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帝國史·第五卷，英帝國的巔峰前言
2024-10-09 08:47:28
作者： 錢乘旦
在人類上下幾千年的文明史上，曾經出現過許許多多著名的大國、強國，但是就對整個世界歷史的影響而言，恐怕它們當中沒有一個能與19世紀到20世紀前期的大英帝國相匹敵。然而，半個多世紀前，從戰後初期的風雨飄搖，到60年代的迅速土崩瓦解，曾經不可一世的英帝國終於成為了歷史的陳跡。
1987年，保羅·甘迺迪《大國的興衰》一書在紐約出版，在該書的扉頁上，一幅意味深長的插圖給人留下了豐富的想像空間：一個邱吉爾模樣的人，手持米字旗，已從地球儀的最高處走下台階，站在頂峰位置的，是一個肩挑星條旗的大個子美國佬，然而一隻腳也已向下邁進，跟在美國佬身後的，是個身形瘦小的日本人，扛著太陽旗正在向頂峰作吃力攀登狀。這幅插圖的含義是顯而易見的：進入20世紀的大英帝國已經雄風不再，無可挽回地從鼎盛走向衰落，並最後退出歷史的舞台。
30年過去了，當今國際社會中的英國，仍然只是一個名副其實的二流國家。今天英國的年輕人，對現實有諸多的不滿，一些人甚至覺得做個英國人是一種恥辱，然而，當被問及有什麼東西會使他們感到自豪時，他們的回答卻是：大英帝國和足球！這樣的選擇，未免出人意料，但細想起來，卻又在情理之中：英帝國雖然早已不復存在了，但其昔日的輝煌卻並沒有隨風飄逝，它留在了一代一代英國人的集體記憶里，成為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精神遺產。
客觀地看，英帝國興起、強盛與走向頂峰的歷史，恰好與資本主義從歐洲向全球擴張、並最終形成世界體系的歷史緊密相隨，這並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英國之所以從一個地處西歐一隅的島國不間斷地向外擴張，最後建成版圖與勢力範圍遍及全球的龐大帝國，有著某種歷史的必然性。它最早獲得的工業生產力，幫助它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
眾所周知，由於各種原因，建國以來中國學術界對整個英帝國史的專門研究基本是個空白。在有限的幾部英國通史類著作中，或者因時代局限無法客觀分析評述，或者受篇幅所限對帝國的內容語焉不詳。一些有關美國獨立戰爭、加拿大自治領建立、印度民族起義、殖民主義以及戰後非殖民化等內容的論文與專著，雖涉及到英帝國歷史的若干方面，但通常是就事論事，不可能從整體上去把握。更為重要的是，歷史已經邁進21世紀，世界經濟也已不可逆轉地步入全球化的進程，中國的學者應當有勇氣，也應當有更開闊的視野，在借鑑國外歷史學界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科學地、客觀地評判英帝國的歷史，拿出我們中國人的英帝國研究著作。
英帝國史是一個雖算不上源遠流長但卻始終充滿活力的研究領域。
1883年，劍橋大學歷史學家約翰·西利爵士將其關於英帝國史的講稿，以《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為名公開出版，立即在英國引起了轟動。西利在劍橋大學開設英帝國史講座並出版講稿的目的，不僅在於增加其學生對帝國的了解，更是為了創造一種新的帝國精神。因此，他詳細描述了17世紀至18世紀英國的海外擴張，指出：從17世紀初到19世紀的英國歷史，實際上就是創造「更大不列顛」的歷史。此外，他還對英國在與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等國爭奪海外殖民地的激烈鬥爭中後來居上的原因，作了具體而深刻的分析。19世紀80年代，正值英國公眾對帝國領土擴張的關注與熱情逐漸高漲的「新帝國主義時期」，這本書的出版恰逢其時，它不僅更強烈地喚起了英國人的帝國情結，也為英帝國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西利在書中闡述的觀點，對以後英國幾代歷史學家的研究以及帝國史傳統觀點的確立，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因此，西利被公認為英國帝國史學的鼻祖，《英格蘭的擴張》也成為帝國史的開山之作。從那時起直到20世紀中期，一大批學者進入西利所開創的帝國史領域，他們繼承了西利的研究方法，在西利的觀點和框架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了對英帝國海外擴張史的解釋，形成了一個陣容強大的帝國史傳統學派。這期間，一批有影響的帝國史專著相繼問世，例如：《英國殖民政策簡史》（H.Egerton，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Colonial Policy，1897）、《帝國主義》（J.Hobson，Imperialism：A Study，1902）、《19世紀英帝國史》（M.Dorman，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4）、《劍橋英帝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上世紀20年代起陸續分卷出版）、《英帝國簡史》（Ramsay Muir，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1922）、《維多利亞中期帝國主義研究》（C.Bodelsen，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1924）、《1783—1915年英國殖民政策》（C.Currey，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924）、《英帝國的觀念與理想》（E.Barker，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1941）、《舊殖民制度的崩潰》（R.Schuyler，The Fall of the Old Colonial System，1945）、《第二英帝國的建立》（V.Harlow，The Founding of the Second British Empire，1952）等等。其中，多卷本《劍橋英帝國史》以其極為翔實可靠的史料和宏大豐富的內容，成為同類著作中的佼佼者，直至今天仍然具有不可動搖的參考價值。
同時期，還有一批有關殖民政策的歷史檔案相應編輯出版，例如《英國殖民政策文件集》（Bell & Morrell，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1928）、《1763—1917年英國殖民政策演說與文件集》（A.Keith，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1933）等等。
整個英帝國史研究中，19世紀的英帝國一直是學者們最為關注的研究熱點。在帝國史傳統學派的著作里，19世紀英帝國的歷史是這樣被描述的：從19世紀初開始，美國獨立戰爭的教訓和亞當·斯密的學說逐漸被人們所接受，舊的殖民體系被推翻，隨著自由貿易時代的來臨，帝國已經不再具有價值。同時，由於以曼徹斯特學派為代表的「小英格蘭人」的宣傳鼓動，英國出現了一股主張殖民地與母國相脫離的分離主義思潮，這股思潮在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達到頂點，因此，19世紀中期成為英帝國史上的「分離主義時代」，是英國人對帝國「漠不關心」的時代。只是到了19世紀末期，由於面臨新老對手的競爭與挑戰，好戰的新帝國主義才成為一種社會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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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觀點自出現以後就被不斷完善，迅速在帝國史研究領域占據了主導地位，特別是1940年《劍橋英帝國史》第二卷《1783—1870年新帝國的成長》出版以後，人們更是將有關19世紀英帝國史的一整套解釋，看成是不可更改的權威定論。
1953年，兩位劍橋大學的青年學者加拉蓋爾（J.Gallagher）與羅賓遜（R.Robinson），在英國《經濟史評論》雜誌上發表了著名的《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一文。這是一篇向帝國史傳統觀點全面挑戰的論文，文章一經發表，猶如一石激起千層浪，立即在英國歷史學界引起了持久激烈的爭論。在討論與爭辯中，長期形成的英帝國史權威觀點幾乎都受到了批駁，而與此同時，新的解釋與理論也遇到毫不留情的質疑。
這場關於19世紀英帝國與帝國主義的論戰是如此富於魅力和挑戰性，以至於它同時也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關注，許多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知名歷史學者紛紛投身於19世紀英帝國史的研究，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也參與其間。19世紀英帝國史的研究真正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這一時期的許多內容成了長盛不衰的課題，任何新的著述都無法繞開已有的爭論，任何新的研究者也都必須給出自己的回答。雖然，兩位學者在該篇以及此後發表的帝國史論文中的觀點，並沒有完全成為學術界的共識，但傳統學派在19世紀英帝國史領域的一統天下局面卻從此被打破了。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這兩位學者的論文，帶來了帝國史研究的復興。
從那以後的幾十年中，19世紀的英帝國與帝國主義便成為學術界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其間湧現出大量優秀的著作，特別是上世紀70—80年代，似乎形成了一個帝國史研究和著述的高峰，產生了一大批影響持久的作品。例如：《1815—1914：不列顛帝國的世紀——帝國與擴張研究》（R.Hyam，Britain’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1976）、《獅子那一份：1850—1970年不列顛帝國主義簡史》（B.Porter，The Lion’s Share：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Imperialism，1975）、《英帝國史的重新評價》（R.Hyam & G.Martin，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1975）、《維多利亞時代帝國主義》（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1978）、《1558—1983年不列顛帝國》（T.Lloyd，The British Empire，1984）等等，這批著作出版後，由於反響較大，先後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被再版、重印。
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研究論著相比，戰後幾十年來帝國史研究者的視野顯然已經大大擴展，無論是在研究的深度還是廣度上，都明顯超越了半個世紀以前的學者。除了通史類和專題類的研究、著名帝國政治家活動家的傳記，還彙編出版了一批新的歷史文件集，以及不同時代英國人關於英帝國的觀念、理論、思想的著作，例如：《1774—1834英國殖民地發展文獻選編》（V.Harlow & F.Madden，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1774—1834，1953）、《1833—1874年英國歷史文件集》（G .Young & W.Handcock，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XII，1833—1874，1956）、《1688年至今英國歷史文件》（Brian Blakeley & Jacquelin Collins eds.，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1993）；《英國殖民理論》（Klaus E.Knorr，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1963）、《帝國的觀念：從伯克到艾德禮》（George Bennett，The Concept of Empire，1963）、《資本帝國主義的理論》（D.Fieldhouse （ed.），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1967）等，從而使19世紀英帝國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全面，也使人們描述分析更接近真實歷史的英帝國成為可能。
這一時期帝國史的研究成果與出版物極為豐富，但是，不管研究者所持的是怎樣的立場和觀點，選擇的是哪一個研究角度，今天我們已經看不到完全因襲帝國史傳統學派觀點的著作了。1984年，由英國權威帝國史學家埃爾德瑞傑（C.Eldridge）主編的《19世紀不列顛帝國主義》（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書出版，該書匯集了帝國史研究的各路名家，對19世紀末期以來的英帝國史研究作了回顧，特別是針對《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一文發表以來圍繞19世紀英帝國爭論的焦點問題，作了類似總結性的評說。然而，正如埃爾德瑞傑本人在該書導言中所指出的：對大英帝國海外殖民與擴張史的研究雖然已有百年，但爭論卻並未結束，有關不列顛帝國歷史重要性的討論，將仍然和一個世紀以前一樣充滿活力。
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新出版的帝國史著述表明，更多學者的眼光已經向更加廣闊的領域拓展，不再拘泥於傳統的帝國史研究與著述方式，從80年代開始興盛的專題性研究成為了帝國史著作的主流。
例如：《劍橋插圖英帝國史》（P.J.Marshall，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1996）、《殖民化：全球的歷史》（Marc Frro，Colonization： A Global History，1997）、《帝國：不列顛帝國的體驗》（Denis Judd，Empire： The British Imperial Experience from 1765 to the Present，1997）等等。
即便是通史類著作，也是按照問題來劃分內容，與按年代、地域進行闡述的傳統帝國史著作面貌已全然不同。例如：《英帝國的興衰》（Lawrence Jam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1994）、《英帝國與大英國協簡史》（Martin Kitchen，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A Short History，1996）、《英帝國：不列顛怎樣塑造現代世界？》（Niall Ferguson，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003）、《上帝的帝國：英帝國範圍的宗教與殖民主義1801—1908》（Hilary M.Carey，God's Empire： Religion and Colonialism in the British World，c.1801—1908，2011）等等，其中最為典型的要數《牛津英帝國史》（Andrew Porter （ed.），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1999），這套五卷本最新權威的英帝國史，只是由眾多帝國史知名學者的文章按專題組成的論文集。上述特徵表明，英帝國史研究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考察的內容更加廣泛，闡述的觀點在不斷出新，分析的方法也在趨向多樣化。
帝國史傳統學派的觀點經過幾代英國學者的努力，已經形成一個體系，這套體系看上去十分完整和有說服力，似乎無懈可擊。但是只要細心體察就不難發現，它的研究範圍的狹小和考察方法的陳舊，它的基本觀點在整體上的公式化與簡單化，都是顯而易見的。
重新考察19世紀英帝國史的挑戰派學者所提出的新觀點，許多看法不無道理，個別論點更是擊中要害，但也同樣存在著問題與缺陷。
首先是闡述觀點時往往因過於激烈而失之偏頗，一些分析甚至顯得牽強而難以令人信服。例如加拉蓋爾和羅賓遜就不顧英帝國大規模領土擴張還是在19世紀末期的事實，堅持認為「維多利亞中期是英國對外擴張史上決定性時期」，「維多利亞中期的英國人並不比他們的後繼者更反對帝國主義，而維多利亞後期的英國人也決不比其前輩更帝國主義」。
其次是一些翻案文章在選題上意義不大，在分析論證時深度又不夠，給人以就事論事、缺乏歷史感的印象。例如對達勒姆伯爵及其著名報告的評價，一些學者看不到達勒姆等殖民地改革派代表的是自由主義帝國的發展方向，看不到達勒姆報告在帝國觀念上所具有的突破意義，硬將報告中的具體建議，與英國實際採納的內容以及後來的責任政府作簡單比照，以證明傳統學派對達勒姆及其報告的評價名不副實。
有關19世紀英帝國史的主要爭論問題簡述如下：
（1）關於「非正式帝國」
加拉蓋爾和羅賓遜在《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一文集中闡述的問題中，最具視覺衝擊力的是「非正式帝國」的觀點。他們認為：傳統學派對19世紀英帝國的描述與研究只限於帝國的正式版圖，這就好比根據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來判斷冰山大小與特徵，顯然是片面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的實質是「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進行正式兼併」，因此，非正式帝國應當被納入19世紀英帝國史的研究範圍。由於該篇論文對非正式帝國的論證非常有力，這一觀點以及「非正式帝國」的概念已經被帝國史的研究者們廣泛接受和認可，幾乎所有在那之後出版的英帝國史著述，都不再固守帝國史傳統學派的思路，而是將廣大拉丁美洲、亞洲以及非洲地區英帝國的勢力與影響所及之處，同樣作為帝國史分析論述的內容。他們關於19世紀英帝國實質的著名論斷，也被許多帝國史學者所引用。
（2）關於「分離主義時代」
「分離主義」也許是19世紀英帝國學術論爭中最激烈 、最核心的問題，許多具體的分歧都圍繞著19世紀中期到底是不是分離主義時代這個大的前提。加拉蓋爾和羅賓遜在《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中提出：傳統學派將19世紀英帝國歷史劃分為「分離主義」和「帝國主義」兩個不同的時期是不恰當的，因為在所謂的「漠不關心」或「反對帝國主義時期」，帝國的對外領土擴張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分離主義」是帝國史傳統學派關於19世紀英帝國傳播最廣的一個評價，它甚至影響到了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列寧在該書中指出：當自由競爭在英國達到頂點時，例如1840年至1860年間，英國主要資產階級政治家們認為，殖民地的解放以及與大不列顛完全相脫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們所希望的。因此，「分離主義說」似乎成了板上釘釘的歷史定論。兩位學者對「分離主義說」的批駁，落點是強調整個19世紀帝國擴張上的「連續性」（continuity），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大多數學者們的贊同，但他們的批評卻引發了學界長期的爭論。
（3）關於「小英格蘭人」與「曼徹斯特學派」
這兩個稱謂都出現在19世紀，與「曼徹斯特學派」主要由中產階級工廠主構成不同，「小英格蘭人」在當時就是一個模糊的概念，大致是指那些贊同移民殖民地與母國脫離的人，但很多情況下兩者是一回事，有時曼徹斯特學派只是小英格蘭人的主體，還包括一些政界人物。傳統學派將它們的出現歸結於自由貿易原則在英國的興起，認為其立場直接影響了帝國的政策，是「分離主義」說的主要依據。由於概念本身的不清晰，也由於準確定義歷史人物思想觀念的困難，對這兩者的評價無疑是最難把握的。許多英國學者在帝國史著作中作的大都是就事論事式的簡單分析，缺乏說服力，例如有人僅根據「磨石」牢騷就認為，迪斯雷利也曾經是個「小英格蘭人」。因此，這一讓人莫衷一是的問題，對19世紀中期英帝國的研究者依然是個最大的挑戰。
（4）關於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的帝國立場
迪斯雷利和格萊斯頓都是19世紀英國政界的重量級人物，兩人之間由於各種原因導致的惡劣關係以及在政壇的激烈爭鬥，成為學者們津津樂道的話題。在傳統學派那裡，格萊斯頓屬於「小英格蘭人」，他反對英國的對外侵略，對帝國的利益漠不關心；而迪斯雷利具有遠大的帝國眼光，在帝國問題和對外關係上表現出更為積極的姿態。事實上，如同自由黨和保守黨在19世紀中期的差別被誇大了一樣（我國學界尤甚），他們兩人在帝國立場上的分歧也被當時和以後的人們幾乎無限地誇大了。近年來這一問題有了突破，不少歷史學家深入考察比較迪斯雷利上台前後的言與行，得出迪斯雷利對自由黨的抨擊不過是一種浮誇姿態的結論，並總結出兩黨政策逐漸向中心靠攏的規律，為更加全面客觀分析這一問題提供了思路的啟迪。
（5）關於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最具挑戰性。它既是學術問題又是政治問題，兩者相互交織，在西方和東方國家的學者中產生了尖銳對立。早期的英國歷史學家多偏於英國的殖民統治給印度帶來的種種好處，而印度、中國等國學者則側重於殖民統治所帶來的種種罪惡，各自描繪的是完全不同的歷史畫面。伴隨著戰後非殖民化和英帝國解體的歷史進程，西方學者的觀點發生較大變化，特別是近幾十年來，許多英帝國史的著作著重加強了對殖民統治的譴責，而東方學者的觀點也同樣開始趨於冷靜客觀。總體上，由於各種政治與歷史的原因，如何全面、客觀、準確地評價英印殖民統治的問題並沒有解決。
費爾南·布羅代爾在《資本主義的動力》一書中指出：「治史永遠是往復不已、從頭開始的。歷史永遠在修撰中，永遠在推陳出新。史學的命運與人類一切科學的命運無異。」
從19世紀初到70年代，一個與18世紀完全不同的全新的英帝國出現在歷史舞台上。新帝國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帝國殖民政策變革的動因是什麼？新帝國的性質又是什麼？本卷作者試圖從貿易自由、移民自治、文明使命、擴張原則四個方面，考察新帝國的歷程、地位及其全部要素，得出的結論基本如下：
對世界市場的需求和自由主義的思想，改造了傳統的重商主義帝國。英國對其移民殖民地統治的新型方式，實現了亞當·斯密、愛德蒙·伯克以來幾代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帝國理想；英國人以最符合國家與民族利益的方式，建立起以海軍霸權、工業霸權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