次是在1926年帝國會議上，成立了以聲譽卓著的貝爾福勳爵為首的「帝國內部關係委員會」，來研究有關帝國內部關係調整的問題。

  此委員會根據各方面的意見，平衡了南非、愛爾蘭和加拿大的激進要求與澳大利亞、紐西蘭仍想保持對英王效忠的保守思想，提交了一份報告，這就是被稱為「貝爾福報告」的著名文件。該報告指出，自治領的迅速發展要求對帝國內部關係做出調整，以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帝國內部的這股追求地位平等的趨勢是正確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地理和其他因素使得通過聯邦制來讓它們獲得平等地位已成為不可能的事，唯一的辦法是使它們通過獨立來達到上述目標，而且它們早已沿著這條道路逐漸尋求該目標之實現。現在，帝國內的每一個自治成員都是其命運的主人。」[118]有鑑於此，報告特別指出，英國和自治領皆為「英帝國內的自治共同體，彼此地位平等，在內政和外交事務方面互不從屬，但以共同效忠英王而聯合，在大英國協內是自由聯合的成員」[119]。這段文字是有決定意義的，它首次正式承認了自治領的平等地位，並且開創了一個以對英王效忠為紐帶的平等國家組成的特殊實體——大英國協，因此在原則上，各自治領已成為主權國家。

  不過，貝爾福報告仍有許多不明確之處。首先是報告並沒有相應的法律作保障，僅僅是原則上承認自治領的平等地位；其次是自治領的立法仍受到英國議會的限制。貝爾福報告認為，由於問題非常複雜，以後將指派有關專家、學者對此進行專門研究，以供英國和自治領政府進一步探討。[120]

  因此，1926年以後的問題圍繞著英國和自治領憲政關係中的殘存問題展開。1929年底，為了準備即將到來的帝國會議，英國還召開了一次由英國和各自治領的法律專家和學者參加的預備會議，以探討英國和自治領之間的法律權限問題。專家委員會指出，英王對自治領議會立法的否決權、總督對自治領議會立法的保留權及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 of 1865）[121]，已與自治領現有的地位不符，應予廢除。在1930年的帝國會議開幕式上，英國首相麥克唐納指出：「我們將認真探討1929年預備會議報告中的有關建議。我們需要牢記在心的是，在這些建議的背後，有著建設未來帝國大廈的思想。」[122]這表明，英國已準備全面地終解自治領權限問題。根據這一指導思想，此次會議通過決議，要求廢除所有限制自治領主權的立法，明確、徹底地解決英國和自治領的憲政關係。

  根據會議決議，1931年12月，英國議會通過了《威斯敏斯特法案》（Statutes of Westminster），從法律上明確承認自治領的主權地位。法案要點如下：（1）廢除1865年《殖民地法律有效法案》中關於自治領的部分。（2）給予自治領議會制訂效力達於境外的權利。（3）確認未經自治領的要求和同意，任何英國議會立法不能成為自治領立法。（4）該法案頒布之後，聯合王國的任何法律均不得稱自治領或自治領的省份及州為「殖民地」。[123]該法案給予自治領的平等主權以法律上的保障，它標誌著自治領無論在實質上還是在名義上均取得了完全國家地位。自治領的離心過程走到了頂峰。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從《貝爾福報告》（Balfour Report）的提出到《威斯敏斯特法案》的通過，遵循的仍是尊重自治原則這一自由帝國的基石。《貝爾福報告》中指出：「自由機制是帝國的命脈，而自願合作則是它的手段。」[124]1931年底，面對英國議會中有人反對《威斯敏斯特法案》，支持法案的克里普斯勳爵（Charles Cripps，1st Baron Parmoor）指出：「我們確信，英帝國的巨大力量在於，這個國家樂於確認自治領要求的正義性及大英國協中的完全自由。」[125]英國人必須面對他們一手締造的自治制度的最終結果，這是這一制度的創始人始料未及的。

  英帝國中自治領這一層次的發展表明：第一，英國自始至終把自治制度奉為經典，即使他們試圖使自治領統一起來從而增強帝國的力量，也始終未曾越雷池一步而破壞自治傳統。這就導致英國對自治領的鞏固政策中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利他性因素，使自治領可以為自身利益考慮而不必擔心受到干涉。同時，它又必然包含著妥協性因素，使英國對自治領的要求一讓再讓，直至自治權利擴大到了否定自治制度本身；正如殖民大臣帕斯菲爾德（Sidney Webb，1st Baron Passfield）1931年時指出的，英國實際上已無從選擇，「政府的最直接責任應是，使1926年帝國會議上的『貝爾福報告'和1930年帝國會議上的有關決定行之有效。」[126]第二，正因為英國對自治領的政策具有上述特徵，因此它促進了自治領離心的加劇。首先，自治領可以為自身利益考慮，這必然導致它們發展自身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徵，從而成為成熟的民族。其次，為了用自治制度鞏固帝國，英國親手締造了南非聯盟，為它成為統一國家奠定了基礎，又批准了聯合的澳大利亞、紐西蘭的成立，為其民族主義的發展進一步創造了條件，並一再擴展它們的自治權利，直到再也不能挽留住各個自治領。最後，即便由於尊重自治權利而引發的自治領忠於帝國的行動，也成為它們發展其民族特性並走向成熟的契機。第三，自治領的離心傾向是指向主權國家的。隨著各自治地區的內部聯合與發展，以及它們與外部世界的接觸，使它們日益要求在對外行動中不受任何其他主權國家的約束，並享有與其他國家一樣的平等地位。1931年的《威斯特敏斯特法案》使這一過程最終完成。實際上，英帝國的這一層次已走向終結，而大英國協只是一個平等國家的共同體，對英王的效忠只具有象徵意義。

  英國用自治制度來鞏固帝國中的自治實體，結果卻導致自治領在帝國的框架中走向分離，並致使帝國的一部分解體。自治制度的發展產生了這樣一個悖論：即英國越是依靠自治制度來鞏固白人自治地區，就越是促使自治地區在離心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因此可以說，正是對自治層次的鞏固導致了自治地區的離心。

  【注釋】

  [1] Lange E.Davis，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 re：The Economics of British Imperialism（Cambridge，1988），p.38.

  [2] Kenneth Mcnaught，The Penguin History of Canada（Penguin，1989），p.191.

  [3] J.M，S.Careless，Canada：A Story of Challenge（Macmillan，1970），p.301.

  [4] Denis Judd &.Peter Slinn，The Evolution of t he Modern Commonwealth 1902—1980（Macmillan，1982），p.30.

  [5] Judith M Brown & Wm.Roger Louis，op.cit，p.51.

  [6] J，M.S.Careless，op.cit，p.273.

  [7] Judith M，Brown & Wm.Roger Louis（ed.），op.cit，p.87.

  [8] Ramsay Cook（ed.），FrenchCanadian Nationalism（Toronto，1969），p.29.

  [9] R，D.Francis（ed.），Readings in Canadian History PostConfederation（Molt，1986），p.47.

  [10] Denis Judd & Peter Slinn，op.cit，p.27.

  [11] 詳見本文第二章第一節。

  [12] J.Holla nd Rose，A，P Newton & E.A，Benian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 f the British Empire vol.VII Part I Australia（Cambridge，1933），p.500.

  [13] Ibid.，p.501.

  [14] Frank Crowley（ed.），A New History of Australia（Heinemann，1974），p.262.

  [15] J.D.BMill er，The Commonwealth in the World（Harvard University，1965），pp.19-20.

  [16] Frank H.Under hill，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 Experiment in Cooperation among Natio ns（Duke，1956），pp.32-33.

  [17] Max Beloff，The Britain's Liberal Empire，p.77.

  [18] A.R.M.Lower，A History of Canada：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 wart Limited，1977），p.449.

  [19] Debate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 ve，28 September 1899.David W.McIntyre & W.J.Gardner（ed.），Speech a nd Documents on New Zealand（Oxford，1971），p.260.

  [20] Geoffrey W.Rice，The Oxford History of New Zealand（Oxf ord，1992），pp.342-343.

  [21] 「鷸鴕」是紐西蘭特有的一種不會飛的鳥；毛利人是紐西蘭的土著居民，毛利蘭即指紐西蘭。

  [22] Russe ll Ward，A Nation For a Continent：the History of Australia 1901—1975（Heinemann，1977），p.24.

  [23] Kenneth Mcnaught，op.cit，p.106.

  [24] J.A.Williams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 on（Macmillan，1927），p.619.

  [25] Lord Milner，Address to the Royal Coloni al Institute，16 June 1908.George Bennett（ed.），op.cit，p.359.

  [26] Joseph Chamberlain，Speech Opening the Colonial Conference，30 June 1902，Ibid.，p.329.

  [27] Frank Underhill，op.cit，pp.42-43.

  [28] Paul B.Rich，Race and Empire in British Politics（Cambridge，1986），p.58.

  [29] George Brown，Canada in the Making（Greewood，1953），p.144.

  [30] Reginald George Trotter，The Briti sh Empire—Commonwealth，A Study in Political Evolution（N.Y，Holt，1945），p.74.

  [31] Denis Judd & Peter Slinn，op.cit，p.15.

  [32] Lange E.Dav is，op.cit，p.125.

  [33] Ibid.，p.125.

  [34] Aaron Friedberg，The Weary Titan Britain and the Experience of Relative Decline 1895—190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 ss，1988），p.117.

  [35] 駱介子：《澳大利亞建國史》，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38頁。

  [36] Lange E.Davis，op.cit，p.127.

  [37] Lange E.Davis，op.cit，p.126.

  [38] C.H.Currey，British Coloni al Policy（Oxford，1924），pp.204-205.

  [39] ［加］唐納德.克賴頓：《加拿大近百年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2頁。

  [40] C.H.Currey，op.cit，p.77.

  [41] E.A.Benians，Sir Jam es Butler & C.E.Carrington（ed.），op.cit，p.419.

  [42] C.H.Currey，op.cit，p.208.

  [43] Max Beloff，Britain's Liberal Empire，p.82.

  [44] ［英］C.L.莫瓦特主編：《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2卷，第518頁。

  [45] P.J.Cain & A.G，Hopkins，Brit ish Imperialism：Innovation and Expansion 1688—1914（Longman.，1993），p.211.

  [46] Richard Jay，Joseph Chamberlain A Political Study（Clarendon Pr.，1981），p.210.

  [47] P.J.Cain & A.G.Hopkins，op.cit，p.212.

  [48] J.H.Rose，A.P.Newton & E.A.Benian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VII ，p.499.

  [49] Michael Balfour，Britain and Joseph Chamberla in（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5），p.274.

  [50] William Page（ed.），Comm erce and Industry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Economic Condi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the Peace of Paris in 1815 to the Declaration of War in 1914（New York，1968），p.384.

  [51] Denis Judd，Radical Joe A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Hamish Humilto n，1977），pp.238-239.

  [52] H.L.Peacock，A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1815—1981（London，1982），p.171.

  [53] William Page（ed.），op.cit，p.389.

  [54] W.A.S.Hewins，The Apologia of an Imperialist Forty Years of Empire Policy（London，1929），p.149.

  [55] Max Beloff，The Britain Liberal Empire，p.98.

  [56] 1923年，曾擁護過關稅改革運動的英國首相鮑德溫（Baldwin）再次倡議實行保護關稅，又遭失敗。1932年，在經濟大危機的影響下，英國終於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實行帝國特惠制。不過，這已經不同於加強帝國統一的關稅改革運動，因為各自治領已經於前一年獲得完全的主權國家地位，她們與英國的關係已發生根本變化。此外，1932年的特惠制是由一系列雙邊協定組成，不對整個帝國具有共同的約束力。

  [57] J.H.Rose，A.R Newton & E.A，Benian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VI，p.706.

  [58] The Colonial Conference，1897.Speech and Documents on New Zealand，p.259.

  [59] Joseph Chamberlain，Speech Opening the Colonial Conference，30 June 1902.George Bennett（ed.），op.cit，p.330.

  [60] Max Beloff，The Britain's Liberal Empi re，p.143.

  [61] J.H.Rose，A.P.Newton &.E.A.Benians（ed.），The Cambridge His 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VI，p.707.

  [62] J.H.Rose，A.P.Newton &.E.A.Benian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VI，p.708.

  [63] C.H.Currey，op.cit，p.222.

  [64] Ibid.，p.221.

  [65] Denis Judd & Peter Slinn，op.cit，p.22.

  [66] J.H.Rose，A.P.Newton & E.A.Benians（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VI，p.709.

  [67] Bernard Porter，The Lion's Sha re，p.236.

  [68] R.G.Moyles & Dong Owran，Imperial Dreams and Colonial Realities—British View of Canada，1880—1914（Toronto，1988），p.2.

  [69] George W.Brown，op.cit，p.145.

  [70] P.J.Marshall，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94），p.270.

  [71] Daphne Read（ed.），The Great War and Canadian Society：An Oral History（Toronto，1969），p.122.

  [72] Ibid.，p.133.

  [73] P.J.Marshall，p.270.

  [74] R.G.Moyles & Dong Owran，op.cit，p.22.

  [75] Anzac又指澳新軍團在土耳其海灣的登陸日。

  [76] Geoffrey W.Rice，op.cit，p.344.

  [77] P.J.Marshall，op.cit，p.271.

  [78] James Lawrence，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little，Br own and Company，1994），pp.356-357.

  [79] James Lawrence，op.cit，p.339.

  [80] P.J.Cain & A，G.Hopkins，British Imperialism Crisis and Deconstruction，1914—1990（Longman，1993），p.110.

  [81] W.K.Hancock，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vol.II Probl em of Economic Policy 1918—1939（Oxford，1940），p.103.

  [82] ［加］唐納德.克萊頓：《加拿大近百年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頁。

  [83] Frank H.Underhi ll，op.cit，p.504.

  [84] Ibid.，p.53.

  [85] ［加］唐納德.克萊頓：《加拿大近百年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4頁。

  [86] T.O.Lloyd，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95（Oxford，1996），p.279.

  [87] 紐芬蘭沒有參加會議。

  [88] K.Bo urne & D.C.Watt（e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Part II，Series I，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University Publicatio n of America，1989），vol.4，p.200.

  [89] Nicholas Mansergh，The Commonwealth Experience vol.II From British Empire to Multiracial Commo nwealth（Macmillan，1982），p.5.

  [90] K.Bourne & D.C Watt（ed.），op.cit，pp.64-65.

  [91] J.A.Williamson，op.cit，pp.628-629.

  [92] Nicholas Manserph，op.cit，pp.7-9.

  [93] The Imperial Conference Minutes，20 June 1921.Arthur Berriedale Keith（ed.），Speech and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Dominions 1918—1931 From Self government to National Sovereignt y（Oxford，1938），p.43.

  [94] The Imperial Co nference Minutes，20 June 1921.Arthur Berriedale Keith（ed.），Speech and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Dominions 1918—1931 From Self government to National Sovereignty（Oxford，1938），p.56.

  [95] George Woodcock，Who Killed the British Empire？（New York，1974），p.215.

  [96] ［加］唐納德.克萊頓：《加拿大近百年史》，山東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3頁。

  [97] Gordon Mattel，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 ry（Macmillan，1986），p.185.

  [98] Ibid.，p.179.

  [99] ［法］路易.約斯：《南非史》，商務印書館1973年版，第301頁。

  [100] 同上書，第302—303頁。

  [101] A.Mitchell & O Snodaigh（ed.），Irish Political Document 1869—1916（Dublin，1989），pp.168-169.

  [102] J.H.Betty（ed.），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 1906—1939（London，1933），p.134.

  [103] Max Beloff，Dreams of Commonwealth 1921—1942，p.75.

  [104] Max Beloff，Dreams of Common wealth 1921—1942，p.80.

  [105] Gordon Martel，op.cit，p.187.

  [106] Nicholas Manseeph，op.cit，p.11.

  [107] W.J.Hudson & M.P.Sharp，Australi an Independence Colony to Reluctant Kingdom（Melbourne University Press，1988），p.71.

  [108] Gordon Martel，op.cit，p.187.

  [109] Ibid.，p.195.

  [110] Ibid.，p.192.

  [111] W.J.Hudson& M.P，Sharp，op.cit，p.74.

  [112] Nicholas Mansergh，op.cit，p.18.

  [113] Nicholas Mansergh，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 Problem o f External Policy 1931—1939（Oxford，1952），p.67.

  [114] Denis Judd，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from 1765 to t he Present（Fontana，1991），p.291.

  [115] Max Beloff，Dreams of Commonwe alth，p.91.

  [116] Nicholas Manserph，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irs，p.12.

  [117] Nicholas Manserph，Survey of British Commonwealth Affa irs，p.68.

  [118] The Balfour Report.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Dominions 1918—1931，p.162.

  [119] Ibid.，p.161.

  [120] The Balfour Report.Spee ches and Documents on the British Dominions 1918—1931，p.166.

  [121] 英王對自治領議會立法的否決權，是指英王在接到自治領有關法案1至2年內有權否決該法案。總督對自治領議會立法的保留權指總督有權拖延自治領議會通過的立法，直到英王做出有關決定為止。這兩項規定均為防止自治領通過有損英國利益的立法。1865年的「殖民地法律有效法案」規定自治領立法的效力只能在其境內，不能涉及境外，且不得通過與英國法律不一致的法律，旨在維護英國議會的最高權威。

  [122] The Imperial Conference，1930.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 h Dominions 1918—1931，p.206.

  [123] Paul Knaplund，British Com monwealth and Empire 1901—1955（London，1956），p.62.

  [124] Bal four Report，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Dominions 1918—1931，p.162.

  [125] The Hon.Sir Stafford Cripps，House of Commons，November 20，1931，p.297.

  [126] Steph en K.Hall，Our Own Times，vol.II（London，1935），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