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鐸初期商人的冒險活動

  新君主制肇始於約克朝，發展於都鐸朝，衰落於斯圖亞特朝。15世紀晚期，英國經過數十年的封建內訌，逐漸走出混亂的無政府狀態，迎來了王權統治的新時期。從都鐸朝建立之日起，英國在政治上實現了比以往更大程度上的統一，君主更加關注本國的對外貿易，執行重商主義政策，並採取積極主動的措施，推進與王室利益相聯繫的海洋事業，進而達到增強國家實力的根本目的。

  隨著30年之久的內戰「玫瑰戰爭」的結束，亨利七世在經歷了社會動盪和顛沛流離之後，登上了英格蘭王位。作為都鐸朝的開國之君，他清醒地意識到，長期以來王權受到削弱的根源，就在於封建領地軍事貴族的力量太強大，而這恰恰是等級君主制的致命弱點。都鐸王權建立後，他面臨著對內恢復秩序、安撫民心和對外謀求發展、打開國際局面的兩大任務。為了打擊貴族分裂勢力，他起用出身低微的新人，主要是鄉紳和市民階級，並通過擴大都鐸王權階級基礎的辦法，樹立新生王權的形象和威信。這也是他對內施政的出發點。同時，他還調整對外政策的基調，就是在重商主義的指導下，一方面保護和發展工商業，增加王室收入，鞏固都鐸朝統治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面鼓勵本國商人開展對外貿易和航海活動，反對外國人在英國享有貿易特權和對外殖民擴張的壟斷權。為此，他採取了如下具體措施：

  

  首先，施展「均衡外交」（diplomacy of balance），避免捲入國際紛爭，謀求歐洲列強對都鐸王權的承認。亨利七世運用靈活的外交手段，不失時機地與丹麥、佛羅倫斯、尼德蘭、法蘭西等國締結雙邊條約，在鞏固新王朝地位的同時，改善英國人從事貿易活動的外部環境。他把發展海外貿易同加強王權聯繫起來，主張英國的未來「必須依賴於貿易和海權」。由於都鐸朝剛建立，王權地位並不穩固，亨利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不得不考慮多方面因素，如國內貴族敵視法國的傳統心理，英國商人在海外的切身利益，如何與歐洲大國相處、打開英國外交關係的新局面等等。此時的英國，不是要像西班牙、法蘭西那樣去角逐歐洲的霸權，而是要謀求海外的實際利益。1486年，英國同法國簽訂貿易協定，清除一切有礙英法貿易關係的限制；1490年，亨利七世與丹麥國王約翰訂立和約，結束雙方的海上敵對狀態，使英國漁民獲得了到波羅的海自由航行的權利，也大大便利了英國人赴北大西洋海域開展探險活動。[1]葡萄牙的商人和水手在英國西部布里斯托等地的影響一直較大，現在他們把剩餘產品主要向低地國家的安特衛普（Antwerp）出口，與英國爭奪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為了避免貿易戰，1496年英王政府與尼德蘭簽訂條約，奠定了16世紀上半葉兩國貿易關係發展的穩定基礎。

  其次，推動聯姻外交，促成都鐸王室與大陸諸王朝的婚姻聯盟，依託歐洲大國提高自身的國際地位，並且為英國商人拓展海外市場。西班牙是當時歐洲最強國，貿易關係是英國發展與西班牙之間政治關係的前提。1489年3月簽訂的《坎波條約》（Treaty of Medina del Campo），旨在保證英西兩國商人的人身自由，規定他們在對方國家應當承擔的義務。同時，雙方還同意廢除所有對海上傷害實行報復的文件，把15世紀中期以來盛行的海盜行徑降下來。此後，英商也可以在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島進行貿易。該條約還就西班牙公主凱薩琳與英國王子亞瑟（Prince Arthur）訂婚作出決定，據此1501年兩人結婚，使英西關係進入蜜月期。這樣，都鐸政權第一次得到大陸一個強國的承認，為英國進一步發展與歐洲國家間的關係開闢了道路。次年，亞瑟王子因病去世，亨利七世又積極促成次子亨利與凱薩琳的婚姻，以延續英西兩國的聯盟關係，避免法國與西班牙的聯合。[2]1502年，亨利七世還讓長女瑪格麗特（Margaret Tudor）同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四世（James IV）訂婚，此舉埋下了日後蘇格蘭的斯圖亞特王室入主英格蘭的伏筆。王室聯姻雖然是中世紀歐洲的一種政治傳統，但是亨利七世推動的聯姻外交，一方面反映了當時弱小的英國急於打破歐洲強權封鎖、爭取國際承認的願望；另一方面則促進了英國呢絨的銷售，使英國的船隻可以進入冰島漁場，逐步改變英國人在對外經濟活動中的被動局面。

  再次，實施《航海法》（Navigation Act），提升英國人參與海外貿易、殖民競爭的能力。中世紀後期，英國始終處於內憂外患的混亂狀態，妨礙了國家的統一，也削弱了英國發展經濟的能力。由於外國人控制著英國的大部分外貿經營權，英商在與外商的競爭中處於劣勢地位。1381年，理查二世時期頒布了第一個《航海法》，它規定英商必須用英國的船隻輸入和輸出貨物，當時由於缺少船隻，這些規定並未能得到切實執行。都鐸初期，外國人在英國仍舊享有貿易特權，這種情況使英國人不滿，他們迫切希望排除外商特權。在亨利七世的推動下，英國議會於1486年通過了新的《航海法》，規定向英國輸入波爾多（Bordeaux）的葡萄酒和土魯斯（Toulouse）的菘藍等，均須由英國的船隻、且由英格蘭、愛爾蘭或威爾斯的船員從上述地區或從加萊裝運，違者將沒收貨物。[3]《航海法》實施後，不但降低了因雇用外來船隻運輸而上升的英國呢絨價格，也大幅度增加了英國產品的出口。不過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該條例仍然難以得到嚴格的執行，[4]所以像1381年的《航海法》一樣，都鐸初期頒布的《航海法》多停留在法律條文的層面。有所不同的是，亨利七世頒布條例的目的是為了鼓勵發展英國的海外貿易和航海事業，反映了英吉利民族意識增長和商業資本活動加強的事實。

  最後，採取發放新船建造補助金等措施，扶持和推動造船業和航運業的發展，為英商順利進入海外市場創造條件。「英國正如其他西歐國家一樣，認為它很有必要去分享新世界的財富，並且發現安特衛普市場是它採取這種措施的方便之門。」[5]在英王室的默認和支持下，英國人穩步推進自己的海外事業，他們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直接開展貿易，以及後來開拓同伊比利亞人主導下的馬德拉群島和亞速爾群島的貿易，初步奠定了英國未來大西洋航線和北美殖民擴張的基礎。亨利七世把鞏固都鐸新君主制與推行對外貿易緊密結合，為發展與東部地中海沿岸的長途貿易開闢了通道。除了由亞洲轉運到敘利亞的阿勒頗（Aleppo）[6]、大馬士革（Damascus），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的香料外，義大利的精美織物、珠寶、武器和玻璃製品，以及希臘的坎迪亞（Candia）和開俄斯（Chios）[7]的烈性白葡萄酒，也都為英國各地的冒險商人提供了豐富的裝載貨物。在重商主義政策的驅使下，英國人從坎迪亞運來大量酒類商品，對威尼斯人在該地區的壟斷利益構成了直接威脅。於是，威尼斯政府試圖通過增加進口關稅來排擠競爭對手，英王則在義大利的其他城市中尋找盟友，對威尼斯的商業壟斷實施報復。由於佛羅倫斯等城市贊同英王的政策，亨利七世便同這些城市訂立了商約。此外，他還著手在比薩建立一個類似於加萊那樣的羊毛出口集散中心，這項計劃使比薩成為英國羊毛在地中海貿易區獨一無二的集散地，而這個體系將威尼斯人排除在外，最終威尼斯人被迫放棄敵對態度，英國人在利凡特的貿易順利發展起來。

  英國的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作為一種有意識的官方行為，起步相對較晚。愛德華四世經營對外貿易，很大程度上是國王的一種私人行為。在哥倫布為西班牙王室發現新大陸、達·伽馬為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開闢到達東印度的新航路之後，亨利七世才接受了威尼斯航海家約翰·卡波特的建議，同意他代表英國去冒險，尋找一條繞開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勢力範圍、直通東方的黃金與香料之路。對於英國人來說，他們走出國門、向外發展的過程並不順利，起初遇到了許多來自外部的壓力或障礙。先是漢薩商人的貿易特權，這個以德意志北部城市為主結成的商業同盟，是中世紀德意志地區王權力量弱小、地方割據勢力強大的產物。由於德意志始終未實現國家的政治統一，這個組織鬆散的城市同盟缺少民族國家的支撐，在與以專制王權為核心的英國民族國家進行的鬥爭中失敗後，被排除出商業競爭。此後，伊比利亞人成為英國人發展海洋事業的最大障礙。15世紀，當葡萄牙、西班牙將阿拉伯人趕出伊比利亞半島時，專制王權和民族國家在這裡確立起來。他們還充分利用羅馬教廷的神權力量，扼制其他民族國家的成長。在這種限制與反限制的競爭中，英國與西班牙、葡萄牙的衝突在所難免，這個衝突涉及國家的核心利益，其結果將決定英國未來的發展方向，並決定整個歐洲海洋利益的格局。

  我們不可低估都鐸初期在推進海外殖民事業中的開創性作用。實際上，「英格蘭海上貿易在都鐸王朝前期經歷了一系列重大轉變：本國商人逐漸取代外國商人；貿易海域擴大；毛紡織工業的發展給英格蘭商人在海外的競爭帶來了優勢。」[8]由於呢絨業發展步伐加快，都鐸初期的英國，已從單純的羊毛原料輸出國，開始向呢絨輸出國轉變，而呢絨業的進步又促進了對外貿易的擴大，反過來進一步增加了對羊毛產品銷售市場和原料市場的需求。[9]經濟變化同重商主義的基本國策一起，推動了英國的殖民擴張。不論英國巨量的海上貿易是何時增加的，「為了保護海上貿易，發展海上強權幾乎是必不可少的。的確，任何海上力量獲得發展，除了貿易保護這個直接或間接原因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原因，這是值得懷疑的。同樣，如果沒有大量的海上貿易作後盾的話，海上艦隊不論何時為了其他原因而建立起來，它們都會很快地消失和死亡……」因而有學者認為，「亨利有理由成為不列顛貿易之父，這種說法很有說服力。」[10]在同時代的歐洲君主中，亨利七世「在推動新大陸發現上的貢獻僅次於斐迪南和伊莎貝拉」。儘管這個說法有所誇張，15世紀英國人的海外活動尚無法與伊比利亞人等量齊觀，但從亨利七世對貿易的重視來看，這種說法也不是沒有道理。

  對於那些進入北大西洋水域開展探險活動的冒險者，或者對於那些追求發展與新大陸的聯繫、或發現通往東方海上通道的航海家，亨利七世給予一定的支持，這不但是為了褒獎他們的貢獻，也是希望他們能帶來利潤回報。15世紀90年代，在西班牙經商的那些英國人中，有一群活躍的布里斯托商人，像索恩家族（Thornes）、巴洛家族（Barlows）和弗蘭普頓家族（Framptons）等，在南部的安達盧西亞古城塞維亞較有影響，他們參與了西班牙對加那利群島的征服活動，其中，索恩家族長期在布里斯托、賽普勒斯、羅德島、塞維亞經營葡萄酒，在加那利群島和亞速爾群島經營食糖，在冰島經營鱈魚。在加那利群島，他們還擁有自己的貿易代理人，甚至遠及西印度也有其代理人。從1479年起，在將近40年時間裡，老羅伯特·索恩（Robert Thorne，the elder）積極從事從布里斯托到西班牙、葡萄牙、冰島以及其他地方的貿易，曾和休·埃利奧特（Hugh Elyot）一起參與對紐芬蘭的「發現」。他在給國王的信中強烈要求：「英國應在海外探險事業中勇往直前，應該嘗試尋找西北航道，到達一個比葡萄牙國王的黃金和香料更多的地方。」[11]休做過布里斯托治安法官，1492年以後經營法蘭西、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貿易。老羅伯特做過布里斯托市長，他死時留下一個兒子，和自己同名。小羅伯特·索恩也是個商人，長期僑居西班牙的塞維亞，他在那裡聽說過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發現的熱帶地區國家。他夢想為英國建立一個與伊比利亞的海外帝國相競爭的新帝國，還聲稱他父親和休是先於約翰·卡波特發現美洲的英國人，時間大約在1494年以前。這個說法得到了約翰·迪博士的支持。[12]1501年和1502年，布里斯托商人兩度到新大陸冒險，為英王帶回了「戰利品」，其中包括野貓、鸚鵡和愛斯基摩人（Eskimoes）。[13]不過，保羅·布特爾教授認為，從紐芬蘭島上抓來的俘虜「並不是愛斯基摩人，而是印第安人，他們也是第一批抵達英格蘭的美洲印第安人」[14]。

  在新君主制的庇護下，都鐸君主和英國民族國家構成一種相輔相成的依存關係，前者是後者的象徵和保障，後者是前者的依託和後盾。民族國家初期，英國的最顯著特點是，新君主制的鞏固、宗教改革的推進和海外貿易、地理探險與殖民擴張等海洋事業的發展。都鐸初期，英國人的海外貿易與遠征探險等活動更加活躍，亨利七世不但意識到擴大海外貿易與殖民擴張之間的關係，而且十分重視外貿之於都鐸君主制和英國民族國家的重要性。

  不可否認，亨利七世通過各種手段打破了英國的外交困局，為民族國家發展和海外殖民貿易擴張創造了有利的國際環境。到他去世時，英國的外貿總量已經大大超越前代，英國的海上力量穩步進展。其實，享利七世對英國海洋事業的最大貢獻，不在於他建造了多少新的船隻和港口設施，或者提供了多少財政支持，而在於他把重商主義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確定下來，並加以切實的貫徹，而這項國策對於英國的經濟持續發展和海洋事業的崛起，產生了持續而長期的重要影響。他藉助於新君主制和民族國家的力量，為英國帶來了豐厚的經濟利益，他死時為國家留下了一筆數量可觀的遺產，提升了英國參與海外競爭的物質力量。亨利七世死後，英國人繼續執行重商主義原則，履行英國和西班牙之間的商約，並與低地國家結盟，緩和與丹麥的關係，取消漢薩同盟在英國的特權，確保英國對外貿易和海洋事業的發展。

  都鐸早期海洋事業的發展，既要歸功於亨利七世，又應歸功於他的兒子亨利八世。在英西關係問題上，如果說亨利七世對西班牙聯盟有所依賴的話，那麼，亨利八世一方面遵從父命，娶其兄長亞瑟的遺孀凱薩琳為妻，使英西王室聯姻關係得以延續[15]，另一方面則試圖擺脫對歐洲列強和羅馬教廷的依賴，推動英國朝著政治上獨立自主的方向發展。在處理外交事務時，他充分利用民族國家的力量，讓英國人服從或服務於他的個人慾望和專制野心。他先是與英國的傳統宿敵法國展開鬥爭，繼而藉助於宗教改革，對抗歐洲最強大的國家西班牙，把外來干涉勢力的象徵天主教教會趕出英倫三島，在實現王權與民族國家有機結合的方向上，將都鐸君主制推向了極致。

  繼位之初，亨利八世耽於享樂，無心政事，把幾乎所有的國務都交給了位高權重的紅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兼大法官托馬斯·沃爾西（Thomas Wolsey）。亨利八世不像他父親那樣精明，也沒有那樣勤勉，但他敢作敢為、好大喜功，又是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君主。

  他也是海洋事業的贊助者，敢於藐視看起來強大的西班牙，支持普利茅斯、南安普頓和倫敦的商人從事與非洲幾內亞及南美洲巴西的貿易，支持冒險家去開拓英國人一直在尋求的、通向東方的西北通道。1521年，亨利八世和沃爾西推動一項探險計劃，他們建議倫敦的同業公會資助西北通道探險活動。由於倫敦商人對約翰·卡波特的失敗記憶猶新，他們對這種探險能否成功持懷疑態度，並拒絕捐款。而與倫敦的冷漠形成反差，布里斯托商人願意為探尋承擔資費，他們裝備了兩條船，但遺憾的是方案尚未付諸實施就流產了。1525年，義大利人保羅·森圖里奧尼（Paolo Centurioni）來到英國，他就北方探險問題與英王交換看法，可惜他不久病逝了。此後，亨利八世為了離婚問題與教皇爭執，並進而發動宗教改革，因此無心他顧，海外探險的方案遂被擱置了。如果不是這些事務的干擾，他或許在海外拓展方面會有更大作為。

  儘管如此，英國的私人海上活動仍在進展。16世紀初，英國的商船冒險向西遠航，抵達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的重要港口加的斯、聖盧卡（San Lucar），以及15世紀時就已成為貿易中心的內河港口塞維亞。1517年，西班牙的第五代梅迪納·西多尼亞大公（Duke of Medina Sidonia）授予英國人特權，允許他們在聖盧卡港開展貿易活動。於是，英商把其業務集中到聖盧卡。在西班牙南部的莫雷納山（Sierra Morena）和內華達山（Sierra Nevada）之間的安達盧西亞地區，他們不僅獲得了西班牙的酒類、水果、油等商品，而且取得了通過轉運來的義大利和利凡特的商品，以及產於西印度群島西班牙殖民地的獸皮和蔗糖。布里斯托依靠有利的地理條件，在向西拓展的海外貿易中取得了明顯的優勢；倫敦和英國南部沿海諸港口也參與了這種貿易活動。在加那利群島，布里斯托商號保持著代理商的地位。1526年以前，布里斯托人托馬斯·提森（Thomas Tison）已發現了通往西印度群島之路，他在那裡住下來，為索恩家族和其他英國商人提供代理業務。[16]

  1519年8月，一支西班牙船隊在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的率領下開始環球航行。船隊在1522年9月初回到西班牙，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環球航行。但此航行卻引發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激烈爭論，雙方都堅持認為香料群島位於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歸自己管轄。此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考慮出售他的權利，他暗示英王可能是買主。亨利八世指示英國駐西班牙大使愛德華·李，要他報告有關香料貿易的價值，李便與在西班牙經商的小羅伯特·索恩進行商討。從小羅伯特1527年的一封答覆函[17]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考慮英國的太平洋冒險計劃。他不但論證了藉助於北方通道到達亞洲的可行性，而且在備忘錄中提及了一個具體的探險方案，想以此表明他所期望的就是「要弄明白北方海路能否到達北極」的難題。1530年，小羅伯特·索恩和羅傑·巴洛（Roger Barlow）共同起草了一份《印度群島之聲明》（The Declaration of Indies），呈交給國王，其中聲稱老索恩和休·埃利奧特發現了美洲海岸。雖然文稿中使用了「發現」一詞，這並不意味著老羅伯特和休就是那塊陌生土地的最早發現者，這裡只是想表達他們對一塊已知的陸地進行了充分考察的意思。[18]巴洛出生於經營呢絨貿易的商人家庭，16世紀20年代赴塞維亞經商，後來追隨塞巴斯蒂安·卡波特（Sebastian Cabot）赴南美冒險，探查了南美僅次於亞馬孫河的第二大河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離開西班牙返國後，巴洛支持國王對威爾斯的政策，又在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的運動中獲益，1546年購買了彭布羅克郡（Pembrokeshire）的斯萊拜切莊園（Slebetch Manor），同時又保持著他在倫敦和布里斯托的貿易網。據說，他是第一個踏上廣闊的阿根廷大草原的英國人，也是一個到過聖克魯斯（Santa Cruz）[19]的早期航行者。他的最大願望就是乘英國航船橫渡大西洋，獲取有關這條航路的信息。在《地理學概要》（A Briefe Summe of Geographie）一文中他曾說那條最近的北方通道是上帝為英國人保留的。羅傑·巴洛和小羅伯特回到英國後，購買了一條用於探險的船隻，但後者很快就死了，而巴洛則因境況不佳，無法單獨實施探險計劃。巴洛曾向英國政府提出過他們的航行方案，結果也是一無所獲。

  不過，人們發現《印度群島之聲明》是現代散文的一朵奇葩，值得一讀。按照小羅伯特·索恩的理解，「印度」是指一塊迄今尚未被發現的大陸，它和許多島嶼一起被統稱為「尚未確認的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他堅持認為，由於西班牙人繞過美洲南部到達了東印度，英國人就有可能繞過這塊新大陸的北部，找到一條到達亞洲的捷徑。根據他對地球的測量，這條便捷通道比經過好望角，或經過麥哲倫海峽（Strait of Magellan）的那條航線要短，而且，由於熱帶地區並未被證明熱到難以忍受的程度，北極地帶也不至於冷到不可忍受。小羅伯特據此建議，探險隊離開英國後，可適當朝北航行，然後穿越北極，進入太平洋，他希望在廣闊的太平洋中發現一個既不屬於葡萄牙、也不屬於西班牙的新地理區域，這個區域將由英國人控制。小羅伯特關於北方航路的設想，對英國探險方向的選擇，長期起著支配作用。1527年，來自埃塞克斯的水手約翰·盧特（John Rut）在義大利航海家的幫助下，率領一支由兩艘船組成的探險隊，按照托馬斯·沃爾西設定的方案去探尋北方通道。他指揮「瑪麗·吉爾福德」號（Mary Gilford）沿著北美海岸向南航行，行駛至西印度群島，在東部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聖多明各（Santo Domingo）停靠了一段時間，試圖找到在哈德孫河（Hudson River）入口因風暴而失散的「薩姆森」號（Samson）伴船。有記錄以來，英國船隻第一次闖入了屬於西班牙勢力範圍的美洲加勒比海地區，[20]但是，探險者尋找一條到達東亞捷徑的願望最終沒有成功。

  15世紀中後期，英國的海外探險殖民活動幾乎都以失敗告終，主要原因是，英國人受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壟斷勢力的排斥，還有羅馬教皇司法管轄權的束縛，以及航海經驗和科技水平的制約。當然，不可以一時成敗論英雄，帝國啟動之時的英國海外活動成也好、敗也罷，都構成英國早期殖民擴張史的重要內容，透過這些歷史的現象可以看到，它們為後來的英國海上事業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學徒期。可以說，狂熱的帝國野心、成熟的航海技術、豐富的遠洋經驗，以及關於新大陸的地理學知識，都是通向成功的海洋探險和偉大的地理發現的前提。此外，如何從一次次的失敗中總結經驗、記取教訓，也是英國人在開拓海洋中必須面對的問題。都鐸早期的海外探險嘗試，對於後來繁盛的英國海洋事業來說具有不可多得的意義。都鐸君主把加強王權同民族國家結合在一起，他們推行的重商主義政策促進了英國海外貿易和海外探險的欲望，從而為未來的英帝國奠定了基礎。