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戰：自治制度的分水嶺

  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在海外帝國（特別是自治領）的參與和支持下作戰，也因整個帝國的協同努力而取得最後勝利。這場戰爭使所有自治領都被深深卷了進去，它必然對英國和自治領雙方都產生了極大影響，促使二者的關係發生決定性的變化。

  

  戰爭爆發之後，各自治領踴躍參戰、奮力援助，使英國內部又重新燃起了統一帝國的希望。著名帝國主義者米爾納一再強調帝國具有「巨大的潛在力量」，如果它能「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它將「強大到足以擊敗所有的進犯者」，並使英國置身於「歐洲錯綜複雜的局面之外」。[67]一貫主張維持現狀、對於集權化帝國不甚熱衷的自由黨政府也感到，為了贏得這場戰爭，必須要建立一個統一帝國。1916年成立了以勞合.喬治為首的聯合政府，寇松、米爾納等老牌帝國主義者均進入政府，這本身就反映了英國政府在帝國政策上的新動向。因此，英國藉助大戰的機遇，積極加強與各自治領的合作。首先在軍事上雙方結成聯盟。雙方不但共同作戰，在後勤等方面也積極合作，英國政府甚至任命加拿大人弗拉維爾（Joseph Flavelle）擔任帝國軍需委員會主席這樣一個重要職務。[68]其次是決策層的合作。軍事上的合作必然要求決策層的緊密協商。早先，英國政府試圖操縱一切，把帝國直接控制在手中，這招致了自治領的極大不滿。加拿大總理羅伯特.博登（Robert Borden）指出：「很難期望，我們將四五十萬人投入戰場後，卻處於沒有發言權的地位。」[69]英國政府也認為，出於自治領在戰時的貢獻，他們應該在戰爭的決策上有發言權。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於1917年借帝國會議之際締造了戰時內閣，允許各自治領總理與英國首相一同加入該內閣，商討有關戰爭的策略。英國雖然在自治領享有發言權的問題上做出了讓步，與其初衷不甚吻合，但卻加強了帝國在組織上的聯繫。而且，戰時內閣畢竟是英國與自治領雙方都認可的正式的帝國組織，它理所當然地被視為英國多年來夢寐以求的帝國聯邦的實現。

  然而，帝國合作的加強又一次成為自治領離心加劇的契機。戰爭使參戰自治領的精神面貌和政治地位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一戰成了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各自治領的民族主義還處在發展階段，而之後各自治領則走向成熟。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戰爭的經歷使各自治領對帝國主義的價值觀念表示疑問，從而也對忠於帝國這一事業的神聖性深表懷疑。如果說在戰爭之初，滿懷帝國熱情的自治領士兵還認為參戰是「一生中最大的奇遇」[70]，那麼，隨著戰爭的深入，它表現出來的殘酷性讓參戰各方都普遍感到震撼、厭惡，反戰情緒高漲。一個參戰的加拿大士兵戰後曾心有餘悸地回憶，步兵們「早上起床後，沒有人知道晚上能否回來睡覺」[71]。時刻面臨死亡威脅使人們很難再覺得戰爭有任何吸引力，有個加拿大士兵說過：「每個人都想回家，他們不耐煩了。」[72]戰爭的巨大傷亡讓各自治領感到，以如此沉重的人力、物力代價去捍衛帝國未免不值得，戰爭初期所表現出來的精誠團結也就很難再維持了。

  第二，參戰經歷加深了各自治領對自身特性及自身價值的認同，大大激發了他們的民族意識。參加中東戰役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軍隊被編成一個軍團，稱為「澳新軍團」（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Corps），簡稱ANZAC。「澳新軍團」的成立日被兩個自治領視為民族節日，極大地促進了他們民族意識的增長。一個加軍士兵指岀，他們來時是「阿爾伯塔人和新斯科舍人」，「但卻作為加拿大人歸去」。[73]各自治領在戰爭中的英勇作戰也使他們對自身的價值深感自豪。加拿大軍團參加了1917年的維米戰役（The Battle of Vi my Ridge），加軍的英勇作戰是帝國軍隊獲取勝利的決定性因素，當代加拿大歷史學家皮埃爾.博頓（Pierre Berton）指出：「統一的加拿大軍團昂首而立，仿佛是走出殖民地陰影的國家的象徵，維米的勝利確認了加拿大業已最終長大的看法。」[74]

  「澳新軍團」於1915年參加了中東戰役，雖然此次戰鬥以英帝國大敗而告終，但對澳新軍團的士氣卻起了很大作用。事後，一個官方的紐西蘭史家指出：「戰前我們是未經磨鍊的、隔絕的民族，而在Anzac[75]之後，我們是受過磨難的、可以信賴的民族。」[76]對自身的自豪使自治領的獨立意識進一步增長。

  第三，戰爭導致各自治領內部的反戰情緒高漲甚至引起內部分裂，從而使各自治領不得不考慮放鬆與帝國的聯繫。戰前曾建立起暫時妥協的南非首先發生動盪。1912年，布爾人中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組建了在赫爾佐格（J.B.M.Hertzog）領導下的新政黨，力圖脫離英國的統治。戰爭爆發時幾乎有一半的布爾人反對參戰。[77]而當政府仍然宣布參戰時，極端民族主義者發動了叛亂，波及除納塔爾之外的所有省份，一直持續到1914年12月份。叛亂雖被鎮壓，但布爾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戰時一直很強烈。另一個不安因素來自法裔加拿大人。作為寄人籬下的殖民地居民，法裔居民更關心保存自己的文化，認為英裔加拿大人利用他們在人數上的優勢地位把法裔人拖進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爭，因而率先打出了反戰的旗號。戰爭爆發一度使英裔加拿大人忠於帝國的情緒高漲，他們曾提出限制學校教育中使用法語的權利，引起了法裔加拿大人的極大憤慨。兩種文化的衝突大有死灰復燃之勢，並於1916年下半年達到高潮，這使得法裔加拿大人更反對捍衛帝國。

  隨著戰爭的代價越來越大，人力、物資耗費有增無減，英國於1916年被迫廢除志願兵制，而採取義務兵役制，並要求各自治領也實行徵兵制，這立即成了自治領內部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導火索。紐西蘭的徵兵工作還進行得比較順利，而澳大利亞的徵兵法案卻遭到普遍抵制，在1916年10月和1917年12月的兩次全民公決中遭受決定性失敗，其中，愛爾蘭裔澳大利亞人的堅決反對起了相當大的作用。[78]而因徵兵問題引起最大動亂的是加拿大。1917年，當總理博登提出新的徵兵法案時，法裔加拿大人無一例外地投了反對票，加拿大國內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種族和地區分裂的危機。至於南非，由於擔心國內的英裔人和布爾人發生分裂，政府根本就沒考慮過實行徵兵制。[79]因參戰而導致的各自治領內部的裂縫使他們意識到，英國不經與自治領協商就宣布參戰有可能使後者陷入危險境地，因此各自治領要求在外交事務上有發言權的呼聲在戰後進一步高漲。

  第四，戰爭使各自治領的經濟實力大為增強，從而提高了自治領的自信心。各自治領的經濟在戰爭需求的刺激下得到了很大發展，減少了自治領在戰後對英國的依賴。[80]為了支援英國，各自治領大力發展生產，穀物和其他糧食作物持續增產，工業以驚人的速度增長，而英國又對自治領的產品需求極大，原本相對落後的自治領因為捲入戰爭而獲得極大的發展。當時英國負責研究自治領經濟問題的「自治領皇家委員會」認為，戰後自治領都願意把自己看作獨立的經濟實體，並認為它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81]各自治領在戰爭這場空前的危機中承擔了重擔和責任，這使它們迅速成熟起來。

  第五，戰爭的經歷促使各自治領政治地位提高，也使自治領的民族主義成熟起來。1917年創立的帝國戰時內閣雖然被英國的帝國主義者視為是帝國聯邦的實現，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一方面，該內閣之創立是英國對各自治領要求在戰爭事務上有發言權的讓步，是對自治領戰時貢獻的承認，正如勞合.喬治在給殖民大臣朗（Wal ter Long）的信中所說的，自治領「做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我們應該使他們感到不僅有一份重擔，而且在我們的會議中也有一份權力」[82]。另一方面，這個內閣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內閣。真正的內閣應該是首相領導下的大臣們的團體，且只對一個立法機構負責。然而，在帝國戰時內閣中，英國首相和各自治領總理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存在誰領導誰的問題。而且，各首相、總理分別對各自的議會負責。戰時內閣做出的決定需由英國和各自治領的議會分別批准才能生效，如果某總理不同意戰時內閣的決議，沒有人有權強迫他接受。可以說，自治領一切現有的自治權全部保留不動。因此，帝國戰時內閣僅僅是換了個新名稱的帝國會議，只不過開會更頻繁，以便處理更緊迫的日常事務。[83]它非但不是帝國聯邦的再現，而且還使各自治領在帝國的外交、防禦上有了發言權和一定的決定權，這恰恰是自治領長期追求的目標。

  因而，戰爭的經歷在使英國歡呼帝國的凝聚力、重新燃起帝國聯邦的希望的同時，也使各自治領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政治、經濟上都真正成熟起來，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分水嶺。鑑於它們實際上已處於完全主權國家地位的門檻上這一實際情況，其必然要求帝國內部關係做出相應調整，離心傾向在進一步加強。

  早在帝國戰時內閣建立之初，加拿大總理博登和南非總理史末資就對帝國內部關係的調整提出了全新的解決方法。在博登、史末資的動議下，1917年的帝國戰時內閣通過決議，認為帝國關係的調整是不可避免的，但因該問題太過複雜，因此不適於在戰時討論，戰後將召開專門會議加以解決。會上還一致通過，未來的帝國內部關係應有如下特徵：（1）「應基於對自治領擁有大英國協內獨立國家地位的完全確認上」；（2）各自治領應「在外交事務上有充足的發言權」；（3）「應做出有效安排」，在「所有事關整個帝國利益的事務上」，英國都與自治領「不斷協商」，並在此基礎上採取「協同行動」。[84]該決議中首次正式使用「大英國協」一詞，以表明它不是由宗主國和附屬殖民地構成的，而是一組平等的國家共同體。它突出地代表了各自治領對自身地位的全新認識和對帝國內部關係的新要求。

  博登和史末資提出的全新帝國概念，在戰後召開的巴黎和會上得到充分的體現。自治領在戰爭中的突出貢獻以及地位的提高，使其認為自己有權像完全主權國家那樣出席決定戰後國際格局的巴黎和會。加拿大總理博登要求：「加拿大輿論界和人民以及加拿大政府都滿懷信心地希望，在巴黎和會上，加拿大應該派代表出席。」[85]這一要求得到英國的認可。因此，在作為單一整體出席巴黎和會的英帝國代表團中，各自治領被允許選派自己的代表作為該團成員出席會議。此舉曾遭到不少與會國的反對，認為自治領不是獨立國家，無權單獨列席。英帝國代表團堅持認為，自治領參戰的軍隊數量比出席和會並擁有代表權的許多小國家還多。自治領政府像這些國家的政府一樣，通過立法來招募軍隊，通過增加賦稅來支付軍費，並且在戰爭中單獨指揮軍隊作戰。因此，它們理應獲得出席會議的代表權。[86]和會最終不但認可了自治領的特殊地位，還允許各自治領在對德國簽訂的《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只不過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和南非[87]必須依次放在「英帝國」條目的右下方。[88]這一形式表明，自治領既是英帝國的組成部分，又是具有特殊地位的國際實體。而且，該和約還必須交由各自治領議會批准後方可生效。

  根據巴黎和會的決議，還成立了國際聯盟和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 bour Organization）兩個新的大型世界性組織。在自治領的要求下，它們被國際聯盟正式承認為發起國。同時，巴黎和會的三巨頭——美國總統威爾遜、法國總理克雷孟梭（Georges Clemenceau）及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應加拿大的要求，發表宣言如下；「根據［國際聯盟章程］第四款的第一、二段的正確含義，英帝國的自治領的代表可以被選舉或任命為理事會成員。」[89]在不久之後的國際勞工組織成立之時，自治領的代表權又受到許多限制，該組織不同意它們競選理事會成員，這遭到了各自治領的強烈反對。英國國務大臣作為英帝國代表提出：「自治領應與國聯的其他成員國一樣，在國際勞工組織中擁有相同的地位和機會來競選理事會成員。」[90]最終，國際勞工組織承認自治領有權當選為理事會的非常任理事國。

  各自治領在巴黎和會及國聯、國際勞工組織里的特殊地位深刻地反映了它們的雙重身份，即在法律上仍是英帝國的成員，又離完全國家地位僅一步之遙。對於這一結果，英國一直持支持態度，因為這是對自治領在戰爭中的貢獻的承認，是自治領在戰時參與外交事務的商討與決策的必然結果，也是英國戰前通過充分尊重自治領的自治權利來鞏固帝國的傳統政策的延續；英國試圖通過大幅度的讓步來維繫自治領的忠誠。這也正是自治領從一戰前就開始追求的目標，即在共同協商、共同決策的基礎上使英帝國形成統一的外交政策。這樣的結局對各方都有利，因此，南非總理史末資指出，帝國內部已經建立起良好的合作關係，自治領的特殊地位已得到國際承認，「這些前殖民地成功地躋身於世界國家之林，而同時在英帝國內部又是其成員，這可以稱得上英國政治智慧的最傑出成就之一。形勢和方式仍需調整，但實質性的工作已完成了」[91]。

  另一方面，英國始終幸運地認為，它借戰爭這一千載難逢的時機，通過協商統一了帝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所以，英國決不會在統一外交這最後一塊陣地上退卻，並想藉此來進一步實現統一帝國的夙願。雖然帝國戰時內閣於1919年解散，但勞合.喬治仍希望把戰時的合作精神發揚下去，建立帝國和平內閣。因此，當時英國政府的打算，就是儘量維護統一外交的現狀。1921年3月，殖民部為即將召開的戰後第一屆帝國會議向內閣提交了一份名為《外交事務上的共同帝國政策》的文件，清楚地表明了這種意圖。該文件認為，自治領的地位越是與英國平等，就越是要實行統一外交，只有這樣它們的利益才能在外交政策上得以體現。因此，應該採取更多的措施來加強雙方的聯繫。[92]唯有如此，才能維持英國對白人地區僅存的控制權力。這一建議得到了勞合.喬治的認可，在當年6月份召開的帝國會議開幕式上，他對自治領代表提出了以下建議：「在所有涉及到共同利益的事務上，我們想知道你們的觀點，而且我們也想告訴你們我們自己的觀點。」[93]

  統一外交給自治領造成了一種假象，即它們的地位不但得到國際承認，也被英國政府繼續加以貫徹。1921年帝國會議並沒有按照1917年帝國戰時內閣所規定的那樣，對帝國內部關係做出定義。澳大利亞總理休斯指出：「現在自治領的地位與25年前已大為不同了。我們曾是殖民地，後來成了自治領，現在又獲得了國家地位，我們實質上的進步之大是與我們的憲政發展同步的。」[94]所以，各自治領認為暫時沒有必要再進行憲政建設。自治領的態度與英國維持現狀的傾向不謀而合，因此，1921年的帝國會議上英國與自治領的關係再次形成了微妙的權力平衡。從這層意義上講，1921年的帝國會議仍被大多數人視為帝國鞏固達到頂峰的象徵之一。

  然而，英國一讓再讓的措施是否能在自治的框架內挽留住自治領，統一外交政策這道自治制度的最後防線是否能守住，還是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