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競爭的凜冽寒風

  如果說《更大的不列顛》為保守黨重建帝國奠定了思想基礎，那麼19世紀70年代後期英國經濟發展速度的減慢、歐洲各國的奮力追趕就是帝國重建的催化劑。19世紀40年代，自由貿易在英國取得勝利後，英國一方面利用1848年歐洲革命和歐洲各國的分裂，扮演歐洲均勢操縱者的角色；另一方面，英國憑藉經濟霸權，把自由貿易的原則推廣到全世界，進一步加強了英國的強國優勢。在歐洲，英國通過妥協和讓步打開市場；在亞洲，英國利用堅船利炮強制中國清朝政府接受自由貿易的原則。這種強制性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被稱為「門戶開放的帝國主義」或「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從1815年到1860年，英帝國的發展進入一個特殊的時期，英國歷史學家稱其為「非正式」的帝國，指不追求帝國版圖的擴張，只追求商品市場的擴張。

  在歐洲方面，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的失敗標誌著法國歐洲大陸霸權國家地位的終結，英國利用歐洲各國的矛盾，在歐洲事務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德意志和義大利利用王朝戰爭取得了國家的統一，改變了1815年建立起來的歐洲均勢。德意志在丹麥戰爭（Danish War）、普奧戰爭（Austro—Prussian War）和普法戰爭（Franco—Prussian War）中的勝利，表明德國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同時，德國的所作所為在提醒英國人：英國已經喪失了操縱歐洲均勢的能力，在歐洲的作用正在逐漸削弱。歐洲格局迅速改變，英國開始面臨強大的競爭，如哈林頓所述：「19世紀70年代英國感到了競爭的凜冽寒風。」

  在德國和義大利取得獨立的同時，歐洲各國也在變化。為了進一步提高國力，發展民族經濟，各國也把發展工業作為振興經濟的唯一選擇。歐洲各國的工業增長和商業擴張對英國構成了另一種競爭。隨著歐洲各國工業化的展開，它們與大不列顛的經濟鴻溝正日益縮小，英國保持了20年的經濟霸權受到了挑戰。在1850—1870年間，英國蒸汽機的容量從129萬馬力增加到404萬馬力；德國從26萬馬力增加到248萬馬力；法國從37萬馬力增加到185萬馬力；俄國從7萬馬力增加到92萬馬力。[20]

  歐洲的工業增長還反映在快速發展的貿易和投資上。在1860—1880年間，英國的出口額增長36%，從1.64億英鎊增加到2.23億英鎊；進口增長96%，從2.1億英鎊增加到4.11億英鎊。同期相比，歐洲其他國家的貿易增幅更大[21]，貿易的競爭日趨激烈。

  儘管19世紀60年代歐洲各國與英國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但是，70年代以後各國都開始採取不同的方式進行貿易擴張，放棄與英國的自由貿易，對英國商品實行高額關稅抵制，目的是保護本國工業的發展。這對長期以來以世界貿易國家自居的英國必然形成巨大的壓力，迫使英國不得不重新調整帝國政策。英國的政治家們希望在英帝國內實行貿易自由，通過增加殖民地貿易來抵制歐洲各國的競爭。

  同時，歐洲人口的增長，移民的增加以及歐洲各國與歐洲以外國家貿易和投資的增加給英帝國帶來了新的壓力。在1850年至1900年間，歐洲人口增長了50%，其中英國從2800萬增加到4200萬，德國從3600萬增加到4600萬，俄國從6000萬增加到1.1億，荷蘭從300萬增加到500萬。[22]19世紀70年代以後，歐洲對外移民加劇，整個19世紀後半期的移民達1200萬人。移民帶動了貨物和資本的流動，推動了歐洲以外的貿易，尤以法國為突出。法國的主要貿易區在北非和地中海。1840年法國的出口為770萬英鎊，進口為5920萬英鎊。[23]其他歐洲國家的非歐洲貿易，雖然不占主導地位，但是由於移民的活動帶動了這些國家的非歐洲貿易的發展，而且顯示出逐年增加的勢頭。歐洲各國貿易範圍的擴大，是借鑑英國與殖民地貿易經驗的結果。英國通常的做法是，為了對一個地區進行商業的滲透，先取得對它們的保護，然後把它們變成殖民地，英國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安全取得了大片的殖民地，德國、法國為了自己的利益也會幹出相同的事。隨著歐洲市場的逐漸飽和，歐洲各國越來越認識到，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取決於它在世界各地推銷產品的能力。德國的俾斯麥認識到殖民地的價值：「它們將是德國工業品的新市場，德國擴大貿易的新場所，德國資本投資和傳播文明的新天地。」[24]這樣，歐洲各國爭奪市場的鬥爭，就變成了爭奪殖民地的鬥爭。法國在普法戰爭中失去了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要想恢復昔日的威望，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對歐洲以外領土的擴張上，除此以外，已經沒有更好的選擇。如歷史學家沃克指出：「法國是英國最持久的，也是唯一的競爭者，因為法蘭西共和國的領袖們已經認識到：法國只有從它的依附地中獲得它需要的一切，否則它絕對不能成為一流國家。」[25]

  除了德國和法國外，俄國也是英國在中亞和地中海東部的另一個對手。19世紀70年代，俄國沙皇公開違背《歐洲和約》的禁令，擅自打開克里米亞戰爭後關閉的通往地中海的大門，俄國的行為不僅降低了英國在歐洲安全上的作用，而且俄國在地中海的擴張直接威脅到英國在印度的利益。地中海一直是英國通往印度的主要通道，一旦俄國取得地中海地區的控制權，英國的貿易道路暢通就得不到保證。自由黨政府執政期間，在抑制俄國的擴張方面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同時，英國也無法調停法國與德國的矛盾，只有坐視德國一天天強大起來；此外，阿拉巴馬條約的恥辱也使英國在外交上處於尷尬的地位。因此，無論是對內還是對外，自由黨提倡的「無形帝國」政策已經不合時宜，重建帝國已勢在必行。

  

  在面臨歐洲競爭的同時，英國國內又出現新的社會問題。19世紀70年代後，歐洲各國放棄自由貿易，轉向建立旨在保護民族工業發展的關稅保護政策，導致英國對外貿易停滯不前。70年代中期，貿易額降低為年均1100萬英鎊。隨著英國工業化的深入，新機器和新技術的廣泛使用，大量失業人口的出現，增加了政府政策的難度。據統計，70年代英國失業人數達到了100多萬。英國內憂外困的境遇重新勾起了國人的帝國熱情，因為殖民地一直是英國產品的最大市場，殖民地也一直是英國過剩人口的輸出地。保守政治家更是利用這個機會呼喚國人重新思考帝國的意義，他們將英帝國說成兩種抱負的實現：第一，加強移民殖民地與母國的聯繫，既可以解決國內出現的社會問題，又有助於提高英國的國際威望；第二，盎格魯-撒克遜民族向世界的落後地區傳播文明是他們的神聖使命。[26]保守黨領袖迪斯雷利正是利用了英國人的帝國憧憬，1872年分別於曼徹斯特和倫敦的水晶宮發表了兩個著名的演講，指出帝國的版圖是英國實力的象徵，帝國的市場是英國貿易保持高度發展的保證，帝國的存在是英國在國際事務中取得發言權的資本。

  在1872年6月24日的演講中，迪斯雷利首先表明了自由黨和保守黨的區別，將自由黨指責為「大陸黨」和「世界黨」，其含義是自由黨無視國家利益，片面追求自由和自願的原則；而保守黨則是「民族黨」和「帝國黨」，是國家利益的代表。同時，保守黨1867年的議會改革獲得了工人階級的支持，使他們在「最純真的最崇高的」意識上追隨保守黨，他說：「保守黨為屬於一個偉大的國家感到非常自豪，而且希望保持它的偉大，保守黨也為屬於一個帝國的國家感到自豪，決定保衛這個帝國。保守黨把帝國的偉大和英格蘭的偉大歸功於這塊土地的古老的憲政傳統。」[27]

  在表明保守黨的帝國黨性質的同時，迪斯雷利全面否定了自由黨的帝國政策，認為自由黨人鼠目寸光，關心的只是眼前的利益和政府的收支平衡，忽視了帝國存在對英國長遠的影響：

  如果你回顧一下，這個國家從40年代前自由主義產生以來的歷史，你就會發現，這裡曾出現過像自由主義者力圖瓦解英帝國的嘗試，進行得那樣持久，如此巧妙，花費了如此之大的精力，並投入了如此之多的聰明才智和努力。而且，先生們，在自由主義的全部努力中，這不是最接近於成功的一種努力。在這種努力中，許多聲望出眾的政治家，才能卓絕的作家，最有組織和最有效能的手段都動員起來了。自由主義者向大家證明：我們的殖民地使我們浪費了金錢；他們用精確的數學論據向我們證明：任何英國王冠上的明珠從沒有像占有印度那樣花費如此高昂的代價。他們經常向我們示意：應該立即從這種負擔中解脫出來！[28]

  在英國與殖民地的關係上，迪斯雷利認為，自由黨政府忽視了「帝國關稅」、「帝國託管」、「帝國防務」和「帝國代議制會議」等帝國內必須面對的問題，其根本原因在於：「他們只從財政角度估量一切，完全忽視了使國家偉大的種種道義上的和政治上的考慮。然而，正是由於這些考慮，人和動物才有區別。」[29]僅僅從經濟方面衡量國家未來的政策，是一種嚴重失職行為，自由黨「破壞帝國的企圖」最終註定是要失敗的。他說：「在我看來，任何一位大臣如果忽視儘可能重建我們殖民帝國的機會，忽視種種來自遠方的同情（這種同情將成為我們國家無可估量的幸福和源泉），忽視對這種同情作出反應，他就不能說盡到了自己的職責。」[30]

  在譴責自由黨帝國政策的同時，迪斯雷利提出了保守黨人的帝國理想：不惜代價地保持與殖民地的聯繫，他說：「我們的政策是一種保留殖民地的政策，一種自豪的保留。」「我們僅僅依靠我們的陸海軍、積累的資本和信譽以及不垮的精神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為擁有我們強大的帝國而自豪。我要對你們說的最後一句話：這是托利黨的目標，是英國憲政的目標，是托利帝國的目標。」[31]在帝國管理的具體操作上，迪斯雷利提出，以英國為中心建立帝國關稅制度，抗衡歐洲及美國的高額關稅；確立英國作為殖民地委託人的地位，並享有對「尚未占用土地的」所有權；制定軍事法規，明確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權利和義務的關係；召開殖民地代表會議，保持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經常的、持續不斷的聯繫。迪斯雷利的帝國思想與自由黨政府提倡的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保持「鬆散、自願聯繫」的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1872年的兩次演講都在宣傳建立有形帝國，這使他的帝國政策在70年代中期以後贏得了足夠的支持，並成為「帝國主義的先驅」。

  迪斯雷利的帝國演講是保守黨與自由黨爭奪執政黨地位的王牌，他提出的帝國政策一方面表明保守黨是一個帝國的黨，贏得了黨內的團結，另一方面，他提出建立「有形帝國」，並利用帝國的實力提高英國地位的理想，獲得了許多國內有帝國情結的人士的支持。

  因此，人們將迪斯雷利的帝國重建理想看成「新托利主義」的基礎。事實上，19世紀30年代以來，保守黨一直生活在自由黨的陰影中，從1830年到1865年的30多年裡，保守黨在議會中占多數僅有3年（皮爾執政的1841年到1844年），保守黨執政的有效時間加起來只有5年（皮爾政府1834—1835年，德比政府1852—1856年）。在自由主義盛行的年代，迪斯雷利也深受影響，他甚至也曾經提出放棄殖民地的主張。1852年，他在給馬姆斯伯里伯爵（ Earl Malmesbury）的信中寫道：「這些殖民地必須獨立，否則幾年以後，它們必將成為架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盤。」[32]1866年，他在給德比（Derby）的信中又寫道：「保留這些我們無法統治的殖民地有何用處，讓加拿大人保護自己，召回我們在非洲的駐軍，放棄南非殖民地，我們可以用節省下來的金錢，加強我們的海軍和國防建設。」[33]雖然迪斯雷利利用1867年議會改革的時機，收買了部分中等階級的支持，使保守黨一度取得了議會的優勢，但是，自由黨在愛爾蘭問題上迅速反超，再一次把保守黨置於被動地位。在這種時候，迪斯雷利打出了帝國牌，成為重振保守黨的關鍵一招。

  保守黨的帝國牌有著深厚的積澱，在自由主義盛行的時代，英帝國的夢想仍然纏繞著具有帝國情結的人們。卡萊爾（Carlyle）就是其中的代表，有人將他稱為「英國的帝國主義之父」[34]。他鼓勵系統殖民和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反對曼徹斯特學派和功利主義要求殖民地分離思想，其帝國思想主要體現在：

  第一，殖民地雖然在經濟上的價值降低，而且成為英國支出的負擔，但是，卡萊爾強調殖民地是英國的榮耀：殖民地不能每天在大街上揀到，每一塊殖民地都花費了昂貴的代價，它們是我們用汗水和血換來的，代表著上帝的恩賜，代表著我們的光榮，我們不能割斷與它們的聯繫。卡萊爾認為，保留帝國不僅存在可能性，而且具有迫切性。殖民地是解決國內社會問題的良方：「現在的英格蘭已經擁擠不堪，水陸形成的地球的許多地方都已經被開發和利用。美洲的潘帕斯（Pampas）和薩瓦納（Savannas）、古代的迦太基（Carthage）、非洲內陸、阿爾泰的兩側、亞洲的中部、希臘、西班牙、土耳其、韃靼海峽（Tartary Straits）和愛爾蘭的沼澤地的人口都已經密集，同時，匈奴人和阿蘭人正在不斷增加，不斷向歐洲擴張。」卡萊爾認為人口的壓力和空間的有限是整個歐洲都必須面對的現實——要麼痛苦地滅絕，要麼到人煙稀少的地方求生。他認為加拿大的森林還沒有完全被開發，那裡應該是理想的移民地。「只要你給他土地，他不但能夠養活自己，而且能養活另外的九個人。」[35]

  第二，帝國的存在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自豪。卡萊爾指出：「我將再次強調：偉大沉默的人們！看看周圍喧囂的世界，語言變得沒有意義。人們熱衷考慮的是偉大的『沉默』的帝國。尊貴沉默的人們分散在世界各地，他們在自己的崗位上沉默地思考，沉默地工作……我希望我們英國人長久保持我們偉大沉默的優點。」[36]卡萊爾用「沉默的」形容英國人，其實質性的含義是儘管英國人語言上不善於表達，但是他們在行動上則勇往直前。他在《過去和現在》一書中說：「在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英國人在語言方面是最不善表達的，在行動上是最明智的。」[37]英國人的沉默具有其合理性——英國人不需要說話，人們就感到了他們的存在，並羨慕他們的偉大，帝國的存在是英國人英雄精神的見證。英帝國時刻提醒人們，在建立這個龐大帝國的過程中，英國人的艱苦創業的精神和付出的巨大代價。他說：「一代又一代的軍人為了帝國倒下去，多少高貴的人們為未來帝國獻出了他們的生命。」帝國就是英國人創業精神的永遠豐碑，帝國對英國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都永遠是一個激勵，它會鼓舞他們繼續努力，為祖國再添自豪。

  第三，殖民地是英國產品永遠的市場，他警告那些要求放鬆與殖民地聯繫的人們：「一旦英國的壟斷受到威脅，當我們必須尋找民族生存的前途時，我們將不得不以低於他國的價值出售我們的棉織品。」「一旦他國提高關稅，他國的消費者必然將我們的產品拒之門外，一旦他國的關稅下降，又將容許我們產品的進入。只有英格蘭的子女們，我們說英語的人們，任何時候都不會拒絕我們的產品。」[38]

  19世紀60年代，持自由主義觀念的人基本上接受了自由黨政府的帝國政策，認為「經殖民地同意，就可以與帝國分離」。任何不是在自願基礎上的分離和聯繫都是違背自由的原則的。另一方面，帝國的熱衷者雖然感到帝國與殖民地的關係已經十分脆弱，但他們並不認為，地區性的獨立會導致帝國的瓦解。他們的觀點在劍橋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米爾斯的表述中表現得最為充分：「獲得國內自由就意味著脫離對帝國權威的依附，事情並非必定如此：分離的新時代並不是人類事務中一個顯著的和一定的結果。正如一些理論家所認為的：當殖民地具備足夠的實力贏得獨立後，他們仍然可以通過友好的感情保持與英國主權的聯繫。」[39]迪斯雷利還從約翰·密爾關於自由國家與殖民地的論述中，找到了更多的靈感。密爾在《代議制政府》中指出：

  就目前的情形說，保持現時這種在聯繫上的輕微約束是走向國家間普遍和平和全面友好合作的第一步。它使得戰爭在一大批早就是獨立的社會之間成為不可能；而且它還防止其中任何一個被一個外國吸收，成為某個更專制或者更鄰近的敵對國家額外的侵略力量的源泉，這個國家可能不總是像大不列顛那樣沒有野心或愛好和平。它至少使這些國家的市場保持對彼此開放，並防止彼此樹立敵對的關稅壁壘，這種關稅，除英國外，還沒有一個偉大的人類共同體完全擺脫掉。就英國的領地說，它有一種好處（在目前特別有價值），即增加這個強國在世界會議中的道義上的影響和分量。這個國家在所有的國家中是最理解自由的，並且不管它過去有什麼錯誤，在對待外國人方面，所達到的良心和道德原則超出任何其他大國認為可能或承認是值得嚮往的程度。因此，既然當這個聯邦實際上繼續存在的時候，它只有在一種不平等的聯邦的基礎上才能繼續存在，那麼考慮一下用什麼方法會使這些少的不平等不致使處在較低地位的社會感到麻煩和屈辱，這是十分重要的。[40]

  密爾的話從三個方面表達了保留帝國的重要性：第一，帝國的存在是防止戰爭、保持和平以及避免專制的需要。第二，保持帝國的聯繫，可以減少因外國關稅壁壘帶來的壓力，有利於英國與殖民地的貿易，對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經濟利益是一個雙贏的結果。第三，英國是世界上最自由、最講道義的國家。由英國來領導一個共同的領地，不但可以加快自由的傳播，而且英國也可以利用帝國增加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

  所以，帝國是一直纏繞在英國人心中的一種情結，帝國不僅顯示英國昔日的輝煌，而且將決定英國的未來。從這個意義上說，帝國不僅是一個歷史的課題，而且是一個現實與未來的課題。迪斯雷利正是利用了英國人的心理以及自由黨政府在特定歷史時期對帝國的特殊態度，將人們的注意力再次轉到這個敏感又富有吸引力的課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