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印度新的統治機制

  對印度及其他土著殖民地統治方式的變化是新帝國與舊帝國最大的區別之一。由於基督教福音教派及人道主義運動的傳播，英國形成了對土著人殖民地的「託管理論」，它要求改變過去那種赤裸裸的掠奪和壓迫政策，而代之以在表面上為土著人建立良好的政府、消除暴政、杜絕腐敗、發展教育等一系列做法。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殖民地經濟文化的發展，從而充當了馬克思所說的「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68]

  1784年《印度法》將印度置於英國議會和東印度公司共同管制之下，法案提出懲處公司職員在印度的敲詐勒索、索賄受賄行為，削減了東印度公司的權力，開始了英國在印度統治的新時期。

  對新機制的形成起重大作用的是長達10年的彈劾前印度大總督黑斯廷斯的事件。黑斯廷斯來自一個貧窮的保守派家庭，1750年他到達印度時擔任抄寫員，年薪只有5英鎊，窮得連買蠟燭的錢都沒有。但是他憑著自己的聰明才智以及對印度人民的兇狠毒辣，逐步由抄寫員、代理商、初級商人上升到高級商人。1757年他被克萊武提拔出任派駐孟加拉那瓦布宮廷的駐紮官，這是他進入英印政府高層的開始。以後黑斯廷斯不斷高升，1772年成為孟加拉總督，《調整法案》頒布後又成為英印首任總督。黑斯廷斯非常敬仰印度文化，精通波斯語和北印度語，他曾翻譯印度聖典《薄珈梵歌》，在其序言中他寫道：

  每次我們有機會認真審視印度人的真實性格，我們便會有度量地認同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力，承認我們應以評價我們自己的標準來評價他們，但是，我們只有在認真閱讀他們的文字時才會產生這種感覺；而且，即便是在英國結束對印度的統治之後，在那些曾經產生過財富和權力的源泉被人們遺忘的時候，他們的文字也能永世流傳。[69]

  他還是一個很好的管理者，在他執政的前兩年中，他把東印度公司管理得很好。他的商業改革非常成功，還嘗試去組建稅收系統。但是他上任之後熱衷於戰爭和征服，一會兒同這個土邦結盟，一會兒同另一個土邦結盟，不斷發動戰爭，擴大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領地。1774年他發動洛西拉戰爭，實行斬盡殺絕、搶光燒光的政策。1776年他發動邁索爾戰爭，一直打到1784年。儘管黑斯廷斯的行動為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立下汗馬功勞，但他在印度橫徵暴斂，收受賄賂，動輒興師起兵，逮捕王公，成了一個專橫的暴君，受到英國國內輿論的猛烈抨擊。

  1785年2月8日黑斯廷斯離任回國，6月13日抵達英國。在返回英國的途中他始終心情愉快，他寫道：「這是一次愉快的旅途；沒遇上惡劣天氣；船隻整潔乾淨，船員專心能幹，我熱愛這個社會。」[70]但是，令黑斯廷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從1786年2月17日開始，英國議會對他進行長達10年的彈劾，小皮特、鄧達斯等人也都投票反對黑斯廷斯。下院對他的指控中，是把他作為一種政策的代表人物來攻擊的，並非攻擊他個人。四個有爭議的事件導致了英國國會對黑斯廷斯的彈劾。第一，他派了公司一個旅的印度士兵去援助他的盟友奧德的維齊爾（即宰相），幫助他去抵抗居住在鄰近的羅海坎德（Rohilkhand）的阿富汗武士，而這是違反公司政策的。第二，當他被指控受賄時，他以控告其敵人的首要證人納德庫馬作偽證來回應。庫馬被判有罪並被處決——一個合法但過分嚴厲的懲罰。第三，由於政府經費短缺，他對貝拿勒斯加征重稅，激發了查伊德辛赫的起義，黑斯廷斯剝奪了查伊德-辛赫的土地，並把這些土地給了查伊德-辛赫的侄子；後來英國人打回來，迫使查伊德辛赫的侄子向東印度公司交納比以前多得多的貢品。第四，黑斯廷斯向奧德的納瓦布的母親和祖母施壓，要求更多的貢品。

  

  這些罪狀不涉及他個人的醜聞，但彈劾者抓住黑斯廷斯橫徵暴斂，發動戰爭，搶劫王公貴婦金庫，貪污腐敗，收禮受賄這幾個方面進行控告，指責他是暴君。這幾個方面曾經是印度公司職員常用的手法，然而時過境遷，英國人的價值觀念發生了變化，過去流行的手法現在變成了罪行。儘管黑斯廷斯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左右逢源，不但保住了印度這塊英國最重要的殖民地，而且使英國管轄的地域大大擴張，他卻未擺脫被彈劾的命運。

  下院首先控告黑斯廷斯在印度連年戰爭、橫徵暴斂，指出他強行追加王公的軍事捐款，破壞了公司與王公的穩定關係，甚至逮捕王公，激起內戰。黑斯廷斯對此難以辯駁。下院還控告黑斯廷斯搶劫奧德貴婦的金庫，奧德王公的母親和祖母占有的領地及財產曾經由公司的協定保證其不受侵犯，黑斯廷斯為了解決公司的財政困難，於1781年底和1782年初兩次下令沒收她們的領地和財寶，命令士兵搶劫金庫。英印軍隊執行命令逮捕了宮中重臣和官吏，鎖之以鐐銬，施之以重刑，隨後搶走500萬盧比的財富，送進公司的錢庫。[71]這項行動使黑斯廷斯臭名遠揚，也使舊的殖民政策難以容忍。下院又控告黑斯廷斯貪污腐敗、收禮受賄，1772—1776年，黑斯廷斯匯到英國家中的財富價值12.2萬英鎊，而據估計，1772年4月到1774年10月，黑斯廷斯的正式收入為6萬英鎊，1774年10月到1776年為3.75萬英鎊。這四年他的薪水總額只有9.75萬英鎊，其他的收入顯然來路不正。[72]1775年，他接受了孟加拉貴婦的15萬盧比；1780年，接受那裡斯王公的20萬盧布；1781年，接受奧德王公的100萬盧比，這些都是所謂的捐贈。他被審判時，交出一本不完全的帳本，上面記著接收不同來源的捐款100萬盧比。[73]這些捐款人，有的通過捐款得到了土邦的攝政權，有的得到了大規模的農場，有的則保住了自己的財產。黑斯廷斯用貪污的財產給公司董事會主席的女兒買貴重的首飾，買通英國國內政要，苦心營造了一個腐敗的獨立王國。所有這些都是因為東印度公司把持著印度的貿易壟斷權和行政權，這自然成為攻擊的目標。

  彈劾自1786年至1795年長達10年之久，最後以黑斯廷斯無罪釋放而結束。之所以產生這種局面，與當時英帝國所處的政治經濟及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黑斯廷斯任印度大總督時，英帝國正面臨危機，黑斯廷斯的擴張行徑擴大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範圍，為第二帝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印度殖民地的擴大為英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和原料產地，這些都是英國所需要的。工業革命的發展使英國人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而黑斯廷斯在印度不斷發起戰爭，收受賄賂，就成了人們攻擊的目標。雖然最後黑斯廷斯被宣布無罪，但長達10年的彈劾耗盡了他的精力與錢財。在支付了1.5萬英鎊現金後，他仍背負著6萬英鎊的債務。[74]他對此感慨道：「我拖累不堪地接收了孟加拉國政府……我給它制定了政體和制度。我擴大了別人所已取得的勇武精神，並給予你們在那裡掌握的統治權以形式和實質；我保持了它。我以有效的然而是經濟的手段派出軍隊，穿過陌生和敵對的地區去支持你們的其他領地，把這一塊領地從墮落和恥辱中拯救出來，把另一塊領地從絕對困難和屈從中解脫出來……我把一切給了你們，而你們卻以沒收財產、侮辱和受彈劾的生活來報答我。」[75]黑斯廷斯被宣告無罪後，靠東印度公司提供的退休金過了好多年退休生活，在1813年他作為證人回到下院，參加了修改東印度公司憲章的討論。他在任期間不斷發動戰爭，擴大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範圍，他的行為實際上代表英國，而他自己成了舊帝國體制的替罪羊。

  彈劾黑斯廷斯事件影響深遠。首先，彈劾黑斯廷斯是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一個轉折點，此後派往印度的高級官員如總督、省督和參事等人，都對英國議會而不是對東印度公司負責。印度殖民地的控制權已經不在公司職員手裡，而轉由聲名顯赫和門第高貴的人擔任，這些人大都有貴族頭銜，也有一定的責任心，他們在印度進行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洗刷了一些舊的弊端，開啟了向自由主義貿易政策的轉變。

  1815年以前，重商主義儘管沒有退出歷史舞台，有時還能顯示出強大的力量，比如1815年的《穀物法》。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英國國內自由貿易的呼聲越來越高漲，資產階級強烈要求開放印度市場，在這種形勢下，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壟斷地位加速終結。1793年，負責印度事務的國務大臣鄧達斯曾經考慮過：「萬一東印度公司壟斷結束後把印度的稅收轉移到政府」，而當年的公司特許狀規定：東印度公司每年必須為公司外的私商提供3000噸的商品空位。[76]這個數目儘管很小，但是畢竟打破了東印度公司貿易壟斷的堅冰，預示著新的變革的到來。

  此時，英國與殖民地新的貿易方式不斷出現，生絲、棉花、靛藍、蔗糖等初級產品作為印度向英國出口的商品，正在取代傳統的棉布。而同時英國也向印度出口越來越多的工業品，主要是紡織品。1794—1813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織品從156磅增至108824磅，20年內增長了700倍[77]，英國物美價廉的棉布很快打敗了印度傳統的棉紡織業，而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壟斷地位更不穩定。1813年的特許狀取消了東印度公司對印度的貿易壟斷，東印度公司只保留對中國的壟斷權。大批英國私商因此蜂擁而來，開辦各種公司，而以前在印度的英國人包括公司職員，也紛紛建立商業公司或代理行。從這時起，私商便逐漸主導了英印貿易，而英國對印度的商品輸出額則直線上升，其中占第一位的就是棉紡織品。1814—1835年輸往印度的棉布增長60多倍，1823—1828年棉紗輸出量增長33倍。[78]儘管直到19世紀30年代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地位才被完全取消，但是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時它對於印度的貿易壟斷已經不存在了，重商主義的衰亡已經不可避免。

  其次，黑斯廷斯事件所造成的強大的社會輿論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改革其殖民政策。事實上，從1774年克萊武自殺到1788年彈劾黑斯廷斯，英國公眾轉變了對印度統治的看法。那種把英國與印度的聯繫僅看成是一種商業手段的，應當游離於議會控制之外的觀點被拋棄了，取而代之的是伯克、福克斯、小皮特等人新思想的混合物，人們對於公開的掠奪、敲榨以及貪污受賄、損公肥私等可惡的行為已經不能容忍，彈劾黑斯廷斯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發生的。對黑斯廷斯的彈劾警示著東印度公司的職員，要他們杜絕貪污；同時也宣告：英國人支持埃德蒙·伯克的主張：印度應根據「在歐洲、非洲和亞洲及全世界均可發現的法律加以統治」。[79]強大的社會輿論使壟斷商業資本無力進行反撲，舊的殖民政策也被逐漸拋棄，而新的殖民統治機制在印度開始形成，它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英國議會完全掌握對印度統治的控制權，英屬印度統治機構進一步健全。根據1784年《印度法》，由英國政府內閣任命一個印度管理委員會，負責「監督、指導、控制所有涉及英國在東印度控制區域內的政府的，內政、軍事方面的法令、行動及稅收問題」[80]，並任命一個直屬於印度管理委員會的機密委員會。孟加拉及馬德拉斯、孟買的委員會由總督和另外三名成員組成，英軍總司令和各管區副總督分別參加總督委員會和省督委員會，委員會設秘書若干人，分工負責一些部門的工作[81]，這些部門後來逐漸發展成為殖民地中央各部和省府各廳。縣一級政權的主要官員是收稅官，他們不僅負責稅收，還負責行政、司法事務。此外有治安長官，負責維持社會秩序；還設有警察局，擔任鎮壓任務；印度原來的統治機構被全部廢除。

  這時，儘管印度的日常管理仍由東印度公司負責，但是東印度公司的作用越來越小。康沃利斯擔任印度大總督後，總督便成了印度最高統治者，總督由英國議會委派，對英國議會負責，東印度公司對於印度的統治權被取消。到1813年，議會又取消了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議會印度管理委員會的主席成了負責印度事務的內閣成員，並規定英國議會派專人去印度，負責印度立法。由英國議會直接派人掌管印度立法這是保證推行新的殖民政策的一項重要措施。

  1784年—1832年，英國政府對於東印度公司的控制日益增強，而東印度公司在英國議會中的勢力日益縮小，其在議會中的席位從1760年的103席，降至1834年的45席。[82]這表明，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發展，工業資產階級力量壯大，他們對東印度公司壟斷印度商業的情況猛烈抨擊，這是英國改變印度統治方式的根本原因之一。

  （2）英印殖民政府實行文官職業化，東印度公司職員在印度的腐敗行為得到遏制。印度殖民地政府官員是從東印度公司職員中任命的，最初，東印度公司的職員和殖民地政府官員常常是一身二任。黑斯廷斯任印度總督後，他把東印度公司職員分為商業職員和行政職員，一人不能身兼二任，行政職員就成了殖民地政府官員，負責稅收、司法、行政，他們按資歷逐級晉升，這就是印度文官制度的起始。1784年《印度法》頒布後，東印度公司職員仍由公司董事會薦任，這樣，東印度公司的職能分為商業和政治兩部分：商人仍然做生意，而行政官員領取高薪執行行政管理。英國又在印度建立獨立的法院，有權審判政府官員。[83]

  印度文官大多是東印度公司董事們送來的達官貴人子弟，當時英屬印度的官員如總督、收稅官、巡察員的薪水都十分優厚。英屬印度政府的高薪職位都由東印度公司的年輕官員們把持，這些年輕的官員野心十足，對印度事務一無了解，由這些人構成的官員隊伍造成公司早期政權的專橫、暴戾就可想而知。1786年康沃利斯勳爵到印度擔任總督，他一上任就著手實行改革，為印度的文官制度建立了新的傳統。他堅持「在印度實行嚴格的紀律和保持倫理標準，這種標準現在英國已經為人所接受」[84]。之前，印度的行政人員中有歐洲籍的收稅官，康沃利斯採用了公務人員徹底英國化的原則，並且用高薪、嚴格監督的辦法限制公司職員的掠奪行為，所有公司職員都有適當的薪水，包括固定的薪金及部分佣金；一個最低職務的職員可得年薪500英鎊，一個稅收官月收入達到1500盧比，另外還有1%的手續費。[85]布德萬縣的稅收官得到的手續費每年可達2.75萬盧比。1793年特許狀確定了排除印度人的原則，該法案規定：「任何不是東印度公司的訂了合同的職員，對每年的薪金和津貼超過500英鎊的職務、地位或職業不得擔任三年以上。」[86]因為沒有一個印度人能夠成為東印度公司的訂了合同的職員，所以他們就不能擔任行政人員。康沃利斯還改革印度的管理體制，包括改革刑事審判制度，將之轉到英國人控制下；將民事審判從稅收管理中分離，建立各級地方法庭。[87]這些措施對於改進印度的管理體制具有很大作用，有助於形成一支職業化的官員隊伍。在此基礎上採取強有力的措施，從制度上杜絕了公司職員的腐敗現象。

  （3）東印度公司職員的思想發生了變化。18世紀80年代，福音教派在中上層階層中廣為傳播，並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18世紀末，第一批英國福音派傳教士到達孟加拉，這些人強調通過信仰上帝使個人靈魂得到新生，強調按基督教人道主義的原則為人類提供有效的服務。他們認為福音派信徒在全世界履行他的職責，個人品行正直是前提條件。康沃利斯曾較早接受福音派思想，在他被任命為印度大總督時，他列出的優先考慮的原則是：「做有益的事情，用上帝願意交到你手中的方式，為國家服務，為你的朋友服務。」18世紀80年代早期即已進入印度的約翰·馬爾科姆（J.D.Malcolm）相信：英國的權力植根於英國軍隊的勇猛及其管理者的高尚道德標準，而如果英國人和他們所統治的人民的情況一樣，他們將完蛋。[88]

  福音派的思想對東印度公司年輕職員產生了很大影響。在福音教派影響下，公司的年輕職員開始強調道德上的責任。1813年的公司特許狀規定：「促進在英國統治下的印度人民的利益與幸福是英國人民的責任。」[89]這個觀念當時在英國所有的土著人殖民地推廣，比如1811年英國占領荷蘭殖民地爪哇（Java）後，爪哇總督斯坦弗·萊佛士（Sir Stanford Raffles）就主張用英國人「正義、人道、溫和」的原則進行統治，使長期遭受壓迫的當地人過上較好的生活。[90]萊佛士統治爪哇期間，他將爪哇分為16個管轄區，駐紮官行使行政、立法權，此外還充當稅收官。他改革了稅收制度，採用普遍的「土地稅」，以此來代替全部的徭役和實物定額稅。他還在爪哇島上設立慈善機構，進行反對奴隸制的宣傳。1812年，他對擁有奴隸的人課以重稅，並頒布一項法令：從1813年1月開始，禁止向爪哇和它的屬地輸入新的奴隸；隨後又批准一項規定：禁止在整個群島販賣奴隸。[91]

  （4）在印度推行英語教育。英國人在印度統治的早期階段，東印度公司在文化方面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作為一個商人公司，它關心的只是橫徵暴斂，完全沒有長遠的考慮。所以，在英國人征服印度之後的大約半個世紀裡，英國人沒有試圖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印度。公司職員絕大多數也不懂印度語，有個公司董事說：「我們剛失掉美洲，因為我們太愚蠢，竟允許在那裡建立學校和學院。我們在印度不應再做這種蠢事。」[92]東印度公司也擔心一旦印度人民接受了西方教育，會起來反抗英國的統治，出於這種考慮，它不會去發展印度的教育。

  黑斯廷斯任印度大總督期間，曾鼓勵復興印度學，他於1781年創辦了加爾各答宗教學院。他還鼓勵東印度公司的年輕職員學習印度古典語言，其目的在於創立一個可以利用的知識群體。[93]出於同一種考慮，駐紮官喬納森·鄧肯（Jonathan Duncan）在貝拿勒斯創辦梵文學院。兩者都是按照印度原來的教育體制設立的，學習的科目依然是傳統的印度語法、哲學、文學和宗教。

  韋爾斯利任總督時，針對英國在印度的文官素質低劣的情況，強調文官要有行政能力和廣博的知識，要熟悉印度語言和風土人情。他說：「帝國的穩定……必須由內部秩序的持久的原則來保證；由一種純潔、正直而始終如一的公平的行政制度來保證；由一種慎重而穩健的稅收制度來保證。」[94]為保證實行這種制度，1800年他在加爾各答開辦了威廉堡學院，培訓東印度公司的行政職員。1806年，英國建立海利伯里學院（Haileybury College），作為印度文官的培訓基地，其主要課程有東方語言、宗教、歷史等。學院開辦後，英印文官的素質才略有變化。

  西方傳教士在早期英語教育方面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許多印度人都是通過西方傳教士的活動而熟悉西方的。西方傳教士在宣揚基督教教義的過程中，不得不創辦一些學校，其中大多數為初級學校，授課內容主要是基督教教義，但也教一些簡單的讀寫算知識，授課語言一般用學生的母語。傳教士在傳播基督教的時候就創辦了教會學校，馬德拉斯和孟加拉都有他們建立的英語學校，比如威廉·凱里於1793年在加爾各答建立了英語的教會學校。

  最早動議在印度教授英語的人是東印度公司一個名叫查爾斯·格蘭特（Charles Grant）的文員。他在1773年到達印度，對印度的教育狀況進行了調查，並向英國政府提交了一份名為《英屬亞洲臣民社會狀態觀察》（Observations on the State of Society among the Asiatic Subject of Great Britain）的調查報告。在這篇報告中他指出，要想在印度這片土地上進行統治，就要履行責任，建立和維護和平，普及教育，把所謂的「現代文明」帶入印度。他提倡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說「社會的惡俗與人民的道德墮落，是愚鈍和普遍無知的結果，只有教育，首先是英語教育，方可消除這些現象」[95]。格蘭特回到英國後，竭力勸說英國議會和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接受他的意見，並得到了英國下院議員威爾伯福斯的支持，但當時的英國政府並不接受他的意見。

  19世紀初，英國統治者內部出現兩個派別，一派支持在印度繼續使用梵語和印度語教育，鼓勵提倡東方文化，發展印度文明，這一派被稱為「東學派」；另一派主張英語教育，在印度推廣西方文明和科技知識，這一派被稱為「西學派」，他們之間的爭論持續了近20年。但英國政府逐漸認識到教育的重要性，1813年，英國議會頒布東印度公司《特許狀法》（Charter Act，1813），取消了東印度公司貿易的壟斷權，同時還規定：印度總督每年應從公司稅收中撥出不少於10萬盧比（1萬英鎊）的經費用於發展教育，「用於文學的復興，鼓勵印度本地的學者，以及在英屬印度領地的居民中介紹和提倡科學知識」。[96]但是對於這批經費如何使用卻沒有詳細說明。法案還授權印度管理委員會對未來擔任印度文官的人員進行必要的培訓，規定只有在海利伯里學院受過訓練並取得畢業證書的人才能被董事會推薦為文官。這是英國議會幹預印度文官任命的開始。為了培養為英國人服務的印度人，英國殖民者還在印度大力發展英語教育。

  當然，殖民地教育發展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培養了為殖民統治服務的印度人，又為殖民統治培養了掘墓人。近代學校培養了大批近代知識分子，他們把近代知識和資產階級觀念（功利主義、利潤導向、自由平等、個人主義等）帶進了印度社會，為印度的獨立準備了條件。對於這一點，英國人也早有認識，19世紀初，在應該不應該對殖民地輸入西方教育的問題上，英國國內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主張保持舊式的印度教育制度而加以資助，另一部分人主張實行歐式教育，以英語為媒介。前者認為鼓勵發展舊式教育制度既可以培養推行新政策必要的知識分子又可以防止西方思想傳到印度，總督黑斯廷斯就持這種觀點。後者認為鞏固殖民統治的道路不在於是否使印度隔絕西方思想，恰恰相反，最根本的辦法是通過灌輸西方思想和文化，摧毀印度人的傳統意識和價值觀。印度立法會議成員馬考萊公開說：「以我們有限的手段，我們不可能教育全體人民，我們現在必須盡力培養出在我們和由我們統治的無數人之間充當譯員的一批人。這些人從血統和膚色說是印度人，但其愛好、見解、道德和才智是英國式的。」[97]但當時在英國反對這種觀點的人居多，他們鄭重地警告說，推廣西方教育，就是把西方知識和觀念教給東方人，後者會把這些知識作為武器，要求地位平等，其結果將會斷送英國在印度的統治。但是，為了使英國的殖民統治機器能夠良好運轉，殖民當局不得不採取推廣西方教育的方針，以培養大批為殖民統治服務的人。

  1784—1813年這20年時間內，英國在印度的統治發生了許多變化。首先在領土上，英國已將印度大部分土地征服，英屬印度領土大大擴張。其次，英國議會控制印度的機制確立起來，這有利於遏制公司職員的腐敗行為，並為英國政府直接統治印度做好準備。最後，英國開始「關注」印度人民的利益，1813年特許狀宣布：「促進維護印度人民幸福與利益是英屬印度政府的職責。」[98]所有這些都與東印度公司統治印度時期有明顯不同，是新帝國政策的標誌，也是英國在土著人殖民地的統治能夠穩固的原因之一。

  英屬印度新的統治機制的形成，鞏固了英國在印度的統治，成為英國統治土著人地區的典範。印度作為巨大的銷售市場及原料產地，成了英帝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從此以後，保衛印度就是英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任務之一。19世紀中後期，英國與俄國在西亞、中亞進行了長期角逐，其目的之一也是為了保衛印度。

  英國在確立新的統治機制時，也破壞了印度原有的社會結構，給印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馬克思說：「不列顛入侵給印度斯坦帶來的災難，與印度斯坦過去的一切災難比較起來，毫無疑問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不知要深重多少倍。」[99]他還說：「不列顛入侵者打破了印度的手織機，毀掉了它的手紡車，英國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織品擠出了歐洲市場，然後是向印度斯坦輸入棉紗，最後使棉織品的祖國充滿了英國的棉織品……不列顛的蒸汽機和不列顛的科學在印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毀了。」[100]英國在印度興辦教育，改革管理，修建公共工程，客觀上促進了印度經濟的發展，但實際上這只是為了更好地統治它。發展印度不是殖民者的主觀願望，也不是他們的自覺行動，但卻是其不可避免地帶來的社會後果。殖民主義的種種措施實際上是雙刃劍，馬克思在《不列顛對印度的統治》和《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中，對於殖民主義的這種「二重性」有過精闢的論述。他考察了殖民統治對東方社會造成的惡果，但是在殖民主義的卑劣的私慾背後，他也看到了殖民統治在客觀上對東方社會有一種改造作用。馬克思說：「貴族只是想降服它，財閥只是想掠奪它，工業巨頭只是想用低廉商品壓倒它，工業巨頭們發現使印度變成一個生產國對他們有很大好處。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首先就要供給印度水利設備和內地的交通工具。」[101]

  在關於印度問題的辯論中，小皮特及其他政治家代表著深刻的思維：善待被統治者，不但是基督教倫理的要求，也是商業贏利的必要條件。[102]19世紀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政策從未偏離這個雙重性原則，這個原則及實現這個原則的管理機構，成了英國在所有土著殖民地統治的特徵。正如馬克思所說：「英國在印度要完成雙重的使命，一是破壞性使命，即消滅舊的亞洲式的社會；另一個是建設性的使命，即在亞洲為西方式的社會奠定物質基礎。」[103]

  殖民主義者來到東方是為了掠奪財富，無論什麼時候，無論採取何種方式，打出何種旗號，這個宗旨始終不變。西方殖民者在破壞印度傳統的社會結構時，給印度人民帶來了空前的災難。殖民者通過在征服地公開洗劫國庫珍寶，搶劫黃金白銀，勒索戰爭賠款，進行不等價交換，實行壟斷貿易，徵收各種苛捐雜稅等手段掠奪了巨大的財富。例如在1757—1815年，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榨取的財富就達10億英鎊之多。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英國在印度的所作所為，「完全是被極卑鄙的利益驅使的，在謀取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鈍」[104]。

  18世紀末19世紀初，在自由貿易旗幟下，英國通過不平等交換實現掠奪。英國物美價廉的工業品打敗了印度傳統的手工業產品，破壞了印度原有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在長期的殖民統治中，殖民者採取了數不盡的掠奪手段，包括經濟上的、政治上的、思想文化上的，等等，它所造成的危害之大，影響之深遠，都是史無前例的。印度的紡織業曾經聞名於世，17世紀許多歐洲旅行家和商人都以羨慕的口吻描述印度精細的紡織品。印度的生鐵和鋼冶煉質量也很高，英國人最初比不上。印度的造船技術舉世聞名，所造船隻可比英國船隻壽命長10年。

  然而在英國人的殖民統治下，這一切都成了往事。在殖民主義者的盤剝下，印度傳統的手工業不斷衰落。棉紡織是英國工業革命的先導。英國首先要把印度變成英國紡織品的市場和棉花供應地。1783—178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向孟加拉出口羊毛虧損5000英鎊，1783—1789年虧損則為2.6萬英鎊，當時，印度生產的棉布和絲織品仍然物美價廉。[105]從1813年英國廢除東印度公司對印度貿易的壟斷特權後，英國對印度商品的輸出直線上升，其中占第一位的就是紡織品。1814—1835年，英國輸往印度的棉布由818208碼增加到51777277碼，增長60多倍。[106]為了徹底摧毀印度的家庭紡織業，英國殖民者藉助國家的力量，實行差別關稅，對於英國輸往印度的商品只徵收象徵性的關稅，而印度輸往英國的商品則徵收高關稅。英國大機器工業的商品本來就成本低，加上關稅差別，就出現了這樣的局面：印度棉花輸往英國製成棉紗或棉布再運回印度，其售價比本地織品還要低。英國廉價的商品潮水般地湧進印度，擠垮了印度傳統的手工業，改變了印度傳統的社會結構。

  而殖民主義的「建設性使命」表現為對東方社會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造，當商品經濟在殖民地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創造條件後，殖民者會把西方大工業移植過來，在殖民地創辦大工業和近代交通事業。這是宗主國資本主義得到充分發展後，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剝削必須採取的新的手段。對此馬克思寫道：「英國工業愈是依靠印度市場，英國廠主就愈是感到在他們摧殘了印度本國工業之後，必須在印度造成新的生產力。」[107]

  英國在破壞印度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的同時，也改變了印度歷史發展的方向，正如馬克思所說：「不列顛的蒸汽和不列顛的科學在印度斯坦全境把農業和手工業的結合徹底摧毀了。」[108]鐵路的鋪設、水利的興修、工廠的建立，使印度經濟有了質的變化，印度告別了手工生產的時代。因此馬克思說：「只要你把機器應用到一個有煤有鐵的國家的交通上，你就無法阻止這個國家自己去製造這些機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個幅員廣大的國家維持一個鐵路網，那你就不能不在這個國家裡把鐵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種生產過程都建立起來，這樣一來，也必然要在那些與鐵路沒有直接關係的工業部門裡應用機器。……由於鐵路產生的現代工業，必將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藉的傳統的分工方式，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進步和強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礙。」[109]

  馬克思所言符合印度歷史發展狀況。1813年廢除東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商業壟斷後，英國和印度之間才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貿易。為快速把印度變為工業品的銷售市場和工業原料產地，英國殖民者對孟買、加爾各答、馬德拉斯港口進行改建擴建，以後逐漸修築了從孟買到加爾各答的，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之間的公路、鐵路，並興辦各種與鐵路有關的工礦企業。由鐵路產生的現代工業，必然會瓦解印度種姓制度所憑藉的分工方式，而種姓制度則是印度社會進步的基本障礙。所以英國在印度殖民統治的結果便是把印度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英國資本家在印度投資，在印度逐漸建立了現代工業體系。但印度的現代化、工業化進程卻仍有待於擺脫殖民統治，只有擺脫了殖民統治，實現了民族獨立，印度才能真正完成工業化。而令英國統治者預料不到的是，英國在印度的統治在客觀上促成了印度的統一，為印度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印度在歷史上長期不統一，不但存在著宗教之間的衝突，而且也存在著部落、種姓之間的衝突。以往，印度一向存在著文化和地區之間的隔離，政治上的統一很難形成。而現代印度民族主義是在英國統治下發展起來的，有下面幾個方面的動因。

  一是英國人的優越感刺激了印度民族主義，英國人相信他們是優秀的種族，視印度人為低劣民族。在印度的軍隊和官僚機構中，印度人不論條件如何，不可能升遷到某些等級以上；在社會生活中，印度人被拒絕在某些旅館、俱樂部和公園之外。在這種情況下，一種以印度認同為基礎的民族意識不可避免地發展起來，最後發展成印度民族主義。

  二是英國人在發展鐵路、電報、郵政等設施的同時，無意中溝通了原先互相隔離的各個地區，打通了社會的各個層面，加強了全印度範圍內的聯繫，鍛造了一種有形的統一。而東印度公司強加於印度的貿易往來把印度連接在同一個經濟體系下，殖民統治則把印度置於同一個政府、同一種法律和統一的關稅管理之下，這樣就為統一的印度國家設定了基本的框架，在此基礎之上形成了統一的印度民族。政治上的統一是印度實現全面復興的首要前提，對此馬克思寫道：「英國人用寶劍實現的這種統一，現在將被電報鞏固起來，永遠地存在下去。不列顛的教練班長組織訓練出來的印度人軍隊，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侵略者就被征服的必需條件。在亞洲社會裡第一次出現並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歐洲人的共同子孫所領導的自由報刊，是改建這個社會的新的和強有力的因素。……從那些在英國人監督下在加爾各答勉強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土著居民中間，正在成長起一個具有管理國家的必要知識並且接觸了歐洲科學的新階級。」[110]

  三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一批印度人參與到行政管理中，在土著居民中，逐步形成了一個具有管理國家的必要知識並且接觸了歐洲新思想的集團，這個集團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之後，將帶領人民進行反對英國殖民統治的鬥爭，從而成為英國殖民統治的掘墓人。正是在這些人的領導下現代民族主義在印度形成，促進了印度民族的形成。

  四是英國人把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政治思想引入印度，也促進了印度的民族主義。英國在印度大力推行西方教育，培養了大批近代知識分子，他們把近代知識和資產階級觀念帶到社會各個領域，為印度知識和觀念上的變革準備了條件。英國統治者還進行了某些社會改革，如禁止溺嬰、童婚，允許寡婦改嫁等，向陳規陋習挑戰並配合以基督教倫理教育，其本意是顯示西方文明的優越性。但在英國人所辦的學校里受過教育的印度人，最終成了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領導力量，正是英國在印度所建立的現代教育機構為反抗英國統治培養了社會基礎，這一切都是英國殖民者當初沒有預料到的。

  殖民主義者在殖民地的一切行為，無論破壞性也好，建設性也好，其初衷都是為了實現對殖民地的掠奪。但事與願違，前者破壞了印度的傳統社會，給印度人帶來極大的損害；後者在客觀上則促進了印度社會的發展，使印度走上現代化道路。矛盾的兩個方面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這正是近代殖民主義統治的內在兩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