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布爾戰爭

  19世紀80年代以來，南部非洲成為英國、德國和布爾人爭奪的中心。1877年，英國兼併德蘭士瓦，行政長官謝普斯通竭力誇張說祖魯王擁有大量軍火和強大的軍事組織，是對南非英國人統治的最大威脅，英國必須吞併之。英國駐南非高級專員、開普總督弗里爾接受謝普斯通的建議，於1878年12月向祖魯王塞特瓦約（Cetewayo）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他在30天內解散祖魯軍隊，遭到拒絕。面對這一無理要求，塞特瓦約緊急動員萬人組成的軍隊，積極應戰。

  1879年1月11日，英軍入侵祖魯王國，7000名正規軍、7000名在納塔爾徵募的非洲士兵和1000名移民志願兵參加戰鬥。1月22日拂曉，祖魯軍隊突襲在依聖德瓦那山下宿營的英軍，幾乎全殲1 600名士兵，只有極少數逃脫，英軍遭到了自克里米亞戰爭以來的最沉重打擊。但是，在另一條戰線，英軍擊退了祖魯軍隊對納塔爾的進攻，7月摧毀了祖魯的都城烏郎迪（Ulundi）。此後，英國害怕祖魯人東山再起，蓄意挑起祖魯人的內部爭鬥。祖魯南部的塞特瓦約與北部土著部落兩敗俱傷，祖魯北方併入德蘭士瓦，南部併入納塔爾。

  祖魯東北側的史瓦帝尼人一直與英國人和布爾人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是，由於巨大的經濟利益的驅使，英國人並沒有放過史瓦帝尼人。白人農場主、採礦人、商人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人攜帶獵犬、香檳等禮物面見酋長或朝臣，讓他們在各種各樣的契約或文件上簽字。到1889年史瓦帝尼的所有土地、礦藏、財產和權利都歸白人所有。當史瓦帝尼人一無所有時，德蘭士瓦政府決定兼併史瓦帝尼（Swaziland），英國人不願布爾人獨吞該地，與布爾人進行了一系列的談判。1890年，史瓦帝尼、德蘭士瓦和英國代表組成三方「臨時執政委員會」，史瓦帝尼為德蘭士瓦和英國共管。1895年，德蘭士瓦與英國達成協議：德蘭士瓦取得對該地區的控制權，英國兼併史瓦帝尼沿海的1/3地區。布爾戰爭後，英國在史瓦帝尼另立一個單獨的殖民地。

  此後，英國政府在南非一直採取謹小慎微的政策，但是，隨著南非經濟價值的提高，鑽石、黃金和各種礦藏的發現使南非成為歐洲列強爭奪的焦點；另一方面，英國政府儘管沒有積極開發南非，但是，英國個人在南非的經濟活動一直非常活躍，同時，傳教士也帶動了英國人在南非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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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普殖民地的政治由寡頭控制，根據1853年的規定，該地居民只要年收入達到25鎊就可以獲得選舉權，而不分種族和膚色。[61]但是，到1890年，人口的自然增長以及吞併班圖地區改變了黑人與白人的人口比例，非洲人口增加了4倍，白人只增加了2倍。儘管財產資格阻止了大多數非洲人成為選民，但是，黑人的選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影響選舉結果。1892年「選舉和投票法」提高了財產限制，從25鎊增加到75鎊。同時，登記時要求申請人通過教育考試，使一批收入較低的白人農民獲得了選舉權。法案執行的第一年，3348名非白人被剝奪了選舉權，白人選民增加了4506名。

  1886年，德蘭士瓦境內的威特沃斯蘭德（Witwatersrand）發現了新的金礦，快速致富的欲望吸引了大批的外國淘金者，其中絕大多數是英國人，他們帶來了布爾人所缺少的技術和設備。淘金熱的高漲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加快了城市的發展。新城約翰內斯堡（Johannesburg）拔地而起，一躍成為南非最富裕和最繁華的城市。德蘭士瓦經濟地位的變化導致了與英國殖民地利益的衝突。1887年，金礦發現後的第二年，德蘭士瓦的稅收達到了63.7萬英鎊，使它具有足夠的實力考慮建造通向德拉瓜灣（Delagoa Bay）（葡萄牙東非殖民地）的鐵路，或者在祖魯建立屬於自己的港口。而港口和鐵路的建設勢必影響英國在德蘭士瓦的鐵路和稅收，因為德蘭士瓦的鐵路建設將打破英國開普殖民地壟斷南非運輸的局面。英國鐵路運輸量減少不僅使政府損失了一筆鐵路收入，而且大大減少了關稅的收入。加上德蘭士瓦政府極力擺脫英國的保護，所以在90年代後半期，在德蘭士瓦的進口貿易中，英國占的份額迅速減少，而其他國家所占份額則迅速增加。

  為了阻止英國占領整個南非，1893—1894年，德國資本家在政府的支持下，承擔修築比勒陀利亞（Pretoria）到德拉瓜灣的鐵路。該鐵路將成為德蘭士瓦連接印度的通道，從而降低布爾人對英屬殖民地港口的依賴。同時，德國也好控制德蘭士瓦的貿易。另一方面，德國為了擴大在南非的利益，積極與布爾人修好。德國人宣傳日耳曼人與布爾人同屬條頓種族，和布爾人「親如兄弟」；在經濟方面，1884年德國同德蘭士瓦簽訂了商約，1886—1896年間，德國對德蘭士瓦的出口從每年30萬英鎊增加到1200萬英鎊，10年中增加了40倍。[62]1894年秋，兩艘德國軍艦訪問德拉瓜灣。1895年1月德皇生日那天，德國領事在比勒陀利亞慶祝「德布友好」的宴會上說，德國是「德蘭士瓦忠實的朋友」，並對布爾人國家的獨立地位表示關切。德蘭士瓦總統克魯格將德國當成保護傘：「我知道我將來可以依靠德國人……我們這個小小共和國仍然在列強中慢慢前進，而且我們相信，如果他們中有一個想踩我們的腳，另一個將設法加以阻止。」[63]與此同時，德國還增加了對德蘭士瓦的投資，控制了布爾人國家的軍火供應。德國人與布爾人的親近使英國政治家異常擔心。1894年，英國殖民部表示：「每一根神經都應該緊張起來，防止另一場令人蒙羞的南非戰爭。」德國的東西非洲計劃與英國的開普—開羅計劃水火不容，前者的勝利意味著後者的失敗，反之亦然。

  為了控制南非，英國首先利用德蘭士瓦境內英國移民對布爾人政治壟斷的不滿，造成德蘭士瓦境內的政治衝突。淘金熱使德蘭士瓦面臨新問題：移民到德蘭士瓦的英國人大大超過了原有的布爾人，他們的納稅額占整個稅收的9/10。英國移民認為，他們在經濟上的貢獻與政治權利不相對應，布爾人的議會中甚至沒有英國移民代表。特別是19世紀90年代制定的新法律，規定在德蘭士瓦境內居住滿14年的外國人才享受選舉權，加深了英國移民對布爾人統治的反對。布爾人對此做出的解釋是：德蘭士瓦難以保證黃金的長期繁榮，如果礦工超過布爾農民，前者一旦突然離去，將導致其國家負債纍纍，所謂「地下留下一個個的坑，債務由永久的居民來承擔」。英國人認為他們不能忍受政治上的無權地位，布爾人卻對英國人的大量湧入極為仇視，他們不感謝黃金開採帶來的大量財富，相反願意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正如威廉森所說：「在那致命的年代裡，不同的政府可以共存於南非，但是，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難以在一個國家共存。」[64]

  德蘭士瓦與英國殖民地的關係是非常微妙的：一方面，德蘭士瓦處於英國利益的包圍中，北部是羅得斯的特許公司，南部是開普殖民地，英國人可以隨時切斷它的出海口；另一方面，布爾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永遠不臣服在英帝國的卵翼之下。由於布爾人頑強抵抗，加上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英國要取得布爾人的控制權變得越來越難，而羅得斯則決定利用英國移民的不滿策動暴動。

  1895年12月29日，在羅得斯策劃下，南非公司經理利安得·斯塔爾·詹姆森（L.S.Jameson）率領470人組成的武裝部隊，帶著機槍和大炮，從貝專納出發，侵入德蘭士瓦，企圖推翻德蘭士瓦政府。保羅·克魯格（Paul Kruger）派遣600人的布爾人軍隊與英國人作戰。布爾人利用他們對於當地地形的熟悉，將英國軍隊包圍在克魯格斯多普的小山谷，打死134名英國入侵者。次年1月2日，詹姆森被俘，約翰內斯堡的內應間諜也被逮捕，羅得斯吞併德蘭士瓦的陰謀破產。

  詹姆森襲擊事件使英國政府內外交困，1896年1月2日，德國政府向英國發出了一份抗議照會，表示決不容許改變德蘭士瓦的現狀，同時質問英國政府怎樣處置破壞國際公約的「武裝匪徒」 更讓英國政府不滿的是，1月3日，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給德蘭士瓦總統克魯格發去了賀電，祝賀他「依靠本國人民而不求助於友邦，成功粉碎了武裝匪徒的入侵」。儘管英國把德國的舉動視為一種挑釁行為，但是，歐洲輿論和國人的憤怒都迫使羅得斯1897年辭去南非總理的職務，同時，以張伯倫為首的殖民部也受到了重創。當時反對帝國擴張的人，對於發生的事說出了這樣的話：

  1896年1月9日——德國皇帝已經打了電報給克魯格表示祝賀，似乎激起英國人巨大的憤怒。在過去這六個月里，我們竟同中國、土耳其、比利時，阿散蒂、法國、委內瑞拉、美國和德國這麼多國家發生了激烈的爭吵。這是一個創紀錄的成績，如果它不能使不列顛帝國崩潰，那就沒有什麼能使它崩潰了。就我自己來說，我對這一切感到高興，不列顛帝國對世界上現有的小民族來說是一部最大的製造災難的機器——這並不是說我們比法國人或義大利人或美國人更壞些，我們還沒有那麼大的積極破壞能力——但是我們是在一個廣大得多的地區里進行破壞的，而且進行得更成功。我很希望看到英國丟掉它的全部國外的殖民地。在伊莉莎白女王在位的日子裡，在那些我們在不列顛諸島之外沒有一片領土的「闊綽日子」里，我們比現在過得更好，更受人尊敬，也更千百倍地值得尊敬。殖民地的流氓行為正在侵蝕我們，在弱小民族中壓制自由的習慣正危害我們。我很希望看到它的結束……[65]

  詹姆森襲擊事件產生了與醞釀者設想相反的結果：不但未能削減克魯格的力量，相反加強了布爾人對付英國行動的信心；英國人不僅不能使布爾人妥協，反而使他們更有耐心。布爾人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只有戰爭才能保證共和國的存在，否則只能成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不僅失去資源和文化，而且要失去獨立的地位。

  1899—1902年的布爾戰爭是英國在「新帝國主義」狂潮中最大的行動，它絕不是一個偶然的事件。首先，19世紀60年代以來，英國政府一直試圖在南非建立一個類似加拿大自治領的聯邦，隨著政黨政府的不斷更迭，這一計劃始終是擴大英帝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地理方面看，英國在南非擁有開普和納塔爾殖民地，羅得斯侵占了羅得西亞，英國人的勢力已經從南、北、西三面包圍布爾人的共和國，大有將其吞併之勢。英國人和布爾人對於1884年的《倫敦協定》有不同理解，導致雙方存有芥蒂。英方認為，在《倫敦協定》下，英國仍然是布爾共和國的宗主；布爾人則不願意認同英方的解釋，條約中沒有出現宗主的字樣，他們否認英國的宗主國地位，認為自己是獨立的國家。在英國人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勢下，布爾人深感勢單力薄，加上害怕祖魯人反抗，一直試圖與英國妥協。而英國也沒有完成軍事部署，也想藉助談判迫使布爾人屈服。因此，雙方於1889年5月和8月先後進行了兩次談判，都未能取得滿意的成果。

  然而德蘭士瓦的黃金資源使英國的擴張主義者寢食難安。1895年，約瑟夫·張伯倫出任殖民大臣時，德蘭士瓦境內威特泰特斯蘭河畔金礦的開發改變了德蘭士瓦進行面貌。開發金礦利用的是外國資本和勞力，其中大部分來自英國，約翰內斯堡的外國人必須向布爾人政府納稅，但是，布爾人拒絕給予他們政治權利。為了保護英國移民的權利，英國政府認為必須吞併布爾人國家，而布爾人國家則不願意與英國人合作，認為國籍複雜的金礦工人是對布爾農民的威脅，羅得斯的南非公司總有一天會吞併布爾共和國。布爾人與德國的親密關係以及德國人控制德蘭士瓦的貿易導致了英國人的強烈不滿，德國的插手不僅為布爾人提供精良的武器，而且給予他們道德和國際輿論的支持。德國的經濟力量可以幫助德蘭士瓦進行基礎建設，布爾人會在德國的影響下不斷壯大，這必將增加英國建立南非聯邦的困難。

  詹姆森襲擊事件以後，英國政府與克魯格進行了長達3年的談判，收效甚微。布爾人共和國已經成為英國政府手中的「燙手山芋」，既想去拿，又害怕受到傷害。1897年3月，艾爾弗雷德·米爾納（Sir Alfred Milner）爵士成為南非高級專員，他對南非充滿了信心，在給張伯倫的信中寫道：「只有在德蘭士瓦實行改革，或者發動戰爭，才能使英國在南非擺脫政治窘境，此外別無良策，目前在德蘭士瓦實行改革的希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小。」[66]米爾納認為，解決南非問題的唯一出路是戰爭，但是，由於詹姆森襲擊事件造成的惡劣影響，英國不得不顧及國際輿論和國人對於戰爭的態度，不到萬不得已不敢貿然行動。

  英國政府繼續尋找談判機會，在新一輪的談判中，英國要求在德蘭士瓦居住5年以上的公民獲得選舉權，並重新提出宗主權的要求。雙方談判無果而終，克魯格已經非常清楚地意識到，所謂英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和宗主權都是藉口，英國要的是德蘭士瓦。談判的過程也是加緊備戰的過程，英國不斷向南非調兵遣將；布爾共和國則撥出大量資金，從歐洲購買武器彈藥，並聘請歐洲教官訓練士兵。1898年德蘭士瓦與奧蘭治自由邦成立「聯合會議」，聯合起來共同抗擊英國的侵略。1899年4月，米爾納爵士授意德蘭士瓦的英國僑民給維多利亞女王寫了一封申冤信，要求她保護英國臣民的利益。同年6月，米爾納和克魯格在布隆泉（Bloemfontein）就保護僑民權益問題進行最後一次談判。英方在談判的同時，抓緊時間從海外調遣軍隊。1899年9月克魯格告訴米爾納，可以考慮把僑民申請德蘭士瓦公民權的居留期限從14年減為5年，但要求英國不再對德蘭士瓦提出宗主權要求。受到國內輿論的影響，英國在答覆中說：「……女王陛下政府認為南非共和國政府的答覆是消極的，或者是非決定性的……女王陛下政府保留對目前形勢予以重新考慮、並採取相應的最後解決手段的權利。」[67]雙方繼續備戰。1899年10月9日布爾人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英國停止向南非增兵，撤退6月1日以後到達南非的軍隊，將一切有爭議問題付諸外交仲裁。10月10日，張伯倫命令米爾納拒絕南非提出的條件。10月11日，德蘭士瓦和奧蘭治共和國向英國宣戰，布爾軍隊越過邊界。

  戰爭爆發後，布爾人投入的兵力是英國的兩倍，達到了3.5萬人，他們擁有德國製造的大炮，騎兵使用曼利徹槍和毛瑟槍，槍法精準。幾個星期內，布爾人從幾個方向包圍了東邊的萊迪史密斯（Ladysmith）以及西邊的馬弗京（Mafeking）和金伯利。在尼克爾森克，英軍兩個營的兵力被布爾人包圍，並繳械投降；在納塔爾邊界的萊迪史密斯，喬治·懷特爵士率領的1萬英軍受到圍攻；在馬弗京，由巴登-鮑威爾上校指揮的一小股部隊受到佩特·克龍耶（Piet Cronje）指揮的數倍敵軍的包圍；在金伯利，塞西爾·羅得斯本人和大批平民陷入重圍。此時，英國一面遭受著戰爭的失敗，另一面不得不承受國際輿論的譴責。

  在承受了戰爭第一階段的失敗後，英國開始了第二回合的戰鬥，向南非派出新的援軍。德蘭士瓦總統克魯格一直希望有一個單獨控制的出海港，納塔爾山口外圍的德班港就成為他爭奪的目標，交戰雙方在戰爭初期都把力量集中在這個地區。德班港由一條鐵路與德蘭士瓦連接，而且該鐵路比通往開普的鐵路短，便於控制。如果克魯格控制德班港，德蘭士瓦的關稅、運費和其他許多問題都將迎刃而解。

  雷德弗斯·布勒（Sir Redvers Buller）率領的英國援軍到達南非後被分成三路：布勒率領一個師保衛納塔爾；另外一個師去解金伯利之圍；第三個師前往開普的東北部地區。在12月9—15日，三個師在不同的地點同時向布爾人發動進攻，結果均以失敗告終，英軍武器和人員損失慘重。面對英軍的軍事行動，布爾人保住了納塔爾的科倫索火車站，守住了通往金伯利的莫德河。布爾人不僅守住自己的陣地，而且攻入英軍占領區。這一周被英國人稱為「不祥的一周」，布爾人殲滅了2500名英軍士兵，並繳獲了12門大炮。

  戰爭初期的失利出乎英國人的意料之外，一方面，英國人的輕敵導致了備戰不足，如戰爭開始時，英國的軍隊數量與布爾人相比就處於劣勢；另一方面，儘管英國派出了精良的部隊，但是，對布爾人武器裝備和作戰條件缺乏了解，所謂知己不知彼，失敗是必然的。但是各自治領的表現極大地鼓舞了英國人，加拿大、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地都派出軍隊支持。

  英國政府重新遣將，曾在阿富汗戰爭中名聲大振的弗雷德里克·羅伯茨勳爵（Lord Frederick Roberts）被任命為新的總司令，以鎮壓馬赫迪運動聞名的赫伯特·基欽納任參謀長。新的英軍指揮部將布爾人的兩個首都——布隆泉和比勒陀利亞——作為先後攻擊的明確目標。同時，布爾人的錯誤判斷又為英軍的新行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克龍耶認為，英軍的主要目標是金伯利，他把大部隊調到金伯利以南幾英里的馬格斯方丹，在那裡修築工事，以逸待勞等候英軍。金伯利確實是羅伯茨的目標之一，與克龍耶判斷不同的是，英軍沒有從正面進攻，而是採用了迂迴戰術。羅伯茨派遣富蘭奇將軍遠途包抄金伯利，1900年2月15日，富蘭奇解金伯利之圍；此時，克龍耶背部受敵，不得不放棄工事，向東北方向撤退。2月27日，基欽納從正面進行猛烈的攻擊，克龍耶率領4000人投降。

  從此，戰局急轉而下，第二天布勒解萊迪史密斯之圍；3月13日，羅伯茨到達布隆泉，六個星期後，繼續向德蘭士瓦進軍。5月10日，羅伯茨強渡沙河，兩天後攻占克龍斯塔德（Kroonstad）。5月17日，防守馬弗京的部隊得到英國騎兵的援救，5月31日進入約翰內斯堡，6月5日攻克了比勒陀利亞，馬弗京在被圍217天後被解圍。5月24日英國宣布吞併奧蘭治自由邦，9月1日又宣布吞併德蘭士瓦。1900年11月，羅伯茨離開比勒陀利亞，將指揮權交給了基欽納勳爵。

  此時，英國似乎已經勝利在望，儘管歐洲各國一致譴責英國在南非的行為，但英國國內的報紙和輿論都支持政府，補充兵力源源而至，財政、醫藥和其他各項援助也都隨之而來。進而，反對南非戰爭的自由黨又陷入了分裂，1902年，前自由黨領袖羅斯伯里利用他在自由黨中的影響，與阿斯奎斯（Asquith）等組成一個自由帝國主義的派別（被稱為親布爾派），痛斥這次「非正義的戰爭」，指責英國將軍在戰爭中採取的「野蠻方法」；支持戰爭的「右翼」領袖是坎貝爾-班納曼（Campbell-Bannerman）。

  然而布爾人卻沒有屈服，南非戰爭仍在繼續。布爾人從來沒有在政治權威面前屈服過，過去是如此，現在也不例外。英國人占領了他們的城市和鐵路，這不足以成為他們放棄戰爭的理由。他們利用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利用星羅棋布的農莊和居所，利用自己對地形的熟悉和了解，特別是對自己家園的熱愛，將戰爭繼續下去。雖然布爾人已經沒有能力與英軍正面作戰，但是，他們利用熟悉的地形與英軍開始了游擊戰，如基欽納所說：

  這些人並不是經常以民兵的姿態出現，在他們未奉號召出動前，往往回到他們的田地上，像安分守己的居民一樣過活，或許還以糧秣、牛奶和雞蛋接濟最臨近的英國駐防軍……目前他們顯然已經全體出動，因而他們忽然之間顯得人數很多，並一有機會就勇敢自信地進行活動。由於地面廣袤，所以布爾人來去自如，更由於非常機動，所以能夠乘隙襲擊沒有充分警惕的任何哨站。每一個農莊都是他們的一個情報機關和供應站，因此幾乎無法保衛他們或擒獲他們。[68]

  英國軍隊被布爾游擊隊搞得疲於奔命，部隊一批又一批進入南非，武器裝備源源不斷，騎兵、騎步兵、炮兵、工兵以及帝國義勇兵，連同大批重炮、馬匹、野戰炮和機關炮等大量到來，但是英國的勝利卻遙遙無期。布爾人同英國人進行了數次互有勝負的局部戰鬥，在戰爭中又堅持了一年零五個月。英軍中精通游擊戰術的專家對布爾人也無計可施，基欽納不得不採取兩種方法並用的戰術：「防衛體系」，就是指修建防禦工事、營塞、陷阱和戍地等；「圍堵策略」，如基欽納的傳記作家喬治·阿瑟所寫：「我們的計劃是……肅清境內的一切敵對的布爾人，把他們一步步地驅向由天然形勢或人造障礙物所形成的一個個包圍圈之中——把他們攔入或圍入一隅或袋形地帶——迫使他們通過水泄不通的一條狹徑，走投無路。」[69]

  1901年2月英國軍隊開始在納塔爾實行焦土政策；同月，基欽納打敗了進攻開普殖民地的游擊隊。2月底，英布談判，布方要求赦免開普殖民地的反英人員，但遭到了英國南非高級專員米爾納的反對，他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英國政府希望徹底打敗布爾人，使他們根本不能討價還價）。

  「防衛體系」和「圍堵策略」效果不佳，而且要花費太大的代價，納塔爾的「焦土政策」成為唯一奏效的辦法。布爾共和國境內被掃蕩一光，人煙絕跡，田莊被毀；未收割的莊稼被付之一炬；牛羊被運走；婦孺被關進集中營。許多碉堡在鐵路沿線被建立起來，各地築起圍欄，然後也沿著圍欄修築更多的碉堡。在這樣被圍起來的地區，游擊隊難以行動。英國採取這個方法，理由是游擊隊身穿便衣作戰，分不清誰是戰士、誰是平民。只有實行大規模監禁，把支持他們的家庭成員都關起來，才能制服他們。但是，英國人找不到建立集中營的理由，也無法為集中營的惡劣條件辯護。到1902年2月，集中營里已經死了2萬多人，占其總人數的1/6。集中營的真相被揭露後，英國國內把它指責為「野蠻人的手段」。但是1902年3月23日布爾人終於求和了，4月12日英布雙方代表在弗里尼欣（Vereeniging）會晤，米爾納提出了數項和談條件：布爾游擊隊和武裝公民放下武器，繳出全部戰爭物資，終止對英軍的抵抗，並承認英國國王為其合法主權者；宣誓效忠的布爾戰俘會被釋放；布爾人的人身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除了違反戰爭慣例的行為外實行大赦；定英語為官方語言，但在學校和法庭可以使用南非荷蘭語；儘快用民政體系代替軍事管理；條件成熟時在南非建立代議制自治政府；英國將協助布爾人重建農場，向受損失的農場主和布爾人提供300萬英鎊的補償；以及剝奪布爾軍隊主要指揮官的公民權。這些內容中，除了確認英國的宗主國地位外，其他條款都不能體現它是戰勝者，這表現出一種新的時代精神：任何民族都是不可戰勝的，即使英國在最強大的時候，也不能用自己的意志來代替另一個民族的意志。

  從表面上看，布爾戰爭標誌著英國在19世紀80年代到20世紀初的殖民擴張中達到了頂峰：英國取得非洲北部的埃及，在西非獲得最富裕的地帶，在東非取得了桑給巴爾、烏干達和肯亞，在南非不僅占領羅得西亞，而且吞併了兩個布爾人共和國。英國實現了縱貫整個非洲大陸的開普—開羅計劃。在帝國主義瓜分非洲的狂潮中它得到最大最好的份額，成為最大的勝利者。在經濟方面，隨著世界上最大的蘭德金礦被英國把持，英國得以控制全球經濟命脈。來自南非的黃金使得倫敦迅速成為全球金融業和黃金交易的中心。

  但布爾戰爭卻是英國殖民霸權衰落的起點：參加布爾戰爭的英國部隊達到45萬人，其中正規軍在25萬以上，傷亡軍官1072名、士兵20870名，耗費金錢2.22億英鎊。[70]然而巨大的人力、物力和金錢的花費並沒有征服布爾人，他們更像是勝利者。這在心理上給英國人帶來巨大的壓力，儘管英國最終占領了布爾人共和國，但是，它所造成的創傷是難以癒合的。英國音樂廳中的愛國主義旋律變成了悲哀的傷感：「布爾人奪走了我的父親」迴蕩在人們的心頭。

  布爾戰爭幾乎改變了英國人的帝國觀念，早在1899年戰爭爆發之前，就已經有人預見到戰爭對於帝國的不良影響，威爾弗雷德·布朗特曾說：戰爭必將埋葬帝國。他在日記中寫道：「戰爭將成為英帝國棺木上的第一顆釘子。」[71]在布爾戰爭爆發的1900年，人們對帝國的感情是複雜的，他們既對帝國存在希望和幻想，又認為吞併布爾人共和國與英國自由的理念不相吻合。在當年的大選中，保守黨人竭力宣傳投自由黨人的票就是支持布爾人，大選結果是自由黨僅獲得了186個下院議席。但是，支持自由黨人與支持保守黨人的人數差距卻不太懸殊，分別為210.2萬和242.8萬人。雖然戰爭表面上保存了帝國，甚至擴大了帝國，但是帝國的擴展卻永久地停止了，人們再不會為帝國的擴張激動不已，相反，他們深刻地認識到帝國被過重的負擔拖垮了，它再不能為更多的擴張支付成本。

  其次，布爾戰爭改變了世界對英國的看法。布爾戰爭爆發後，法國和德國對英國做出了新的評價：英國不僅是一個霸主，而且是一個不稱職的霸主。英國的國家地位降低了。原先，人們認為英國可以善待小國，小國的權利和利益有一席之地；1899年後，歐洲人改變了他們的看法，認為英國以前的立場僅僅是虛偽，布爾戰爭就是最好的解釋。歐洲人認為布爾戰爭是一場歐洲人對歐洲人的戰爭，英國人以大欺小。如桑頓所說：「歐洲的帝國文化從來對野蠻的種族無良心可言，剛果和喀麥隆的歸屬就是無可爭議的事實。但一個歐洲大國對付另一些歐洲人，像英國人對付布爾人卻似乎是個不祥的徵兆：如果英國感到有必要在國際關係上採取普魯士主義，每一個歐洲國家遲早要效仿它的榜樣。」[72]

  再次，英國在外交上日顯孤立，布爾戰爭使英國真正發現了自己的孤單。英國似乎正選擇一條與權利、公正相違背的道路，被歐洲人稱為「穿上了俾斯麥的舊衣服」。為了擺脫孤立狀態，抗衡俄國，保護英國在遠東的利益，1902年，英國放棄了「光榮孤立」政策，與日本簽訂了「英日同盟」。雖然「英日同盟」讓英國找到了合作者，但是，放棄「光榮孤立」正是英國實力削弱的表現，單純依靠自己的力量已經不足以抗衡歐洲大國的競爭了。

  最後，布爾戰爭削弱了帝國內部的聯繫。在布爾戰爭中，殖民地派出了3萬人參戰，澳大利亞出兵15502人，紐西蘭為6129人，加拿大為5762人，他們在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殖民地的裂痕已經十分明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他們捲入英國與南非的戰爭是否值得？民族主義正在各殖民地滋長，如索爾茲伯里所說：「對我來說，沒有比試圖強迫讓帝國各地的各種力量進入一個共同的安排之中更危險，它們不願意承認從屬地位，對於這一安排的反應只能是：他們在支持一個舊國家。」[73]

  當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得到迅速發展的時候，各地都不願意以附屬或依附的地位保持與英國的聯繫，要求獨立地位、要求自我管理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英國逐漸喪失控制整個帝國的實力。英國對於殖民地的保護已經轉變為以自我防衛為主，因為一方面英國已經沒有保護這麼多殖民地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們將帝國看成了「白人的負擔」，英國無論從財政上，還是從感情上都不可能為殖民地再做貢獻；殖民地本身的發展與英國的要求發生衝突。英國自從建立殖民地以來，一直注重殖民地的經濟貢獻，殖民地的稅收、貿易、航運和市場都是帝國政府最看重的。但是，當殖民地的人民實行自我管理後，他們就不可能完全保持與宗主國的一致。他們需要保護自己的市場，發展民族工業，他們不願意向英國的產品完全自由地開放。在英國與歐洲列強爭霸的過程中，殖民地是否願意單方面做出貢獻已經是一個疑問。

  1901年、1907年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先後成為自治領。澳大利亞聯邦（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和各組成邦之間的權力分配，不是仿照加拿大的先例，而是取法美國：將某些權利委託給聯邦，其餘的權力則由各邦政府保留。上院的組成也模仿美國，各邦不拘大小都派六名代表進入上院。修改憲法須經過兩院的同意（或經一院通過兩次）並須經過大多數邦和整個聯邦中的大多數選民的批准。行政方面則效仿英國的內閣制度。接著，更多的殖民地取得自治的地位，英帝國逐漸向大英國協轉變。

  可以說，布爾戰爭既是英帝國的高峰，又是帝國衰落的開始。

  【注釋】

  [1]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119.

  [2] W.Woodruff Impact of Western Man A Study of Europe's Role in the World's Economy 1750—1960 London Macmnillam 1966 pp.314-331.

  [3] B.W.E.Alford Britain in the World Economy Since 1880 London Longman 1996 p.42.

  [4] Mitchell and Dean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London Longman pp.318-319.

  [5] Ibid.p.283.

  [6] Ibid.pp.318-319.

  [7] W.Schlote British Overseas Trade from 1700 to 1930 Oxford Blackwell 1952 p.163.

  [8]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140.

  [9]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283.

  [10] A.Lamb The Macmahon Line London Roufbedge 1966 p.59.

  [11] A.J.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London Punam 1940 p.84.

  [12] R.R.James Rosebery 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63 p.412.

  [13] J.L.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in II London Macmillam 1934 p.302.

  [14] A.J.Marder The Anatomy of British Sea Power London Punam 1940 p.194.

  [15] Ibid.p.377.

  [16] 赫伯特·斯賓塞（1820—1903）出生於英國德比郡，曾任英國金融經濟周刊《經濟學家》副主編，19世紀50年代發表了一些論述進化論的專著。人們將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定義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事實上，他的理論在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之前就已出現。

  [17] James G.Kewnedy Herbert Spencer Boston G.K.Hall & Co.1978 pp.93-99.

  [18]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3頁。

  [19] 赫伯特·斯賓塞：《社會靜力學》，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45頁。

  [20] 同上。

  [21] 同上書，第148頁。

  [22] Herbert Spencer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London Watts 1892 pp.65-72.

  [23] Bernard Semmel Imperialism and Social Reform English Social-Imperial Thought 1895—1914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60 p.29.

  [24]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894 pp.2-3.

  [25] Ibid.p.11.

  [26] Ibid.p.227.

  [27] Ibid.p.234.

  [28] Benjamin Kidd Social 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1894 p.234.

  [29] Karl Pearson National Life from the Standponit of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1905 p.49.

  [30] Ibid.p.55.

  [31] Karl Pearson The Moral Basis of Socialism see The Ethic of Free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01 p.305.

  [32] B.B.Gilbert The Evolution of National Insurance in Great Britain London M.Joseph 1961 p.72.

  [33] Faber The Vision and the Need-late Victorian Imperialism Aims London Faber 1966 p.64.

  [34] J.L 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III London Macmillan 1934 p.27.

  [35] B.Semmel The Rise of Free Trade Imperi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70 p.16.

  [36] 劉克華選譯：《1870—1914年的英國》，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37頁。

  [37] 漢娜·鄂蘭：《帝國主義》，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年版，第52頁。

  [38] 劉克華選譯：《1870—1914年的英國》，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42頁。

  [39] K.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66 p.6.

  [40] K.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66 p.23.

  [41] D.Wadada Nabudere Imperialism in East Africa London Zed Press 1981 I p.8.

  [42] K.Ingham A History of East Africa London Longman 1966 p.76.

  [43] R.Coupland The Exploitation of East Africa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68 p.320.

  [44] Ibid.p.321.

  [45] L.C.A.Knowl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British Overseas Empire London Gerorge Routledge & Sons 1924 p.170.

  [46] Ibid.p.171.

  [47] D.Wadada Nabudere Imperialism in East Africa London Zed Press 1981 I p.13.

  [48] W.L.Langer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ism 1890—1902 Harvard U.P.1979 p.313.

  [49] Agatha Ramm ed.Th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of Mr Gladstone and Lord Granville 1876—1886 Oxford Oxford U.P.1963 pp.246 309.

  [50] R.E.Robinson & J.A.Gallagher Africa and Victorians London Macmillan 1961 p.285.

  [51] K.Bourne The Foreign Policy of Victoria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P.1970 p.285.

  [52]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bacus p.272.

  [53] Ibid.p.273.

  [54]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Abacus p.281.

  [55] J.D.Fage A History of West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78.

  [56] 王繩祖主編：《國際關係史》第三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頁。

  [57]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80 p.106.

  [58] Gwendolen Cecil Life of Robert Marquis of Salisbury IV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21 p.203.

  [59] J.L.Garvin The Life of Joseph Chamberlain III London Macmillan 1934 p.221.

  [60]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80 p.166.

  [61]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70 London Longman 1977 p.163.

  [62] 斯曼諾維奇：《帝國主義對非洲的瓜分》，世界知識出版社1962年版，第103頁。

  [63] 西克·安德烈：《黑非洲史》，第一卷，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89頁。

  [64] J.A.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London Macmillan 1927 p.227.

  [65] 劉克華選譯：《1870—1914年的英國》，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133頁。

  [66] 溫斯頓·邱吉爾：《英語民族史》，第4卷，南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63頁。

  [67] Bernard Porter 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 1850— 1995 London Longman 1996 p.268.

  [68] 馬里歐特：《現代英國：1885—1945年》，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64頁。

  [69] 同上書，第165頁。

  [70] 馬里歐特：《現代英國：1885—1945年》，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67頁。

  [71] A.P.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Macmllan 1959 p.109.

  [72] A.P.Thornton The Imperial Idea and Its Enemies London Macmllan 1959 p.113.

  [73] Edward Grierson The Imperial Dream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 and Empire 1775—1969 London Collins 1972 p.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