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重商主義與對外擴張

  一、英帝國的思想基礎

  重商主義是15—17世紀在歐洲盛行的一種經濟理論，從西方經濟思想發展史來說，歐洲的重商主義理論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即早期重商主義和晚期重商主義。早期重商王義和晚期重商主義的思想本質是一致的，它們都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商業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都把貨幣看成財富的唯一形態，但是，在如何增加貨幣財富的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張，提出過不同的措施和建議。在英格蘭民族國家形成的過程中，重商主義的商業擴張理論與加強新君主制、實現國家富強的殖民思想是一致的，重商主義成為這一時期海外擴張的思想基礎。從17世紀開始，英國確立了對外殖民擴張和建立帝國的基本政策和原則，這一政策和原則的指導思想就是重商主義。先前體現為民間性的殖民拓殖逐漸轉化為政府的有意識的政策行為，建立商業帝國成為英國國家追求的目標，到17世紀後期英國基本上形成了以重商主義為基本特徵的殖民體系和殖民制度，形成了第一英帝國。第一英帝國形成後，在重商主義理論的指導下，英國以追求商業利益為目的，進一步加強了對外貿易和帝國擴張。重商主義是第一英帝國的重要國策，是立國之本。

  重商主義一詞是1776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國富論》中最早提出和使用的，它是15—17世紀反映商業資本家觀點的經濟思想及政策體系。從15世紀末開始，城市工場手工業日益擴大，生產日益發展，封建自然經濟日趨衰落和解體；又由於地理大發現的推動，資本主義的商品貨幣關係開始在全世界傳播，對外貿易迅速興盛起來。

  資本主義經濟只有經過資本原始積累才能迅速發展。資本原始積累的典型形式出現於英國，它開始於15世紀末16世紀初，完成於18世紀下半期。雖然封建社會末期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僅憑反封建的暴力是不夠的，還需要對小生產者實行暴力掠奪，這兩種暴力加起來就起到「催生」的作用，但卻充滿著征服、壓迫、劫掠和屠殺。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原始積累「這種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1]英國採取的暴力掠奪，一方面是圈地運動，另一方面，是靠商人和高利貸者對小生產者的剝削，靠在海上搶劫其他國家運輸金銀的船舶，靠征服和掠奪殖民地，靠不等價的殖民貿易等。通過這些暴力手段，農民喪失了生產資料，能夠自由出賣勞動力，於是大量勞動力有了來源。生產資料仰給於市場，從而擴大了國內市場。加之壟斷殖民地貿易，又擴大了海外市場。這些都使得大量財富集中到少數人手中，形成貨幣資本。資本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創造了必要的前提。

  地理大發現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由於生產力的發展，需要同東方進行頻繁的貿易，但是原有的通商路線受到了阻隔，尋找通往印度的新航線成為迫切的要求。同時，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國家和統治階級開支不斷增加，因此西歐各國迫切需要黃金。而在當時歐洲同東方的貿易中，向外輸出的黃金遠遠超過流入的黃金數量，大批黃金流出歐洲，造成了西歐各國黃金的匱乏，於是，在這些國家中產生了強烈的「黃金渴望」。恩格斯寫道：「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在印度及整個遠東地區搜尋著黃金；黃金這兩個字變成了驅使西班牙人遠渡大西洋的符咒；黃金也是白種人剛踏上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追求的頭一項重要東西。」[2]地理大發現擴大了世界市場，給予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的發展以前所未有的刺激，極大地促進了封建生產方式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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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時期，西歐貨幣資本的積累是迅速的。地理大發現後，在被發現的新大陸上，殖民者大肆掠奪當地土著人和王室的金銀財富，並利用廉價勞動力直接開採貴重金屬。美洲的貴重金屬礦，含量品位都很高，勞動生產率也高，導致金銀價值下降，貨幣貶值。這些價值低廉的貴重金屬大量流往歐洲，加之鑄幣成色降低，導致歐洲物價普遍上漲。16世紀，英法等國一般物價上漲三至四倍，即歷史上所謂的「物價革命」，致使商業資本空前活躍。

  在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商業資本曾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馬克思指出：「由於地理上的發現因而在商業上發生的並迅速促進了商人資本發展的大革命，是促使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個主要因素。」[3]由於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引起社會分工的擴大，進一步引起對商品需求的增長，從而加速了商品生產的發展，並促進了小商品生產者的分化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同時，商業和商業資本的發展，也擴大了原有的市場和開闢了新的市場，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統一和世界市場的形成。世界市場為商業資本的活動開闢了廣闊的場所，推動了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

  對外貿易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手段，英國大力發展對外貿易，結合著海盜行徑和對殖民地人民殘酷和血腥的掠奪，使英國積累了大量的貨幣資本。商業資本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壯大，從而大大促進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成長和確立。

  商業資本在促進封建生產方式的解體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生過程中曾經起過重大作用，但是，商業資本本身並不能創造出某種新的生產方式。馬克思在闡明商業資本的意義和作用時指出，商業資本「對舊生產方式的衰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勃興，產生過非常重大的影響，那末，相反的，這種情況是在已經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發生的」。[4]

  隨著社會階級關係的改變，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權組織也必然要改變，新興的階級逐漸把城市的管理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開始考慮與自己有切身利害關係的新秩序的建立。那時擺在商業資產階級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在國外要打倒國際貿易競爭者，攫取商業霸權，爭奪殖民地，聚集貴金屬；在國內要徹底戰勝封建領主，掃除各自為政的障礙，以便於商品流通順利進行。要實現這兩個目的，必須有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因此，新興的商業資本家竭力擁護加強和集中國家政權，而這一點正是國王夢寐以求的事情，於是在兩相情願的基礎上，雙方結成了緊密的聯盟。國王除自辦皇家企業外，還通過財政渠道及借款方式從商業資本家手中獲得巨額資金，以供宮廷開銷，特別是供養龐大的國家軍隊及官僚機構，以便對內與封建主作鬥爭，對外與列強爭霸，目的在於建立一個統一、強大而富足的帝國。按當時流行的觀點，衡量強國的標準是從事戰爭的能力。但是這個時期已不同於中世紀，以前的莊園領主是從自己的領地上來補充戰爭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近代國家則是依靠僱傭軍隊和國家儲備，這就需要大量的貨幣以供應戰費開支，於是追求貴重金屬便成為國家的目標。英國沒有金礦來源，只有靠剝奪殖民地，靠商人的對外貿易來加強積累。商人則仰仗國家強大的武力來保護他們在國內外的商業利益，並利用其財力向國王購買一切可能的壟斷權利。這樣，英國在新興商業資產階級財力的支持下向中央集權過渡，民族國家也在這個過程中形成。

  為了實現追求金銀的目的，一些思想家和商業資產的代表人物開始研究積累金銀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建議及其理論依據，這是重商主義產生的背景。還有，隨著社會關係的變化，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必然發生變化。當時的人文主義者、宗教改革家以及早期空想社會主義者紛紛起來要求思想上的解放，因為陳舊的世界觀、陳舊的宗教意識、陳舊的學術命題，已被認為不適用了。人們呼籲破除一切宗教束縛，保護個人權利和人格，恢復人的健康感情，讓人的智力自由發展，用人的意志來考察一切事物，以科學代替教條，以人權代替神權。在這個思想巨變中，代表商業資本的重商主義者要求將經濟思想從教條主義中解救出來，他們研究現實生活中的經濟問題，為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尋找理論依據，力圖建立適合於自己需要的經濟學理論體系，這是重商主義產生的又一重要原因。重商主義是資本主義最初的經濟學說，重商主義者從現實生活中研究問題，把觀察到的經濟現象加以簡單的綜合、整理、分析和歸納，最後得出一系列經驗主義的結論，構成他們的經濟觀點。因為當時流通支配生產，商業資本具有壓倒一切的影響，致使重商主義對問題的探討局限在流通領域，在今天看來相當幼稚。

  14世紀末15世紀初，重商主義思想就已出現。早在查理一世（Charles Ⅰ）統治時期，重商主義的思想就在英國初見端倪。[5]國王曾向倫敦造幣所人員提出這樣的問題：應該採取什麼手段才能使英國逃出財政絕境？當時造幣所的理察·艾爾斯伯利（Richard Ellesbury）回答說：英國沒有金銀礦藏，所有的金銀都是從外國輸入的，如果英國向外國購買的商品少於我們所出售的商品數額，那麼，大量貨幣就會從外國流向英國。這個回答的中心思想就是說，應當竭力做到向外國人「少買多賣」。我們當然不能認為在這個回答中，倫敦造幣所人員有什麼理論，或者預先已經考慮到什麼原理和原則。但是他們的答覆反映了當時商業資本對貨幣的迫切需要，其中包含了後來的重商主義的基本思想。由於商業資本的發展，以及國家實際採用了重商主義的政策和措施，產生了從理論上闡述這些經濟政策的要求，於是逐漸形成了重商主義理論。

  重商主義學說是以商業資本的運作作為其考察對象的，從流通領域研究貨幣——商品——貨幣的運動，它反映了在封建社會內部逐漸成長起來的商業資本的觀點，馬克思認為重商主義是「對現代生產方式的最早的理論探討」。[6]

  重商主義者對經濟現象的研究深受當時人文主義思想的影響。人文主義是適應資本主義關係的產生和成長而出現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人文主義者以「人」作為中心，他們用人性來對抗神性，用人權來反對神權，用個性自由來反對宗教道德的束縛。重商主義者從人文主義思想出發拋棄了從神學觀點來觀察經濟現象的方法，而主張用人的觀點，更確切地說，用商人的觀點來研究一切事物和社會生活的一切現象，他們反對古代思想家和中世紀經院哲學家維護自然經濟和反對貨幣財富的觀點，而把自己的注意中心放在論證與商品貨幣關係發展有關的「世俗利益」上。這就擺脫了宗教倫理觀念的束縛，開始對社會經濟現象進行研究，並在研究中開始注意事物之間的因果關係。

  重商主義者從商業資本的運動出發，認為金銀（即貨幣）是財富的唯一形態，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取金銀。重商主義者對財富的觀念，反映了當時流行於西歐的追求黃金的狂熱，反映了新興階級對貨幣資本的渴望。他們從貨幣是財富唯一形態這一基本觀念出發，認為除了開採金銀礦藏之外，只有對外貿易才是貨幣的真正來源。在他們看來，國內商業雖然有益處，但是不能增加國內的貨幣總量，因為國內貿易只是使一部分人從另一部分人手中獲取金銀，甲之所得，不過是乙之所失，一國的貨幣財富並沒有因此而增加，而只有對外貿易才能使一國的金銀貨幣增多，從而使國家富裕起來。重商主義由此得出結論：國家為了致富和防止貧困，必須發展對外貿易。而在對外貿易中又必須遵守多賣少買、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則。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國家必須積極干預經濟生活，以保證貨幣儘量多地流入國內和儘量少地流向國外。重商主義的這些思想不過是根據商人的經驗得出的結論而已。

  重商主義是作為傳統農本經濟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重商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經歷了兩個階段：大致15世紀到16世紀中葉為早期重商主義階段，16世紀下半期到17世紀為晚期重商主義階段。

  為了增加貨幣財富，限制貨幣輸出，英國就曾根據早期重商主義的主張，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頒布了各種法令，甚至規定嚴厲的刑罰，禁止貨幣輸出國外。英王愛德華四世（Edward Ⅳ）於1478年把輸出金銀定為大罪，在禁止貨幣外流的同時，又想方設法汲取國外貨幣。政府通過法令，規定外國商人必須將出售貨物所得的全部貨幣，用於購買當地的商品。此外，國家還加強對對外貿易的管制，採取措施對本國和外國商人實行嚴格管理。英國曾頒布過一整套法令，規定本國和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市場進行交易。英國出口商人運到規定的國外市場上的貨物是羊毛、皮革、錫、鐵皮及其他普通商品，他們從外國換到的則必須是各種國內生活必需品。國家還專門設立了一些機構監督羊毛輸出時是否照章繳納了出口稅，監督商人在國外出賣商品時，必須回收一部分外國鑄幣或貴金屬，以便運回英國。

  早期重商主義者大力倡導在國內把貨幣以貯藏的形式積累起來，達到積累財富的目的，這種思想被稱為貨幣差額論或貨幣平衡論，馬克思稱其為貨幣主義。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這個時期的重商主義者「就像守財奴一樣，雙手抱住他心愛的錢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著自己的鄰居」。[7]

  與早期重商主義不同，晚期重商主義認為，國家可以將貨幣輸出國外，以便擴大對國外商品的購買。不過他們要求在對外貿易中必須遵守一個原則：購買外國商品的貨幣總額必須少於出售本國商品所取得的貨幣總額，其目的仍然是要保證有更多的貨幣流回本國。為此，晚期重商主義者提出對外貿易必須做到輸出超過輸入，即保持順差。在他們看來，國家的物質財富雖然隨著順差而減少，但是貨幣的數量卻增加了。晚期重商主義的基本原則是發展對外貿易，擴大商品輸出，限制商品的輸入，其特點是通過調節商品的運動，達到積累貨幣財富的目的。晚期重商主義的這種思想被稱為貿易差額論或貿易平衡論。為了發展對外貿易，達到順差的目的，晚期重商主義者支持採取扶持和鼓勵手工業的政策，所以，馬克思又把晚期重商主義稱為重工主義。

  16世紀前後，西歐的一些主要國家都先後出現了著名的重商主義者：在西班牙有馬里安納（Juan de Mariana）（1536—1624），著有《改鑄貨幣的批判》。義大利有伽斯巴羅·斯卡盧菲（Scaruffi）（1519—1584），著有《貨幣討論》；貝納多·達旺查蒂（B.Dawanzati）（1529—1606），著有《論貨幣》；安東尼·塞拉（Antonio Serra），著有《略論無貴重金屬礦藏國家使金銀充足的手段》。法國有安徒安·德·孟克列欽（Anthony Montchretien）（1575—1622），著有《獻給國王和王后的政治經濟學》；讓·巴蒂斯特·科爾貝（Jean Baptiste Colbert）（1619—l683）雖然沒有什麼著作，但他是一個重商主義的實踐家；還有德·馬勒斯特蘆亞，著有《異論集》；博丹（Jean Bodin）（1530—1596），著有《對馬勒斯特蘆亞異論的答覆》《物價上漲和貨幣減少問題言記集》等。由於各國歷史條件不同，重商主義的政策和學說也有各自不同的特點。

  英國是西歐各國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較為典型的國家，從16世紀後半期起，它開始效仿西班牙，加強海外拓展和海外貿易，正如約翰·洛克（John Locke）所說，對於缺少金銀礦藏的國家來說，「通向財富的道路只有兩條：掠奪和貿易」。[8]因此，英國的國內外貿易得到迅速和廣泛的發展。隨著對外貿易的發展，英國大力進行對外擴張，很快擁有大量的殖民地，對殖民地人民進行掠奪，積累了大量的貨幣財富，所以，英國的重商主義思想的發展比較典型。英國重商主義的真正產生和全面發展是在都鐸時期，特別是16世紀後期的伊莉莎白時代。[9]

  英國早期重商主義的代表作是1581年出版的《英吉利王國公共福利對話集》，發表時署名為W.S.。[10]那時英國的情況是：由於圈地運動，大批農民失去土地，無以為生，到處流浪；由於新大陸的發現，大量價值較低的貴金屬流到歐洲，英國物價陡漲不已，人民生活水平趨於下降；由於皇室開支無度，國家支出浩繁，財政上只得求助於劣質鑄幣的發行，造成足值的鑄幣大量流往國外。所有這些經濟上的變化，引起了英國社會的普遍不滿。

  約翰·海爾斯（John Hales）和威廉·斯塔福德（William Stafford）的這部著作，主要討論了物價問題。他們把當時英國的社會問題歸之於四種罪惡：宗教的罪惡、市鎮衰落的罪惡、圈地運動的罪惡和物價高漲的罪惡。全書用對話體裁寫成，對話的人物有騎士、商人、手工業者、農場主和牧師。他們相互指責，把造成社會痛苦的責任諉諸對方，各方都從自己的利益講話。當時神學的影響尚未消除，牧師是對話的中心人物，他們傾向於商業資本，力圖證明一切不幸都是經濟政策不當所造成。牧師的主要觀點是：（1）反對劣質貨幣，認為貨幣的名義價值必須與實際價值相等，反對鑄造分量不足的貨幣。（2）反對金銀出口，認為金銀輸出國外，是國家和社會的極大損失，強調從國外輸入商品是有害的，認為進口商品就會引起金銀外流，英國只有儘量多輸出少輸入，才能吸收貴金屬，增加金銀庫存。他們把保存金銀當作國際貿易的指導原則，為此，他們還主張高關稅政策，阻止金銀外流。

  （3）反對原料輸出，認為防止足值貨幣外流只是消極措施，還必須採取積極措施，即糾正貿易政策。他們反對那種運出英國羊毛和輸入羊毛製品的辦法，主張重稅於羊毛出口，發展英國毛紡織工業，以成品形式代替原料形式輸出，凡是英國能生產的商品，即使價格較外國商品為高，也最好使用國貨，禁止從外國輸入，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

  總之，英國的早期重商主義，極力提倡吸收國外貨幣到國內，禁止貨幣輸出國外，國家應力圖通過行政手段，調節貨幣的流動，達到國家貯藏儘量多的貨幣、積累儘可能充足的貨幣財富的目的。但是，貨幣與金銀是有區別的，它不是一般的商品，同時，在流通中不足值貨幣貶值的現象只在它超過必要的流通量時才會發生，並不是在一切情況下都會出現，而且，當時物價高漲的原因不止鑄幣貶值一項，生產金銀的必要勞動量下降也是其原因。

  重商主義理論並不是英國學者首先提出來的，但是貿易差額論的創始人托馬斯·孟（Thomas Mun），是英國乃至歐洲晚期重商主義最權威的代表人物。晚期重商主義者大多數是新興的資本家，孟本人就是一個大商人，擔任過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由於英國船舶運輸的黃金在航海中發生損失，遭到重金主義者對出口黃金的攻擊。孟為東印度公司的特殊利益辯護，1621年發表了他的代表作《論英國與東印度的貿易》，他在該書中指出：只要英國的出口總值超過進口總值，則黃金出口是沒有問題的。因為從轉口東印度的貨物中所獲得的售價超過了為支付這些貨物而付出的黃金價值，這就首次提出了貿易差額論。後來該書經過改寫，於1664年以《英國得自對外貿易的財富》為書名出版，書中所提出的理論，是從掠奪印度的經商實踐中得來的，他力圖宣傳這個經驗總結，使其成為英國對外貿易的指導思想。托馬斯·孟寫該書的初衷是為反駁早期重商主義對東印度公司海外貿易的攻擊，證明該公司是增加英國財富的重要源泉，他並未想到這一著作會為後來的學術界作出理論上的貢獻，影響到英國政府的外貿立法。馬克思曾對該書評價說：「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有了特殊的意義，即它攻擊當時在英國作為國家政策還受到保護的原始的貨幣制度，因而它代表重商主義體系對於自己原來體系的自覺的自我脫離。這一著作已經以最初的形式出了好幾版，並且對立法產生了直接影響。」[11]馬克思接著指出，這部書「在一百年之內，一直是重商主義的福音書。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作為『某種入門牌號』，那末就是托馬斯·孟（Thomas Mun）的著作」。[12]該書的主題思想非常明確：重商的目標就是讓商品衝出國門，去賺外國人的錢。

  孟認為商人在國家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說「商人肩負與其他各國往來的商務而被稱為國家財產的管理者」。[13]他把商人這種職業看作是可貴的職業，並提出了一個全才的對外貿易商人所必需的12種品質。

  孟反對重金主義，反對當時的貨幣政策，要求取消禁止貨幣輸出的早期法令，提出了與之相反的應該准許貨幣輸出的主張。他說：「貨幣產生貿易，貿易增加貨幣。」[14]他還現身說法，敘述他曾向斐迪南一世公爵借款一萬英鎊，輸出到土耳其經營貿易，結果「口裡叼著一隻肥鴨回來」，所以投入流通的貨幣越多越好。為了說明貨幣能繁殖財富，他還形象地作了描繪，他說，這就好像耕種一樣，要多得糧食，就必須多撒種子。他還嘲諷堅持早期重商主義原則的人，說他們是一些蠢人，因為他們只見農夫的播種，不見農夫的豐富的收穫，也就是說禁止金銀輸出，就像反對農夫播種一樣荒謬。他在說明對外貿易的原則時提出：「我們還要指出的，只不過是如何將我們的金錢加在我們的商品上面。使他們一塊兒輸往外國，從而我們可以獲得更多的財富。」[15]輸出商品的同時也輸出貨幣，是為了先買進更多的商品來擴大對外貿易，再在適當的時候以高價賣給外國人，增加國家的財富。

  孟極力主張擴大對外貿易，認為對外貿易才是國家致富的手段。他在著作中著重論述了對外貿易問題，認為國內貿易不能使一個國家致富或貧困，因為貿易中雙方買賣的結果，不會使國家的貨幣財富增加，它只是對外貿易的輔助。對外貿易的好壞，是檢驗一個國家貧與富的標準，他說：「對外貿易是增加我們的財富和現金的通常手段，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時時謹守這一原則：在價值上，每年賣給外國人的貨物必須比我們消費他們的為多。」[16]孟在論述發展對外貿易時闡述了貿易差額理論，同時，他還認為擴大出口、發展對外貿易，對於發展工農業、國防、科學技術，都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可以擴大就業，富裕人民。

  孟還提出和論證了為保護貿易順差應採取的途徑和手段。他認為必須增加本國的產品輸出，縮減外國貨物的進口，並採取措施使本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順利地排擠外國競爭者。他並不要求在每次對外貿易中和每個國家都必須出超，而是要求國家每年出口商品的總值要大於進口商品的總值，實現總體出超。孟十分重視發展航運業和轉口貿易，這既是對外貿易的手段又是貿易的內容。他提出，出口商品要用英國自己的船舶運輸，以減少支出，增加收入。他還熱衷於發展同遙遠的殖民地，特別是同亞洲一些國家的貿易，因為這樣的貿易帶來了特別大的好處。他公開承認，英國人是靠亞洲人民而發財致富的，關於這一點，他在書中寫道：「我們在這些印度商品上所得到的財富，是大於出產它們的國家和本來擁有它們的那些人民的，這些商品本是他們的國家的自然財富。」[17]根據他的計算，用10萬英鎊從東印度買的胡椒，在義大利和土耳其至少可以賣70萬英鎊，所以他說「我們的國王和王國的最有利的貿易是在東印度的買賣的比例上」。[18]

  孟從發展對外貿易出發，提出了他對人口問題的看法。他認為生產者人數愈多，生產出來的產品就愈多，因而可以輸出的商品就愈多。「因為在人數眾多和技藝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業和國家富庶的地方。」[19]由於當時資本主義還處於初始階段，發展工業深感勞動力的不足，所以孟在主張發展對外貿易的同時，重視鼓勵增加人口。托馬斯·孟既羨慕又嫉妒荷蘭的經濟成就，他還主張禁止荷蘭在英國沿海捕魚，反對荷蘭在與亞洲若干貿易聯繫方面超過英國。

  托馬斯·孟提出了英國經濟擴張的綱領，他力圖推廣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經濟，使英國盡力對外擴張，壟斷整個歐洲的對外貿易，稱霸天下。他力主通過貿易對亞洲農業國進行剝削，推行殖民擴張政策，對殖民地進行掠奪和侵略。他的這些思想，表明了英國在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貪婪欲望，也表明其為發財致富而對殖民地進行剝削和掠奪的本質。托馬斯·孟的思想對於英國的經濟政策無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繼托馬斯·孟以後，英國重商主義思想中的商業擴張和殖民理論得到不斷的豐富和發展，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查爾斯·達維南特（Charles D』avenant）。

  嚴格說來，重商主義不能稱為一個學派，因為它既沒有學派的領導人物，也沒有授業傳道的門徒。雖因時間地點不同，重商主義者互有差別，但總結起來，他們的思想具有共同性，主要是：（1）國家主義的觀點。重商主義者認為國家力量的強大是發展經濟和聚集金銀財富的重要條件，他們反對封建割據，主張中央集權，反對分散的封建經濟和地方主義，提倡國家經濟、民族經濟，使本國自給自足，不依賴外國；強調一切經濟活動都應服從於增進國家富強及戰勝外國勁敵這一目標，凡有利於這個目標的就加以鼓勵，否則就加以干涉。（2）獎勵人口和管制食物價格。重商主義者主張增加人口有兩個理由：第一，大量的人口是軍隊的來源，從而可以增強國防力量；第二，大量的人口是勞動力的巨大源泉，從而會壓低工資，使出口商品價格便宜，既可加強競爭力量，擊敗外國商人，又可通過出超，換回大量金銀。為了增加人口，他們鼓勵早婚，獎勵多子女家庭，勸阻獨身和當修道士，限制人口移出，鼓勵人口移入；禁止人口遷移時把生產工具和製造圖紙攜帶出國，以免別國得到科學技術上的好處。為了維持眾多的人口，由國家管制食物的進出口貿易，降低勞動力價格和成本。（3）盡力積累貴重金屬。重商主義者認為金銀是天然貨幣，一個國家必須金銀多，才能使經濟繁榮，才可以擴大貿易，振興工業。（4）對外貿易是財富增殖的源泉。（5）強調生產勞動的重要性。要創造儘可能多的出口盈餘，必須使生產要素的利用達到最大限度，以增加生產，增加商品出口。重商主義思想家認為自然資源是財富的基礎，勞動是比自然資源更重要的要素。（6）航運政策。他們認為航運是重商主義國家對殖民地掠奪的重要工具，發展航運事業有極其重大的意義，它不僅能給國家帶來榮譽，而且運輸收入也能給國家帶來直接的利益。尤其是，強大的艦隊實質上是殖民帝國的支柱，是統治和鎮壓殖民地人民的工具。（7）殖民地理論。重商主義者把殖民地看作是宗主國的補充，認為一國工業原料不足而仰賴外國資源是違背重商主義原則的，只有從殖民地獲得原料產品，才可以使外來的商品也具備本國的性質。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必須依靠商業這個「經濟紐帶」，把帝國各部分結成一體，使宗主國與殖民地互相依存，讓殖民地滋養宗主國，限制殖民地同其他國家貿易，限制殖民地生產對宗主國有競爭性的商品。他們要求獨占殖民地，將其作為母國的銷售市場及原料供應地，並且認為一旦宗主國控制了殖民地同宗主國的貿易聯繫，一個新的產品銷售市場就形成了。[20]

  新航路開闢以後，人們原本狹隘的視野驟然開闊起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展現在人們面前，商業活動日趨頻繁，以商立國成為歐洲國家的潮流，向外擴張被奉為富國強邦的必由之路。商業資本家表現出積累財富和向外擴張的強烈欲望，商業資本與國家利益找到了一致的契合點和突破口。英國與法國、西班牙等國展開了以爭奪殖民地、海上霸權和商業霸權為核心的商業戰爭，民族國家間的競爭成為世界歷史的主題。在這個背景下，英國政府完全接受了重商主義的原則。

  隨著商業活動範圍及規模的迅速擴大，對外貿易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魅力，特許公司應運而生，在政府支持下募集社會資金，成為英國這一時期典型的組織形式。商業資本與政府聯合起來，力圖促進貿易順差的實現，以使別國的金銀儘可能多地流入英國。因而在實踐中，重商主義就體現為運用國家的力量獎勵工商業，發展航運，鼓勵出口，限制進口，大力推進商業活動，加緊殖民掠奪。

  英國是一個典型的重商主義國家，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英國能夠最大限度地發揮重商主義的歷史作用，同時又能最大限度地克服重商主義的消極影響。重商主義的這些理論對英帝國的影響是巨大的。自16世紀以來，重商主義就已風行英國，而18世紀是重商主義的頂點，有人認為，「重商學派是隨17、18世紀英國海外貿易的增長一同興旺起來的」。[21]

  重商主義思想中的國家主義觀點促進了英國民族國家的形成與鞏固，因為海外貿易和殖民擴張必須要有強大的民族國家做後盾，藉助國家的力量占有殖民地或武力奪取殖民地，國家干涉是重商主義理論的重要部分。[22]可以這麼說，「重商主義是統一的動因」，重商是為了「適應國家政治威力，尤其是軍事威力的需要」。[23]重商主義強調經濟力量服從於政治目的，力圖用國家的經濟政策代替地方性的或區域性的經濟政策；它既代表商業資本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又符合當時迫切要求擴大國家疆域和集中國家權力的王朝的利益。重商主義的人口理論促使人口增加和移民湧入，國家的陸、海軍力量不斷壯大，海外移民的不斷發展也促使帝國疆域的擴展。重商主義的貨幣理論也使得英國頒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貨幣輸出國外。重商主義關於發展對外貿易的思想，受到政府的採納，由此英國以「貿易立國」，加速原始資本積累。第一英帝國時期，英國的對外貿易全面擴大，與重商主義的政策是分不開的。重商主義政策充分表現在《航海條例》（Navigation Acts）上。1651年英國頒布了第一個近代的《航海條例》，它規定從殖民地輸往英國的物品必須由英國船隻運載，因此有學者說：「1651年通過的《航海條例》（這是長期議會的產物）中英國商業利益是至高無上的，這一點在先前的法令中已見端倪，而在王室復辟後更永久固化了。」[24]第二個《航海條例》於1660年通過，這個法案不僅規定殖民地的出口貨物必須由英國船隻裝載，而且禁止把某些商品特別是菸草和白糖等直接運往歐洲大陸。也就是說，它們必須首先運往英國，在那裡付了關稅，然後才允許運往別處。由此可見，殖民地是以宗主國的富強為鵠的的。[25]《航海條例》是典型的重商主義產物，後來，《航海條例》又被多次修改補充，日趨完善。英國靠航海政策來鼓勵造船業，壯大海軍力量，取得了海上霸權。這些法令都是專門針對殖民地貿易的，它們的目的是要在英國與殖民地之間溝通貿易，把購買殖民地的有價值的產品的權利留給英國買主，同時把殖民地市場留給英國的製造商，由此有意識地建立起自己的商業地位。英國通過採用重商主義的殖民地理論剝奪殖民地，藉助奴隸貿易和殖民地貿易獲取高額利潤，將一個沒有資源的國家變成了龐大的自給自足的英帝國。

  晚期重商主義十分強調國家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尤其是實施貿易保護。托馬斯·孟十分看重權力的干預作用，認為許多治理得好的政府，都極其重視對外貿易，精心愛護這方面工作，「不僅施行使之日益增進的政策，而且還用實力來加以保護，以防外來的種種損害」，這是「一個國家的正當原則」。[26]達維南特則主張：「關於貿易，政策應當在總體上像上帝那樣加以仁慈的照管」[27]，並認為，「如果立法機構和行政機關不運用其全部聰明才智積極干預的話，我們恐怕就會喪失我國對外貿易中最大、最有利可圖的那一分支」。[28]

  英國重商主義者不僅從觀念上強調國家干預，而且還就國家干預的具體施行即政府行為提出了一系列主張。托馬斯·孟曾強烈要求政府准許貨幣輸出以擴大對外貿易，尤其還明確主張，政府應制止大麻、亞麻等貨物的進口，嚴格執行防止「過分浪費的法律」，以糾正過多地消費外國貨物所造成的大量浪費和開支這一惡習。[29]達維南特提出，政府可依法設立貿易委員會，通過該委員會來維持良好的經濟活動秩序。[30]英國重商主義者還竭力主張頒發特許狀，建立專門公司，簽訂國際通商條約；為護衛國家和社會安全，要求維持一支強大的海軍。

  英國政府完全接受了重商主義者的主張，加強國家干預，以國家的權力來推進國內工商業的發展；加強對外貿易，積極拓展殖民地，並在此基礎上，通過不斷的商業戰爭和對外貿易，建立起了以重商主義為特徵的英帝國——第一殖民帝國。

  總而言之，重商主義與其說是一種理論，不如說是一種政策，它體現和影響著帝國政策的各個方面。第一英帝國的根本特徵就是重商主義，它是以重商主義殖民理論為指導思想的帝國，是一個商業帝國，它所關心的是商業利潤。在重商主義指導下建立起來的第一英帝國，集中體現在殖民地的貿易壟斷和帝國內的關稅優惠政策上：一方面嚴格控制歐洲其他國家與英國殖民地的直接貿易，另一方面對由殖民地輸入英國的貨物實行低關稅的特權保護。帝國希望通過這兩方面的政策，限制殖民地與宗主國及其他國家的商業關係，以此來保護英國的商業和航運業，維持商業和貿易霸權。在英國人看來，帝國就是對「殖民地、保護性商業制度、奴隸貿易、蔗糖貿易以及對印度的掠奪」。[31]英國的重商主義，是以英國民族國家為後盾爭奪海上及殖民地優勢、直至商業壟斷獨占的經濟民族主義，也是利用國家權勢，發展本國工商業，以增強國家實力的政策。從表面上看，重商主義對第一英帝國的政策影響，並不像後來自由貿易理論盛行時那樣直接或明顯，因為第一英帝國時期沒有任何政治家或政府宣布自己實行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與其他經濟學說不同，它既沒有學派的領導人物，也沒有授業傳道的門徒，而19世紀時期的很多政治家都標榜自己是亞當·斯密的學生，公開主張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但是，重商主義對第一英帝國的影響又是顯而易見的：一方面，重商主義的產生和發展是適應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和要求的，這一時期的政治家們和帝國政府深受重商主義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面，第一英帝國對殖民地的統治表現為政治上的控制鬆弛、經濟上的管控嚴格，建立在重商主義基礎上的壟斷性貿易政策就是一個充分利用英國當時在地理上和政治上的優勢地位，使之服務於英國國家利益的政策。因此，第一英帝國深深地打上了重商主義的烙印，重商主義是第一英帝國的本質特徵，是第一英帝國的立國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